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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
今年的8月5日是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逝世100周年纪念日。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他和马克思在从事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和开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过程中，结为亲密战友。但他们为了更好地完成共同事业，也有着大致的分工：马克思侧重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主笔撰写《资本论》；恩格斯侧重对自然界的研究，主笔撰写《自然辩证法》。[1]但不论他们各自侧重哪方面，彼此的思想观点都是相互贯通的。所以在实际的工作中，往往有交叉与合作。马克思为批判经济学领域中的“数理学派”，便认真研究了微积分的产生发展历史，深入地探讨了各种求导数的方法；他为写《资本论》中“机器与大工业”一章，认真地分析了机器、自然力的开发和应用。恩格斯正在筹备撰写《自然辩证法》的过程中，遇到杜林这位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柏林大学讲师，他便随机应变地将准备用来撰写《自然辩证法》的素材，转而用作撰写《反杜林论》。尤其是在1883年3月，正当恩格斯全力以赴准备赶快结束《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任务时，不幸的事件发生了——马克思去世了，为此他不得不再次改变计划，承担起续写《资本论》第二、三卷的任务和编印马克思遗稿的工作，以便完成马克思未竟的事业。此后，由于原属两个人的任务，改由他一人承担起来，以致使《自然辩证法》这部著作到他1895年8月5日逝世之日止，仍然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著作虽然未能全部写完，但他留下的手稿包括10篇论文、169篇札记、2个计划草案，共181个部分。这181个部分，分为“四束”存放：一束为“辩证法与自然科学”；二束为“自然界的研究和辩证法”；三束为“自然辩证法（运动、分类）”；四束为“数学和自然科学”。由于第二共产国际的原因，这部手稿被扣压了30年之后，到1925年才在前苏联以德—俄文对照的形式公开发表。手稿主要用德文写成，但其间也夹带有其他10种语体。公开发表后，陆续有28种文本译出。第一个中文本是解放前在上海于1932年由日文本翻译出版的；解放后分别出版过四个中文本，都是从俄文译出的。[2]
正由于《自然辩证法》是一部未写完的著作，因而更加激起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兴趣，他们决心通过翻译、研究、探索，深入挖掘蕴藏在手稿中尚未展开的宝贵思想。新中国建立前，不论是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还是在革命根据地延安，都有一些学者在认真研究这部手稿。在30年代上海的陈珪如、艾思奇、任白戈等人，是把这部手稿作为解放思想的重要文献来阅读的。[3]比如，从中认识“自然界是辩证法的试金石”、“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认识人从“物种关系”、“社会关系”中两次获得提升的意义等。[4]在当时阅读这部手稿，不仅具有开阔视野、解放思想的作用，而且据复旦大学教授陈珪如女士说，还可避开国民党特务的文化围剿，那些文化特务们从表面上一看是研究自然的，就不再去追穷。在延安的知识界，在毛泽东、李富春、徐特立、董必武等领导人亲自参加下，组织了多种形式的《自然辩证法》研讨会、座谈会、讲习会，认真探索这项研究如何更好地联系实际，比如讨论如何与抗战结合、如何与边区生产结合等。在国共合作抗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周恩来同志通过郭沫若、潘菽、梁希等人，在重庆也组织了自然辩证法的研讨会，通过研讨把重庆的科技界、知识界组织动员起来，共同投入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中，从而体现出“科学与抗战”结合。
新中国建立后的50年代、60年代，围绕几个版本的翻译出版，注释、解释恩格斯著作的原意，成为一种时尚。文革期间，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也被“左”的“代替论”驾空了。1978年以来，排除了种种干扰，冲破了层层束缚，使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在邓小平同志亲自关怀批示下建立了研究会、创办了刊物而走上正轨，从而开创了新的局面。1979年12月《自然辩证法讲义（初稿）》的出版，[5]可以说是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中取得的一项突破性和奠基性的成果，它在“四束”手稿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当代科技发展的新形势、新成就，改变了原来单纯注释的研究方式，创立了自然观、自然科学观、自然科学方法论和各门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10个分册）的“四大块”体系。[6]
80年代中期以来，自然辩证法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不仅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在理论深度上向纵深发展。80年代中平均每年出版的3-5本自然辩证法教程中，都在《讲义（初稿）》的基础上又有创新。理、工、农、医各类高校，都分别组合编写出适于本专业的用书。在这众多的版本中，我认为最值得推崇的是：
舒炜光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原稿》（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该书以“人”作为认识自然的逻辑起点，其间通过对人与自然各种中界关系的论述，最后再归宿到“人”。
肖焜焘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新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是用大宇宙观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的新体系的。观点确实比较新。
黄顺基、黄天授、刘大椿主编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注意吸收了较多的当代科学哲学的成果，从科学技术哲学（即自然辩证法）的角度形成了学科的新体系。
总的来看，我国广大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本着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的原则，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世界新技术革命，努力去开创自然辩法研究的新局面。
我想，如果恩格斯在天之灵能看到自然辩证法创立百年之后在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他定会含笑于九泉而自慰！
注释：
①童鹰：《马克思恩格斯与自然科学》，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③《中国自然辩证法，历史和现状》，中国社科出版社1984年版。
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⑤⑥《自然辩证法讲义（初稿）》，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