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研究中的身份政治、亚文化及话语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同性恋论文,话语论文,身份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16)02-0074-09 性态是“具有不同起源和诸多方向的多元现代性问题”①，也是现代性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随着西方性科学的传播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西方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同性恋思想的碰撞，也即文化冲突与交融的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本土的同性恋思想需要应对外来的或异己的同性恋文化。亚洲的大多数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连续体中，认识亚洲其他地方的同性恋亚文化和共同体以及它们的现代性遭遇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同性恋在世界版图中的位置以及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本土性与植入性问题。 本文试图探讨地方性的同性恋身份、亚文化以及话语是否确如一些学者所言，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全球酷儿化”或“同性恋美国化”？西方的性身份和话语体系是否能够适合非西方的情境并用来描述非西方文化中的实践关系？或者反过来，非西方的文化与实践能否赋予西方文化以新的涵义？在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下，又如何解读当代中国的“性”以及性少数群体？他/她们只是西方性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是被动的全球欲望的凝视和狩猎对象抑或是全球欲望地图中的积极能动者？在研究地方性的同性恋议题时这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一、全球酷儿研究的两种视角 在关于世界范围内的同性恋研究中，全球化理论是一种重要的视角。这种理论取向强调电子媒介、迁移、旅游和跨国资本流动等，这些因素使全球政治和文化边界变得更具渗透性。该视角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丹尼斯·奥尔特曼(Dennis Altman)提出的“全球酷儿化”的观点，他探讨了多元文化背景下跨国同性恋的身份问题，认为全球化在身份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以及国际性的大众媒介等都参与了这种发生于不同社会中的世界性同性恋身份和共同体的形成。同性恋世界的浮现被理解为一种“既存的西方类型的扩张”、“急剧全球化的生活方式和身份政治的一部分”②或“后现代同性恋身份的全球化现象”③。西方同性恋文化的全球性传播被普遍看作是解放第三世界国家性少数群体的进步性力量，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适应西方资本主义的需要，其生活方式和经济结构都经历了重塑的过程，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身份可能同时并存并彼此交融。奥尔特曼所说的全球酷儿化的实质是同性恋的美国化和性身份的全球化。他将全球酷儿化理解为西方同性恋模式的延伸，认为非西方自我认同的同性恋者将自身视为全球共同体的一部分，他们的共性超越了文化差异。全球化视角的研究试图在文化差异中寻求普遍的同性恋身份，这种身份用新的现代自我观念取代原有的本土性概念，在地方性文化的规范下发展同性恋关系，公开地表达性身份，发展公共的同性恋政治意识并且创造一种建立在性基础上的共同体感。在这种理论视角的支配下，诸多西方学者的研究都是以西方的性态为中心、将西方的性学话语体系直接运用和解释非西方的性态。在西方的同性恋公共话语中，主导性的叙事对非西方的男性进行去情色化和女性化，同时理想化男性的身体特征，认为他们象征着真正的男子气概。④全球化的理论范式关注所谓的地方性酷儿主体如何采纳西方模式的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跨性别的身份作为他们自身的能动性。⑤以“全球酷儿化”为主要内核的研究视角假定“酷儿”、“性态”有一个跨越时空的超稳定结构和同一性基础，这种同一性基础的稳定性由于西方酷儿文化和身份的渗入而得到强化。 全球化视角遭致了不少批评，这主要是因为它忽略了民族国家、种族区域，以及宗教、语言和文化版图的历史边界。美国人类学家罗丽莎指出奥尔特曼的“全球酷儿化”理论存在四个主要问题：即构成奥尔特曼论点的殖民话语动力学、关于文化的概念、对意义和指涉性的理解以及对全球化或普遍主义的想象。⑥奥尔特曼将同性恋解放的特殊叙事普遍化，并进而确立以西方作为世界史始点的等级体系。如果按照奥尔特曼关于同性恋解放起源于西方的叙事，那么非西方的同性恋者将永远处于一个亦步亦趋的位置。奥尔特曼理论的一个潜在假设是：无论西方人还是非西方人，对普遍主义的诉求是不证自明的，这种诉求并非是修辞策略或两种声音之间的对话，它也不是地方性政治的代表或者“策略性的本质主义”。马汀·马纳兰珊(Martin Manalansan)也批评同性恋修辞中的普遍化倾向，尤其是现代西方的同性恋话语将非西方的、非自我确认的男男性行为者建构为前现代的性少数族群，他呼吁从不同的地域进行介入，使同性恋身份、政治和文化的对话中有来自边缘社群的声音。⑦马汀·马纳兰珊认为，这种由西方发展产生的叙事开始于一种“前政治性的”同性恋实践(即所谓的“文化传统”)，其终点是自由的“现代”同性恋主体。⑧马纳兰珊的阐述规避了全球同性恋身份均质化或“麦当劳化”的观点。在这种学术反思之下，林永铭(Eng-Beng Lim)针对西方酷儿理论家的“全球酷儿化”概念而提出亚洲的“全球本土化酷儿”(Glocal queering)的新表述，通过这一概念，他试图促成对“全球酷儿化”这一阐释性范式的认知转移。⑨林永铭在研究新加坡的同性恋文化时发现，酷儿文化的不同实践模式构成了酷儿特性中的离散化形式。不像欧美模式强调性身份的确认，如丹尼斯·奥尔特曼提出的普遍主义的同性恋身份，新加坡的酷儿化(queering)与亚洲内部其他的文化显示了实用主义取向的同性爱欲实践。 与“全球酷儿化”理论相对的是福柯式的对突兀断裂特征和高度边界化话语的强调，此类研究取向构成了全球视野下同性恋研究的另一种视角。福柯在《性史》中表明，同性恋身份的出现是基于性的新型话语系统的制度化，福柯式性态研究聚焦于话语的内在特殊性，它分析某种特定话语内部的概念、类型和身份。全球化理论和福柯式话语分析分别关注全球文化形式之双重生成过程中的某个维度。全球化理论试图解释跨国间的同质化过程，而福柯式的研究更多地被运用于本土化或在地化(localizing)过程。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认为，尽管很多标签或术语都借自西方话语体系，当代亚洲的同性恋身份与现代西方同性恋文化的表现方式明显不同，亚洲国家的性身份可能是“前-同性恋”(pre-gay)或“后-酷儿”(post-queer)，也可能是各种跨越时空的不同身份并行不悖；因此，亚洲的同性恋并非是西方同性恋的镜像。同时，亚洲同性恋文化空间的内部也存在各种差异，这种差异从亚洲国家独特的地方性话语中可见一斑，例如泰国的本土性话语表述类型：“phet”，它结合了性差异(男性vs.女性)、性别差异(男性阳刚气概vs.女性柔弱气质)和性取向(异性恋vs.同性恋)。其他地方性的表述诸如“bakla”(菲律宾北部)、“bantut”(菲律宾南部)、“banci”(爪哇)和“waria”(印度尼西亚)等继续被用来意指易装和变性身份，而“gay”则用来指具有男子气概的同性欲望。⑩最近在亚洲国家开展的许多地方性研究都深受福柯范式的影响。例如，达纳·柯林斯(Dana Collins)探讨了同性恋东道主(gay hosts)(11)身份如何通过东道主本人的旅行/流动性和都市地点进行身份建构，即通过将城市空间挪用/转变为同性恋空间以表达同性欲望。(12)尽管这些同性恋者在城市化进程中遭到社会排斥，但他们通过社会地位的制造策略成功地实现了身份的转换。罗莎琳德·莫里斯(Rosalind Morris)对泰国的性态研究发现，泰国地方性的话语体系是一种基于社会性别的更古老的传统，它并未被西方的性话语完全取代。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采借过程中，泰国是“一个深受其影响但并不是完全取决于跨国力量和意识形态的社会”(13)。在当代的性和性别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注意力转向身份、语言和欲望等复合再生产的性态上。 二、身份政治的有效性质疑 现代同性恋的身份政治从最初就包含了自身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不仅牵涉到性态研究中争执不下的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也直接导致对身份政治之有效性的质疑。戴维·霍尔珀林(David Halperin)曾区分了“前同性恋传统”与“现代同性恋观念”，前同性恋传统时期包括从古希腊到现代早期的意大利与法国、18世纪的英国一直到19世纪末性学家的著作中出现“性倒错”的观念。他辨识的四种前同性恋传统分别为：(1)柔弱(effeminacy)；(2)娈童或“主动的”鸡奸；(3)情谊或男性之爱；(4)被动的或倒错的性。这些前同性恋传统之间相联系的关键因素是性别(gender)优先于性态(sexuality)。(14)传统与现代同性恋身份的区别使人们意识到身份政治的复杂性，认为并不存在跨越不同文化与历史的、普遍一致的同性恋身份。同时，在将西方的同性恋理论体系运用于非西方文化时可能会遭遇话语脱嵌现象。很多文化人类学家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例如吉尔伯特·赫特(Gilbert Herdt)在他的著作中虽然采用“同性恋”(homosexual)这一术语，但他同时告诫读者在美拉尼西亚参与“仪式性同性恋”活动的男性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同性恋者”，这主要是因为： (1)同性恋实践通常是通过男性成人仪式来施行的；(2)宗教含义；(3)受更广泛的文化规则和社会角色的制约，它不仅被社会中所有的道德、法律或者男性秘社所容忍，而且后者还规定了男性性交的特定方式；(4)大量与年龄相关的禁忌和亲属禁忌规定、制约着这种男男性行为的本质。尽管美拉尼西亚男性普遍参与同性恋活动，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男性在今后的生活中会习惯性地进行同性接触，或者在仪式性同性恋群体中伴随终身的同性恋的发生率要高于其他群体。(15) 为此，赫特提出了“仪式化同性恋”的概念。在美拉尼西亚社会，“仪式化”作为同性恋的调节器被恰如其分地运用于当地的情境，这种“仪式化同性恋”不同于西方情境里的同性爱欲或同性恋身份。黛博拉·埃利斯顿(Deborah Elliston)仍然对“仪式化同性恋”进行了批判。埃利斯顿认为，男孩成人仪式中的“同性恋实践”构成了表达和说明关于性别、年龄等级的观念丛和社会身份认同的基础。将成年男性与男孩之间的“同性恋”实践作为“仪式化同性恋”是把西方的性模式强加于美拉尼西亚的实践，凭借西方关于性别、爱欲和人格的思想，最终会阻碍认识美拉尼西亚实践的真实意义。 在亚洲，新的社会/生理性别类型和爱欲文化在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逐渐浮现。这些影响因素通常包括：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的和技术的转换；本土和西方的不同文化/话语之混杂性的增强；由于旅游和迁移，人口流动率日益增加；在预防艾滋病和性少数群体的人权议题上扩大国际间合作，诸如此类。(16)但是，现有的以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志和社会学等学科为基础的性与性别研究中，同性恋身份和话语大多源自于西方。杰克逊指出，学界尚缺乏对亚洲的各种话语转换类型进行具体的历史研究，而正是这些话语转换刺激了情色化主体性以新的方式不断地增殖。同时，也缺乏研究经济结构、社会组织和政治体制的变迁，这些变迁促使亚洲同性恋景观产生新的活动空间。由于亚洲社会中各个性少数群体被边缘化的方式存在明显差异，同性爱欲的表达形式也各有不同，因此，不同社会中那些有助于型塑新的同性恋身份的当代社会/生理性别的抵抗方式也千差万别，没有一种概化的分析能够解释所有的亚洲身份。对此，杰克逊认为理解亚洲同性恋需要厘清三种现象之间的关系(17)：(1)不同异性恋统制政权背景下的跨性别主义和同性爱欲的本土性历史形式；(2)当代同性恋者对这些异性恋统制形式的抵抗，这种抵抗通常涉及自我意识从社会/生理性别的历史形式中分离出来甚至进行批判；(3)西方不同方式的同性恋话语和风格被挪用于本土抗争的表现形式。因此，需要重新评估通过性科学、欧美强势的学术话语以及资本主义商业化而确立支配地位的全球酷儿表述，这不仅是全球性与地方性的问题，也是挑战统治范式的重要议题。萨门·豪尔(Cymene Howe)认为，第三世界的同性恋并非西方身份原型的“容器”或另一种表征形式。(18)我们应从流动的、关系性的角度来理解同性恋身份，马克·布莱修斯(Mark Blasius)曾认为，同性恋经验应该被视为一种“精神特质”，而不是性取向/性偏好、生活方式，或以集体主义的术语进行表述的“亚文化”或“共同体”。(19)理解这种精神特质的关键是通过同性恋者对“出柜”的概念化，即个体进入构成同性恋共同体的关系领域从而成为其成员的过程。这种关系性的精神特质是在共同参与中实现的，它将个体的同性恋身份与关系整合到社会网络中。加利·道塞特(Gary Dowsett)也质疑统一的同性恋身份之可能性与有效性，认为在“同性恋”这一修辞下所纳入的各种性征是如此多样化，使得有同性欲望的男性在与更广泛的同性恋共同体进行互动时所采用的方式也不尽相同。(20)因此，奥弗德(B.Offord)和坎特雷尔(L.Cantrell)所说的“同性恋超级身份”(21)忽视了同性恋者在关系选择时的多重性，并忽略了那些难以纳入既有图式的各种含糊复杂和不确定的因素，从而将身份强行纳入现有的框架内。地方性和全球性都是一种定位的视角，而不只是彰显差异的场所。地方性并非特殊性的同义词，它是一个通过具体的符号实践而赋予意义的空间类型。同样，全球性亦离不开与地域相关的文化进程，它并非一个“脱域”的现象，而是在不同的背景下产生并呈现特定的想象力。(22)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同性恋特性是稳定异性恋身份的一个想象的场域。这种文化和空间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在探讨西方之外的同性恋身份时超越相同与差异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需要指出的是，奥尔特曼亦意识到在全球化进程中身份生成的不可预测性，当非西方社会遭遇西方新近发展的性话语时“可能产生新的各种身份，但这些发展无法通过西方的经验来预见”(23)。 如果某种独特的同性恋身份被视为支配性的和散布全世界的，那么同性恋类型也将变得平面化，从而抹除了西方和非西方世界中同性恋者之间的多元性与异质性。(24)我们一方面要警惕全球化过程中的平面化、单向度效应；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对支配性的话语体系熟捻于心，导致在探讨传统与现代性问题时容易从西方的立场与视角出发，强调西方文化对第三世界本土文化的刺激作用。同性恋研究中应避免简单的“刺激—反应”身份生成模式，这种模式实质上认为外来西方文明的冲击催生了本土思想的同质性演化。以这种心理学式的应激模型来研究所谓的本土化，容易陷入西方科学主义知识论的泥淖。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同性恋身份研究，也存在于其他各种民族文化的实践研究。一味地追逐西方的酷儿文化将会导致理论与经验之间的断裂与张力，背离既有的文化脉络来理解和实践自身，最终会导致自我异化，使非西方的同性恋经验自动降格为西方理论的另一个版本的脚注。 三、同性恋亚文化：模仿抑或创造？ 与酷儿研究中的身份政治密切关联的一个问题是同性恋亚文化。我们该如何看待全球化背景下的同性恋亚文化？这首先涉及到何谓“文化”的问题。同性恋文献中主要存在两种文化观念：一种是受行为主义的影响，将文化定义为行为模式和习俗；另一种则追随格尔茨的文化乃“意义之网”的观点，认为文化是一套“共享的符号系统”，也即共享的信息、知识和象征。(25)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存在同性恋亚文化，因为同性恋社群不仅具有独特的性行为模式，而且还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同性恋文学、电影、艺术、戏剧、音乐、小说以及各类同性恋人工物品以及同性恋消费主义等，同性恋者在一定意义上实现着“符号共享”。与身份政治一样，我们在探讨同性恋亚文化时，并不意味着谈论一种统一的、一致性的文化。后结构主义与酷儿理论强调文化的去中心化；传统的观念视文化为一系列富有意义的符号模式，是一种可以解读的文本，后结构主义则认为这种文本存在着多重解读。戴维·施耐德(David Schneider)认为文化是一种“霸权话语”，它不只是简单地通过惩罚性制裁对个体施加影响，它还通过道德惩戒的方式，通过“应该怎么做”、“大多数人这样做”的方式来型塑个体的行为和思想观念。(26)然而，文化并非是密封严实和铁板一块的，有些个体并不会遵从支配性的规范与话语。同时，文化的反叛和多元性并非是任意的，它通常以支配性的话语和规范作为遵从和违犯的参照。就同性恋文化而言，异性恋文化正好提供了这样一种文化模板。但是，正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指出的，同性恋并不是异性恋的一个摹本或复制品。(27)同性恋文化是“可持续的”，而不是“自我毁灭的”。(28)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同性恋已成为一种文化表征和意识形态的标记，作为一种文化抵制形式，它是“一种通过高度制度化的网络而动员起来的话语实践”(29)。这在文化生产和型塑后身份政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当代主流的异性恋文化中，很多同性恋者同样恋爱、结婚、建立家庭并且养育子女。同性恋者几乎也采用所有异性恋社会的象征符号，但是他们赋予其不同的和全新的意义，并且在不同的构型中将它们重新组织起来。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同性恋者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异性恋文化及其形态，他们在利用主流的异性恋文化的过程中会不断地进行再阐释，通过“占据各种罅隙从而利用支配性文化符号的含糊性”(30)。同性恋不是一种复制品，不是一种模仿、拟态、衍生物，也不是实体的阴影。我们这里探讨的文化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历史而改变的实践与知识，它是人类能动性的产物。同性恋亚文化支撑着性身份与性实践，文化、身份与共同体之间在互动中达成权宜性的共享。因此，不应以一种整全的、统一的视角来看待同性恋的文化与身份。在世界各地的同性恋共同体中，如果没有一整套共享的文化系统，那么它所反映的其实并非是同性恋群体的文化贫瘠现象，而恰恰是这种追求总体性文化的理论视角本身具有的缺陷。文化与现实包含着诸多相互涵括、矛盾和颠倒的事物，它无法用整齐划一的框架来反映或阐释。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探讨地方性的同性恋亚文化时，研究者面临着一个无可规避的问题：它究竟是本土性的还是由西方催生的？非西方与西方的同性恋身份或文化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是延续、断裂抑或创造？这个议题充斥着本土性与全球性、地方主义与普遍主义之争。一些研究者认为，诸如西方/东方、现代/传统和全球/地方这样的二元划分并未能充分地阐释文化转型和自我身份的生产过程。即使是在西方的同性恋理论和话语伴随着性科学席卷整个世界的情况下，非西方社会在面临文化霸权时也并不必然会遭遇同化的厄运。汤姆·博尔斯多夫(Tom Boellstorff)用“转译的文化”(dubbing culture)这样一种理论框架来批判性地分析同性恋文化的全球化过程，也即全球化与主体性之间偶然的、断裂的、间歇性的和影响广泛的关系。该阐释框架另辟蹊径，避免使用“混杂性”、“克里奥尔化”以及“流散”这样的隐喻，因为这些措辞都隐含着一种“先在的一致性和弥散的原点”。(31)博尔斯多夫也避免使用身份-行为这种二元对立的阐释，而是采用“主体位置”和“主体性”的概念，这种表述更强调自我的社会范畴及其生命历程。他采取福柯式的分析路径，认为身份“并不仅仅是一种认知地图，而且是一系列身体化实践，行为则总是通过自我叙述与文化调和在一起”(32)。因此，博尔斯多夫通过聚焦主体位置和主体性分析印度尼西亚gay和lesbi(33)的自我身份，认为gay和lesbi严格来说是印度尼西亚的，而不是外来的身份；gay和lesbi的主体性并不源自于西方，也不是“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某种混杂，它们是独一无二的印度尼西亚现象，是通过国家和性欲的话语以及一种与遥远而熟悉的他者相关联的感知而形成的。在博尔斯多夫看来，“转译的文化”提供了一种概念化个体与文化逻辑之间关系的途径，通过这种方式，印度尼西亚的同性恋者在当代的全球化进程中占据了主体位置。“‘转译’某种话语既非逐字逐句地机械模仿，也非创造某种全新的剧本。它试图将各种文化逻辑结合起来，从而避免在单一的整体中被分解。”(34)“转译的文化”是一种理解主体性的更具过程性的方式，它置个体能动性以重要地位，并质疑结构决定论和唯意志论。“转译的文化”使博尔斯多夫能够超越在“全球化的傀儡”与“传统的虚假外表”之间面临的两难困境。同时，转译的意义是不稳定的，它解构了传统与现代、殖民与被殖民、真实与虚假等范畴与价值阶序。转译不是复制，而是创造，这种转译过程使gay和lesbi既属于全球同性恋共同体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真实的印度尼西亚人，他们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来想象和实践自己的主体性。 传统与(后)现代、规范与越轨、东方与西方、同质性与异质性以及地方性与全球性等之间的关系在当代的性与性别研究中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议题，这也是“酷儿混杂化”的不同表征维度。(35)如何书写、阐释和突显新的主体身份，诸如泰国的gay，印度尼西亚的lesbi，中国的同志等，是很多非西方世界的性研究者面临的任务，我们期待更加系统性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四、中国同性恋的话语纷争与身份滥觞 “同性恋”(homosexual)这个词是19世纪晚期在欧洲性心理学的推波助澜下才逐渐被公众接纳的。“同性恋”这个术语并不是表述超越历史的同性之间性活动的标签，它包含着身份形成的特定历史和亚文化。西方在后“石墙骚乱”时代以来，鉴于“homosexual”这个词携带的历史污名，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逐渐采用“gay”的称呼，(36)但它并没有被所有人接受，女同性恋者抗议“gay”这个词忽略了女性并遮掩了女性主义的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许多同性恋者又从“gay”的自我认同转向“queer”(“酷儿”)。但是它也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在许多同性恋活动家看来，“queer”仅是意味着在一长串的字母后面增添的一个字母：LGBTTSQ。(37)一些女同性恋者尤为憎恶“queer”这个词，认为它是男人用来重新吸收女同性恋者使之接受男性支配性文化的伎俩。(38)有关身份话语的表述及其争论非常重要，例如，彼得·杰克逊发现当用本土性的术语——如泰国的“人妖”(kathoey)——来表述某种亚洲社会的社会/生理性别类型时，西方分析家通常赋予这种类型以本土的历史涵义。但是，如果泰国人用“gay”来自我认同时，那么西方观察者就通常会忽略这种身份认同的本土历史，取而代之的是谈论“全球化的影响”并“挪用”西方模式。(39)对同性恋称谓话语的反思和争论贯穿于整个现代同性恋史，当代的同性恋身份政治通常不进行分类或指涉某些确定性的对象，而是从其与规则的对立关系中确立自身的意义。 在话语的摒弃、挪用或创新上，中国的情形颇具典型性。与“homosexual”相对应的中文词“同性恋”也因同性性行为的病理化和罪化而遭到质疑与抛弃，20世纪80年代后期，“同志”一词开始被同性恋活动家用来指称华人圈的性少数群体，“同志”不仅仅指同性恋者，还包括其他性取向的人群。如今，中文世界里“同志”这个称谓的地位与英文中的“queer”很相似。周华山认为“同志”代表了自我宣称的“真实的”中国同性恋身份，这种身份“不需要复制欧美同(双)性恋解放的经验和策略”(40)。在周华山看来，“同志”作为华人性少数族群的身份，体现了将性政治本土化和重申其文化认同的渴望。这一词汇的“重新挪用”能促进同性恋团体争取积极的文化参照、性别中立、同性恋污名的去性化，它的政治意涵超越了“同性—异性”二元论，同时其本土的文化认同亦有助于性融入社会。不仅如此，周华山指出，“同志”一词还具有更多的政治涵义：“同志”取得了与“酷儿政治”类似的政治成就，但酷儿政治是采用一个曾经受到诋毁的标签来对抗主流社会，而“同志”则是采纳主流文化中“最神圣”的称谓来协调社会关系，这是一种通过挪用而不是拒绝其家庭文化认同而表明个人性身份的本土性策略。(41) 试图寻找一种本土的、为大众所熟悉的“新词”来代替原先的称谓(尤其是已经遭受各种历史污名的标签)，这种意图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同志”涵义的重新阐释并没有产生如周华山宣称的那种社会与政治效果。在生成新话语的同时，新一轮的话语竞争和反挪用也随之启动。例如，香港在“同志”一词流行之前，报刊上对同性恋者使用的是如“基佬”等歧视、侮辱性的称呼。在一些同性恋活动家改用“同志”的称谓之后，香港各类媒体的记者和编辑通过各种策略争夺、控制“同志”的涵义。“同志”一词很快也被污染，成为嘲讽、戏谑的对象，并具有攻击的效果和喜剧色彩，在这种新的语境下，“同志”迅速成为参与非法的、龌龊的和不道德行为的同性恋者的新的代名词和标签。因此，一个新创造的、抗争性的词在否定性的环境中亦会成为诋毁、贬损性的标签；反之，在某种情境下，一个带有病理化、罪化涵义的词也可能从肯定性的环境中被重新挽救过来。正如巴特勒所言：“这种用来描述和病理化被压抑的欲望的心理分析的话语，结果却产生了对欲望的话语刺激”，那些对同性恋进行分类和病理化的性学家“不经意地为同性恋文化的扩张和动员提供了条件”(42)。在巴特勒看来，病态的话语开启了另一种指称和反向意义的可能性，从而动员逆向话语以挣脱原先被限制的意义并反对规范性的制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英文世界仍继续采用“同性恋”/“homosexual”的表述，它以这种方式展示自身的倔强存在，并不断地反讽着异性恋世界对同性恋的排斥、压迫与否定。 与现实中的这种出乎意料的复杂遭遇相对应，学界亦批判“同志”一词具有的解放潜质。有学者质疑周华山关于“同志”是“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当代最流行的中文词汇”的宣称，事实上，“同志”这个词更多地被同性恋活动家和积极分子所采用。在香港，普通同性恋者通常不会用它作为自我认同的标签，也不会用它来指那些具有非规范性性取向的人。有些同性恋者则因为“同志”一词所具有的强烈意识形态色彩而拒绝使用它，而同性恋、gay、lesbian等这些词由于带有病理化色彩或西方味过浓也被拒绝使用。香港的同性恋者更愿意采取一种不明确指涉同性欲望的策略，如“memba”的称呼，它源自英语中的“member”，同时异性恋者在日常语言中也使用这个称呼。(43)另外，他们在指涉性身份或出柜时常使用省略、遁词、指示性表达等策略。这也表明了“同志”活动家与他们所代言的群体之间的割裂。许多香港的同性恋者认为同性恋不需要被言明，这是因为(44)：第一，性被视为个人私密的事情；第二，明确地谈论同性欲望等同于强调身份的某一方面，这毫无意义，因为他们不将同性欲望看作是人格特征的定义。又如在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情境中，gay、homosexual、queer等术语交互使用，并没有类似英语文化中的明确定义和政治含义。(45)在不同的地方性文化和语境下，同性恋群体对身份的感知会有差异。何荣华(Wing Wah Ho)分析了中国内地的同性恋群体使用的一些称呼，如Gay/lesbian、拉拉、同性恋/同性爱、同志、T/P/不分、断背、MB(money boy)等，(46)认为中国人对同性主体的谈论彰显出日常生活中性别和性身份在本土的/西方的、传统的/现代的对立中的复杂互动，同时也反映出对现代性的渴望。 中国同性恋话语与身份的纷争也涉及本土性和嵌入性问题。冯客在讨论民国时期的同性恋话语时，更多地从地方性的文化根源出发进行研究，强调中国传统同性恋文化的内生性。而桑梓兰则更多地从“翻译的现代性”的角度来分析，更多地注重现代西方性文化对中国同性恋文化的影响，强调现代中国同性恋话语演变过程中的外生性。桑梓兰指出的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是，尽管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性学兴趣甚浓，但他们倾向于认为同性爱是关系性的和情境性的，(47)也就是说人的主体性是依赖于环境的，而非本质的、恒定的。桑梓兰亦认为，不能理所当然地将全球性置于国家和地域的优先位置，这会使求知欲发生偏离并“无意中强化既存于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性知识和性身份在现代跨国生产和流通中的不平等”(48)。曾对北京的男同性恋社群进行过田野调查的美国人类学家罗丽莎则试图以“文化公民权”这个概念来阐释中国同性恋身份的合法性认同。她认为是“文化公民身份而不是法律主体或心理学人格，决定了在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正当性行为和非正当性行为”(49)。罗丽莎认为在诸如非西方世界的大都市里(如北京)，世界主义和文化公民身份同时存在。中国男同性恋既非全球同性恋身份的另一个例证，也非仅仅是一种地方特性。同性恋身份认同的跨文化过程型塑了中国男同性恋的文化公民身份，对文化归属感的渴望影响了中国男同性恋者建构性、欲望和身份的跨文化实践的方式。 本文主要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同性恋身份、亚文化和话语，其中地方化与全球化、本土性与植入性之争作为主线贯穿于始终，它涉及身份和主体性的争夺以及第三世界的同性恋群体在面对西方强势的性话语和性实践时如何自我表达的问题。考虑到西方性学中性取向和性身份认同模式的消极后果，我们有必要反思如何避免身份认同的生搬硬套以及如何本土化和地方化。西方并非同性恋身份/文化的原点，亚洲和中国的同性恋也非西方的镜像和拷贝。地方性既不仅是一种非历史的事实，也不是透明的空间安排，作为负载权力之符号表征的文化和空间之间的关系是“界定各种过程、实践和现象的中心与边缘之边界的结构性产物”(50)。诚如彼得·杰克逊所言，本土化研究应从对地方性文本的研究和本土性话语、实践的反思中提炼出一种分析框架，而不是事先抱着欧洲中心论思想。(51)这种研究取向才能重新塑造非西方世界中地方性的同性恋主体，并使之成为世界性的主体。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同性恋共同体可能由于遭受共同压迫和权益斗争的需要而联系起来，或与世界上其他性少数族群产生文化和物质的交换，但不能因此将同性恋身份的突生性、地域的复杂性和话语的流动性一概简化为“本土性遭遇全球性”这样的模式。(52) ①F.Dik tter.Sex,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5. ②Dennis Altman."Rupture or continuity?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Gay Identities." Social Text 14(3),PP 77-94. ③Dennis Altman."Rupture or continuity?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Gay Identities." Social Text 14(3),PP 77-94. ④P.Jackson."Pre-Gay,Post-Queer:Thai Perspectives on Proliferating Gender/Sex Diversity in Asia." In Gay and Lesbian Asia,ed.G.Sullivan & P.Jackson.NY:Harrington Park Press,2001. ⑤Eng-Beng Lim."Glocalqueering in New Asia:The Politics of Performing Gay in Singapore." Theatre Journal 57(3),PP 383-405. ⑥Lisa Rofel.Desiring China: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Sexuality,and Public Culture.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7. ⑦Martin Manalansan."In the Shadows of Stonewall:Examining Gay Trans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Diasporic Dilemma." In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the Shadow of Capital,ed.L.Lowe and D.Lloyd.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 ⑧Martin Manalansan.Global Divas:Filipino Gay Men in the Diaspora.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3. ⑨Eng-Beng Lim."Glocalqueering in New Asia:The Politics of Performing Gay in Singapore." Theatre Journal 57(3),PP 383-405. ⑩然而，对“gay”的接受在泰国人或菲律宾人的G/L/T文化中也并非一致，“gay”通常等同于变性人“kathoey”，而bakla/bantut在两国各自的非都市和乡村地区流行。 (11)Gay host所从事的是非正式职业，他们通常为在马尼拉的国外同性恋游客(主要是西方白种男性)作向导，并提供付薪酬的伴侣服务，在这方面类似于我们所说的money boy，但他们与外国游客之间的性关系并非商业性的，他们接受非正式的报酬和礼物等，gay host为外国游客除提供性之外还包括翻译、向导、货币兑换、纪念品购买、洗衣服、住宿和旅行安排等；在他们的工作中不排除情感涉入，要关心游客的愉悦和舒适，有些gay host认为自己的工作更像“友谊而不是生意”，他们拒绝“卖淫”、“性工作者”这一类的标签。这是他们作为男同性恋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12)Dana Collins."Identity,Mobility,and Urban Place-Making:Exploring Gay Life in Manila." Gender & Society.19(2):PP 180-198. (13)Rosalind C.Morris."Three Sexes and Four Sexualities:Redressing the Discourses on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Contemporary Thailand." Positions 2(1),PP 15-43. (14)Alan Sinfield."Lesbian and Gay Taxonomies." Critical Inquiry 29(1),PP 120-138. (15)G.Herdt.Ritualized Homosexuality in Melanesi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16)P.Jackson."Pre-Gay,Post-Queer:Thai Perspectives on Proliferating Gender/Sex Diversity in Asia." In Gay and Lesbian Asia,ed.G.Sullivan & p.Jackson.NY:Harrington Park Press,2001. (17)P.Jackson."Pre-Gay,Post-Queer:Thai Perspectives on Proliferating Gender/Sex Diversity in Asia." In Gay and Lesbian Asia,ed.G.Sullivan & P.Jackson.NY:Harrington Park Press,2001. (18)Cymene Alyssa Howe."Undressing the Universal Queer Subject:Nicaraguan Activism and Transnationalldentity." City and Society 14(2):PP 237-79. (19)Mark Blasius."An Ethos of Lesbian and Gay Existence." Political Theory 20(4),PP 642-71. (20)Gary W.Dowsett.Practicing Desire:Homosexual Sex in the Era of AIDS.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21)B.Offord & L.Cantrell."Unfixed in a Fixated World:Identity,Sexuality,Race and Culture."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36,PP 207-220. (22)A.Tsing.Friction: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23)Dennis Altman."Rupture or continuity?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Gay Identities." Social Text 14(3),PP 77-94. (24)Dana Collins."Identity,Mobility,and Urban Place-Making:Exploring Gay Life in Manila." Gender & Society.19(2),PP 180-198. (25)Janice Irvine."A Place in the Rainbow:Theorizing Lesbian and Gay Culture." Sociological Theory 12(2),PP 232-248. (26)David Schneider."The Power of Culture:Notes on Some Aspects of Gay and Lesbian Kinship in America Today." Cultural Anthropology 12(2),PP 270-274. (27)Alan Sinfield."Lesbian and Gay Taxonomies." Critical Inquiry 29(1),PP 120-138. (28)Gabriel Rotello.Sexual Ecology:AIDS and the Destiny of Gay Men.New York:Plume,1998. (29)Li-fen Chen."Queering Taiwan:In Search of Nationalism's Other." Modem China 37(4),PP 384-421. (30)David Schneider."The Power of Culture:Notes on Some Aspects of Gay and Lesbian Kinship in America Today." Cultural Anthropology 12(2),PP 270-274. (31)Tom Boellstorff."Dubbing Culture:Indonesian ‘Gay' and ‘Lesbi' Subjectivities and Ethnography in an Already Globalized World." American Ethnologis 30(2),PP 225-242. (32)Tom Boellstorff."Dubbing Culture:Indonesian ‘Gay' and ‘Lesbi' Subjectivities and Ethnography in an Already Globalized World." American Ethnologis 30(2),PP 225-242. (33)汤姆·博尔斯多夫这里用了斜体，以表示与英语中的gay和lesbian的区别，它表示一种外文化/语言的转译。 (34)Tom Boellstorff."Dubbing Culture:Indonesian ‘Gay' and ‘Lesbi' Subjectivities and Ethnography in an Already Globalized World." American Ethnologis 30(2),PP 225-242. (35)Fran Martin,et al,eds..Asia-Pacific Queer:Rethinking Genders and Sexualities.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P.6. (36)在英文中，与“gay”和“lesbian”相比，“homosexual”更多地具有与越轨相关联的涵义。“homosexuals”经常被列为如同酗酒者和精神病患那样的越轨群体，在实际生活中，这两种不同的标签会导致民众在政策支持上的差异，有一项调查发现，有70%的美国受访者赞同“gay men”和“lesbians”在军队中服役，而只有59%的受访者赞同“homosexuals”在军队中服役。用于描述某种社会类别的标签能够减少对该类别成员的偏见。正因如此，美国心理学协会也建议使用“gay”和“lesbian”而不是“homosexuals”，因为后者具有越轨行为和精神疾病的历史涵义。 (37)LGBITSQ具体指：Lesbian,Gay,Bisexual,Transgendered,Two-spirit,Queer,or Questioning.或者是LGBTI/Q，其中的I/Q指"intersexual/Queer。 (38)安格斯·麦克拉伦：《二十世纪性史》，黄韬，王彦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9)P.Jackson."Pre-Gay,Post-Queer:Thai Perspectives on Proliferating Gender/Sex Diversity in Asia." In Gay and Lesbian Asia,ed.G.Sullivan & P.Jackson.NY:Harrington Park Press,2001. (40)Wah-shan Chou,Tongzhi:Politics of Same-Sex Eroticism in Chinese Societies.NY:Haworth Press,2000. (41)Hah-shan Chou."Homosexuality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Tongzhi in Chinese Societies." In Gay and Lesbian Asia,ed.Gerard S.& Peter J.NY:Harrington Park Press,2001. (42)朱迪斯·巴特勒：《权力的精神生活：服从的理论》，张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3)Andrew Wong."The Trouble with Tongzhi:The Politics of Labeling Among Gay and Lesbian Hongkongers." Pragmatics 18(2),PP 277-301. (44)Andrew Wong."The Trouble with Tongzhi:The Politics of Labeling Among Gay and Lesbian Hongkongers." Pragmatics 18(2),PP 277-301. (45)Eng-Beng Lim."Glocalqueering in New Asia:The Politics of Performing Gay in Singapore." Theatre Journal 57(3),PP 383-405. (46)Wing Wah Ho."Speaking of Same-Sex Subjects in China." Asian Studies Review 32(4),PP 491-509. (47)Tze-lan D.Sang.The Emerging Lesbian: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 (48)Tze-lan D.Sang.The Emerging Lesbian: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m China.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 (49)Lisa Rofel."Qualities of Desire:Imaging Gay Identities in China." GLQ 5:PP 451-74. (50)Jacqueline Nassy Brown.2000."Enslaving History:Narratives on Local Whiteness in a Black Atlantic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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