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莱的人民和“尘埃落定”_阿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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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66(2001)02-0043-05

藏族青年作家阿来,原名杨永睿。据有关资料介绍,他的母亲是汉族,父亲是藏族。一九五九年出生在大渡河上游主要支流之一的梭磨河畔一个藏族寨子里。在那种十分特殊的地理和历史环境中,阿来从一个藏族少年、家乡机耕道上的拖拉机手、建筑公司的打工崽成为马尔康民族师范学校的学生,又成为马尔康县二中讲台上的老师。然后,阿来成为了诗人、成为写小说的人。在阿坝州文联文学期刊《新草地》杂志做编辑多年以后,到成都做上了省科委旗下《科幻世界》杂志和《飞》的主编,以至成为今天颇有建树的作家。十几年来,阿来在诗歌领域、尤其在小说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有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两部、散文集《大地的阶梯》和诗集《梭磨河》出版。在世俗的人才评判标准面前,阿来没有很高的学历,但是,他特殊的生活经历和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背景以及西方先进的文艺思潮,是他最有心得的学校。四川西北部阿坝州的高海拔地区,阳光明亮,天朗气清,人和植物总是以突兀的姿态、以真实得近乎梦幻的感觉展示在关注者的视野里。如果是在植物茂盛的夏季从成都川西平原出发,经都江堰、沿岷江河谷逆流而上至汶川县,西向沿杂谷脑河谷逆流而上经理县、米亚罗红叶峡谷,翻越鹧鸪山经刷经寺沿梭磨河谷西南方向到达阿坝州府所在地马尔康,四百多公里的行程、逆海拔高度而上,从夏日到初夏、春天、仲春、初春、残冬的梯级景象会让你感受四季分明的季节,更能感受到藏族、羌族人民自在潇洒的民族风情以及祥和富足的精神面貌,尤其还容易迷醉于那里雪山、草原、河流以及森林静谧的尊严,沉思于那片土地上民族结合部的种种神奇,感喟其历史文化、社会际遇深厚积淀的光芒。就在马尔康(藏语音译,火苗旺盛的地方)那条神秘河谷里,阿来,以一个汉藏混血者的特殊气质和多种文化语言混血生成的特殊触觉,摸索和表达了他内心世界的小说理想。这一点与他曾经心仪的青藏高原上西藏另一位汉藏混血儿作家扎西达娃是多么相似,但是,他似乎比扎西达娃走得更踏实、更睿智。至少,阿来在创作中将外国先进的文学理念消化为无形和对历史转折时期的人性的描述比扎西达娃显得更真切、更熟练、更有意味。

回想起来,1984年的冬天,我在阿坝州的一所师专里教书时开始接触到阿来的诗歌和小说。印象颇深的是在阿坝州文联刊物《新草地》(现在的《草地》杂志)发表的《那温暖的秋阳》(短篇小说),写了一个孩子与父亲在秋阳下的劳动场景和故事。记得最清楚的是小说的语言很象诗歌的语言,诗意的描述、诗情的流露、雕塑般的人物、景色,给人留下浓郁的异族情调,更使人感动和难忘的是作品中浓浓的少年忧郁。十几年来,作为阿来的文友、关注者、仰慕者,我们一起喝过酒、唱过歌、聊过写作,我对阿来其人和阿来作品有着极有兴趣的接触和关注。1998年,我离开阿坝州来到乐山,听说阿来的最新小说《尘埃落定》在遭到几家出版社的拒绝后,最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在北京引起普遍的轰动,有评论家认为该小说是建国以来最优秀的少数民族题材的长篇小说。今年,阿来从美国将《尘埃落定》的影视制作版权的15万美金带回成都。作品开始翻译成其它语言再版。据《成都商报》(2000年10月20日“文化新闻版”)载,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大奖评委会委托北大教授严家炎起草的茅盾文学奖的评语说:“藏族青年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清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是的,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魅力”正是源自于“诗意”的描述。我们发现,阿来小说写作之初的诗意的语言和诗性思考得到了十分宝贵的延续和升华,少年时期的忧郁已蜕变为“似傻非傻”睿智的思考和寓言式的表白,并且终于得到了极为公正的认可。但我们现在最高兴的不是阿来获奖,而是更高兴他获奖之后的那种他笔下“傻子二少爷”似的“无动于衷”,那种令人十分放心的“平静”。“得奖不会改变我自己。我已经是40岁的人了,做文学已有十多年,最初的写作目的也不是得奖。不得奖我也会写下去,写作是我的生命的需要,是表达的需要。”(高小立《阿来:离文学圈比较远的人》,载《作家文摘·青年导刊》2000、11、3第13版)

早年曾听阿来说,早先他最容易找到感觉的写作场所是与喧嚣社会有着相对距离的旅游淡季的九寨沟、黄龙寺,其次是旅客稀疏寂寞得很舒服的旅馆、招待所。后来,可能是由于随身携带那台家用电脑外出实在不方便,只好在家里写作(阿来换笔较早)。据介绍,1994年春末的一天,阿来在马尔康州文联楼层很高的家里,偶然写下“野画眉”一段场景,用阿来习惯激动的话来说,就是“整到东西了(意为发现灵感)”。立即敏锐地觉察到一出大戏的舞台有了,人物们从秘密的地方纷纷登场,“自己的手就象舞蹈症患者,在电脑键盘上疯狂跳动”,每天有几千字的进度,到了冬天,马尔康的山上铺满白雪,30多万字的《尘埃落定》也就成了。近两年来,很多对中国西部文坛较为关注的论者对阿来作品予以中肯的评述和高度的评价。包括前面提到的“获奖评语”,大家都提到《尘埃落定》“视角独特”的艺术效果,但对真正“独特”的“视角”的理解,大都仅集中在表现得十分明显的“麦其土司二少爷”的“傻子视角”的认识上。在我看来,真正独特的视角似乎这样来理解更合理,阿来在社会的转型期,在历史河流的转折处、或者是历史河流“断裂瀑布”出现的地方,用那种马尔克斯似幻非幻、似魔非魔的“魔幻现实主义”的眼光,象游龙一般穿透历史结合部、社会阶段结合部、民族结合部(藏、羌、回、汉,阿坝州的主要民族),穿透中国西部藏族支系的结合部、尤其穿透四川西北部梭磨河流域安多藏族之嘉绒藏族一支的历史,直抵了“尘埃落定”所有故事的内部。试想,哪有能够“落定”的“尘埃”?“尘埃”总是有起有落,尘埃起落之间,数十年跨度的边沿藏民族心灵史得以诗性演绎。民族、部落、家族、父子、兄弟、朋友、情人、权利、贪欲、情欲、道义、人性、尊严、践踏、蔑视、仰视、奴性、商人、市场、妓院、白色汉人、红色汉人、消失的城帮、消殒的生命、割掉的舌头、丢失的马群、收割的罂粟、鞭梢的花瓣、鸟雀的粪便、碎裂的语言、以及随处可见的“尘埃”升降等等小而精彩绝伦的“起起落落”,有着阿来“尘埃落定”异乎寻常的轮回隐喻。我们发现,“傻子视点”居然是所有飞场起落的“尘埃”中似乎恒定在某种海拔高度的唯一不起不落、不偏不倚的“尘埃”。这“尘埃”就象是一种混沌而又清澈的眼神。在一个就连阿来自己也难以说清楚的高度,小说的“视角”在氧气稀薄的高原山地均匀而痛快地呼吸。阿来说,“在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过渡时期,社会总是显得很卑俗;从一种文明过渡到另一种文明,人心委琐而混沌”(阿来《落不定的尘埃》,载《小说选刊·增刊》,1997年第二辑),原来,傻子是阿来安排在“社会”和“文明”形态过渡时期定点拍摄似的视点,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某种特殊鉴定意义的“尺度”。阿来在回答记者采访的时候,他称“如果小说拍成电影,自己可以扮演老土司、傻瓜儿子、被割去舌头的书记官中的一个角色,因为这几个形象反映了自己性格中的不同侧面”(见《成都商报》2000、10、20日“文化新闻版”),这似乎正应合了阿来曾经寻觅、并且坚守的写作视点和关注生活的思考写作习惯。

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高度、是一种什么样的尺度。那么,在“尘埃”的“起落”之间,阿来究竟要向我们表达什么呢。文化的混沌不清和时间足够惊人的韧性,究竟使作者表达了什么。

在我怀念或者根据某种激情臆造的故乡中,人是主体。即或将其一种文化符号来看待,也显得相当简洁有力。而在现代社会,人的内心更多的隐秘与曲折,却避免不了被一些更大的力量超越与充斥的命运。如果考虑到这些技术的、政治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那么,人的具体价值忽略不计,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许多人性灵上的东西,在此前就已经被自身所遗忘。(阿来《落不定的尘埃》,载《小说选刊·增刊》,1997年第二辑)

是的,在小说中,题材、故事并不是小说最为核心的要素,核心要素是人。藏区题材很特别,这给阿来的表述带来了优势,但题材永远只是小说的媒介;藏区土司之间数十年争斗的故事很精彩,但故事只是人物活动的提示和轨迹,这使阿来的小说容易被简单误解。显然,阿来的用心不在于此,“怀念和臆造”的生活只是人物的一种特殊布景,以傻子为线索牵扯的人物群像,他们溅起的“尘埃”,他们“尘埃”中扭曲或被扭曲的人性,被肆意践踏的人的“尊严”的起伏荣辱,成了小说自然渗透出来的东西。这需要我们仔细体味。

我们以为,阿来在小说中表达的问题是关于尊严的话题,是关于人的尊严的问题。但阿来把评论家们视为“大愚大智”的、忽略其残酷一面的“傻子”,实际上放在一个极为隐秘的位置,通过傻子对人的操纵,对“爱他、尊重他”等等必须围绕他而生存的人们的“尊严”的戏弄、打击和剥夺的描述,表达出“人的灵性失落”的迷惘,人性的遗忘就变成了对于“尊严”的遗忘。如傻子二少爷每天早晨醒来后“我是谁?”、“我这是在那里”的疑问,对时间快与慢的追问就有一定荒诞的隐喻。遗忘尊严的人、遗忘尊严的人群固然令人忧虑,遗忘民族,遗忘家国,遗忘或者干脆从来就没有真正拥有过信仰尊严的人,那样的忧虑,似乎才是作家创作心理中最根本的忧虑。我们姑且认为是篇幅的原因,或者只有阿来才明白的原因,小说并没有将准备表现的东西过于明确地表现出来,或者已经表现了,由于极度的含蓄或隐喻过于深奥,审美距离过于陌生遥远,我们才容易将其忽略。但就小说目前成型的作品中,我们认为,阿来将人的尊严的脆弱、对于尊严的麻木状态、尊严的可贵、尊严背后的残暴和冷酷写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或许,这正是阿来所注意思考的“卑俗社会”和“人心委琐”的人性景况下人类普遍存在的“尊严悲剧”的真实写照。

尊严,人的内心永恒的高度。傻子的尊严,别人不懂,但谁也不能轻易冒犯。小说一开始,傻子就在别人眼皮底下以别人认为很傻或者旁人根本无从知晓的姿态(傻子二少爷痴愚童年的生存状态)思考“尊严”的话题。野画眉此段,是作者灵感来临一口气写下来的。它基本上定下了作品的基调,设计了作品的框架,铺就了作品人物的布景。床上,是作者设定的傻子视点,傻子思考着非常严肃的问题——即藏族的历史;汉藏不同却能交易的产品;土司的权利和中原汉人给予土司的权利的权利。

来自重叠山口之外的汉地丝绸是多么容易流淌的东西啊。从小到大,我始终弄不懂汉人地方为什么会是我们十分需要的丝绸、茶叶和盐的来源,更是我们这些土司家庭权利的来源。有人对我说,那是因为天气的缘故。我说,“哦,天气的缘故。”心里却想,也许吧,但肯定不会只是天气的缘故。那么,天气为什么不把我变成另一种东西?据我所知,所有的地方都是有天气的。

傻子自由、任性、玩、笑、哭。傻子象哲学贤人般对比思考着母亲和奶娘的奶水味道。

奶娘把我从母亲手中接过去,我立即就找到了饱满的乳房。她的奶水像涌泉一样,而且那样地甘甜。我还尝到痛苦的味道,和原野上那些花呀草呀的味道。而我母亲的奶水更多的是五颜六色的想法,把我的小脑袋涨得嗡嗡作响。傻子觉得自己很寂寞,只关心被雪压下山来的野画眉。指挥战斗。……我的命令是:我们去逮画眉。……这是我少年时代指挥的战斗,这样地成功而且完美……

“即使是奴隶,有人也有权更被宠爱一点。对于一个统治者,这可以算是一条真理。是一条有用的真理。”这是傻子早期的想法,是“鞭子”的声音和母亲的教诲,使傻子变得聪明残酷。傻子,用可怕的办法轻易打击那些破坏他的尊严的人。如,桑吉卓玛是13岁的傻子的“性爱”老师,但是,由于傻子发现桑吉卓玛爱上了银匠,傻子就让桑吉卓玛唱歌,一唱感觉荣幸,二唱感觉高兴,三唱就觉得不对劲,四唱时桑吉卓玛流出屈辱的泪水。后来,桑吉卓玛在草原温泉误以为傻子“旧情复燃”,在泉水中为傻子尽情开放,而傻子却只是戏弄,桑吉卓玛终于有史以来第一次骂傻子道“你去死吧”。幸好后来傻子给了桑吉卓玛自由民的身份,让我们看到尊严在一个被傻子多次蹂躏的仆女身上得以复活,傻子显出难得的可爱来。对哥哥、对父亲、对奶娘、对银匠、对两个绝对忠诚的“伙伴”(奴隶)、对两种身份的塔娜,对“赏”给奴隶的女人、对其他的土司、对复仇者兄弟等,傻子玩他们于股掌之间。以其中着墨不多,却极为重要的情节为例,傻子对一个胆敢以“爱情”的模式和幻想说不爱二少爷的女子的尊严施以无与伦比的“轮奸”打击,尊严委地,人性何在。

有一个晚上,我不大喜欢此地头人送来的姑娘。因为她作出一幅受委屈的样子。我问她为什么不高兴,她不回答。我问她是不是有人告诉她我是傻子。她噘着嘴说:“即使只有一个晚上,也要要我的人真心爱我,而少爷是不会的。”我问她怎么知道我不爱她。她扭扭身子:“都说你是一个傻子嘛!”那天夜里,我站在帐篷外面,叫我的小厮跟她睡觉。我听到索郎泽郎象一只落入陷阱的小熊那样喘息,咆哮。他出来时,月亮升起来了。我又叫小尔依进去。小尔依在里面扑腾的声音像离开了水的大鱼。早上,我对哪个姑娘说:“他们两个会想你的。”姑娘跪了下来,用头碰了我的靴子。我说:“下去吧,就说你是跟少爷睡的”。

真正不恨“傻子”的人,他们是尊严麻木,或有意无意忽略尊严价值的人,如桑吉卓玛、傻子的父亲,麦其家的仇人,他们即便抽向傻子的鞭子和刺进傻子身体的刀子也弄不疼傻子。真正恨傻子的人,比如银匠的鞭子,哥哥的鞭子,塔娜(妻子)的不忠,都使傻子感觉到真正的疼痛。傻子的疼痛,是尊严的疼痛,该疼痛该仇恨而不觉疼痛仇恨,不该疼痛仇恨而觉得疼痛仇恨,如此混沌不清的局面,如此日渐委琐的心灵,正是阿来刻意营造的小说氛围。傻子在对于别人尊严的前后矛盾,也是“社会卑俗”、“人心委琐”的一种写照。以尊严麻木者状况的描述,是对麻木状况的担忧。阿来所设计的人,是一种表示“尊严”沉浮的称号。对于翁波意西的描述,我认为他是傻子的另一半化身。从某种意义或阿来小说不经意之间创立了罕见的“一个人物分两体”或“两体合一式”的人物形象模式。傻子与翁波意西的心意相同,傻子和翁波意西代表了“一个小说艺术形象”的两极世界。比如,傻子有智慧,是那种令父亲和哥哥害怕的预言家似的智慧,他表现得比较机智,是一种大愚的机智。翁波意西是傻子精神的传道者,他的理想就是傻子的理想,他的预言就是傻子的预言,他的自作多情、他分两次被割去的舌头,象征了追求“尊严”的道路被失去“尊严”的人亲自剪断,翁波意西表现得勇敢而愚蠢,是一种大智的愚蠢。但令人惊喜的是,翁波意西的不卑不亢、不屈不挠,以及后来表现的忍辱负重,角色从自由传道者到奴隶,从奴隶到“书记官”(记载历史的专职人员),阿来“以傻子和翁波意西两极形象所隐喻的历史辩证”的意图表现得昭然若揭。历史记载一切又证明一切。一方面,翁波意西的尊严,谁也没法剥夺,尽管翁波意西被那样残酷地折磨。另一方面,翁波意西的“智慧之语”、傻子的“混沌之语”的代表了某种永恒尊严的“话语的权利与尊严”是谁也无法剥夺的。即便是爱恨分明的仇恨,那种复仇者血性的尊严,在“傻子”从容赴死(被仇人谋杀)的话语中,也被剥夺了复仇成功的快乐和杀手的尊严。惟其如此,落不定的“尘埃”之中,即便尊严的面孔尘埃扑面,关于人性尊严的渴求也显得那样的可贵。

作为小说的评论,我们总是从关注某一个作家的全部开始,总是习惯关注作家作品全部的文化和心理的、政治和历史的内容。我们总是固执地认为,作家心理的需要就是表达的需要。阿来强调小说是对“人”的关照,是对普遍的人的关照,而作家的心理依据确实是一种十分特别的地理、历史、政治、文化、经济、宗教的有力参照物。汉藏混血的诗人般的作家气质,关照汉藏文化、语言、政治、历史、经济如此亲密、如此“混血”的历史空间和历史时间,人性的尊严一如作家笔下脚步、马蹄、地动、枪声、坍塌的城堡的尘埃,“尘埃落定”是小说的写作具象,“尘埃落不定”才是作家的真意。作为人的个体尊严,作为类的群体尊严,作为区域性的民族的尊严,作为更大区域性的国家的尊严,都比不上作家设想的人类的普遍意义上的尊严的写作。由此可见,阿来的《尘埃落定》是不能仅以民族题材概念的小说来理解的。不然,我们就难以接近作家真实的创作理想。阿来似乎表达着这样的意念:你尽可以享受尊贵,但你不一定就拥有人性中基本的尊严,而尊严是生存的根本意义——如傻子的母亲,从被倒卖的女人到土司的夫人,位至尊贵,却落得个提心吊胆、在鸦片的烟雾中麻醉和死亡的结局。土司制度的坚守者父亲随着官寨的坍塌而变成只剩追忆的尘埃。曾经辉煌前途无量的土司继承人大哥变成“臭不可闻”的活着的“尸体”。“最后的土司们”在梅毒的象征意义的隐喻中腐烂和死亡。阿来对那些尊贵者的描述,对他们尊严委地、走向必然灭亡的判断在作品中表现得明确、肯定。另一方面,你尽管被无数次折磨,你的尊严被野蛮剥夺或者残酷打击,你的关于尊严与自由的理想仍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得以实现——如翁波意西人格的自我调控和自我升华,舌头可以被割掉,但神灵也会帮助他说出奇迹的声音,即便最后的舌根也被割掉,而他却在“书记官”的角色中找回了绝对的自在,他预言家似的手笔,使他的可贵的人的尊严具有了非凡的意义。再如桑吉卓玛,为了自由和尊贵,她委身与13岁的傻子;又为了爱情,爱上银匠,从自由民转为奴隶,为了根本的自由尊严的理想,她相信傻子“当上土司以后还她自由民身份”的承诺而铁心跟随傻子出征,最后终于得偿所愿。这一亮色的创意,使与桑吉卓玛和与她有关的人物都增色不少。

尽管阿来在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本土化方面化为“清淡”(严家炎语)的无形;尽管阿来一再声称他“不属于任何文学流派”(《成都商报》2000年11月5日“文化新闻版”阿来答记者问),但仍然感觉到阿来小说中“流派”的影子。至少,九十年代初期几年,阿来对马尔克斯,对马尔克斯的“师傅”福克纳的创作有颇有心得的体会,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在雪域西藏率先掀起的高原魔幻流小说的成功都在相当程度上对阿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影响。大师们的小说理想,那种对于人类整体的隐喻和关注,对于象征的挖掘的理想,在“阿来式叙述的魔幻”里,得到了理智的延续。据悉,不愿当职业作家的阿来却有着比职业作家还要旺盛的精力,他正谋划着反映藏族地区商业史、货币史的民族商人的第二部小说和第三部关于藏区宗教题材的长篇小说。我们有理由期待,期待阿来用小说创作的继续成功证明这样一句话:我虽然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但我自己就是“流派”。

收稿日期:200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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