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本土化:获得诺贝尔奖的途径(一)_科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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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是振奋人心的。然而,对于中国科学界,它无异于一场心灵的大震动,这个世界关注的最有影响的科学奖离中国人似乎太遥远了。这一现象不仅牵动着科学家的心,而且引起很多科学学研究者的关注。从人文传统来看,中国古代重技术轻理论,重综合轻分析,提倡中和反对异说,整个思维方式与西方的科学理性完全不同,因此说,中国古代只有技术传统而从来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从社会背景来看,中国社会在本世纪经历了很多大变动,真正稳定的发展只有文革前后各十余年时间,中间十年间隔对科研破坏很严重,而且近十年来科研体制又处于转制阶段。从科技投入看,基础研究的投入相当少。李政道教授曾就1992年中美两国的基础研究的投入作过对比,获得中国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全国6万名教授和2万名研究生的基金总额,只相当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17位教授科研经费的5倍。从国际交流来看,一方面由于过去的闭关自守,有些成果没有拿到国际上发表,更缺少国际合作和科学家面对面的交流,成果没有及时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另一方面,闭门造车使我们的基础研究缺乏大的科学背景,造成盲目或重复。关于诺贝尔奖与中国无缘的话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或出于激情,或呼吁经费,或感叹传统,或提倡爱国,从不同角度和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影响,加深了诺贝尔奖与中国的联系,传播了“诺贝尔精神”,并促进了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尽管我们对于诺贝尔奖这样的世界科学奖企盼心切,但是我们必须基于现实说话。无论文化传统,还是科研经费的现状,根本性改观的可能性都不大。因此,本文立足于现实来探讨中国与诺贝尔奖的关系,提出通过科研本土化实现诺贝尔奖的构想。

科学的含义

由于技术上的成功,“科学”一词在本世纪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滥用,其概念的内容也因此变得复杂而模糊。科学被想象成万能的、抽象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因此,科学与本土化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正证明了科学概念的混乱。为了说明科研本土化,有必要先搞清楚科学的真正含义。

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总和。这些学科建立在相同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并借助于数学表达而建构的以不同研究对象为基础的知识体系。由于它是以物为研究对象,而世界的构成是相同的,所以自然科学具有非地方性的特征。也正是这一点使人们坚信科研本土化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尽管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的,研究者却是主观能动的人。科学不是别的,正是人的创造物,是人对自然的认识,它永远不可能取代或完全等同于客观世界本身。艺术家是自然的拙劣的模仿者,科学家也是。科学理论还具有很强的继承性,不仅在认识的深度上它是阶段性的,而且在认识的广度上它是局部的,因此科学不断发展成日益分化的庞大的知识体系。所有这些都涉及到人而不仅仅是客观的自然对象。

其次,科学广义地指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西文“科学”一词的拉丁文词源是scientia,意思就是知识。这种知识是社会实践的经验总结,并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尽管社会科学在建构上竭力模仿自然科学,但是由于人的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智力的应变,社会科学的规律与自然科学仍然有着本质的区别。广义的科学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知识体系的建构方法。艺术就完全不同于这种建构。而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艺术的构造方法。我并不是留恋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创造的思维方式确实是独特的,科学的理性思维是伟大的但不是唯一的。

科学从理论的假说到实验的验证,走的是一条自我否定的道路,而宗教恰恰相反,先知性的预言需要经受事实的不断冲击。信仰的建立需要从狂热和迷信开始,每一个否定的事实对信仰都是一种致命的打击。科学不是信仰,科学从一开始就不承认终极真理,事实是一切科学理论的最终裁判。但是,科学的基础正如几何学的公理一样是直觉的产物,而且在认识深化中不断修正。因此,科学的思路中包含有一种非科学的内容,那就是灵感或直觉,它们都是非理性的产物,与文化背景以及个人的艺术修养、性情有关。正是这种包容创造性的思路使科学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开放的知识体系。科学的特征,一是从混乱的现实世界中追求有序,探索规律性,尤其在于寻找人对自然的可操作性;二是在科学发展的阶段上,所有科学家都承认共同的范式,共同的基本认识使他们能够互相交流研究成果和进展。但是这种范式是暂时的,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要扩大和突破原有范式;科学的第三特征就是证伪,就是否定现有的范式,使知识体系更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

梳理“科学”概念,就是要指出,科学只是知识体系和构成这种知识体系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人类知识的全部。科学是暂时的,不是终极的真理,因此科学不可能不依赖于一定的技术背景。科学是人所从事的事业,与人的背景有密切的联系。保持对科学的开放的心态才能不迷信现有科学,才能跳出科学的迷雾而认识科学的本质。科研本土化使我们有希望回归到科学的正确思路上来。

科研本土化

科学是普遍性的理论,与本土化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科学只有一个,那就是全世界公认的科学,从来没听说有“美国的牛顿力学”或“中国的量子力学”。然而,确实存在着“美国的科学”和“中国的科学”这样的区分。一方面,即使是最成熟的科学理论,也不能判定为终极真理,它必定受到理论对象和发展条件的约束,必将带有它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痕迹;另一方面,尽管科学真理是唯一的,科学理论的建构却是多途径的,科学理论的形态也是多样化的。量子力学就有矩阵力学与波动力学之分,而不同国家则有不同的主流学派。因此,科研本土化不只是技术特征的差异或爱国主义的内容,而且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应当成为科学家和科研管理者的观念与共识。

科研本土化的概念首次出现在杨振宁教授的一次演讲中。他对于中国科学家在如此简陋和艰苦的条件下较短的时间里奇迹般地研制出“两弹一星”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尤其感叹科研本土化的重要。科研本土化的内容很丰富,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1、科学家的文化背景:科学家是处于一定文化背景之中的科学家,他的创造性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语言背景和生活传统。这些正是文化背景的体现,而文化却是人类最具地方特色的文明成果。难道说这样的科学家会完全摆脱他的本土属性吗?也许,大多数学科中都只是略有点地方成份,但毕竟是有的。杨振宁等人的理论成就,多少带有中国传统辩证法的意味。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则声称,老庄哲学是他创造性直觉的深厚的文化背景。

2、科学对象的本土特征:科学结论可以是世界性的,但科研对象则大多是地方性的。沿海地区对海洋的关注就比较多,而沙漠地带的国家也自然会更迫切地开展有关沙漠的研究。也许很多情况下,这种研究是从技术目的开始的,但是哪一门学科不是从技术开始、靠技术才进步的呢?李四光的第四纪冰川地质形成理论,不是西方人能够提得出来的。因为他依据的是中国地质特征的数据分析,而西方科学家更熟悉他们本国的地质情况。可见,科研的本土化并不影响科学的普遍性,李的理论照样是世界性的科学成果。

3、科学研究经济背景的地方性:科研课题来源于经济建设的需要,科研经费很大的一部分需要地方企业和政府的支持,科研成果有赖于地方的消化,使其实现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目前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建立一些与地方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工程中心,可以说,与科研本土化的观点不谋而合。当然,工程中心更多地倾向于技术内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基础研究。但是,科学与技术本身就很难完全分开。你能说发明炸药的诺贝尔不是科学家吗?你能说迈克尔逊干涉仪的发明只是技术而不算科学吗?科研本土化理所应当包含着技术本土化的内容。

4、科研管理体制的本土化:科学的继承性的局部性注定了科学家必须组成一个研究群体。这个群体的性质、协调与合作、经费来源、对外交流、运行机制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它的管理水平。科学可以是抽象的、普遍性的,管理却是具体的、本土的。管理不仅与人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有关,还取决于政治制度、经济水平等因素。所以,不可能有全世界统一的管理模式。一个世界公认的研究中心不仅要有世界领先的研究成果,还要有独步天下的一流管理水平。尽管新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起点很低,却是世界上花最短时间研制成功原子弹和氢弹的国家,这固然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但是,如果没有一套特别的管理方法,是不会有如此巨大的成功的。因为其它国家也有政治背景的支持,更有比我们强得多的经济实力和高得多的科学技术基础。合成牛胰岛素的成功也体现了科研管理的中国特色。中国要想在将来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就必须创建一个与中国文化传统和经济背景相结合的具有本土特色的科研体制。

5、科学中心的地方化:科学史上有过五次科学中心的重大转移,即世界科学中心从意大利转到英国,再转到法国,再转到德国,最后转到美国。这五次转移不是自发发生的,而是与所在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背景密切相关的。赵红州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科学能力”体现为科学家队伍的质量、科研设备的总体水平、可获得的图书或信息量、社会劳动结构的最佳程度以及科学教育水平等五个要素。科学中心不仅反映一个国家科学家的素质和科学水平,还体现了该国的经济和技术水准以及国家、国民对科学的重视程度,尤其体现出一种现代社会的最先进的民族意识。因此,科学既是国际的,也是民族的、国家的,科学中心的形成是科研的地方性的一种具体表现。(待续)

(收稿日期1996-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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