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政治伦理学术体系的创新性探究
□ 温 雪
由商务印书馆近期出版的清华大学戴木才教授的新著《中国特色政治伦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正当性的探索》，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正当性的建构；思考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由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引领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征程中如何持续创新和拓展政治正当性资源，不断深化人民的赞同与拥护，系统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发展历程和丰富内涵，对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伦理的学术体系，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一个创新性的中国特色学术领域
自古以来，对政治伦理的研究，就受到政治学家、伦理学家和政治家的关注，更是政治家和执政党政治实践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任何一个政权，不管其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性质如何，必须说明和论证自己执政的正当性，都必须拥有一定的正当性、合法性资源。这是进行政治统治和保障政权稳定的重要基础。就现代国家的政治形态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两者执政对正当性资源的获得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中国执政，有着自己一套与社会主义国家相联系的执政伦理、执政逻辑和执政正当性理论。
另一方面，研究财务管理的主导地位仍然是从计划经济时代的会计制度延续过来的。换句话说，我国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重点一直放在预算账户管理中。过度强调预算管理，特别是资金管理，将会忽视财务管理的其他方面，从而会带来许多管理问题，例如购买价格高低无法控制[1]。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我国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设了成功的革命伦理。新中国成立后70年来的发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理论勇气，敢于面对自己在执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痛定思痛，实现了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向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的伟大转变；实现了由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向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的伟大转变，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伦理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日益走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
以护理学基础教学大纲为依据，通过与教学及临床护理专家研讨，确定临床工作亟须知识及技能，结合贴近临床护理一线工作的理论与实际操作内容，确定教学重点、难点，确定微课作品主题。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对照组护生在护理学基础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需要加强的知识点，结合护生感性需求，从内容选择、教学活动安排、教学反思等方面设计、制作20节微课，并上传至微信公众平台和校园网络教学平台，供试验组护生观看、学习。
首先，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可以诉诸不同类型的政治正当性论证，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对于执政正当性的探索过程中所确立的基本范畴、核心概念以及正当性谱系，有助于从理论上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关执政正当性的话语垄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话语体系和学术。
其次，在执政正当性问题的现实重要性上，如作者所言：“一个政权的执政正当性，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兴亡更替。”（戴木才：《中国特色政治伦理——中国共产党对政治正当性的探索》，商务出版社2019年1月版，第225页。下文只标注页码）因此，任何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离不开对执政正当性或合法性的辩护、论证和持续建设。另外，对于我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言，中国共产党是唯一和长期的执政党，这样一来，其执政的正当性就不仅仅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稳定，而更关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正当性，关乎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与信仰。
二、何谓“政治伦理”视角？
在澄清了分析政治正当性问题的政治伦理视角之后，该书广泛参考当代中西方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对政治正当性的结构要素进行了创新性探索，力图从学理上阐明政治正当性的结构要素。这些结构要素，主要涉及这样四方面：
该书借助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分，考察了政治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两种不同模式，分别是政治伦理的“工具论模式”和政治伦理的“价值论模式”。在政治伦理的“工具论模式”中，伦理学能够为政治生活提供价值基础，为政治生活中的人们提供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对政治行为主体提出道德品质上的要求。总体上看，此种意义上的政治伦理主要着眼于良好政治秩序的建立，改善和提升政治生活的伦理质量，带有比较强的工具性色彩。而政治伦理的“价值论模式”则关注更为基本的问题域，因为伦理学不仅要探讨好的行为所应当遵循的伦理原则，更要进一步追问这些伦理原则本身的基础和理论依据；这样一来，政治伦理也就不仅要探讨良好的政治秩序所应当遵循的伦理准则和要求，而更要进一步追问政治的本质及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回答诸如人类社会为什么要有政治、什么样的政治才是理想的政治、应当如何施政才是‘好的’或 ‘善的’施政、现实的政治是否就是我们需要的政治等一系列政治的 ‘应然’问题。”（第11页）
因此，政治伦理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从政治伦理的视角来分析政治正当性问题，就包括了价值正当性和工具正当性。所谓政治的“价值正当性”，是指“关于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最一般的价值理念和价值系统。”（第14页）这是要论证和说明政治活动存在的终极依据，反思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政治，以及什么样的政治才能够成为真正满足人类社会需要的良政或善政。政治的价值正当性指向政治在价值追求上的合理性，是否与人类社会生活的终极理想相符合。而政治的“工具正当性”，则是指“在关乎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最一般的价值理念和价值系统基础上，对人类社会政治发展所进行的制度创制、组织创制和政治主体品格的要求”。（第13页）从定义中即可看出，政治的“工具正当性”建立在其“价值正当性”的基础之上，是使得政治价值得以实现的手段或程序上的合理性。政治制度体系的建立、政治组织的完善、政治规则的确立有助于政治运行的规范化，提高政治统治的有效性，更好地促进政治价值的实现。
三、政治正当性结构要素的创新性阐发
该书从政治伦理的视角来分析政治正当性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正当性的科学性问题。那么，什么是政治伦理的视角呢？政治伦理坚持的政治中的是与非、善与恶、优良的政治与邪恶的政治等的价值立场，首先反对西方现代政治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的主张。“价值中立”的主张试图以精确化和量化的手段对政治活动展开经验性和描述性的实证研究，想要将政治学发展为一门能够对政治现象加以解释和预测的实证科学。“价值中立”意味着排除政治学研究中的价值观念，只在事实的层面上对研究对象进行“实然”的分析，而放弃所有“应然”的价值评判。与此相对，政治伦理，顾名思义，则主张政治学研究与伦理学所提供的伦理价值、伦理规范、道德要求相结合。
首先，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特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正当性高度依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对执政正当性的充分论证：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对无产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能够反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合理性；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论证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能够为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正当性提供理论基础；共产主义理想又能够为整个社会提供理想价值共识。
（1）在国家权力的行使方面，能否对内巩固国家政权，即维护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有序，对外维护国家的主权，即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
一是政治正当性的获得有赖于政治统治的有效性。该书认为，“所谓政治有效性，是指政治权力的实际作为，指政治权力对社会进行政治管理或政治统治的实际业绩。”（第56页）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不具备基本的治理能力，无法维持国家正常有序的运转。换言之，其政治有效性处于亏空状态，那么，毫无疑问，这将严重损害到其统治的正当性或合法性，面临统治破产的危险；相反，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的提升，则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其政治正当性水平的提高。对一个国家政治有效性的考察可以包括以下几点：
（2）在意识形态的构建方面，能否在多民族或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实现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以及理想价值共识，塑造社会的同一性，增强整个社会的向心力；
定义 2[9] 一个覆盖信息系统是一个二元组(U,A),其中U={x1,x2,…,xn}是一个非空有限论域;A={a1,a2,…,am}是一个有限非空的属性集,其中n,N;对于每个A,有一个映射U→Vat, Vat称为属性at的值域, 且每个属性at都能产生论域U的一个覆盖。
（3）在经济和社会的调控方面，能否维护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以及为社会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侯老师坐在凳子上，用筷子夹起一个包子，对同学们幽默地说道：“现在谁也不许再说话了，赶紧吃饭，不然我们初一（2）班今天要集体迟到了！”
首先对智能电网保护装置的所有组成板卡，按照板卡类型进行分类。一种类型是保护装置都用到的板卡，比如CPU板和电源板，这些板卡在装置上的插槽号是固定不变的；另外一种类型板卡在不同型号保护装置上的插槽号是变化的，这些板卡种类较多，同一种板卡可以同时插在几个插槽上。对不同型号的保护装置同时配置的板卡使用固定测试连接线，将该板卡与测试仪背板接点直接连接；而对于保护装置在相同插槽上可能出现的不同类型的板卡，则通过移动式总线背板实现间接自动连接。通过切换，完成装置板卡接点与整机测试仪背板接点的自动连接。
（5）在政府机构凝聚力的维护方面，能否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管理机构，使其做到民主决策、权力制衡、依法办事、职权清晰、分工明确、勤政廉洁等。
三是政治正当性的获得有赖于政治规范对公共价值的确认。这是从政治的根本目的，或者说从政治如何满足社会生活需要的高度来思考政治统治所应当追求的价值目标，即政治统治在价值追求上的正当性。价值目标的设定会对行为起到规范和引领的作用，所以价值追求总是以规范的形式呈现，“规范的实质是对价值的确认。”（第47页）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什么样的价值追求或政治规范能够赋予政治统治以正当性？政治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转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因此，政治统治应当以公共价值为追求目标。价值是人之所欲，公共价值即是指得到了人们要求和认可的公共的、共同的价值，符合人们的共同利益。社会成员对公共价值的追求形成了社会的基本规范，政治规范也要符合公共价值的要求，因此，政治规范应当与社会基本规范保持同一，都是对公共价值的确认。
二是政治正当性的获得有赖于人民的“赞同”。该书借助让- 马克·夸克有关“统治权力”和“统治权利”的区分来论证为什么说统治的正当性或合法性的获得要以人民的认可或赞同为前提：“统治权力”和“统治权利”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的统治带有强制的意味，不管愿不愿意都必须接受；而后者之中的统治是作为一项被赋予的权利，意味着得到被统治一方的认可，他们乐于接受或服从。在现代的民主政治中，国家行使的应该是“统治权利”，而非以暴力使人民被迫屈从。而任何一项“权利”都必须有“义务”与之相匹配，与“统治权利”相对应的是“服从的义务”，义务意味着对权利的承认和接受，否则权利也就不再成其为权利。让-马克·夸克论证指出：“一项权利，如果没有任何人承认它的有效性，那么它也就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权利特征。……义务即是对权利有效性的承认……”（转引自第43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统治的权利或者说统治的正当性的获得要以人民的赞同或认可为前提和必要条件。
四是政治正当性的获得有赖于政治规范的制度化。“制度化是政治规范获得正当性的基本形式。”（第50页）制度化意味着将体现公共价值的政治规范以政治制度，尤其是法律的形式正式化，这主要是为了使国家的治理走向常规化、程序化和法治化，使国家的各项事务都能够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更好地保护和促进公共价值的实现。
以上这四方面的要素并非彼此独立，而是相互依赖、彼此关联：政治统治的有效性、人民的赞同和政治规范的制度化都是获得政治正当性的必要条件，但是，它们各自都不足以构成一种独立的正当性，这三者作为政治正当性的结构要素都要以对于公共价值的确认为前提。例如，就政治统治的有效性而言，专制极权的社会可能更加高效，但是不能因此来断定其政治上的正当性；在人民的赞同方面，古代封建社会的帝王们可能运用“君权神授”的说辞、神话传说或宗教教义等赢得民众的承认与赞同，但是也不能因此来证明其统治的正当性；另外，“合法律性”也并不足以确立执政的正当性，还要考虑法律本身是否正义，是否彰显公共价值。
在政治统治的有效性、人民的赞同和政治规范的制度化三者之间：政治统治有效性的发挥要以遵守法律和制度的约束为前提，而反过来，政治规范的制度化又有助于提升政治统治的有效性；另外，政治统治的有效性也有助于增进人民的赞同。
四、探索性建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谱系
该书对有关政治正当性结构要素的学理分析是建立在理论抽象的基础之上的。回归现实的政治情境，不同的国家，由于各自在历史传统、社会现实、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所诉诸的政治正当性资源也会有不同侧重，不可一概而论。该书非常敏锐地把握到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相比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而言，在执政正当性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进而创造性地进一步深入探索了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最显著地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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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爆破堆石区。该区位于过渡料区下游，形成下游上坝道路和下游坝坡，是坝体的主要支撑结构，为石料场及建筑物开挖爆破料，碾压层厚0.8 m，孔隙率小于或等于21%。
其次，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的社会主义制度特性。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唯一的执政党，其执政正当性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正当性；与之相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通过多党竞选制来获得执政正当性，他们往往把自己手中的选票视为执政正当性的重要依据，即使当执政党遭遇执政危机时，人们也只会对执政党的治理能力产生怀疑，很少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正当性，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相关性，相对较弱。”（第86页）
（4）在资源的再分配方面，能否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和社会福利，同时，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保障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稳定；
最后，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的独特谱系。中国共产党正是从自身执政正当性的特殊性出发，不断探索和拓展政治正当性资源，形成了一个多维的政治正当性系统，该书将此概括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谱系，主要包括历史正当性、绩效正当性、规范正当性和程序正当性，这四个维度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的重要源泉。
历史正当性是一种经验正当性，主要依靠人民经历过和观察到的经验事实来论证和说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正当性主要回答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其论证可以包括三方面：第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遭遇的深重灾难充分体现了旧社会和旧制度的“负面正当性”，以此反证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第二，近代中国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解放，曾涌现一系列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等等，但这些运动无一例外地都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的拥护下不断成长壮大，最终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历史使命，这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先进性，证明其执政的正当性来自人民和历史的选择；第三，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论证了人类历史朝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为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正当性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历史正当性并不能成为一劳永逸的执政正当性来源，历史选择的正确性还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后以实际成绩来证明，这就是绩效正当性。
绩效正当性是一种结果正当性，“考核的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政绩，而是政党执政和国家治理的整体效果，包括经济绩效、政治秩序、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生态环境、党的建设等相关指标。”（第200页）其中，经济绩效占据基础地位，其他各方面所构成的综合绩效也要协调发展。该书以相当的篇幅、翔实的资料系统论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持续构建绩效正当性的努力，例如最突出的，在经济绩效方面，从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到改革开放以来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经济新常态”“供给侧改革”，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
程序正当性是一种形式正当性。结果的有效性依赖达成结果的路径、方式、方法的合理性，这就是程序正当性。“不只关注事实，而且进一步考察事实达成的路径。因而在正当性问题上，程序正当性还进一步思考具体操作的步骤和过程，追问‘怎么做’，即通过怎样的程序，才能够获得政治正当性。”（第217页）中国共产党对程序正当性的构建主要体现在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民主建设的实质在于保障人民主权或人民当家做主，一方面以制度化、民主化的方式做好政治权力的委托和授权，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根本组织形式；另一方面，以拓宽参政渠道的方式确保人民群众对于政治的参与和监督，例如我国首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致力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法治建设关系到以何种方式治理国家的问题，我国的法治建设大致经历了从第一部宪法诞生，到“法制建设”，再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将“法治”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法治中国”的发展历程。
以上三方面的政治正当性资源，即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历史正当性）、政治统治的有效性（绩效正当性）以及治理手段和方式的合理性（程序正当性）归根结底都要以正当的价值追求为前提，这就涉及规范正当性。
规范正当性是一种价值正当性，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基本的价值遵循，将国家的政治权力归于人民，将自身执政的实质和根本目的定位于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也正因此，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的利益视为最高的价值追求，为自身确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政治规范。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都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指向。
从历时性上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不同时期会侧重于不同的政治正当性资源，该书概括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30年的执政正当性主要来自革命，即历史正当性；改革开放以来主要依靠绩效正当性；而随着执政的深入发展和成熟，则越来越重视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和程序化，即程序正当性。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对执政正当性的探索仍是进行时，但贯穿始终的应该是对于价值正当性的坚守。
戴木才教授的这本著作，站在政治伦理的高度，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结合，学理与实践相结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内在要求出发，带给我们有关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问题的深入而细致的思考，对于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伦理的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探索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意义。
当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排查时，结果发现，当拔下节气门前方的进气软管，人为将进气量控制在正常范围时，喷油器喷射时间略有降低，发动机出现了抖动现象，此时的短期燃油修正值突然上升，喷油器的喷射时间又恢复到了6ms左右，这样的结果，使笔者非常的迷惑。
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 魏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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