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经济合作的发展和我国的策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合作论文,亚太论文,策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太地区经济是20世纪末世界经济中异军突起的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经济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合作。今后亚太经济合作如何发展，为世人所关注。我国是亚太经济的重要一角，研究亚太经济合作，选择我国相应对策是意义重大的课题。
一 亚太经济合作的现状
亚太经济合作的构想产生于34年前的1961年，由联合国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组织的专家小组提出了《关于区域性经济合作问题》的报告，后来得到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的日本的积极回应，对亚太经济合作提出了一些设想。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以后，亚太经济合作的探讨从日本扩大到亚太其他国家和地区，企业界和学术界对合作途径形成了一些共识。
亚太经济合作的构想期长达18年，可谓发展缓慢，其原因是：从国际背景来看，二战后世界政治局势一直处于冷战中，亚太地区国家间矛盾重重，关系错综复杂，军事对峙遍布主要大国，局部地区时局被战争硝烟笼罩，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的至高利益，盖过了经济地位。从地区内部看，各国家及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巨大，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相距几十倍。国民经济体系完备，实力雄厚的超级经济大国和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力量薄弱的落后国家并存，经济利益要求悬殊。
1979年以后，亚太经济合作进入了突发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标志是1980年“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成立。这是一个由官方、工商界、学术界三方人士参加并由政府外交部门主管的半官方组织，使合作具备了组织基础和制度保证。1989年11月“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APEC）成立，在堪培拉举行了第一届部长级会议，成员12个国家和地区。会议确定了该组织的意义、活动范围和合作方式，使经济合作进入了实质性操作阶段。1993年西雅图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和随后召开的第一届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了“贸易和投资框架宣言”，明确了APEC的目标是实现贸易自由化，以市场为导向，消除成员间的贸易、投资障碍。1994年茂物会议规定了实现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时间表，规定发达国家于2010年以前，发展中国家于2020年以前实现此目标，反映出会议18个成员国和地区将经济合作推向新层次的愿望。
目前，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发展迅速，合作广度不断拓展，不仅合作组织目标规定的贸易、投资持续增加，而且技术转让，劳务交流等项目也在提高。据统计，1993年美国亚太对地区的贸易额占其对外贸易额的54%，相当于对欧贸易额的一倍半。美国企业对亚太地区投资增长16%，超过对欧投资增幅（2%）的14个百分点。 亚洲地区内部相互贸易在本地区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已由80年代初的约30%上升到目前的 44 %，APEC成员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已达67%。亚洲地区相互投资80年代翻了两番。区域内人员交流占对外交流的比重由80年代初的约30%提高到目前的40%多。
同时，亚太地区已经形成一种多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格局，包括次区域经济组织和双边经济合作。主要有区域共同市场、地方性跨国经济圈、边境自由贸易区和经济增长三角四种形式。区域共同市场如北美自由贸易区。1992年8月美国、加拿大、 墨西哥三国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宣告成立包括北美大陆3.7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达677亿美元，世界上最大的有协定约束的自由贸易区。这一协定已由三国议会批准生效，正式从1994年1月开始实施。为了回应区域经济集团的挑战， 扩大地区合作领域，1992年1月东盟六国签署了《1992年新加坡宣言》， 《东盟加强经济合作框架协定》、《有关普惠关税协定》三个文件，为东盟共同市场的诞生奠基。协定规定在15年内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从1993年1月1日起将农业、工业、生产设备三大类15种产品的关税逐步减少到0-5%。1995年7月越南加入东盟， 使自由贸易区的面积进一步扩大，建立的进程也在加快。除此之外，拉美的南锥体共同市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也在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地区经济合作。
跨国经济圈主要有环黄海、渤海经济圈和环日本海经济圈。80年代中期，韩国为缓解经济高速增长之后遇到的产品成本上升、国际竞争激烈的矛盾，把目光瞄准中国市场，尤其是只有一海之隔的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1986年韩国内阁建设部和国土开发院先后提出《重新划分工业布局的计划》和《国土综合开发方案》，产生了建立“环黄海经济圈”的设想。随后，日本也介入讨论，酝酿进行中、日、 韩六城市合作。 1993年11月，在日本北九州市举行了东亚环黄海地区五城市市长会议，发表了《共同声明》，提出了推进环黄海、渤海经济圈的各项措施。随之经济圈内经贸交流与合作均已展开。环日本海经济圈是1986年由日本经济学界提出的设想，一直是日本讨论的热点话题。内容是在日本、朝鲜、韩国、中国和俄罗斯联邦之间进行经济合作，包括航空合作、贸易合作、共同兴办合资合作企业、建立合作基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转让和文化交流。
边境自由贸易区最典型的是图门江自由贸易区。1991年下半年在联合国开发署的支持下，中国、韩国、朝鲜、日本、蒙古、俄罗斯的代表在乌兰巴托、 平壤举行了两次会议， 就前期开发工作进行磋商。 在1992年2月，汉城召开了关于开发图门江三角洲的讨论， 制定了图门江自由贸易区准备工作方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将图门江“金三角”开发列入重点项目，计划用20年时间，投资300亿美元， 把这一地区建设成新的自由贸易区。
经济增长三角是相邻几个国家或地区在边缘交错的三角地区，利用相互之间的经济优势和政策协商，通过出口导向，争取比较利益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合作形式。如1990年建立的由新加坡、印尼廖内省巴淡岛和马来西亚的柔佛州组成的“黄金增长三角”，就是利用廖内群岛和柔佛州的土地、劳动力、水资源和天然气等生产要素，作为产品生产基地，同时利用新加坡的基础设施、良好的金融、贸易条件和先进的技术、管理作为产品推销中心，集三地之长，相互配合，共同开发。1993年7月建立的“东盟北部三角”、1994年3月建立的“东盟东部三角”、以及正在形成中的中国大陆华南地区与港澳台的“华南经济增长三角”等都是十分活跃的新型合作形式。
这些合作形式对亚太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催化作用，它们不仅是国家与地区之间经济合作的载体，而且构成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基石。
二 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走势分析
APEC的任务和工作目标顺应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地区内实现某种程度的一体化与世界上贸易自由化的基本趋势相一致。表现在：一是二茂物宣言”提出的逐步消除贸易壁垒的时间表与乌拉圭回合最后确定的原则是一致的。二是决定不仅要减少APEC成员间的贸易壁垒，而且要减少与非成员间的贸易壁垒，“致力于单方面实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说明APEC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目标不同，将在促进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方面显示出领导作用。三是APEC可能向机制化方向发展。为选择合作途径，规划合作方式与目标，确立合作原则等，APEC迄今已召开了六次部长级会议，每次会议均对合作发展产生了不同效应，说明APEC已经成为成员国就具体合作进程进行讨论和磋商的场所，实质上带有谈判机制的功能。今后，APEC为发挥其在全球经济自由化中的影响，将会强化其谈判机制的功能。
亚太经济合作的发展是大势所趋，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延缓合作发展的因素。主要是：日美在经济领导权上争斗不休。日本是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发起者，其出发点是为与美欧经济强国相抗衡，在亚洲借助东盟、四小龙等经济优势营造经济堡垒，推行所谓“雁型”模式战略，并充当亚洲经济同盟的盟主。而美国则出于对保障亚洲经济安全的考虑，提出了“扇形”亚太战略，以美国为扇轴，以美国与日、韩、东盟等国订立的双边安全协议为扇骨，以APEC为联结面，形成一个以美国为中心，并为美国安全利益服务的合作区域。美日争夺亚太经济领导权的斗争事关两国的既得利益，在很长时期内难以缓和。
亚太地域辽阔，成员庞杂，各国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阶段差异大。日本、美国经济已到发达期，四小龙经济处于振兴期，中国、蒙古、朝鲜等国经济还在起步期。由此决定各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外贸政策和吸收需求的能力各不相同，使要素禀赋的互补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如外贸政策上，贸易保护主义是美国的政策取向，美日间的贸易战连续不断，甚或异常激烈。各发展中国家要保护国内民族工业，也不可能大幅度削减关税，放弃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政策，如发展中国家的关税率仍维持在13%-1（%，发达国家的关税率虽然降至 4%-5%，但非关税手段更加扩展，更加隐蔽。这些都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制定的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相去甚远。
亚太地区内经济利益难以协调。同样程度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措施给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带来的利益效应各异。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层次高，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高，产品保有较高的竞争优势，可以借低价竞争、质量竞争手段抢占发展中国家市场，从而增加发达国家市场进入机会，提高比较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反。不同经济类型国家在合作中获取的经济利益悬殊，决非一种合作机制所能协调。
合作形式多元化，存在较多的矛盾与摩擦。亚太经济合作区不同于其他经济合作区的显著特点是圈中有圈，APEC圈内包括大大小小若干个圈子。从地区经济利益出发，各圈子对亚太经济合作的发展各持己见。如茂物会议关于亚太模式与欧美模式之争中，美国主张用比较激进的欧美模式，企图把北美自由贸易区西移，把东亚各国逐次纳入北美经济圈，而东亚各国则主张以渐进方式发展合作。在APEC的实现目标上，各国的看法也不一致。关于自由化的定义、范围等，各国持不同要求，北美经济圈和日本等认为自由化是彻底和全面的概念，既包括商品贸易，又包括金融、保险等服务贸易；既包括贸易，又包括投资。而其他经济圈主张自由化的范围主要在贸易领域。在机制化速度和强度上，大多数经济圈要求加快机制化，以使APEC形成约束力，而大国则持消极态度。而且在多层次的区域集团合作中，有的国家兼跨多个集团，各集团的合作程度不一，一体化难度很大。
亚太地区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势均力敌，各种矛盾交叉重叠。这里集中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也集中了主要发展中国家，世界范围内两极的矛盾无一不在这里存在，如美国虽然淡化了ATEC的政治色彩，但并未放弃借此推扩美国民主、人权观念的意图，这是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的。经济合作上，大家就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界定没有达成共识，不同类国家在承担合作的责任和义务的规定上出现多重矛盾，这些矛盾因各方面力量对比差距不大而很难统一，因而干扰了亚太经济合作向高层次发展。
以上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亚太经济合作近期内不会效仿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模式，只能形成松散的聚合。其特点是，它排除了那种以契约规定的具有强制色彩的合作形式，强调以自身利益和条件为出发点，在本地区寻找共同利益，自愿进行合作。合作的前提是承认并尊重各国间经济、政治、文化的差异，保持各国经贸政策上的相对独立性。唯其如此，亚太经济合作发展必须经过低级与高级两个阶段，低级阶段合作的较好选择是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次区域经济合作是指相邻的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为促进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实现优势互补而共同开展经济合作的形式。在此基础上，随着亚太经济合作各种有利因素的增长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促进，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的进一步推动，进入合作的高级形式，即亚太自由贸易区。
亚太地区次区域经济合作主要是建设好三个经济合作区，即东盟经济区、中国大陆与港澳台的中国经济区和东北亚经济区。东盟经济区基础较好，发展较成熟，合作层次较高，现正在酝酿提前5 年完成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成员国准备扩大到包括全部印支国家和缅甸在内的10国，以实现“大东盟”的设想。中国经济区还没有形成具体框架，因意识形态和历史原因，内部还存在一些矛盾，但这是同宗同缘的一个国家，目前各方面经济贸易关系发展迅猛，好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经济合作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东北亚经济合作区有“环日本海经济圈”、“环黄海、渤海经济圈”以及“图门江三角洲”等前期工作为支撑，尤其是“图门江三角洲”开发合作投入高，影响大。加上区域范围内各国的经济潜力大，互补性强，交通便利，经济合作区的建立具有现实基础。
三 我国的策略选择
中国是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大国，随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在亚太区域中的经济地位和作用必将日益彰显。同时，中国的发展也得益于与亚太诸国的经济合作。为使这双重依存关系进一步发展，使我国和亚太经济共同繁荣，我国应针对亚太经济合作发展的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选择相应的合作策略。
首先，我国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推进中国经济合作区的建立，发展两岸三地经贸关系。两岸三地的经济实力和优势为世界瞩目。它拥有12.5亿人口，在世界面临人口老化，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这是突出优势。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的提高，中国将是极富潜力的大市场。在世界经济低迷的90年代，两岸三地经济增长率居全球之冠，大陆年均增长保持在10%以上，台湾5-6%，港澳也紧随而上。美国史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罗文于1993年8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文预测，至2002 年，中台港的GDP将达6万亿美元，美国将达10 万亿美元， 日本及西欧合计14万亿美元。他认为中台港的经济实力将足以与美、西欧、日本并驾齐驱。两岸三地巨大的经济实力要靠经济整合才能实现。经济整合的客观条件是要素禀赋优势互补，发展动力是比较利益；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和亚太多层次区域集团的挑战是经济整合的外部环境。这些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驱动着两岸三地经贸关系的发展。
十几年来两岸三地的商品服务贸易、投资、科技合作、人员往来、劳务交流等都形成高潮。目前香港已成为大陆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境外投资者和最主要的外汇来源地。两岸经贸在急剧增加， 1993年与1978年相比，经香港转口贸易总额增长了288倍，1994年达164亿美元。台湾对大陆贸易的依存度高达15%，已成为大陆的第四个贸易伙伴。两岸三地经贸关系的演进为各自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利益，资金融通，产业互补，市场拓展，劳动力、自然资源流动为台湾产业升级，香港金融贸易中心的建设，大陆改革开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巨大的经济利益把两岸三地客观、现实地推向经济统一体的轨道。但中国经济区的最终建立还面临一些阻力的干扰，主要是：在政治层面上，台湾当局固守“分裂分治”，“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立场，并采取各种内政外交手段企图达到目的，在这一总体框架下，决定了两岸经贸关系总是在曲折中发展，在抗争中前进，从而延误中国经济区建立的时日。香港在回归祖国前，来自国外分裂势力的破坏还时有发生。经济层面上，台湾恃其实力优势在与大陆合作中尽量获取单方面的利益，其“间接、单向、不对等”的经贸政策还在为两岸经贸关系的升级设置障碍。
建设中国经济区必须弱化政治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各方本着“经济上求同，政治上存异”的原则，主动积极地调整各自的政策，搁置意识形态的分歧，顺应民意，采取力度大的措施放开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包括提高贸易、投资结构，扩大水平分工，降低税率，保证投资者利益，加速两岸直接三通，扩大双向平等交流，特别是要建立两岸三地协商对话制度和经贸交流的法律体制，保证经贸关系持续正向发展。大陆是推动中国经济区建设的主导力量，在发展两岸经贸关系中任务艰巨，应继续在原有积极举措基础上，密切注意台商、港商的投资心理，调整吸引港台资金战略，开拓新领域，创造优良环境，推进产业深层次分工与合作，促使港台企业在大陆落脚、生根，以吸引资金为基础带动其他各项交流与合作自然推进，也为两岸直接三通，进而进行高层次合作造成必行之势。
其次，积极发展与我国周边华人经济的合作。中国具有得天独厚的周边华人经济力量，在环太平洋地区有华人5500万。他们是该地区快速成长的最主要的一股经济势力。他们不但拥有庞大的资金，还掌握最佳资讯，具有开拓性的企业精神。我们应更及时抓住海外华人的经济力量，开辟更多的合作渠道。还应通过他们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双边、多边经济合作，在合作中解除东盟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疑虑，促进我国东南部各省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
再次，主动参与东北亚经济区建设。我国应在现有环黄海、渤海经济合作区设想的基础上，逐步以规模经济力量参与和它国的合作。要制定地区内合作的具体计划与政策，加速各地区协调发展。要进行天津港、大连港自由港建设的规划，并尽快具体实施，以适应东北亚经济合作的需要。要继续扩大与俄罗斯联邦、蒙古的边境贸易与经济合作。要抓紧与俄罗斯联邦、蒙古、日本、韩国、朝鲜的经贸洽商和筹划东北亚经济区建设。黄海经济区中包括中国的辽宁省到杭州湾，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对外开展经济合作，条件最优越，也是日本、韩国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的瞩目之地。黄海经济区建设已为我国所规划，其他国家也积极参与。加快黄海经济区建设要以上海为中心，抓好浦东开发区，同时要大力发展上海的金融业，使上海尽快成为远东国际金融贸易中心，从而带动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作用。
最后，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增强我国对外开放的经济实力。我国参与各经济区域合作，势必要走大经贸之路，形成大开放格局，这与亚太地区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目标是一致的。走大经贸之路，意味着中国必须承担削减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实现商品流、资金流畅通无阻的责任与义务。唯此，才能做好准备，在亚太大区域经济合作形成之日，不失时机地介入其中，以分享经济合作带来的机遇，促进国内经济提升到一个新水平。承担国际经济合作的责任和义务的前提是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目前我国经济成长率虽是世界第一，但综合国力与经济水平都比较低，突出矛盾为：产业结构层次低、技术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低、企业经济效益低、市场机制不健全、产业规模不经济、生产成本高等，这些都将造成我国市场开放后国际产品的猛烈冲击。克服这些矛盾的途径：一是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我国在80年代提出了“需求导向型”产业政策，推动了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但高新技术产业还刚刚起步，而且起点较低。要加速高新产业发展，必须调整产业重点，提高重化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特别要抓紧科学技术进步，加快基础科技向应用科技的转化，以科技进步促进基础产业的发展，同时武装重化工业、新兴产业，以使重化工业和新兴产业在高起点上腾飞。还要做好高新技术与传统工业的结合，改进生产设备，改革加工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产品成本，以科技进步推动我国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同时发展，使我国的幼稚工业、民族工业提高竞争力和抵御国际商品冲击的能力。二是实现我国低通货膨胀下的稳定经济增长，提高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有支付能力的市场需求，增强对国际商品的吸纳能力。三是深化企业改革，提高经济效益。国营大中型企业要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扩大企业自主权，让企业真正面对市场，首先接受国内市场的检验，然后加入国际市场竞争，让企业在市场选择中经受磨练，优胜劣汰，使中国企业尽快走向成熟。四是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使国家宏观调控、企业经营机制、市场体系三大框架尽快到位，实现市场主体与客体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有序运行，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创造条件。五是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保险、运输、仓储等行业，为未来扩大贸易服务提供可能。六是加强教育，普及科技，提高劳动者文化科学素质和商品经济意识，增强市场操作能力，以适应大经贸的要求。
标签：apec论文; 亚太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建设投资论文; 经济学论文; 国际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