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现实政治发展中的矛盾及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其对论文,矛盾论文,现实论文,政治论文,政治体制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系统中的重要环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必要性，决定于两大方面因素：一是以经济市场化为方向的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迫切地提出了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相适应的党对管理体制和政治运行系统的要求；二是以政治民主化为方向的政治发展自身的矛盾，内在地把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提到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位置上来。社会矛盾是社会变革的根本依据。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必要性，直接地发源于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的矛盾运动。而深入地研究我国现实政治发展中的矛盾运动规律，对于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矛盾，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重要内容，又是集中表现。从这个意义说，只要基本矛盾存在，政治矛盾也就不会消失。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矛盾长期存在的具体根源，则表现在多方面：
首先，利益结构多元化，是社会主义政治矛盾的经济根源。在我国现阶段发展市场经济，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必然呈多元化状态：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前提下，必须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进一步促进生产力；在坚持按劳分配基本制度前提下，必须实行多种社会分配方式，以进一步调动各方面劳动者的积极性；在坚持共同富裕总原则前提下，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多元化，从总体上说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而也有利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巩固，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是多元的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对政治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复杂的影响：国家行政管理既要适应经济结构多元化的需要，简政放权，放开搞活，又要有利于宏观政策的集中统一和国家调控能力的增强，这就是一种矛盾；既要维护和加强执政党对经济、社会生活的统一领导，又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防止和克服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现象，这又是一种矛盾；把商品交易原则带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从而导致权力商品化等腐败现象，这是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很难完全避免的一种政治矛盾。如此等等，都表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矛盾不可忽视的经济根源。
其次，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差异性，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矛盾的社会根源。政治行为大致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国家（在我国，执政党与国家机构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联系，因此党的领导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公共权力的特点）对经济、社会管理的行为，它主要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再一类是公民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以及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它主要涉及公民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显然，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不论是国家对经济、社会的管理，还是公民个人从事经济、社会活动，在相当大程度上都带有政治行为性质。公民一定的政治行为，直接决定于一定的政治价值观。在我国现阶段，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即对政治的理解和认同程度不尽一致，因而公民的政治行为也就表现为多样性和差异性。例如，社会成员对政治生活的参与要求，在现阶段就表现为参差不齐状态，人们的动机很不一致：有的人是出于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希望通过自己的观念和行动来影响政治上层建筑，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有的人是出于本身某种利益需要，希望通过参与政治来使党和政府注意到他们的要求，实现自己的利益；有的人则是简单地出于对现实生活中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现象的义愤，希望通过参与政治来消除不平等。如此等等不尽相同的政治动机以及由此生成的政治行为差异，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就有可能酿成某种政治矛盾甚至冲突。
再次，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矛盾的阶级根源。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虽然已经消亡，但是剥削阶级残余依然存在；同时，由于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小生产意识的积淀以及资产阶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侵蚀，在市场经济过程中还会滋生新的剥削阶级分子。剥削阶级分子对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干扰和破坏，既是我国现阶段政治矛盾一个方面的重要表现，也是政治矛盾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根源。
我国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矛盾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选择，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类矛盾中：
第一，民主与集中的矛盾。民主与集中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矛盾的一种主要内容。这一矛盾的状况和发展趋势，既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巩固和执政地位，又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稳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总体而言是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没有民主，就没有正确的集中；而没有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全党全国人民的统一意志，那样自然也就很难保证和促进民主顺利发展。坚持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根本目的是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使社会主义事业充满生机与活力。
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还是国家政权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都由于充实了新鲜内容而得以新的巩固发展，但同时在实际生活中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分析指出：“民主不够和集中不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分析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民主和集中同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薄弱环节，这是民主与集中的矛盾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表现。一方面，民主不够的问题严重存在：传统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弊端还没有完全克服；在一些党政领导层中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官僚主义，有的甚至公然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为所欲为；权力监督、制约制度还不完善，少数党政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利欲熏心，权欲膨胀，利用手中权力介入经济活动，进行不等价交换，以权经商，以权谋私，导致严重的腐败现象和经济犯罪行为，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民主制的最严重破坏；同时，公民民主素质的增长和民主能力的提高程度，与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要求相比较，还存在不小的差距，甚至在某些范围和某种程度上出现民主萎缩现象。总之，无论是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来说，还是从广泛的社会生活来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民主不够的问题。推进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社会生活民主化，切实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尚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非常艰巨的任务。另一方面，集中不够的问题也严重存在：有的人以为实行市场经济，就可以不要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集中，或者以为强调集中统一就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有的地方和部门，对中央的某些决策执行得不够有力，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的地方党政领导机构，对新形势、新情况缺乏驾驭能力，软弱涣散，导致严重的分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甚至存在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现实生活中民主不够和集中不够不同程度地同时存在的现象，深刻警示我们：在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尤其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集中的矛盾，坚持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健全民主集中制，而绝不能削弱和放弃民主集中制。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民主与集中的矛盾及其发展趋势，不仅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对于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暂时低潮中推动社会主义发展，具有普遍的长久的意义。
在党和政府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政治建设步伐，切实提高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民主化程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矛盾，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性工程。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民主，当然也就不可能实现正确的集中，不可能形成有利于改革、发展、稳定的政治权威。民主对于集中的基础作用，是由民主集中制的性质决定的。正如毛泽东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深刻指出：“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的集中。”缺乏高度民主的集中，或者排斥民主的集中，必然导致主观主义、集权主义和官僚主义，破坏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原则。通过深入持久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拓展党内民主，逐步提高社会民主化程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措施。
第二，民主与法制的矛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是制度化、法制化的民主。民主是法制的根本基础和根本依据，法制是民主的集中体现和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密不可分。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制的矛盾，坚持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是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能否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的矛盾，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已经深刻证明着并且继续证明着这一规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
我国正在进行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革，无可回避地影响着政治上层建筑和广泛社会领域人们的政治行为，使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都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处于这样一个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伦理社会向法制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民主与法制的矛盾，在某些方面、某些程度上更加复杂和尖锐了。具体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还不够有力，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还很不相适应，在政治上层建筑中还存在着某些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因素，甚至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严重障碍；少数人把民主与法制绝然对立起来，提出经济市场化必然要求政治自由化，企图把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理论与实践搬到中国来，从而引发种种极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虽然有了飞跃式的进步，出现了空前的法制完备局面，但是在某些方面法制建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还不相适应，特别是众多与社会主义市场规律相悖的经济、政治、社会行为，尚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和法律制止；在广泛的社会领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贪赃枉法现象还比较严重地存在，少数执掌政治权力和法制权力的人甚至公然破坏民主，践踏法律。上述种种现象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向民主化、法制化目标迈进的漫漫征途上，无论是民主建设还是法制建设，任务都非常艰巨。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快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进程，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长期任务。
第三，执政党内部的矛盾。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也有矛盾甚至斗争，执政党内部矛盾及其转化结果，深刻地影响着其他社会领域的矛盾和社会发展。对党内矛盾的认识和处理，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和党的核心领导作用能否加强。30年代，前苏联共产党内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党内矛盾，从而使苏联共产党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由此埋下了隐患。这不啻是导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无产阶级政党大面积地丢失政权和改变颜色的深层历史原因。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抓“党内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等错误理论和实践，使我们党内生活陷入一片混乱，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领导作用。这一错误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内极大地影响着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影响着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这些严重的历史教训说明，执政党内部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矛盾中占有相当特殊的地位，也具有极其特殊的性质，必须予以特殊的重视，采取特殊的方法促进矛盾向着有利于党的建设和社会进步的方向转化。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内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1.思想认识上的矛盾。对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重大举措，党内认识不可能完全一致，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是正常现象。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实践中，党内在这些重大问题认识上的矛盾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不断趋于统一。对于新时期党内思想认识上的矛盾，邓小平反复强调：不要搞抽象争论，要重在用事实说话。早在1986年，他就明确指出：对于我国改革中的一些新政策、新措施，有一些人感到不那么顺眼，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邓小平关于处理新时期党内思想认识上的矛盾的方法是完全正确、行之有效的。当然，“不搞抽象争论”，并不意味着可以混淆是非，放弃原则，而是说要通过实践的逐步发展不断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实现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高度一致。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党内思想认识上的矛盾还将进一步复杂化。处理这种矛盾的基本方法就是：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得以澄清和统一。
2.权力运行上的矛盾。作为一个拥有12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党内的政治生活与国家权力运行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国家权力中的绝大部分职位是由共产党员担任的，党员的政治思想作风素质和党内政治生活状况，直接影响着以至决定着国家权力的性质和操作状况。同时，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权力的复杂运行状况对党内生活产生深刻影响，从而导致新时期党内在权力运行上的特殊矛盾。政治权力介入商品经济活动，导致“经济权力化”，造成对市场经济平等交换原则的严重破坏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侵蚀，这就是我国新时期一种特有的政治矛盾。由于我们党与国家权力的密切联系，这种权力运行上的矛盾在党内则表现得更为明显。正确处理这类矛盾的主要途径，是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一是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权力运行机制；二是加强党内监督，及时遏制、消除少数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腐败现象；三是加强社会监督，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媒介、公众舆论等多种载体和手段，使党执掌国家权力的活动切实置于国家宪法监督之下，使广大党员特别是执掌国家权力的党员干部切实置于人民监督之下。总之，在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只有认真处理党内在执掌国家权力方面产生的矛盾，严格防止政治权力对商品经济的非正常渗透，严肃处理一切滥用权力的党员，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永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本色。
3.利益分化上的矛盾。市场经济对社会肌体的深刻触动，首先表现为利益的分化和重组。这种利益分配上的矛盾，也深刻地影响到执政党内的政治生活，造成党内在利益分化上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包括共产党员在内，不少党员通过合法经营、科学管理而先富了起来，这就提出了先富之后如何体现共产党人的宗旨和本色的尖锐问题；一部分党员受个人利益驱动，利用新旧体制转轨出现的某些缝隙和漏洞，运用不公正手段进行不平等竞争，这就必然与大多数人的利益产生矛盾；少数党员干部利用手中执掌的公共权力非法参与商品经济活动以谋取私利，侵占人民的利益，则是党内在利益分化上的矛盾的最严重表现，对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产生了严重的腐蚀作用。上述分析可见，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复杂环境中，执政党内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不可忽视，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加以引导和解决。一是要把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与坚持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机地统一起来，共产党员既要做合法经营、勤劳致富的模范，更要做带动人民群众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模范，为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员应当顾全大局，甘于奉献和牺牲。二是严肃党纪，遵循法制，严格防止和清除运用任何手段侵占人民利益的行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执政党能否处理好党内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不仅仅是经济利益问题，而且是直接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政治形象，从而直接关系到党能否继续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的重大政治问题。只有立足于这样的政治高度，才能处理好党在新时期面临的特有的政治矛盾。
综上所述，解决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党内矛盾，一是要顺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趋势；二是要逐步深化党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改革，不断拓展党内民主。改革是解决执政党内部矛盾、提高党的战斗力和核心领导作用的根本措施。
第四，执政党与参政党的矛盾。执政党与参政党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中一种特殊的政治矛盾。各国国情不同，政党制度不同，因而这方面矛盾的表现形态和解决办法不尽相同。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有着亲密合作的历史，但这不等于说我国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没有矛盾。党派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正确认识和处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矛盾，既是改善和加强共产党核心领导作用的重要措施，又是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作用的重要前提。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执政党与参政党的矛盾，主要表现在：(1)思想认识上的矛盾。对于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方针，在认识上不可能完全一致或者不可能很快达到一致，有时甚至存在着某种差异。(2)参政程度上的矛盾。某些领域、某些层次参政议政和政治协商的渠道不畅，会直接影响民主党派的积极性。(3)领导方式上的矛盾。某些地方共产党的领导人官僚主义严重，腐败现象滋延，会直接造成对多党合作制度的不良影响甚至破坏。这些矛盾，从总体上说，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之上的矛盾，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之中的矛盾，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政治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的多党政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正确认识和处理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矛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绝不是要搞多党政治。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方针。坚持十六字方针，正确处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矛盾，重要途径是加强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即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在建设现代化国家中的政治协商作用，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民主监督作用。实践证明，政治协调，民主监督，是有利于巩固、加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措施，必须坚定不移，长期坚持。从中国共产党来说，任何时候都必须把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当作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载体。要大力发挥民主党派在参与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领导人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中的积极作用，高度重视来自民主党派的监督，并不断健全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从各民主党派来说，应当积极主动地围绕各个时期我国的中心任务来履行参政议政职能。当前就是要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改革目标，积极发挥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
第五，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矛盾体系中具有综合性质。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各类政治矛盾，都无不表现为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或者与干群矛盾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干部与群众之间矛盾的正确解决，直接促进着社会主义社会各类政治矛盾向着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方向转化。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反复表明，能否正确处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实现干群一心，同心同德，直接关系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乃至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在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处于新的调整过程中，尤其需要高度重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的新特点、新表现，积极寻求解决矛盾的有效途径。
1.由于改革角色的不同而产生的矛盾。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深刻触及社会各个层面，直接影响人们的切身利益、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由于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在改革进程中所充当的社会角色不同，因而对于任何一项重大改革措施以及改革的方针政策，都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取得完全一致，而只能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逐步统一。各级各类干部与一般人民群众，由于各自社会地位、社会责任和社会角色不同，对于各项改革认同程度的差异则会更为明显，有的甚至酿成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例如，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使干群矛盾呈现某种新的内容和特点。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自由经济、自主经济，它要求赋予商品生产经营者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尽量减少行政权力的强制干预。然而商品生产经营者的这种独立自主权，在实际过程中不可能完全地实现，还会受到种种现实因素的制约。一方面，我们搞的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不仅不能排斥国家运用经济、法律的以至行政的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相反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尤其需要重视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以获得经济平衡发展和社会协调稳定。另一方面，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传统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还没有被完全冲破，旧体制的弊端还在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起作用。在加强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过程中，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管理体制有可能改头换面甚至是原封不动地作用于经济生活，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深化改革过程中如此种种体制上的矛盾，都无不是通过各级干部和一般群众的关系体现的，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干部与群众勇于探索的新内容。显然，这类矛盾的逐步解决，只能靠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和人们对于改革认识的逐渐趋同。
2.由于观念文化的差异而产生的矛盾。一般说来，各级干部的文化程度较高，思想观念能够适应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要求。而一般人民群众，相对地说文化素质还不高，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还存在着比较普遍的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现象。观念文化落后性，通过计划生育、文化教育、社会治安、生产管理等具体的工作环节表现出来，就导致某些地区基层干群之间严重的矛盾。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知识分子汇聚的单位，也会出现干部的观念文化水平落后于一般人民群众的现象，由此导致某些具体的特殊的矛盾。总之，观念文化的差异性，既是我国现阶段干部与群众之间矛盾的一个重要内容，又是一种深厚根源。因此，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文化投入和文化生长，大力普及发展科技和教育，促进观念变革，提高国民素质。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抹平干群之间观念文化方面的差异，妥善解决干群之间的矛盾，形成有利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观念文化合力。
3.由于官僚主义、以权谋私而产生的矛盾。一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执掌相当权力的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大潮中放任自流，蜕化变质，忘记了自己“社会公仆”的性质和责任，忘记了人民群众的甘苦和重托，依恃手中权力大摆官僚主义，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由此造成某些领域干群关系紧张甚至严重对立，造成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某种不信任情绪，这是在新时期干群矛盾的最严重表现，它对改革开放声誉影响极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破坏极甚，不可丝毫忽视。解决这方面的矛盾，一要靠加强对各级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牢固确立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二要靠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干部制度改革，切实健全和完善依靠人民群众选任、管理、监督各级干部的制度。三要靠严肃吏治，依靠党纪国法坚决处理、清除那些严重脱离人民、肆意侵犯人民利益、已经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少数腐败分子。这是使党和政府取信于民，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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