“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以元祐两案看宋代朋党及其对世风的戕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朋党论文,世风论文,宋代论文,其对论文,君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26(2002)01-0158-08
旧史对熙丰绍圣及至政宣的王安石—脉持痛贬的立场，所以说：
（章）惇作相，专务报复，首起朋党之祸。（注：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5页。）
此说似难尽吻实情。宋代自太祖开国即力戒朋党，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李符之贬徙岭表就是因为太宗“恶其朋党”（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太平兴国八年四月壬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册，第207页。）。宋代因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注：叶梦得：《避署漫抄》，转引自《宋人佚事汇编》卷一太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册，第7-8页。宋代对士人之处罚比之前朝后代可谓甚轻。方孝孺式的灭族之事自然未及一见，诛杀文臣以至士人，亦为极端之罕例。士人之至冤者乃为陈东，但高宗不能不旋即“悔过”。陈东死后，高宗屡屡表示“朕甚痛之”，“深悔过之”，直到绍兴四年(1134)还说：“八年于兹，一食三叹。”（《少阳集》卷六《追赠朝奉郎秘阁修撰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四库全书》集部第75册，第330页）。又，胡铨上书“请诛秦桧以谢天下”高宗震怒，欲杀铨。“谏者以陈东启上，上怒为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请斩秦桧》，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页）。可见高宗对陈东之冤死有特殊敏感。从正面之赏和反面之罚之积极消极两个方面而言，宋代实为我国士人生存环境最好的时期。）的祖宗家法，言禁宽松，至仁宗后朋党已为朝政的寻常风景。景祐（1034-1038年）时范仲淹被黜知饶州，措手相援的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也以朋党坐贬。王安石以顺昌逆亡的态度待异同，“朋党之祸”可谓已起（注：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六谓：“介甫用事，坐违忤斥逐者，虽累经赦令，不复旧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09页）司马光与王安石虽为政治敌手，但司马光此说确为实情。）。元祐更化，“君子党”当道，但朋党之祸并未止息。所以章惇兴祸并非“首起”，其过只在“专务报复”而使党祸“于今为烈”。
宋代的朋党问题从太宗朝一直到宋亡，时起时伏，本篇考察的范围仅限于哲宗元祐年间，理由主要还不是因为这一时期朋党的倾轧特别激烈，而是因为这一时期是所谓“君子”党得道的时期，而“君子”党也以同样手段处“小人”，以至于“君子”间相互攻讦与小人无异，所以朋党的特点，尤其是朋党的危害，在这一时期表现得特别充分。
车盖亭诗祸和对不同政见者的严厉贬斥
熙宁对不主新法者一概罢斥，至有元祐之反动。但元祐得势之旧党，亦乏容纳之襟怀，在废新复旧的同时，对新党同样还以颜色，一概排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枢密使章祐、提举市易司吕嘉问等悉遭重贬。梁焘又开出所谓王安石与蔡确“亲党”的名单，王安石亲党计有蔡确、章祐、吕惠卿、章祐、安焘、蒲宗孟、王安礼、曾布、曾肇、彭汝砺、陆佃、谢景温、黄履、吕嘉问、沈括、舒亶、叶祖洽、赵挺之、张商英等三十人；蔡确党计有安焘、章惇、蒲宗孟、曾布、曾肇、蔡京、蔡卞、黄履、吴居厚、舒亶、王觌、邢恕等四十七人。尚书右仆射范纯仁以为“确无党”，尚书左仆射吕大防以为“确曾有党在朝”，尚书右丞刘挚也说“确曾有党在朝”（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六元祐四年五月辛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4016页。）。
当时朝廷正发生着一场大争论。起因是由蔡确的一首“怨诗”引起的。蔡确被贬地方后，游车盖亭，赋诗十章。时知军吴处厚与蔡确有旧怨，笺注奏上，说诗中多涉谤讪。尤其是其中“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一句，被解为以唐武后事隐射高太后（注：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概括其事，曰：“郝处俊封甑山公，唐高宗欲逊位天后，处俊上书谏，此事正在上元三年。今皇太后垂帘，遵用章献明肃故事，确指武后以比太后。”引自《宋诗纪事》卷二十二《蔡确·夏日登车盖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册，第549页。吴处厚原奏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五元祐四年四月壬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4004-4006页。奏后注谓据王岩叟记上于四月五日。）。
此事一出，“清议沸腾，一日之间，传满都下”。左谏议大夫梁焘说当年神宗因为太子年幼而请太后垂帘，“确备位宰相，亲见本末”，今天再说这样的话，就是“包藏祸心”，要求“依法施行，以快忠义之心，以为奸凶之戒”。右正言刘安世也要求“早正典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五元祐四年四月壬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4006-4007页。奏后注谓，刘安世分别于七日与十日两次上书。）。
因为此事成立，便是不赦的大罪（刘安世奏便谓该当“大不敬”），进出之间差别巨大。也是因为此事颇有待发之覆，比如对诗意所诂是否确当，吴处厚是否公报私仇，所以在穷治的喧嚷中，也不乏慎重的议论。当时知杭州的苏轼，曾因诗被锻炼成狱（“乌台诗案”），他的上书便极具苦心。他说：
若深罪之，则议者亦或以谓太皇太后陛下圣量宽大与天地等，而不能容受一小人怨谤之言，亦于仁政不为不累。臣欲皇帝陛下降敕，令有司置狱，追确根勘，然后太皇太后内出手诏，云：“吾之不德，常欲闻谤以自儆。今若罪确，何以来天下异同之言。矧确尝为辅臣，当知天子大义，今所缴进，未必真是确诗。其一切勿问，仍牖朝堂。”如此处置，则二圣仁孝之道，实为两得。（注：《苏轼文集》卷二十九《论行遣蔡确孔子》，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册，第837页。）
不罪蔡确不是为了蔡确，而是为了显示二圣的“仁孝之道”。不论苏轼是否相信蔡确有罪，这样迂回的表述本身，说明苏轼已深感挽回此事的艰难。中书舍人彭汝砺上书前“夙夜反覆顾虑，至废寝忘食求于义理”。他在上书中说：“今缘小人之告讦，遂听而是之，又从而行之，其源一开，恐不可塞。”“确罪戾著于朝廷者众，苟欲废夺，理无不可，何必用处厚言哉？”（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五元祐四年四月壬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4008页。据奏后注谓为四月十三日上。）以后他多次上书，都强调“小人告讦”，在当时不主罪蔡确者中态度可谓最为鲜明。可见他研判蔡确诗（所谓“反覆顾虑”，“求于义理”）的结果是并不相信蔡确诗意含悖逆。即便如此，他在上书中仍不得不作出前提性的表态：“蔡确言所非宜，固自有罪。”（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六元祐四年五月庚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4020页。）
当时最活跃的是梁焘和刘安世。不仅频繁上书，而且调子极高，必欲置蔡确和“确党”于死地而后快。针对彭汝砺说的小人告讦，刘安世说：“夫告讦不可长则是矣，至于睥睨君亲，包藏祸心者，乃为可长乎？”梁焘的话和他如出一辙：“如为告讦之风犹不可长，则如确悖逆者其可长乎？告讦之长不过倾陷一夫一家，悖逆之长至于危乱天下。”他们把不同政见者一概斥之为“非出于畏忌，即是牵于朋党”，说现在是“忠于确者多于忠朝廷之士，敢为奸言者多于敢为正论之人”（梁焘奏）。梁焘和刘安世以忠正自比，四面出击，不仅像彭汝砺那样的持异议者，即使缄默不言，也难逃他们的锋芒。御史台最初没有上言。他们即说：“御史台职在按举，曾无一言，挟邪不忠，党恶无惮，未见如此之甚者。”（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五元祐四年四月甲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4010页。）（梁焘、刘安世等合奏）以后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表示并不赞成以诗治蔡确之罪，当然就更不能为他们所容。
在一片扰攘中，事主蔡确有一篇自辩，其中这样说：
前年夏中在安州，其所居西北隅有一旧亭，名为车盖，下瞰涢溪，对白兆山。公事罢后休息其上，耳目所接，偶有小诗数首。并无一句一字辄及时事，亦无迁谪不足之意。其辞浅近，读便可晓。不谓臣僚却于诗外多方笺释，横见诬罔，谓有微意。如此则凡人开口落笔，虽不及某事，而皆可以某事罪之曰有微意也。（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六元祐四年五月戊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4017页。）
书中对所谓隐射高太后事辩之尤详，说明两事“绝不相类”。从当时的处境看，蔡确心怀怨望并不奇怪，他既以诗的形式抒发“微意”，也完全可以做到讲“时事”而不及时事。但如果以“多方笺释”来确定“微意”，则“微意”的客观界限将不能维持——“凡人开口落笔”不再能有避免陷入“微意”的形式保障。不论蔡确在诗中有没有“微意”，他的疑问确有道理。可当时的气氛一如王安石时代，异己已不能为世所容。这对蔡确而言，也许只是没有钻过一个空子，但对后世而言，而开了随意入人于罪的恶例。
当讨论蔡确的处置时，范纯仁说：“方今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范存仁不同意重罚蔡确，不过话说得很迂曲：
陛下临御以来，政化清明，如青天白日无轻氛薄翳，道德纯备，如精金美玉无纤瑕小疵。今以一蔡确之故，烦朝廷行希阔之刑，天下久安，人所罕见，必生疑骇。复恐贻之将来，垂之史策，薄有疑义，则于圣德神功，深为可惜。（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七元祐四年五月丙戌、丁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4026页。）
吕大防、刘挚以为蔡确当重贬，但因其母老，可以不往岭峤。高太后决定贬蔡确为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并不容置疑地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七元祐四年五月丙戌、丁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4028页。）这是最严厉的安排（注：太宗时“卢多逊之流崖州也，（李）符白赵普：‘朱崖虽远在海中，而水土颇善。春州稍近，瘴气甚毒，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逊处之。’普不答，于是即以符知春州，岁余卒。”（《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太平兴国八年四月壬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册，第207页。）符之死未必因为春州之瘴气，但此段记载可见，春州在宋人意识中早已被视为了畏途。）。范纯仁与尚书左丞王存“留身帘前，合力固争”（注：《宋宰辅编年录》卷九元祐四年六月甲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册，第583页。），想有所挽救，但太后的主意已断然不能改变。范纯仁出宫后对吕大防说：“此路荆棘近七十年矣，奈何开之，吾侪正恐亦不免耳！”（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七元祐四年五月丁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4028页。）范纯仁的话不幸而言中。以后他和刘挚都被贬往岭南，吕大防亦死于徙贬的途中。
范纯仁的努力对救助蔡确没有起到作用，一是因为高太后的态度之决然，也是因为范纯仁自己已陷入了朋党的指责。刘安世等在侦得范纯仁态度后，即将当时不主张严治蔡确的主要人物指为一党，而范纯仁被作为其党的主角。刘安世曾于进对时专谈此事，次日复又上书，称：
臣伏见彭汝砺与曾肇同为中书舍人，公然结党，范纯仁既是本省官长，日得亲见，朝廷密命，无不关与。而又汝砺亲弟汝霖，取李常之侄女，庙堂之论，悉使传报。故御史台表里通同，殊无公道。窥视执政之意，旋立议论。纯仁所议，虽违法害义，无敢纠驳。稍异己者，则必承望风旨，连章绳治，皆有实迹，未敢尽举。姑以蔡确之事，试为陛下陈之。向者吴处厚缴进确诗，其徒大惧，巧言救解，情态万状。纯仁备位宰相，见确无礼于君亲，不以疾恶为心，乃喻汝砺及曾肇，以谓“告讦之风不可长”。汝砺等既闻其语，即时传报李常，是以御史台依违观望，不复按劾。（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七元祐四年五月庚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4021-4022页。）
书中还多有对范纯仁之“党”“朋奸罔上”的指责。若君上不执于一偏，这样的指责至多只可备疑。因为范纯仁、李常、彭汝砺在熙丰时都曾遭贬抑，与蔡确并非一路；再说蔡确戴罪出贬，早已出局，“营救蔡确”（上引奏中语）只能沽祸，而不能得利，是故全无必要。范、李、彭等之所以“巧言解救”、“不以疾恶为心”，实在是因为此事于理还多有未尽。
但当时太后决意已坚，此类指责，加上范纯仁的立场，终于使范纯仁遭到了贬黜（知颖昌府）。和他同向太后力争的王存被罢知蔡州（太后说：“王存殊无执守。”（注：《宋宰辅编年录》卷九元祐四年六月甲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册，第584页。）衔恨很深）。王存等是六月出贬的，五月中丞李常等已被罢职。李常因主张“以诗罪确，非所以厚风俗”（注：《宋史》卷三四四《李常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册，第10931页。）。被贬知邓州。中书舍人彭汝砺因为连续上书，又以“罗织”（注：《宋史》卷三四六《彭汝砺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册，第10975页。）的理由封还词头，被贬知徐州。侍御使盛陶则因为主张“注释诗语，近于捃摭，不可以长告讦之风”（注：《宋史》卷三四七《盛陶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册，第11006页。）。贬知汝州。此外，曾肇、翟思、赵挺之、王彭年等都坐不举劾而罢去。
由车盖亭诗兴起如此大狱，高太后起了关键作用，但党同伐异的风气也有很大的责任。司马光等旧党人物重掌大权，没有汲取熙丰时的惨痛教训，缺乏容人之量，刻薄之气相激相荡，终使睚眦之隙亦成千钧之仇，为以后更严厉地清算不同政见者埋下了伏笔。
“洛蜀党议”
元祐初新党势力尽斥后，被旧史称为“君子”的元祐诸臣，又因理念以至风格、趣味之不同，分裂为洛蜀朔三党（注：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三谓：“当时有洛党、川党、蜀党之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6页）王应麟《小学绀珠》卷六《名臣》下《元祐三党》“川党”作“蜀党”。（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玉海》附录，第114页上。）。三党名称，由其领袖籍贯而来。洛党领袖为程颐，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蜀党领袖为苏轼，吕陶等为羽翼。朔党以刘挚、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羽翼甚众。
洛党的政见，与王安石多有异同。他们也像王安石那样，主张以理想来改造现实，他们所本的理想也是所谓“王道”的典范唐虞三代。不仅在理想方面，在具体主张方面也是这样。比如王安石以为：“今人才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注：《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册，第3617页。）程颢则以为：“今师学废而道德不一，……秀民不养于学校而人才多废。”（注：《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一《论十事札子》，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册，第453页。）在这一点上，两者的看法完全一致。程颢曾上神宗书，其中有关井田、兵归于农、帝王必立师傅等等的主张，也多与王安石一致。熙宁二年程颢参与考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就是因为有相同认识的基础。
洛党与王安石也有不同，比如王安石特重法，而洛党偏重人。程子曾说：“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为急务，人才不足，虽有良法，无与行之矣。”（注：《二程集》《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论政篇》，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册，第1210页。）这是两者显著的不同处。
蜀党对政事的看法较洛党柔软，言事论理不执于一端，所以他们并不强调某种理念，也不认为某种制度独胜。而两党领袖的趣味、性格尤其表现出不同。比如洛党领袖程颐“不欲为闲言语”，援古句“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说作诗是浪费生命，所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个字上”（注：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程正叔不欲为闲言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蜀党领袖苏轼则极好词采，以为”世间乐事无逾此者”（注：何遠：《春渚纪闻》卷六《东坡事实》，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9页。）。程颐严肃有余，完全没有幽默感，苏轼则是在诗文书画诸方面都极显才华的大才子，性格中“活泼”的成分也较多。
朔党不同于洛党之处，在于朔党多为实务派官员，所以较重经验。王安石与洛党都喜欢讲唐虞，讲三代，讲“王霸之辨”。而朔党不讲三代那样玄远的理想，而注重王安石与洛党看不起的汉唐经验，主张通过权衡汉唐的利弊，来进行逐步的改良。激进派对这样的“实际”主张不以为然，以为这样的主张行之于平稳治世，也许是得策，但用之于大变革时期未免缓不济急。就如程颢对司马光自比“人参、甘草”所说：“病未甚时可用也，病甚则非所能及。”（注：《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洛阳议论》，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册，第110页。）（司马光在元祐时尽反熙丰，“人参甘草”成了“烈药”）。
洛蜀朔三党，不同处本来很多，只是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走到了一起。维护新法的王安石一派被驱除出朝廷，他们便不能相安于一朝，所谓“既交恶，其党迭相攻”（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元祐二年八月辛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3819页。）。
程颐在治平、元丰间，屡为大臣所荐，皆不起。神宗殁后，司马光、吕公著又力荐，这样程颐才在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出任为崇政殿说书。他一上任即上疏，要哲宗“延名德端方之士，与之居处，使之熏染成性”（注：《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六《论经筵第一札子》，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册，第537页。）。程颐自期极高，曾说“虽使孔子复生为陛下陈说不过如此”（注：左谏议大夫孔文仲后劾奏，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元祐二年八月辛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3819页。因此语为程颐对哲宗所言，无法诬指，必有其事。孔文仲在此奏中所说，颇可见程颐在经筵情况，如“因藉一事，泛滥援引，借无根之语，以摇撼圣听，推难考之迹，以眩惑渊虑。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启以无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开以勿用小人”等等。）。每次进讲，都十分严肃，不遗余力地灌输大义。有一次哲宗偶折柳枝，他敛容道：“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注：《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附录朱熹《伊川先生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342页。）据说哲宗看到这位严师是有些畏惧的。程颐以为：“人君惟道德亦高则亦尊”（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七元祐二年三月辛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3758页。）；而要提高人君的道德，就要重视经筵讲席，在程颐的眼里，“天下重位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注：《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六《论经筵第三札子》贴黄，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册，第540页。）。经筵地位既然如此重要，经筵本身就要有相应的尊严。所以程颐以太祖、真宗时讲官坐讲的故事，要求在崇政殿坐讲，“特令坐讲，不惟义理为顺，所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注：《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六《论经筵第三札子》，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册，第539页。）。
苏轼在程颐任说书稍后的九月为翰林学士。据说神宗深赏苏轼的文章，叹为奇才，只是未及进用。苏轼在翰林，也常常以言语文章规切时政。但苏轼与程颐理念、趣味颇不同。如苏轼以程颐在经筵所用古礼，就批评说是不近人情。不仅“深疾之”，而且“每加玩侮”。会司马光死，百官正有庆礼，结束后准备前往吊唁。程颐援旧礼反对，说：“‘方行吉礼，不可吊丧。’子由不从，曰：‘只有哭则不歌，何尝有歌则不哭？”（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七元祐元年九月壬戌引吕大吕《杂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册，第3819页。同书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不作苏辙，而作“坐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3713页。）“苏轼遂戏程颐云：‘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3713页。）据说这就是洛蜀两党交恶的导火线。从此两党视同仇雠，你来我往，攻讦不已。
不久洛党就等来了一个发难的机会。学士院试馆职由苏轼出题，其中有这样二句：
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励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汉文宽仁长者，至于朝廷之间，耻于人过，而不闻其有怠废不举之病。宣帝综合名实，至于文学理法之士，咸精其能，而不闻其有督责过甚之失。（注：《苏轼文集》卷七《试馆职策问三首·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210页。）
程颐门人左正言朱光庭、右司谏贾易等立即劾苏轼谤讪。朱光庭说：“今来学士院考试不识大体，以仁祖难名之圣德，神考有为之善志，反以媮刻为议论；独称汉文宣帝之全美，以谓仁祖神考不足以师法，不忠莫大焉。”要求“正考试官之罪”。书上后，下诏“放罪”，没有追究苏轼。朱光庭复再上书，除力言“轼罪不当放”，还说出了他劾苏轼的背后理由：“轼尝骂司马光及程颐。”（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3711页。）
苏轼因此上书自辩，说他在策问中所说“媮”与“刻”，“专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与二帝毫不相干。至于引及文、宣，不过是“为文引证之常，亦无比拟二帝之意”。另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策问原有三首，一、二两首为邓温伯所拟，苏轼拟的是第三首，而第三首是经进呈后才选中的！因此苏轼说：“蒙御笔点用第三首，臣之愚意岂逃圣鉴？”既经“圣鉴”，还能有误么？话说到这一步，已出了道理的范围，但有“御笔点用”在前，确也不易入苏轼于罪。所以又“诏追回放罪指挥”。并说可将苏轼“召至都堂说谕，不须更有弹奏”（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3711页。）。
对此，朔党的王岩叟等人大不以为然，王岩叟上书说：
今复闻续有指挥，追回放罪敕旨，物论疑骇，不审陛下知其意不可恕，而遂欲正典刑以示天下耶？反以无过而收已行之命耶？欲正典刑则善矣，反以为无过而收之则未安也。（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3712页。）
王岩叟对苏轼的自辩更是严词批驳，他认为这种题目藏意很深，“泛读一过，安能遽晓？”所以“禁中点出，于陛下未为有失”。但如果“判然知之，而不正其罪，则失在陛下”（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3712页。）。
事至如此，不论朝廷如何为苏轼开脱，“不当置祖宗于议论之间”，却是谁也不便反驳的有力理由。苏轼有此软档，必只能处于下风。所以蜀党的殿中侍御使吕陶上书，并不多辨苏轼的策题，而将笔墨集中于指责朱光庭的公报私仇。吕陶说：“今士大夫皆曰程颐与朱光庭有亲，而苏轼尝戏薄程颐，所以光庭为程颐报怨而屡攻苏轼。”（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3713页。）
从当时整个情况看，“言者多与程颐善”，而宰执则较倾向苏轼。所以右司谏贾易在批驳吕陶时又“语侵（文）彦博及范纯仁”，以为“吕陶党助轼兄弟，文彦博实主之”（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元祐二年八月辛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3819页。）。贾易的态度触怒太后，因被罢知怀州。程颐也同时被罢出管勾西京国子监。
程颐被罢经筵，是由于御史中丞胡宗愈等上书“深斥颐短”，但关键则是左谏议大夫孔文仲的一篇上奏。这篇上奏的中心是说程颐是个“人品纤汙，天资
巧”的小人。这篇上奏的说服力，主要是孔文仲和程颐的具体交往。孔文仲说：程颐“偏谒贵臣，历造台谏”，四处钻营，“臣居京师近二年，颐未尝过门，臣比除台谏官，颐即来访”，“鼓腾利口，间谍群臣”，孔文仲以为决不能让“如颐者秽滓班列，变乱白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元祐二年八月辛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3819-3820页。）。
苏轼稍后也因受攻击，自请出知杭州。后苏轼召回为翰林承旨，贾易亦召回为侍御使，贾易复劾苏轼“诽怨先帝，无人臣礼”（注：《宋史》卷三五五《贾易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2册，第11175页。）。太后不满，贾易再被罢知宣州，苏轼亦因宰相吕大防请两罢，而出知颍州。
不仅洛蜀两党势同水火，其时“党见”已弥漫于朝野。不论朔党的刘挚等人，还是号称“不植党朋”（注：《宋史》卷三四○《吕大防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册，第10843页。）的吕大防、“不立党”（注：《邵氏闻见录》卷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6页。）的范祖禹等人，都已无所逃于“党见”的天地之间，先后被以各种“理由”罢职窜逐（吕大防、范祖禹等都死于贬所）。时人感叹道：
是时既退元丰大臣于散地，皆衔怨刺骨，阴伺间隙，而诸贤者不悟，自分党相毁。至绍圣初，章惇为相，同以为元祐党，尽窜岭海之外，可哀也！（注：《邵氏闻见录》卷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6页。）
“道”和“朋”的不能两立
五百余年后明代宰相叶向高对元祐以后的历史有一个概括：
自元祐诸君子用事，尽改熙丰之法，一激而为绍圣，则小人胜，反而为元符，则君子小胜，又激而为崇宁，则小人大胜。当其胜，必尽去其人，尽反其行事。即易代革命，不若是甚者。纪纲，法度，国家，所以治乱安危，而堪此播弄，堪此翻覆，亡形见矣。是安得不有靖康之祸哉！（注：《苍霞草》卷一《宋论》，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年版，第1册，第147-148页。）
“纪纲、法度、国家”难经所谓“尽去”“尽反”的大“播弄”大“翻覆”，洵为至理。是故叶向高将“靖康之祸”溯自“元祐诸君子用事”，确非无据。
政争，在其上游者，本之于理念，入其下流者，出自于义气。此为历朝历代所不能免之事。元祐之为后人深惜者，在于洛蜀朔诸党及党外人士，皆有“君子”之美名。君子而久居“党见”的氛围，衡世论人，亦不免坠入义气。如被苏轼称为有大德的张方平，司马光称之为奸邪。被洛党中人奉若圣明的程颐，苏轼则谓之为奸邪，孔文仲则更谓：“颐人品纤汙，天资巧”。同样，苏轼被贾易指为“怀险艅，覆邦家”的“姦邪”（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三元祐六年八月己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4332页。），苏辙则被称为“厚貌深情险于山川，诐言殄行甚于蛇豕”（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三元祐六年八月己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第4331页。）。如此，则相互攻讦与“小人”无异。宋初以来养育出的至范仲淹达到至纯（先忧后乐）的士大夫正气，至元祐为“党见”所消蚀，以后“蔡京擅国”，群奸得道，端正之士悉遭贬斥，北宋历史进入最黑暗时期，元祐诸君子岂能尽辞其咎耶？！
庆历时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有一段名言：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注：《欧阳修全集》《欧阳居士集》卷十七，中国书店1986年版，上册，第124-125页。）
“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是欧阳修及不避朋党之嫌的庆历诸君子的自期。由这样的追求理想人格的“君子”所结成的朋党，理应“同道而相益”，“同心而共济”。但这个“理应”由于庆历诸君子未能久居中枢，实际留下的只是一个悬念而非经验。元祐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教训：既然结党，党见就有了天经地义的位置，而“党见”与“道义”虽不必处处如冰炭不能同炉，但大致上就是不两立的。所以，“君子以同道为朋”，奢望而已！
标签：宋朝论文; 续资治通鉴长编论文; 王安石论文; 范纯仁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邵氏闻见录论文; 宋史论文; 苏轼论文; 中华书局论文; 二程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