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文德”论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德论文,刘勰论文,论新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可谓愈推而愈精矣。未见有论‘文德’者，学者所宜深省也”(278)。在章氏看来，似乎刘勰的《文心雕龙》没有论及“文德”问题。其实，《文心雕龙·原道》开篇即曰：“文之为德也大矣。”①当然，这个“德”是指产生或性质，不符合章氏乃至通常“文德”的含义。《文心雕龙·程器》篇曰：“瞻彼前修，有懿文德。”正式标举出“文德”说。通观全书，不仅《程器》篇专门论述这一问题，其他各篇，特别是文体论部分，都涉及“文德”问题；而且刘勰的“文德”论具有独特的内涵和意义，远非章学诚“文德”论所谓“临文之不可无敬恕”涵盖得了的。鉴于学界在“纯文学”视野下评论刘勰“文德”论颇有歧异，②故拟重新剖析。 一、岂曰文士，必其玷欤？ “文德”是中国传统文史学术的一个基本问题，可以追溯到《论语》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孔子一方面指出“德”是“言”的基础，另一方面又认为“言”与“德”是可以相背离的。王充《论衡·书解篇》对孔子“文德”论作了发挥，曰：“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于衣为服。故曰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③这里“德盛”则“文缛”云云，就是本于孔子的“有德有言”论。东汉后期，学术分化，王充《论衡·超奇》划分出“儒生”、“通人”、“文人”和“鸿儒”四类。其中“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其地位在鸿儒之下、通人之上。“文人”作为新出现的一个群体，更以范晔《后汉书》首次在正史中列《文苑传》为标志。 “文人无行”论几乎是伴随着“文人”身份的独立而一同出现的。东汉灵帝时设立鸿都门学，给那些“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④的文人晋身朝廷创造了机会，这些鸿都门士“以词赋小技掩盖经术”(叶适364)，遭到传统鸿儒士人如蔡邕、杨赐、阳球等人的激烈抨击。这些文人所遭到的抨击，除了出身卑贱外，就是品行不端。《后汉书·阳球传》载阳球奏罢鸿都文学，斥责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人“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豪，俯眉承睫，徼进明时”。⑤正是基于现实里儒士与文人的这种冲突，基于儒士抨击鸿都门士品行不端而形成的舆论力量，曹丕《与吴质书》才下了“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的断语，“文人无行”于是成为对文人的基本评判，在社会上流行。如三国时韦诞苛评建安文人：“仲宣(王粲)伤于肥戆，休伯(繁钦)都无格检，元瑜(阮瑀)病于体弱，孔璋(陈琳)实自粗疏，文尉(路粹)性颇忿鸷，如是彼为，非徒以脂烛自煎糜也，其不高蹈，盖有由矣。”⑥沈约《宋书·颜延之传》论颜延之曰：“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饮酒不护细行。”⑦又于《武三王传》引述刘义真的话曰“(谢)灵运空疏，(颜)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鲜能以名节自立’者”。⑧ “文人无行”论是将孔子所谓“有言者不必有德”这一“或然判断”绝对化，变为“必然判断”，于是真理就走向了谬误。刘勰对“文人无行”这个颇为流行的“定论”就很不以为然，他的“文德”论就是从“破除”这一流行的定论入手的，在《文心雕龙·程器》里首先予以批驳。对于世人盲目认同曹丕和韦诞的“文人无行”论，刘勰感叹：“吁，可悲矣！”他列举司马相如等16人之疵病，承认“文士之瑕累”的确存在，紧接着用辩驳的口气说“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并列举了上从管仲、下至王戎等“将相”的“疵咎”，指出这些“无行”的将相因为“名崇”而“讥减”；而文人贫贱，处于下位，故多招致非议，可谓是双重的不幸！刘勰为那些穷贱而遭讥讽的文人叫一声委屈！同时又列举了忠贞的屈原、贾谊，机警的邹阳、枚乘，淳孝的黄香，沉默的徐干等为文人正名，反激出“岂曰文士，必其玷欤”的诘难。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程器》篇里列举了16位文人的疵病，刘勰并没有认为这些疵病给文学创作带来不良的影响。《体性》篇在论述“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时列举12位文人来说明风格决定于性情，其中有六位就是在《程器》篇有疵病的：司马相如之疵是“窃妻而受金”，但“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扬雄之疵是“嗜酒而少算”，但“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班固之疵是“谄窦以作威”，但“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王粲之疵是“轻脱以躁竞”，但“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潘岳之疵是“诡祷于愍怀”，但“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陆机之疵是“倾仄于贾、郭”，但“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六人的文风决定于他们的情性而非德行。特别是品评王粲，《程器》和《体性》用语一致，“躁竞”是王粲之“疵病”，也是他的性格特征，但“躁竞”造就了他“颖出而才果”的文风，似无贬义。显然，刘勰在论述作家成就高下和文章风格时，不是着眼于他们的德行。 刘勰在这样一部“深得文理”的论文著作中，抛开并驳斥“文人无行”论，对于矫正世人苛责文士的偏颇和错误，还文人以公道，提高文人的社会地位，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文人无行”论这种普遍流行的价值偏见和歧视，不少“文人”在仕途上遭遇挫折，受到压抑。谢灵运是公认的文章作手，诗赋一出手，马上传遍京师。但是据《宋书·谢灵运传》记载，他到了朝廷之后，“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宋文帝拘于“文人无行”的成见，并没有重用他。而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正是这种不幸的遭遇，使得谢灵运性格褊激。后世史家，常颠倒因果，谓他是文士，性格褊激，故而不受重用。如裴子野就抨击他“才华轻躁”，“召祸宜哉！”⑨似乎文人的穷厄是咎由自取。社会上对文人的成见可谓深矣！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成见造就了文人的“无行”。刘勰驳斥、抛弃这种“文人无行”论，不恰是对文人的精神松绑和洗冤正身吗！ 当然，一种定型的社会观念不因刘勰一个人的批驳而顿然改变，“文人无行”论依然在继续流行。《魏书·温子升传》引及比刘勰略晚的北齐尚书仆射杨遵彦所撰《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升彬彬有德素”。⑩萧子显在《南齐书·谢超宗传赞》中还是持“文人无行”的成见作出评论；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更是列举大量例子以警戒子孙：文人常常恃才傲物，凌慢侯王，慠蔑朋党，容易招致忌讳和祸端。这也可以反观刘勰在《程器》篇里批驳“文人无行”论是富有特见卓识的。若是刘勰在《文心雕龙》这样一部“论文”的著作中也持着“文人无行”论的偏见的话，那么众多文人可能是生前寂寞，死后沉沦了。 二、盖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 刘勰破除了“文人无行”论之后，正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德”观。不过，他的“文德”观不同于当时人纠缠于文人的行检，而是具有更为深广的内涵，其核心是“以成务为用”。 刘勰所谓的“文章”，不只是诗歌辞赋，而是《序志》所谓“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的经邦纬国之文；同样，他所谓的“文人”，绝不是“务华弃实”的近代辞人，而是《程器》所谓“贵器用而兼文采”的“梓材之士”。因此，他非常重视文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实际才干。《程器》篇云：“盖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学文应该“达于政事”，文人应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撰作文章应该服务于筹划军国大事，这就是“成务”。刘勰所论文章如诏、策、檄、移、章、表、奏、议等多是政治生活中的实用文体，因此他对于“成务”格外地重视。刘勰的“成务”观念表现在对各类文体的要求之中。如《谐讔》论述“谐”与“讔”这两种看似俚俗的文体，他也强调有益时用，“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他赞美优旃、优孟之谲辞饰说“抑止昏暴”，发挥了讽诫的意义。《书记》篇泛论谱、籍、簿、录等各种笔札杂名，这些文体是一般文学论著所不涉及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很重要，刘勰说它们“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议对》篇所论的是讨论朝廷政务的文体，作者可以各执异见，但一定要达政体、明治道，做到“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能发挥“熔世”“拯俗”的功能，而不能迂阔地舞笔弄文，不切实际地高谈阔论。刘勰感慨说：“难矣哉，士之为才也！或练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议对》)既练达于政事又善于作文的通才，是很急需、很难得的。这可以与《程器》篇的“梓材”论相互参照。刘勰还列举了孔融等“不达于政事”作反面典型。孔融任北海相时，“高谈教令，盈溢官曹，辞气温雅，可玩而诵”，但“论事考实，难可悉行”。(11)刘勰在《诏策》篇里说：“孔融之守北海，文教丽而罕施，乃治体乖也。”批评孔融不达于治体，不能成务。《明诗》篇批评东晋的玄言诗人“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程器》篇谓司马相如、扬雄等“有文无质”，没有实际的才干，只能写些“劝百讽一”的辞赋，“所以终处乎下位”。可见刘勰论人，重点是处理现实政治事务的识见和才能。在重视娱情的南朝文学批评史上，刘勰的这个主张显得尤为卓异。 也许有人会说，六朝时期“文人”身份意识的独立，正是说明当时“纯文学”观念的生长，刘勰如此强调文人的“达政”才能，是一种倒退。我认为，历史不能如此抽象地看，应该联系刘勰的身世和时代来作评论。 晋宋嬗代以后，出自素族的武人刘裕掌握了政权，统治阶级内部结构有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传统的世族大姓如琅琊王氏、阳夏谢氏的地位有所下降，而辅弼刘裕建立江山的武人家族迅速崛起。刘勰曾祖辈刘穆之(刘秀之的从叔)在刘裕举义后不久即投奔受署，辅弼刘裕成就大业；伯祖刘秀之在宋文帝、武帝时也屡建军功。在刘宋时期，东莞刘氏凭借军功跻身于朝廷，可谓之“强宗”，不同于东晋时期的传统士族。一朝天子一朝臣。东莞刘氏在刘宋一朝颇为显赫，然到萧齐时陡然衰落，如穆之、秀之叔侄在刘宋时先后为丹阳尹；刘秀之被征为左仆射，卒后赠侍中、司空，权贵盛矣！到了刘秀之的孙子刘俊时，《宋书·刘秀之传》曰“齐受禅，国除”，(12)不再承袭爵位了。同样，刘勰的父亲刘尚曾做过越骑校尉，秩二千石，官位不低；但刘勰年幼时父亲去世了，萧齐代宋时，他约十四五岁，失去袭爵的机会而“家贫”。他笃志好学，试图干禄从政，立身扬名。刘勰重视“成务”“达于政事”的实际才干，与他的这种出身是有关系的。他的祖上就是凭借务实的军功起家的，不同于传统士族的世袭。 刘勰重视文人的“成务”才能，是对魏晋以来士族政治、士人主宰文坛的状况的抨击。魏晋时期，随着士、庶分化，士族掌握政权，“平流进取，坐至公卿”，(13)在道德文化上表现出优越感，位居高官显职，而轻视庶务，缺乏实际的治才。王戎曾官居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司徒，阿衡朝政，但据《晋书》本传，他“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14)孙绰诔刘惔云“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15)准确地概括了东晋上层士人的行为和精神状态，占据要职，却不理事务。正如干宝所概括的，“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16)晋代孱弱不竞，未尝不由于此。《明诗》篇抨击东晋玄言诗人“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记之谈”，批判态度与干宝是一致的。士人的“虚弱病”延续到南朝，而且当时的文士也染上这种习气。如刘宋时善于作诗的袁粲，“爱好虚远，虽位任隆重，不以事务经怀”(李延寿704)；与刘勰同时的张率，“虽历居职务，未尝留心簿领”，(17)当国家和百姓的命运掌握在这些“文人”手上，其前途可想而知了。 齐、梁时也有文士因不达于政事，仅仅以善于辞章自居，而遭到嘲戏和贬抑。如《颜氏家训·文章》载：“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席笑曰：‘可哉！’”(颜之推247)留心文藻、颇工诗咏的刘逖被嘲戏为只是“须臾之玩”，他自比作“春华”，点缀而已。在《文心雕龙》撰成后不久的大同五年，梁武帝曾经对庾肩吾说：“卿是文学之士，吏事非卿所长，何不使殷不害来邪？”(李延寿1848)文学之士不善于吏事，似乎是当时社会较为普遍的看法。联系这样的社会背景再来看刘勰重视文人的“成务”才能，具有讽时救世的用意，同时“君子藏器，待时而动”云云，也是激励文人练就才干，以在政治中获得机会，施展才能，提高地位。今人往往惑于现代的“纯文学”理论，对于刘勰的这层用意，或漠然不见，或予以批评，认为他重政治、轻文学，显得保守。这不能不说是埋没了刘勰的苦心。 三、身挫凭乎道胜 《文心雕龙·论说》曰：“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作家撰著文章若能够成就事务，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发挥实在的作用，本身就是作家的荣耀，同时还带来“荣身”的机会。但是，文章憎命达，文人往往是“有高世之材，必有负俗之累”(袁康153)。特别在衰乱之世，文人命运更为蹭蹬。刘勰对遭遇坎坷、处于逆境的文人寄予深切的同情，称赏他们或渊默持守，或发愤哀鸣的精神，这是“文德”说的题中之意。《才略》篇论东汉的冯衍“雅好辞说，而坎壈盛世，《显志》《自序》，以蚌病成珠矣”。冯衍自谓“常务道德之实，而不求当世之名”，(18)在盛世里却命运舛背，然而他发愤以表志，创作出了优秀的作品。“蚌病成珠”恰为妙喻。在《杂文》篇里，刘勰列举了班固、崔骃、郭璞、庾敳等的“对问”，这些作品表达的是作者在乱世厄运中渊默玄静、持守正道的人生态度。刘勰将这种态度概括为“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虽然时逢乱世，遭遇挫折，但心中有道，足以战胜逆境，超越得失，泰然处之，化郁结为文章。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精神境界。 这种精神的源泉，往远处说，是“立言不朽”思想的激励。“立言不朽”思想在《文心雕龙》中随处出现，如《征圣》篇赞曰：“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圣人虽往，但他们的思想精神却通过经典流传于后世。刘勰自己也怀着“立言不朽”的期望，以“立家”——成一家之言为崇高目的，撰著《文心雕龙》这部“子书”。《序志》篇提出“君子处世，树德建言”，赞曰：“文果载心，余心有寄。”都是希望著作成为不朽的方式。 “身挫凭乎道胜”，往近处说，是对司马迁以来的“发愤著书”精神的继承。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多次提到“发愤以表志”(《杂文》)，“发愤以托志”(《才略》)。他著此书，“耿介于《程器》”(《序志》)，未尝没有“发愤以表志”的深刻意味。(19)在《诸子》篇里，刘勰阐述诸子著作精神说： 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 “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正是诸子的“文德”。如晋代的葛洪，父亲早逝，家境贫寒，面对战乱频仍的时局，渊默静退，“著一部子书，令后世知其为文儒而已”(葛洪378)。刘勰在《序志》篇赞语中发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的感慨，未尝没有“身与时舛，志共道申”的意味。自刘宋以来，文人身陷祸逆者不在少数，刘勰提出“身挫凭乎道胜”和“蚌病成珠”，秉承“立言”和“发愤”的传统，作为“成务”说的补充，确证文人的精神价值，是“文德”论的重要内容。“身挫凭乎道胜”的精神至宋代又得到新的振作，如苏轼《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诗示之》说：“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20)黄庭坚《再次韵兼简履中南玉三首》(其一)云：“句中稍觉道战胜，胸次不使俗尘生。”(21)或许不能说苏、黄就是受到刘勰的影响，但是他们对作家超越性的精神境界的强调是一致的。 四、名儒之与险士，固殊心焉 “成务为用”是强调文人的经世达政的实才，“身挫凭乎道胜”是激励文人遭遇厄运和挫折时发愤立言；而“名儒”论，则是着重于临文时的思想状态。《奏启》篇曰： 观孔光之奏董贤，则实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则诬其衅恶：名儒之与险士，固殊心焉。 孔光是西汉大臣，在王莽授意下，奏劾哀帝的佞幸董贤，列举事实，证成其罪；路粹承曹操之旨，奏劾刚正不阿的孔融，罗织罪名，置之于死地。同样是两篇奏疏文，一出于义正，一出于奸回，刘勰说“名儒”之与“险士”，心性品德是不同的。这句评论不仅适用于奏启文，对于其他实用文体同样适合，它鲜明地体现了刘勰的“文德”论，即真正的文士应该是“名儒”，而绝不能做“险士”。值得注意的是，在《程器》篇列举“古之将相，疵咎实多”时，刘勰说“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这是否与《奏启》篇称赞孔光为“名儒”相矛盾呢？范文澜就说：“孔光虽名儒，性实鄙佞。彦和谓与路粹殊心，似嫌未允”(433)。我认为刘勰并非自相矛盾。刘勰论“文德”，着重在作者撰写文章时的立场和态度，而不在于平日行为是否有瑕疵，不能因为孔光早年谄媚董贤，而否定他后来《奏劾董贤疏》的正义立场。 何为“险士”？像路粹这样撰写文章罔顾事实，诬陷成罪，当然是“险士”。刘勰在《奏议》篇还指出“世人为文，竞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似善骂，多失折衷”，这也是“险士”所为，需要树立礼义规矩，予以纠正。《檄移》篇说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奸阉携养，章实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也是“多失折中”的，难称“名儒”。《情采》篇所说的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为文而造情，未尝不可说也是“险士”，对于这类文人、这样的创作态度，刘勰是给予严厉贬斥的。 何谓“名儒”？虽然刘勰未作解释，但通览《文心雕龙》，他强调文士的忠信品德和謇谔之风。具有这种品德的文士，立诚不欺，吐词鲠直謇谔，可称得上“名儒”。“祝”是祷神之辞，应该“修辞立诚，在于无愧”，即本乎忠信；“盟”是盟会之辞，刘勰在《祝盟》篇说：“信不由衷，盟无益也[……]后之君子，宜存殷鉴，忠信可也，无恃神焉。”“说”是辩士说辞、上书的一种文体，陆机《文赋》曾说过“说炜烨以谲狂”；刘勰在《论说》篇批驳陆机之论，阐述“说”体曰：“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而陆氏直称‘说炜晔以谲诳’，何哉！”上书说辞之类的作者应该怀有“忠”“信”，披肝沥胆，忠贞不贰，不能心存诡谲。《奏启》篇里，刘勰称赞晋代刘颂的《除淮南相在郡上疏》和温峤的《上太子疏谏起西池楼观》“并体国之忠规矣”，是筹谋国事的忠贞的规谏。刘勰所论之文，多是朝廷政治生活中的实用文章，因此这些文章的作者尤其应该具有忠信的品格。即使是铭、箴、诔、碑之类警戒过失、累述功德的文章，作者也应该具有忠信的品德，如“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箴》)；“属碑之体，资乎史才”(《诔碑》)，这都是对作者忠信品德的要求。《史传》篇提出“素心”说，作史要“析理居正”，既要尊贤隐讳，又能够具“良史之直笔”。这也涉及“忠信”的文德，是指临文时应该具备的态度。刘勰“文德”论的这一内涵，与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所谓“知临文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还是有内在的一致性的。 文人“忠信”，但不是“乡愿”。与忠信品德相呼应的是文士“批逆鳞”的鲠直謇谔精神。《论说》篇赞美范雎、李斯的说辞“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批逆鳞”本于《韩非子·说难篇》，喻臣下敢犯颜直谏。战国争雄，辩士云涌，士人议政的精神极为高涨。至汉代天下一统，郦食其、蒯通等士人遭遇迫害，士人的精神遭到削斫，即使有人上书陈说，也不过是“顺风以托势”，“喻巧而理致”，“莫能逆波而溯洄矣”(《论说》)。这是为刘勰所慨叹的。在《奏启》篇里，刘勰花费不少笔墨来提倡作者应该具有刚直方正的精神。“奏”是一种弹劾大臣、绳愆纠谬的文体，作者应该正直而有勇气。刘勰说：“位在鸷击，砥砺其气，必使笔端振风，简上凝霜者也”(《奏启》)。这是弹劾奏疏的准则。他还从《诗经》《礼记》中的讥弹文字确立“奏劾严文”的经学根基。最后归结说：“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乃称绝席之雄，直方之举耳。”撰写劾奏的作家应该不畏强权，不含糊模棱，切直方正。所谓“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即忠信仁爱与严厉切直相结合，这才是劾奏文的作者所应具备的品格。论“启”体时，刘勰重在“谠言”，即切直的言辞，并说：“王臣匪躬，必吐謇谔”(同上)。人臣应该不考虑个人的私利，言辞正直，切中要害。 奏、启、说、议、对等文体一般是臣下对君上而作。刘勰指出创作这些文体的作家，既要“忠信”，还须具有鲠直謇谔精神。这与他的“成务”论是一致，也是对儒家弘毅义勇精神的发挥。即使是其他的文体，刘勰认为作家也应该具备切直刚正的精神，只有具备这种精神，文章才有“风轨”、“风矩”，有力量，才能发挥“规益”、“讽诫”的意义。宋齐以降，帝王宗室身边的贵游形成一个个文学集团，奉和应制，婉顺曲迎，有美而无箴，像鲍照那样故意“为文多鄙言累句”(沈约1486)，以迎合帝意的人不在少数。联系南朝的文学贵游状况来看，刘勰论文而倡扬“批逆鳞”的鲠直謇谔精神，无疑是可贵的。刘勰的《文心雕龙》，也具有吐词謇谔的特征。《史传》篇曰：“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程器》篇论文士之瑕累说：“文既有之，武亦宜然”。这些都是直指社会的弊端；《序志》篇品评前代论文“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的阙失，都显示出刘勰立论的锋芒。 综上所述，刘勰在否定了社会上通行的“文人无行”论后，提出了新的“文德”论，即：“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达则奉时以骋绩，穷则独善以垂文；奉时骋绩时，应心怀忠信，具有切直謇谔之风；独善垂文时，能够道胜情泰，发愤以表志。在士人主宰文坛而盛行文学贵游风气的六朝文学史上，刘勰的“文德”论是卓异的，具有矫正时弊的意义，对于后代文学与文论也不无启发意义。 ①本文所引《文心雕龙》原文，均据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②参见巩本栋：“《文心雕龙·程器》新探”，《南京大学学报》2(1998)：102-11；刘晟：“《文心雕龙·程器》‘文德说’得失”，《贵州大学学报》1(2000)：63-67；张福勋：“刘勰论‘文德’”，《集宁师专学报》6(2002)：8-10；张利群：“刘勰《程器》中的作者‘文德’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4(2002)：76-81；梁淑辉：“从《文心雕龙·程器》看写作主体的德才修养”，《传承》12(2010)：156-57，等。 ③王充：《论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431。 ④范晔：《后汉书》卷五十四“杨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1780。 ⑤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七“阳球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2499。 ⑥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引鱼豢《魏略》(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604。 ⑦沈约：《宋书》卷七十三“颜延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891。 ⑧沈约：《宋书》卷六十一“武三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636。 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宋纪”十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4039。 ⑩魏收：《魏书》卷八十五“温子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869。 (11)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崔琰传》引司马彪《九州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371。 (12)沈约：《宋书》卷八十一“刘秀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2076。 (13)萧子显：《南齐书》卷二十三“褚渊、王俭传论”(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438。 (14)房玄龄：《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234。 (15)房玄龄：《晋书》卷七十五“刘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992。 (16)干宝：“晋纪总论”，《文选》卷四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186。 (17)姚思廉：《梁书》卷三十三“张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478。按，簿领，指官府记事的簿册、文书。 (18)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八下“冯衍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985。 (19)刘永济论《程器》说：“全篇文意，特为激昂，知舍人寄慨遥深，所谓发愤而作者也。”见《文心雕龙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71。 (20)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2245。 (21)任渊等注：《黄庭坚诗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