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叙事框架中的“纸箱馅包子”事件——以《中国青年报》和《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为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青年报论文,两种论文,个案论文,纸箱论文,包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新闻专业主义所标榜的是客观、公正、平衡地对待一切消息来源，并要求新闻工作者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以客观性的方法报道新闻、反映观点。然而，作为一种精神价值观念，它不可能脱离承载它的物质主体而独自存在。本文拟以《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这两家颇负盛名的国内报纸对“纸箱馅包子”及其后续事件的关注为出发点，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试图能够探寻到两者相关报道侧重点的不同，从而透视党报与都市报是如何在不同的新闻框架中体现各自的新闻专业精神的。
“纸箱馅包子”事件及其内容分析
“纸箱馅包子”事件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也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质疑新闻职业道德沦丧者有之，反思国内缺乏有效新闻法者亦有之。关注的虽为同一事件，可呈现的却是不同的新闻成品，这自然反映出传媒不同的编辑理念，是为框架。本文是以《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对“纸箱馅包子”的关注为模本，是因为两者在国内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当下中国特有的传媒生态环境之下，两报通过自己的新闻成品，显示出了打造主流媒体的决心。但两者又各有特点，能够形成互相参照，具有较强的可比性。而且选择这两家报纸又有特定的意义：作为机关报的《中国青年报》在一定程度上说并不完全等同于其他党报，而是有着自己的新闻理念；《南方都市报》的风格与其他以市场为导向的都市报不同，也有不凡的抱负。
本文选定样本的日期为2007年7月20日～8月20日，样本为两家报纸的有关“纸箱馅包子”以及与其相关事件的新闻评论(包括社论和来稿，虽然后者并不代表该报观点，但能够见诸报端，恰恰也从侧面说明了该报纸的倾向)。之所以选择新闻评论为样本，是因为两家报纸本身对该事件的动态关注较少，而新闻评论能够直接反映这两家报纸的主观倾向性。
这段时期之内，笔者一共选择了10篇新闻评论(两家各5篇)作为样本，这些新闻评论都是与“纸箱馅包子”事件相关的。通过对这两家报纸的比较发现，两者都非常重视对“纸箱馅包子”的报道。在7月20日这天，《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与《南方都市报》的社论对“纸箱馅包子”事件都作出了各自的表态，而且也一直在积极关注事态的下一步进展。在这10篇稿件中，除了有两篇意见大致相同以外，其他8篇的侧重点有明显差异，最有说服力的就是7月20日这天的两篇评论，因为无论是前者的青年话题，或是后者的社论，都能够明显代表各自的思想倾向：前者质疑当今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指出正是因为新闻工作者对于名利的极端追求才催生了假新闻，夸大了食品安全问题，损毁了我国在市民乃至国外人心目中的形象；而后者则侧重于当今的宏观环境，正是基于社会公众对政府机关的不信任，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才导致大家宁信其有，最终造成了“纸箱馅包子”的轰动效应，从这种意义上说，“纸箱馅包子”的产生绝非偶然，并不是一句职业道德的沦丧就能了结的。并指出“媒体自我纠错的机制还未能运作，就匆忙由官方裁定，过程也欠缺透明，这些都是事件处理并不周全谨慎的所在”。①两报具体倾向性的差异见下表：
中国青年报 南方都市报
标题 中心思想 标题 中心思想
新闻从业者利用 “纸箱馅包子”得
当今大众对食品 以出现并迅速产
纸箱馅包子 安全问题的担忧，从假包子生轰动效应，不能
假新闻：没 为了个人名利，不到假新闻： 简单归结为职业
有底线无异 惜违背职业道德 一场信无道德问题，关键是
于自取其辱 的底线，最终破坏可信的尴在于公众对当前
了国内外公众心 尬 食品安全的担忧，
目中的我国国家 正是环境催生了
形象。 假新闻。
在通过传媒行业
规范和道德自律 请像对待对策：大众传媒应
假新闻，怎 来规范传媒的同 假新闻一早日建立事实核
么管?
时，还要通过具体样对待假查机制，同时也应
的新闻法制来规 食品该质疑质量监管
制传媒的行为。 部门的失职。
仅凭訾某一人绝 从现行体制、法律
出事的怎么 对不可能导致“纸为什么坏两个层面来看，都
都是些“临 箱馅包子”的出 事都是“临 不应存在“临时
台，“临时人员”不 时人员”干 工”一说，“临时
时人员”
是媒体逃脱责任 的? 工”仅仅是借口与
的庇护伞。 托词。
造假者瞅准了新 訾北佳留给社会
闻立法滞后、对虚略显尴尬的教训：要有新闻
恶劣的假新 假新闻法律惩治 的“纸箱馅 法，用法律手段规
闻频发呼吁 偏软乃至违法成 包子”一审 范新闻从业行为：
新闻立法本过低的“气候”， 判决食品安全和物价
单凭职业道德不 稳定是根本。
足以束缚造假者。
央视的树大招风，央视之所以被“妖
成为妖魔化的对 魔化”，并非偶然，
一个央视人 象，反映出部分媒也不是其员工收
的抱怨：网 体人士不遵守新 央视被“妖 入偏高那么简单，
络为何总妖 闻真实性的底线，魔化”不是 而应最终归
其原因在于他们 这么简单咎于央视近年来
魔化我们
误认为央视独占 一系列“自毁长
垄断资源，员工收城”之举，如各种
入高。 “封杀”行为等。
从上表可以看出，具有明显差异的还有两家报纸对所谓的央视被“妖魔化”现象所持的不同态度，意见明显针锋相对。前者认为，部分媒体人士故意将央视辞退临时工与“纸箱馅包子”扯上联系，以及恶意利用其他一些事件来特意丑化央视，其缘由在于他们对央视独占垄断资源以及员工收入较高的嫉妒，而实际上，这恰恰是其不明白央视现实情况的表现，从而最终说明了这部分新闻从业人员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无视新闻真实性的底线。针对这种现象，《南方都市报》则认为，作为一“国字号”的电视台，央视被“妖魔化”并非如以上所述那么简单，不应该简单地归咎于央视的地位及其员工收入，更何况央视本身就存在一系列问题，就是“封杀艺人”之类的一连串“自毁长城”之举，最终造就了央视的被“妖魔化”。
然而，这两家报纸对于北京电视台在解释“纸箱馅包子”事件原因时，将责任完全归咎于临时工的问题上，意见却出现了少有的相同，两报都认为这仅仅是北京电视台的托词，目的在于推卸责任。其间的差异仅仅在于前者从新闻制作环节的角度出发，后者同时从体制以及法律出发来质疑“临时工”一说的荒谬。至于其他四则评论，两报都主张以新闻自律与新闻法制相结合，来规范新闻工作者的行为。但是两者基于不同的出发点：前者认为法律与自律相结合可以规避假新闻，加大造假者生产假新闻的成本，旨在制约新闻工作者；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也主张健全的法律法规与媒体的行业自律双管齐下，但是假食品的危害性对于社会公众的危害绝对要大于假新闻，只有让公众拥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摧毁孕育假新闻的社会温床。
综上所述，针对“纸箱馅包子”及其相关事件的态度，《中国青年报》与《南方都市报》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更多的却是意见与认识的差异。南方都市报的出发点是从大众所生活的宏观环境着手，注重对食品安全、政府可信度，以及对传媒生态环境的关心与忧虑。就是对待传媒这一点而言，《南方都市报》也并非如《中国青年报》那样去极力主张制约新闻工作者，而是希望给予他们一定的发展空间，而不应该过分限制那来之不易的宽松环境。
缘由：新闻框架的差异
从表面上看，新闻专业主义要求客观、公正、平衡地传递一切信息，然而，从上文可以看出，面对同一新闻事件，不同的新闻传媒生产的成品却具有截然不同的差异。是为何故？其实，这主要在于新闻框架的差异。一份报纸的办报理念，也就是该报在新闻生产过程当中所体现出来的新闻框架。正是由于中国青年报与南方都市报这两家报纸的办报理念不同，因而才会导致媒介所处立场以及出发点的不同。也正是这种办报理念，才能够把新闻文本的生产环节既直接地与新闻制作者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又能够间接地体现新闻机构的特定环境，甚至是宏观社会环境。既然存在一定的意识形态，那么新闻文本的呈现必然会体现出一定的思想倾向。由此可见，是由办报理念预设了新闻文本制作的框架，建构了新闻话语，并以此表达其新闻机构的社会政治态度。新闻记者所要做的是向这种业已建构的框架中充实符合要求的材料，运用源源不断的新闻文本来不断佐证由新闻机构所确立的话语体系。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中国青年报》与《南方都市报》之间存在的不同框架，就很容易理解了。近年来，《中国青年报》的所作所为大家有目共睹，也显示出打造新主流媒体的勇气，可是遭遇的挫折及所受的压力也不可小觑，地处政治中心的北京以及团中央机关报的身份，使它不可能改变其定位与风格，对于它来说，政治态度应该高于新闻价值。这种框架造成了《中国青年报》在对“纸箱馅包子”以及相关事件的报道中，言论口径必须与权威机关保持一致，虽然其间它也实施了有限的突破。而《南方都市报》则明显不同，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优势以外，最关键的在于它以“都市报”的名分(身份的非主流)，做的却是主流媒体的事。在我国特殊的传媒生态环境之下，“以党报为主的机关报因其意识形态的定位，在重大事件发生时通常只能传递与政府一致的意见，因此与公众舆论有较远的距离，不可能给予各种形态的社会舆论以很大的生长空间。鉴于社会舆论无法在严肃报纸上获得生成和表达的空间，通俗报纸就成为一种替代，这并不意味着通俗报纸必然会行使这个使命，但严肃报纸的缺席确实在客观上给通俗报纸创造了一些机会”②。相对于机关报的《中国青年报》而言，通俗报纸的标签给《南方都市报》带来了相对宽敞的自由空间，而它恰恰充分利用了这种自由度。因而南方都市报一再宣称其办报理念为：拒绝平庸，追求卓越，善讲真话。“办中国最好的报纸”，成为南方都市报最终的核心口号。因此在面对重大新闻事件时，南方都市报能够发出一些难能可贵的不同的声音。
所以说，不同的定位、不同的框架造成了两者在“纸箱馅包子”事件上会有不同的新闻报道视野。在既定的新闻框架当中，不同媒体的记者总是根据自己已有的工作经验，采用业已在新闻媒体机构内部被普遍默认的一套潜规则来指导自己的新闻生产活动。同样，新闻机构在处理稿件时，也是按照这一套准则来进行新闻筛选，不符合自己意图的稿件自然被无情地抛弃，长此以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闻。从这种意义上说，框架即为权力。
本质：对专业精神的不同表达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理解，不同的“框架”反映了中国青年报与南方都市报在对待“纸箱馅包子”上的不同态度和不同的思想倾向。我国长久以来，党报系统凭借自己的政治优势，确定了权威地位，然而恰恰是这种优势，也容易造就两个越位：观念对信息的越位；宣传价值对新闻价值的越位。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往往难以成为党报框架中的首要之义，以致传媒的生态系统中常会出现信息的盲区。这样一来，都市报就自然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然而，作为传媒市场化产物的一些都市报，却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过分注重市场化导向，片面追求新闻的卖点，旨在营造“眼球效应”。这为都市报带来丰硕利润的同时，也降低了它的品质与格调，自然也就丧失了传媒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我国的许多媒体并不甘于平庸，而是试图在有限的空间当中作出一些突破，其中的佼佼者便是党报体系中的《中国青年报》与都市报系统内的《南方都市报》。就拿两者对“纸箱馅包子”的关注来说，中国青年报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呼吁新闻法制的出台。这也是当今传媒出现一系列问题的症结之一。《南方都市报》能跳出一般都市报新闻报道的窠臼，大胆表示了对当今宏观社会环境的质疑，显现出大报的风范。两报关注的侧重点为“纸箱馅包子”事件乃至一系列传媒问题呈现了两个维度，它也是当今学界与业界亟待思索的问题。
在对待“纸箱馅包子”一事上，《中国青年报》与《南方都市报》出现了各自不同的倾向，也推出了有所差异的新闻成品，这正是在不同框架当中的专业精神的体现。因为，新闻专业精神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客观”、“公正”等，还要注重对一种“责任”理念的贯彻，即负责任地报道一切。《中国青年报》与《南方都市报》都在各自的框架之内有所突破地对传媒的这种社会责任作出了探索，表现了对新闻专业理念的执著追求。“纸箱馅包子”事件的报道便是一例。
在中国当前的媒介生态环境之下，党报体系中的《中国青年报》让党报规范与专业规范相结合，都市报中的《南方都市报》将市场因素与专业理念相融合，都体现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它也为如今的传媒摆脱困境提供了一线曙光。
注释：
①《从假包子到假新闻：一场信无可信的尴尬》，《南方都市报》2007年7月20日。
②孙玮：《现代中国的大众书写》第16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