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治理体制的问题、改进和前景*
丁 纯 杨嘉威
【内容提要】 欧债危机的爆发暴露了欧洲经济治理体制长期存在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包括经济政策架构不完善、货币与财政政策分离、危机预防与治理机制缺失、直接融资市场发展滞后。欧洲经济治理体制不仅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表现乏力,而且对劳动力市场僵化、长期发展趋异等由体制缺陷带来的长期性问题束手无策,直接危及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继续推进,经济治理体制改革因而刻不容缓。欧债危机爆发后,为了应对危机、重振经济发展,欧盟与欧元区在治理危机的同时,也着力推进一系列改革措施,利用危机带来的契机修补欧洲经济治理体制的漏洞,取得了一定成果。展望未来,面对复杂形势,特别是经济发展趋异加剧削弱欧洲认同的局面,欧盟领导人将如何审时度势,积极稳妥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待观察。
【关键词】 欧洲;经济体制治理;欧洲一体化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至今已过去八年,时至今日,欧盟与欧元区经济已经逐渐摆脱了随时可能面临成员国退出、乃至欧元区崩溃的危急局面。历经金融危机后初期的短暂复苏和欧债危机后的持续低迷,欧洲经济从2014年起进入新一轮的复苏。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由2013年的0.3%和-0.2%提高至2016年的1.9%和1.8%;① 欧洲统计局数据库,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national-accounts/data/database,访问日期:2017年10月14日。 通胀率回升至略低于2%的政策目标水平;② 同上。 总体失业率分别回落至8.6%和10%,③ 同上。 失业问题持续改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分别由最高峰的6.6%和6.3%降低至1.7%和1.5%,④ 同上。 已经达到《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要求。这些指标表明欧洲经济的运行状况正逐步走出危机的阴霾,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欧洲经济当前的复苏态势的背后,既有经济周期的作用,也与危机暴露欧洲经济管理体制缺陷后欧盟矢志改进、填补体制缺陷的努力密不可分。欧债危机暴露出欧洲经济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的体制根源何在?欧盟与欧元区如何通过改革弥补漏洞、回应挑战?同时,尽管欧洲经济总体上的复苏趋势不容忽视,但仍存在不少漏洞亟待弥补,其前景几何?理清这些问题,无疑是考察欧洲经济未来走向的重要前提。
建立了基于MDS跟踪传感器位置的状态方程和测量误差.设系统状态定义为N2×1,xk=vect(Bk)的向量,相应的状态方程可以表示为
一、欧洲经济治理体制的缺陷
欧债危机的爆发,暴露了欧洲经济治理体制长期存在、但深藏于水面之下的诸多缺陷。这些深层次的体制缺陷和这些缺陷给欧洲经济酿成的长期问题是理解危机后欧洲经济表现的重中之重。
（3）临床症状：反映抗病毒治疗效果的最敏感的一个指标是体重增加，对于儿童可观察身高、营养及发育改善情况。机会性感染的发病率和艾滋病的病死率可以大大降低。在开始HAART后最初3个月出现的机会性感染应与IRIS相鉴别。
(一)经济治理体制缺陷
1.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分离
在实现货币政策统一后,欧元区经济政策未能实现进一步一体化,由欧洲央行统一掌管的货币政策和由各国政府自行支配的财政政策之间互相分离。欧元区只是一个货币联盟,而没有财政与转移支付联盟,也没有一个能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央行。这一半成品式的经济一体化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严重的弊端。
3.危机应对与治理体制缺失
其次,转移支付联盟的缺失使得欧盟失去了治理不对称冲击的有效途径。③ P.Krugman,“Revenge of the Optimum Currency Area,”New York Times Blog,Jun 24th 2012,http://Krugman.Blogs.Nytimes.Com/2012/06/24/Revenge-Of-The-Optimum-Currency-Area/,访问日期:2017年10月12日。 泛欧转移支付联盟可以扮演共同体层面的自动稳定器,有效地弥补国家财政的财力限制,缓解成员国之间由经济周期差异造成的经济表现分化。然而,由于来自核心国家的政治阻力,欧洲预算框架下的转移支付机制规模较小,作用有限。据统计,危机后美国州际财政转移消除了30%的州国民收入波动,而欧元区这一指标仅为微不足道的0.5%。① B.Eichengreen,N.Jung,S.Moch and A.Mody,“The Eurozone Crisis:Phoenix Miracle or Lost Decade?”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39(2014),pp.288-308.转移支付联盟的缺失使得欧盟难以有效地向受困国家转移经济资源、纾解其财政困境,必须通过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旷日持久、惊心动魄的谈判解决危机,导致危机解决过程一波三折,陷于成员国之间的拉锯博弈,甚至屡次将成员国推至“退欧”的边缘。
成员国经济发展趋同是共同体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然而,危机后欧洲国家间经济运行状况呈现显著的趋异性,成员国宏观经济指标离散趋势增强,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经济差距拉大。使用β趋同模型,基于对欧盟各成员国2008—2016年间经济增速、就业情况、国际贸易收支状况、通胀水平、财政收支状况等多维指标的趋同性检验,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欧盟成员国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均呈现明显的“马太效应”,初始高水平成员国后续表现趋向于更好,而初始低水平国家则趋向于表现得更差。① 丁纯、张铭心:《“多速欧洲”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欧盟成员国发展趋同性的实证分析》,《欧洲研究》2017第4期,第10—12页。 这种分化集中体现在经济增速上。危机前,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西欧市场、技术与资本的开放,欧盟内低收入经济体经济增长表现优于高收入经济体。夸雷斯马(J.C.Cuaresma)等分析表明低收入国家的追赶是危机前欧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② J.C.Cuaresma,G.Doppelhofer&M.Feldkircher,“The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in European Region,”Regional Studies ,Vol.48,Iss.1,2014.但在危机后,共同体内人均产出和收入趋同效应明显趋缓,其中欧元区12个创始成员国之间的经济状况分化更为明显,人均GDP离散系数由2008年的0.35增长至2016年的0.41(见图3)。
2.危机预防体制缺失
1.成员国长期经济发展趋异
个体工商户或个人从事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捕捞业等“四业”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从事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和捕捞业，其投资者取得的“四业”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在财政监管上,欧盟虽然早已制定了以《稳定和增长公约》为代表的财政纪律,以预防成员国采取不负责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保证财政自动稳定器正常发挥作用,但这一体制存在一系列缺陷:首先,与之配套的惩罚措施由于欧盟往往难以获得充足授权,在实践中极难落实;欧盟不惩罚法国与德国财政赤字超标的决定更使其丧失了可信度,① M.Feldstein,“The Euro and the Stability Pact,”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7,2005,pp.421-426.沦为了无牙的老虎。其结果是欧债危机前的2008年,欧盟总体公共负债率就已超过60%的警戒线,希腊与意大利公共负债率均已超过100%。② 数据来源:欧洲统计局数据库,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datasets/-/gov_10dd_edpt1,访问日期:2017年10月8日。 其次,欧洲财政监管机制缺乏预防成员国的财务作假行为的能力,未能及时发现希腊掩盖债务的行为,最终使其脆弱的财政直面危机的冲击。再次,市场对欧元区隐性担保的预期放大了财政监管缺失造成的漏洞。安金鲁(M.Arghyrou)和苏卡拉斯(J.Tsoukalas)指出,危机前金融市场预期欧元区核心国家将为外围国家财政承担兜底责任,这一预期使得外围国家的国债市场利率明显偏离其基本面而被高估,③ M.Arghyrou,J.Tsoukalas,“The Greek Debt Crisis:Likely Causes,Mechanics and Outcomes,”The World Economy ,34,2010,pp.173-191.积累了大量泡沫,因而在危机中造成了更加惨重的损失。
首先,财政联盟的缺失加剧了成员国经济周期非对称性。根据最优通货区理论,一个能够自动维持内外平衡的最优通货区应具备充分的对称性(symmetricity),① P.Grauwe,“What Have We Learnt About Monetary Integration Since the Maastricht Treaty?”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4(4),2006,pp.711-730.分散化的财政和经济政策使得各国经济周期运动不可避免地呈现出难以遏制的特异性(idiosyncrasy),而单一的货币政策无法针对不同成员国的个别状况进行适应性调节,反而加剧了这种特异性的发展,引发欧元区内部严重的经济失衡。这一缺陷在危机中被放大。源于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带给不同成员国不同影响:当核心国家的经济已进入复苏阶段、逐步恢复竞争力时,希腊等外围国家仍深陷于不断积累的逆差与债务之中。面对危机带来的不对称冲击,一方面外围国家由于欧元区内货币政策的统一,不能通过贬值本币纠正经济失衡,也不能执行符合本国经济周期的货币宽松政策,例如由于资产质量问题,欧洲央行始终拒绝将希腊国债纳入量化宽松的购买范围;另一方面,财政联盟的缺失使得外围国家难以通过与核心国家财政政策的配合来分担调节压力,只能各自为战:在外围国家被迫实行财政紧缩时,核心国家仍在追求财政平衡,实际上是使得前者承担了失衡调节的全部责任与代价。② P.D.Grauwe,“Design Failures of The Eurozone,”In VOX.Sep.7th2015,http://Voxeu.Org/Article/Design-Failures-Eurozone,访问日期:2017年10月12日。 外围国家必须通过加强财税征管、削减公共开支、实施结构性改革等方式实现“内部贬值”,而这些举措短期内使得财政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停摆,造成内需萎缩,给经济增长、就业状况和人民福利水平造成恶劣的影响,使得债务问题的解决成为镜花水月。2013年至今,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公共负债率始终分别维持在180%和130%的水平上,难见改善迹象。
欧元区在危机前并没有共同体层面的危机应急机制和应对工具,在制度设计中要求成员国在没有外部支持的条件下独立应对危机的冲击。④ M.Arghyrou,“From the Euro-Crisis to a New European Economic Architecture,”A Financial Crisis Manual ,2015,pp.308-328.这一方面是由于对此前欧盟对于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规模与烈度和部分成员国经济的脆弱性估计不足,假设成员国自身有充足能力承担应对和治理危机的责任;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防范道德风险,具体体现在以防范部分成员国搭便车、实行对整个共同体具有强烈负外部性的财政政策为目的的“不可救助原则”和以防范金融机构要求公共财政为其投机行为买单、损害纳税人利益为目的的“内部纾困原则”上。这一缺陷一方面使得共同体在债务危机初露端倪时反应迟缓,未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使得欧洲央行的货币宽松政策独木难支,并在之后的危机治理过程中极大地提高了受困的外围国家及其银行获取援助的门槛,迫使成员国在很大程度上必须独立承担超出自身能力的危机应对责任;另一方面,在危机初期人心惶惶的环境中,市场对欧元区兜底承诺的预期落空进一步激发了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导致外围国家几乎完全失去依靠国债市场融资纾困的能力,并使得危机在共同体内部迅速蔓延。
4.资本市场发展滞后
苍术素热稳定性差，和血胶囊在加工过程中有干燥工序[1]，可致麸炒苍术投料不能100%转移，因此，结合苍术素实际测定值情况，12批和血胶囊苍术素平均含量为0.008 57%，其中S12的含量较高，故以其他11批次平均值的80%设限，即和血胶囊中苍术素含量应不低于0.005%。
货币一体化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由于货币一体化进程推进过快,南欧诸国在加入欧元区时并没有进行充分的供给侧改革,单位劳动力成本高于德国,在加入欧元区之后非但无法通过贬值本币调整产业竞争力,反而由于一体化后的经济繁荣带来的高通胀(低实际利率)和高名义工资增长率进一步与德国拉开差距(见图4),驱使生产要素向德国集中,造成不可持续的竞争力分化。面临由此产生的对核心国家的经常项目逆差,外围国家不得不在资本账户下积累外债,造成外部失衡;在外部冲击引爆失衡问题后,又被迫通过紧缩政策恢复平衡,导致内需不足、失业率上涨。其结果是共同体内的后进国家经济不仅难以向先进国家趋同,其间差距反而日益扩大。
首先,银行体系基于银企间长期合作关系和非公开信息交流运作,缺乏市场价格信号和出清机制,对于内外参数变化不敏感,虽有助于敉平市场波动对企业金融环境的影响,但长期势必导致资源错配问题积累,引发系统性风险。危机前欧洲的低利率环境和核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隐性担保更驱使外围国家银行放宽信贷政策,大肆扩张信贷(见图1),放大了风险评估的系统性失误和金融资源错配问题,直接导致经济形势恶化后大量贷款转变为不良贷款,如意大利2016年银行贷款不良率高达17.1%,① 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FB.AST.NPER.ZS/,访问日期:2017年9月28日。 多家全国和地区性大银行处于破产边缘。
图1 欧元区对非金融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率2002—2008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数据库,详见:https://www.ecb.europa.eu/stats/money_credit_banking/nace/html/index.en.html,访问日期:2017年9月27日。
其一,在危机爆发初期,一体化程度较深的货币分支较为及时地采取了应对措施。除了采用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以纾解流动性危机,欧洲央行还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绕开瘫痪的金融业直接向市场注入资金,其中包括直接购买部分受困国家国债以降低其融资成本的量化宽松政策。欧洲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短期内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从长远看也为金融体系的修复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还为欧洲经济治理改革的展开争取到必要的时间。
再次,银行融资体系无法像发达资本市场一样能够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和风险对冲工具,分散实体经济面临的风险。危机爆发后,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的枯竭和主权信用危机与银行业危机之间循环强化使得欧洲银行信贷迅速收缩;此后,受到欧洲经济当局对银行业监管的强化、欧洲央行的负利率政策和银行着力控制风险敞口、修复资产负债表等因素的影响,欧洲银行业对企业信贷陷入长期低迷,即使在量化宽松刺激下也难见起色(见图2),非金融企业、特别是高度依赖银行融资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替代性融资渠道的缺乏成为阻碍欧洲企业恢复运营、扩大投资的重要原因。据估计,2014年老欧盟15国长期存在2600亿欧元的投资缺口。② G.Claeys,P.Hüttl,A.Sapir and G.B.Wolff,“Measuring Europe's Investment Problem,”Bruegel Blog,2014,http://bruegel.org/2014/11/measuring-europes-investment-problem/,访问日期:2017年9月30日。 当前,固定资本与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已成为制约欧洲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例如,在对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数字基础设施上,欧盟光纤普及度仅有8%,远远低于日本(73%)和韩国(71%)。③ Business-Europe,Reform Barometer Spring 2017-Strengthening Long-Term Growth in Europe,Brussel,2017,p.5.
在畜禽日粮中添加解淀粉芽孢杆菌，可以减少畜禽粪便中氮、磷化合物等的排放，减少粪污对养殖环境的污染。在日粮中添加解淀粉芽孢杆菌可以显著降低鸡粪中硫化氢含量[23]；添加解淀粉芽孢杆菌T6可以降低肉鸡5.3%～41.9%磷排放，7.1%～30%钙排放[38]；添加解淀粉芽孢杆菌KB3可以显著降低肉鸡排泄物中有害气体含量[23]。
最后,资本市场发育滞后阻碍了推进新兴产业、创新企业的发展。以高风险、多样化、缺乏自身造血能力为特征的创新型企业的成长需要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以满足不同阶段的融资需求并缓解信息不对称性,这是银行关系型融资无法替代的职能。欧洲多层次资本市场、特别是风险投资市场的发展缺口对科技创新活动形成了严重制约。2015年,欧盟研发支出占GDP的1.96%,明显低于日本(3.29%)、韩国(4.23%)和美国(2.79%)。④ OECD数据库,https://data.oecd.org/rd/gross-domestic-spending-on-r-d.htm,访问日期:2017年10月4日。2015年为最新可获得数据年份。 这一问题进一步制约了欧洲经济的长期发展潜力,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据统计,欧盟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长已从1997—2007年的1.1%跌至2008—2016年0.5%,且表现为各个产业部门普遍性的下跌。⑤ ECB Economic Bulletin,The Slowdown in Euro Area Productivity in A Global Context,Frankfurt,May 2017,p.50.
图2 欧元区对非金融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率2009—2017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数据库,详见:https://www.ecb.europa.eu/stats/money_credit_banking/nace/html/index.en.html,访问日期:2017年10月2日。
(二)体制缺陷酿成的长期问题
危机前的欧洲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没有建立起一体化的金融与财政监管。在金融监管上,尽管成立了三个金融监管委员会以适应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但并没有改变长期奉行的“结合最低标准和互认的母国控制”的监管模式,③ D.Schoenmaker and P.Wierts,“Financial Supervision:Which Model for Europe?”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Special Paper 143,2002,p.6.主要监管权力和责任归于成员国监管机构,呈现离散特征,未能形成统一的监管规则(single rulebook)。在共同体内金融一体化日渐发展的背景下,成员国间监管分化不仅给区内金融机构的跨国经营带来额外协调成本,而且留下大量监管套利漏洞,而经货联盟的建立进一步刺激各国监管机构通过“逐底竞争”支持本国金融机构发展。④ 胡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欧洲金融结构的转型——走向银行与资本市场并重均衡的欧洲金融体系》,《欧洲研究》2017第4期,第25—26页。 这使得欧洲金融监管机构在危机前坐视外围国家大量举借外债来弥补对外失衡,致使债务风险积聚;放任银行业不断提高杠杆、剧烈扩张信贷(见图1)并深度摄入美国市场的高风险金融创新活动,致使风险失控。此外,成员国监管当局对本国金融机构跨国活动的外部性监管严重不足,是危机在共同体内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
尽管信息化环境下的大学英语课堂有各类学习平台和智能硬件的辅助，仍然无法改变教师“灌输知识”的传统主体地位。面对学生这个复杂的生态因子群体，教师要求学生接受统一的授课内容，希望他们取得一致的学习成果。借助于多媒体教学手段，教师只是将板书放进了电脑中，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与学生的互动仍然有限，无法及时得到学生的反馈意见，也无法及时对自己的教学效果进行反思，进而不能够精益求精，有的放矢的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限制了教学形式和内容的进步。另一方面，部分学生一旦对教师讲授的某一环节持有怀疑的意见，就会借助于自身携带的智能手机等设备进行自主学习，而忽略教师的授课内容，加剧大学英语生态课堂的不平衡。
再次,经货联盟内最后贷款人的缺位严重削弱了成员国独立应对冲击的能力。货币政策的集中使得成员国失去了本国的最后贷款人,无法灵活使用货币政策、为主权债务提供隐形担保;② P.Grauwe,“Design Failures in the Eurozone-Can They Be Fixed?”European Economic Papers 491,2013,p.10.而债务问题爆发后,由于欧洲央行不是最后贷款人,由其代行这一职能不仅附加严苛的整顿财政、力行结构性改革的条件,而且为了协调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伴随着高昂的决策时滞和交易成本,往往缓不济急。
姑妈说杨律师在凌州的律师界挺有名气的，和你姑父认识好多年了，他会对这事负责的。玉敏道了谢。两人穿好衣服，从洗浴中心出来，天快黑了。玉敏钻进姑妈的奥迪，回到了姑妈家。玉敏在姑妈家里看了看，没看出什么迹象。又朝姑妈卧室的床头柜瞄了瞄，也很正常，没什么乱象。玉敏放心了，和姑妈道别。姑妈说吃了饭回去吧，玉敏说不了，小虫在家等她呢。
图3 1999—2016年欧元区12国、19国与欧盟经过购买力调整的人均GDP离散系数
资料来源:欧洲统计局数据库,作者计算得出,详见: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national-accounts/data/database,访问日期:2017年10月4日。
共同体内部核心—外围经济格局的巩固和加剧与经济一体化进程密切相关。根据保罗·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理论,假设存在规模经济,若区域间运输成本降至较低水平且制造业成为国民收入主要来源,则制造业集聚和人口(市场)集聚之间将出现正反馈,驱使制造业向初始状态下制造业占比较高的区域集聚。① P.Krugman,“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9,No.3,pp.483-499.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欧盟成员国间逐步消除了制约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这将自然引发制造业由初始制造业较不发达的外围国家向较发达的核心国家集聚。
危机将欧洲由银行间接融资主导、资本市场发育不良的金融体系的弊病暴露无遗。
图4 欧盟部分经济体单位劳动力成本指数,2000—2016年(2000年=100)
资料来源:欧洲统计局数据库,Purchasing power adjusted GDP per capita。
2.劳动力市场僵化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对于社会公平的强调使得欧洲劳动力市场体制趋于僵化,表现为最低工资、最长工时等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趋紧、工会势力的增强与集体谈判的发展、企业雇佣成本特别是解雇成本上涨、社保缴纳比重上升和保留工资(失业福利)升高。① S.Horst,“Labor Market Rigidities and Unemployment in Europe,”Kiel Working Paper ,No.787,Institut für Weltwirtschaft(If W),Kiel.这一趋势直接导致了欧洲失业率的上涨,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应。
危机前后欧洲劳动力市场僵化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劳动力市场保护程度强(如表1)。较高的劳动者保护显著提高了欧洲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刚性,进而拉升了产品市场的价格刚性,使得欧洲经济在面临危机冲击时很难进行充分的顺周期调节以保持市场竞争力。这一点对于危机前名义工资涨幅高于劳动生产力涨幅的外围国家尤为致命,因为货币一体化使其必须通过国内价格与工资调整来恢复内外平衡。此外,倾向于在职者的劳动保护使得就业竞争对年轻人不利,导致了严重的青年失业问题,并催生了以高临时工比重为特征的双重雇佣体制,临时工培训和升职机会缺乏抑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① T.Cooley,“Europe's Labor Market Problem,”Forbes,https://ww w.forbes.com/2010/03/30/labor-markets-europe-unemployment-opinions-columnists-thomas-f-cooley.html#,访问日期:2017年10月16日。 2016年希腊与西班牙失业率高达23.6%和19.6%,青年失业率分别达到惊人的47.4%和44.5%。② OECD database,https://data.oecd.org/unemp/youth-unemployment-rate.htm,访问日期:2017年10月17日。 其二,劳动力流动性低。尽管劳动力自由流动是经济一体化所追求的核心目标之一,危机前后欧盟内国际劳动力流动性仍仅为美国州际劳动力流动性的三分之一,③ K.H.O'Rourke,and A.M.Taylor,“Cross of Europe,”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3),pp.167-192.构成共同体内部经济失衡调节的又一大障碍。其三,社会福利再分配功能强。如表2所示,欧洲国家、特别是核心国家税楔(Tax Wedge)占比显著高于美国。过强的再分配既造成企业高劳动力成本,既提高了劳动者保留工资,削弱其就业和工作积极性,又挤出了有利于推动生产率提高的企业投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僵化和监管约束已成为仅次于经济增长前景和部分国家政策不确定性的阻碍欧洲企业投资的第三大因素。④ ECB Monthly Bulletin,“What is Behind the Low Investment in the Euro Area?Responses from a Survey of Large Euro Area Firms,”Frankfurt,August 2015,pp.1-3.
表1 2014年就业保护法规严格指数
表2 2016年税楔占劳动力成本比重(%)
危机造成的周期性失业进一步恶化了长期困扰欧洲的失业问题,特别是危机前产业竞争力损失较大的外围国家(见图5),且在部分国家始终难以改善,不仅成为其经济复苏的重要障碍,也引发了其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危机。
图5 危机期间欧盟部分国家失业率(%)
资料来源:欧洲统计局数据库,Unemployment by Sex,Age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这一系列体制问题的积累与爆发严重阻碍了欧洲经济发展和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进而威胁了政治、制度上的一体化,经济治理体制改革变得刻不容缓。
二、欧洲经济治理的改进
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为了应对危机、重振经济发展,维护一体化的宝贵成果,欧盟与欧元区多管齐下完善经济治理体制。历经多年不懈努力,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欧洲经济新一轮的增长贡献良多。
其次,僵化的银行融资体系难以有效吸收意外冲击,不能像发达灵活的资本市场那样可以扮演实体经济的缓冲垫。美国经济有能力吸收82%的周期波动,其中48%由资本市场吸收;而依赖银行渠道的欧盟仅能吸收36%的波动,① K.Janse,“How the Financial Crisis Made Europe Stronger,”World Economic Forum ,March 2013,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6/03/how-the-financial-crisis-made-europe-stronger/,访问日期:2017年9月28日。两种体系效能差距之大可见一斑。
其二,完善了共同体层面的金融和财政监管体系,推进了欧洲经济治理体制的一体化。首先,鉴于金融危机前金融机构过度投机造成的恶劣后果,欧盟于2010年筹建了欧洲金融监管体系(ESFS),包括组建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欧洲证券与市场管理局(ESMA)和欧洲保险与职业养老金管理局(EIOPA)分别负责不同领域的微观审慎监管,设立欧洲系统性风险理事会(ESRB)以负责为宏观经济的系统性风险提供预警,并将成员国监管机构纳入其中。相比于其前身,新的欧洲金融监管机构获得了更大的权能,包括否决国家级监管机构决定的权力,并被赋予了制定共同体统一监管规则的职能,以实现金融监管的一体化,防止监管套利和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其次,面对间接融资在欧洲居主导地位的现状,为了有效预防和应对银行业危机,在欧洲央行框架内组建了欧洲银行业联盟,其三大支柱中的单一监管机制(SSM)和单一处置机制(SRM)已经建成,统一存款保险机制也被提上日程。① N.Moussis,“Eurozone Measures to Tackl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2014,http://europedia.moussis.eu/discus/discus-1417343034-842829-16184.tkl访问日期:2017年10月19日。 银行业联盟的建立使得欧洲央行得以对欧洲银行实施统一的监管和更有力的早期干预,以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同时保障纾困过程中纳税人的利益。为了加强对成员国财政的监管和约束,欧盟改进了效果差强人意的“稳定与增长公约”。2011年生效的“六部法”赋予了欧盟财政纪律以“牙齿”,削减了对违反纪律的成员国施加惩罚的障碍,以期提高财政纪律的可信度;2013年生效的《欧洲财政协定》进一步细化了对成员国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要求,以写入国内法的形式要求成员国承担服从财政约束的刚性责任,还确立了强制执行和自动纠正机制,① ECB Monthly Bulletin,“Main Elements of the Fiscal Compact,”Frankfurt,March 2012,pp.101-102. 以保证财政纪律能够有效落实,预防由成员国政府不可持续的财政行为引发新的债务危机。
在变电站日常的巡检工作中，对于目标不同方位和层次的观察是通过运维人员的眼睛来实现的，而对于不同角度的观察由走动来实现的，但是现场的摄像机获取的图像具有平面性、单一性，进而失去了立体感。[3]怎样使变电站运维工作中的摄像机的捕捉的画面具有立体感，带来更真实的视觉运维，是我们在变电站智能巡检运维中要面临的首要问题。通过对Hou方法的研究，实现了对摄像机采集的平面图像立体化，使不同摄像机的画面组合，模拟人眼在现场观察目标，可以确保了远程智能巡检的质量和效果。
其三,亡羊补牢地建立了一系列危机应对机制。在共同体层面上,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后,欧元区临时设立了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M)和欧洲金融稳定便利(EFSF),通过以欧元区信用支持发行高等级债券融资,定向为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纾困提供资金援助。这两个应急机制成功帮助难以独立在资本市场获得资金的三国解决了燃眉之急。“改革换资金”模式的成功使得这些临时机制于2013年升格为永久性的欧洲稳定机制(ESM),用于向陷入短期金融困境的成员国和银行提供有条件的援助。② K.Janse,“How the Financial Crisis Made Europe Stronger,”World Economic Forum ,March 2013,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6/03/how-the-financial-crisis-made-europe-stronger/访问日期:2017年9月28日。截至2017年9月,欧洲稳定机制累计发放了2725亿欧元的救助贷款,已成为希腊债务问题的主要救助力量。在成员国层面,2010年修订的欧盟运行条约(TFEU)建议欧元区成员国分别建立各自的永久性金融稳定机制,以图在危机再次爆发时辅助欧洲稳定机制维护欧元区金融稳定。除此之外,欧洲央行于2012年建立了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通过承诺在成员国陷入危机时无限制地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其国债以压低利率,事实上有条件地承担起了“最后贷款人”的责任。这一系列机制的建立弥补了欧元区在金融危机救助能力上的短板,使其得以在新的危机恶化、扩散之前及时做出反应,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
其四,建设资本市场联盟(CMU)。2015年,欧盟发布了《资本市场联盟行动计划》,正式启动了旨在令投融资渠道多样化、促进资本自由流通、提高金融体系韧性的资本市场联盟建设。具体而言,资本市场联盟着力推进的领域包括:推动欧洲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一体化,便利区内跨境投融资;推动欧洲股票与债券市场发育,拓宽企业融资和家庭投资渠道,便利投融资对接;推动风险投资发展,支持高风险的初创企业融资、支持创新活动;动员私人资本进行风险资本、股权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助力容克投资计划的实施;利用资本市场帮助银行业高效解决坏账问题等。① European Commission,“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the Council,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on the Mid-Term Review of the Capital Markets Union Action Plan,”Brussel,July.8th2017. 2018年6月,欧盟在中期检查中宣布已完成总计33项任务中的20项,并提出建设“资本市场联盟2.0”的新计划,以回应英国退欧给欧洲资本市场带来的新挑战。② Politico,“EU's Capital Markets Union 2.0,Explained,”July.8th 2017,http://ww w.politico.eu/article/eus-capital-markets-union-2-0-explained/,访问日期:2017年10月12日。
融汇发展要素，以党建富民引领乡村振兴新动能。集中居住既是人口、住房的集中，也是产业、资源的集中，培育新型农村社区经济发展新动能是社区良性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持续保障。宿城区突出党组织在创业富民中的引导作用，动员各类主体投身乡村振兴热潮。
其五,推进结构性改革。为提振欧洲经济增长潜力,增强市场机制对恢复共同体内部经济平衡的调节能力,并扭转共同体内部竞争力分化的趋势,欧盟和欧元区推出了一系列长期发展和结构性改革计划,例如“欧元附加公约”、“欧洲2020战略”和“欧洲学期”。“欧元附加公约”强调通过加强成员国间经济政策合作提升欧洲经济竞争力、促进经济趋同,确立了竞争力、就业率、财政可持续性、金融稳定性和税收政策协作五大经济改革目标。“欧洲2020战略”内容更为丰富,覆盖了就业、科研、环境、教育和贫困五大议题,通过确立十年发展目标并追踪达成进度,督促欧盟与成员国着力推进改革,意图实现“智慧、可持续、包容”的增长。③ Eruostat,“Smarter,Greener,More Inclusive?Indicators to Support the Europe 2020 Strategy 2017”,Brussel,2017,p.8. “欧洲学期”则将长期的战略目标拆分为为期半年的短期目标,并在分析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细致的国别建议,包括国别改革项目和关于满足财政纪律要求、解决外部失衡问题的国别稳定/趋同项目,意图通过共同体内经济政策的协调达到扭转各国间的趋异趋势、维护成员国公共财政健康可持续的目的。截至2016年,“欧洲学期”下国别改革项目已经为欧元区及成员国提出了数百条改革建议,包括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公共领域、税收和金融五大领域,其中重点在于:削减和调和各国劳动力保护法规,降低工资刚性,保证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涨幅一致;通过消除劳动力市场保护、扩大教育、培训投资等消除双重雇佣现象;开放各国受保护的行业与市场,推进欧洲统一市场的内部融合,消除过度监管和冗余的公文程序;通过公私合作(PPP)、扩大对教育、科研和基建的公共投资、完善企业创设和破产程序等方式提振投资;扩大税基、完善税收征管、降低税楔;利用市场机制治理银行坏账问题;提高企业资金可获得性,等等。
对于这一系列改革的成效,外界褒贬不一。例如,金融援助机制奉行的“改革换资金”模式被认为是欧盟强迫受困国家让渡经济政策主权、勉强执行紧缩政策。尽管如此,改革举措在缓解危机冲击、弥补欧洲经济治理体制缺陷、促进欧洲经济复苏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也体现出欧盟与欧元区对危机救助过程中痛苦的领悟和积极适应新环境、应对新挑战的努力。
三、欧洲经济治理的未来展望
展望未来,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正在重获动力。首先,在欧债危机爆发八年之后,欧洲经济正在逐步摆脱危机的阴霾,呈现出稳定的复苏趋势。根据《2017年春季欧洲经济预测》,得益于内部消费与投资需求的支持,欧盟经济在未来两年预计将继续保持1.9%的平稳增长,且经济复苏已经惠及所有成员国,包括在危机中受到正面冲击的外围国家。① European Commission,“Spring 2017 Economic Forecast,”https://ec.europa.eu/info/business-economy-euro/economic-performance-and-forecasts/economic-forecasts/spring-2017-economicforecast_en,访问日期:2017年10月14日。 国民经济的稳定复苏有望使得长期困扰欧洲经济的高失业率、高负债率等顽症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也有助于为经济一体化和经济治理体制改革凝聚士气。其次,尽管危机破坏了共同体内部的团结精神,激化了成员国之间由利益差异产生的矛盾,但从长远看,面临全球化进程中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欧洲经济、政治实力的相对衰落,抱团取暖仍然是欧洲国家维持经济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二选择,推进欧洲一体化向着更高层次发展依旧是各国的共同利益所系,这一基本共识为欧洲经济治理的改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再次,欧洲一体化的历史经验表明,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虽然暴露了欧洲共同体的内在体制缺陷,但也孕育倒逼改革的动力、为改革指明了方向。2018年9月2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德国大选后于索邦大学发表演说,阐述了其雄心勃勃的欧盟改革计划,其中经济治理改革的核心便是建立欧元区财政联盟、设立单一欧元区预算和欧元区经济部长,以“为共同投资计划融资和面对冲击时保证经济稳定”② Reuters,“Highlights:French President Macron's speech on the EU,”Sep.26th,2017,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france-eu-macron-highlights/highlights-french-president-macronsspeech-on-the-eu-id USKCN1C1268,访问日期:2017年10月14日。 。若这一目标得以实现,将会成为完善欧元区体制的重大进展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里程碑。
尽管欧洲经济复苏、经济治理完善化的趋势不容忽视,但其前路并非一帆风顺。首先,当前欧洲各国经济指标趋异加剧是欧盟面临的最为棘手的挑战之一,已成为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的重大障碍。共同体内部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既是欧盟赖以获取民众支持、吸引成员国深入参与经济一体化的关键承诺,又是欧盟实现制度和政治上一体化的基础。成员国间经济的趋异化一方面使得“后进”国家的民众切身感受到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降低对欧盟的认同感和参与一体化的积极性,给各种疑欧主义政治力量提供成长的沃土,另一方面使得步调一致、标准统一的一体化难以实现,迫使欧盟上层建筑走向多层次化。目前,“多速欧洲”这一议题作为欧盟未来发展道路的战略选项被正式提出,成为欧盟在难以在共同体内部取得广泛共识情况下降低决策阻力、继续推进一体化的无奈选择,这对于欧洲一体化事业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其次,欧盟领导层在欧盟经济治理的一些关键改革上仍未能达成共识。尽管在法国新总统马克龙击败极右翼对手赢得大选之后,外界纷纷将新的“法德轴心”视为欧盟发展与改革的新动力,但面对来自法国的较为激进的改革计划,德国政府表现颇为踌躇,内部反对声音强烈;在差强人意的大选之后,默克尔政府是否会为法国深化改革的计划提供必要的支持,更是必须打上巨大的问号。在对马克龙改革演讲的回应中,默克尔虽对改革表示了“欢迎”,但也表示“讨论这一计划的细节为时尚早”。① France 24,“Merkel Hails Macron's‘Passionate’EU Reform Speech but Calls for More Debate,”Sep.27th,2017,http://w w w.france24.com/en/20170927-germany-france-european-unionmerkel-welcomes-macron-eu-reform-speech,访问日期:2017年10月14日。 此外,改革在政治上产生的负面后果成为了深化改革的重大障碍。以恢复经济和财政平衡性、提高经济体制灵活性为目的改革虽然有助于提升长期经济发展潜力,但却是以短期内的经济萧条、高失业率和福利削减为代价,这使得外围国家政府不得不在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双重政治压力夹缝中挣扎,缺乏贯彻“欧洲学期”改革建议的激励。这一现象严重阻碍了改革计划的落实。如2016年在落实欧洲学期下劳动力市场改革建议上,仅有26%成员国的进展“令人满意”,7%的成员国“没有进展”② Business-Europe,Reform Barometer Spring 2017-Strengthening Long-Term Growth in Europe,Brussel,2017,p.18 。
总而言之,当前欧洲的形势喜忧兼具、错综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之上克服重重阻力,欧盟领导人能否审时度势,积极稳妥地推进欧洲经济治理体制的改革,有效维护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成果,仍然有待观察。
主清淡：“馔之美，在于清淡，清则近醇，淡则存真。味浓则真味常为他物所夺，失其本性。五味清淡，可使人神爽、气清、少病。五味之于五脏各有所宜，食不节必至于损：酸多伤脾，咸多伤心，苦多伤肺，辛多伤肝，甘多伤肾。”李渔的这一饮食主张，完全符合现代烹调之理。口味过重，容易患心脑血管疾病。
【作者简介】 丁纯,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导,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嘉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上海 邮编:200433)
【DOI】 10.13549/j.cnki.cn11-3959/d.2019.01.003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9)01-0033-17
* 此文为教育部课题“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任务成果:运用习近平新时代思想促进‘多速欧洲’阶段的中欧经贸发展研究”、上海教卫工作党委办智库内涵建设项目“欧洲局势与中欧关系核心问题研究系列”、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课题“危机后时期欧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及我国应对建议”以及“新时期中欧关系发展现状、问题及相应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8-09-12】
【责任编辑: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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