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人的经典论和女性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文人论文,女性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4)02-0206-06
性别与经典的问题始于人们对于多元文化的关注。所谓“多元”，就是从不同的性别种族和族群来重新评价各种文化的表现和传统。多元文化的新趋势很大程度是受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的影响，以及现代社会日趋复杂而多元的自然反应。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就是有关文学经典的重新考虑的问题。在当今文学研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许多女性主义者认为，以男性经典作品为中心的传统文学观有改写的必要，因为所谓的“传统经典”并不能代表人们的普遍经验。这样的挑战的声音自然引发出一连串有趣的问题：例如，怎样的作品才能成为文学经典之作？经典之作的可读性如何？评定文学经典的美学标准为何？经典之作和次等作品的分别何在？一部经典之作应当涵盖人类的普遍经验还是代表特殊人群的文化意识？
许多这一类的问题都是女性主义批评家先提出来的。她们多数认为经典的形成完全是出于权力的运作；是独霸的夫权制提高了男性作者的地位，贬低了女性作家的成就。但另外有一些批评家却认为经典的形成与权力或政治无关。总之，这一方面的争论不少，也无形间促成了大家对经典的兴趣。
自从研究明清文学以来，我一直对性别与经典论的概念感到兴趣。我发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明清时代产生过更多的女诗人，仅仅在三百年间，就有两千多位出版过专集的女诗人。而当时的文人不但没有对这些才女产生敌意，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是女性出版的主要赞助者，而且竭尽心力，努力把女性作品经典化。明清文人这种维护才女的现象实在很特殊，至少与19世纪的英国很不相同。当时英国产生了许多女性小说家，但男性批评家基本上对她们抱着敌视或嘲讽的态度。是什么原因使得明清文人拥有如此特殊的女性观？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文化的关系，所以我今天想把性别与经典论放在明清文人文化的上下文中来进行讨论。
这里所谓的“文人文化”是相对于当时的实用文化而言的。在这个文人文化中，其中一个最令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文人普遍地向往女性文本。在某一程度上，这个现象也是当时文人厌倦了八股文及其他实用价值的具体反映。他们从事于女性文本的大量整理，为女诗人出版各种不同的选集，使得妇女诗词顿时成为热门读物。我们可以说，当时的“女性研究”其实是明清文人对理想女性向往的一种产物。他们一方面深深感到自己的边缘处境，一方面也对被历史埋没的才女赋予极大的同情，所以当时许多文人不惜倾注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努力收集和整理女诗人的作品。从政治上的失意转移到女性研究，可以说已经成了当时的风气。例如明末清初一本女性诗集《红蕉集》的编者邹漪（又名邹斯漪）就说：“仆本恨人，癖耽奁制，薄游吴越，加意网罗。”[1](P898)所谓“恨人”就是怀才不遇，内心感到不平的文人。他们从收集女诗人的作品中得到了安慰及成就感，以至于他们的爱才心态无形中成了一种“癖”（也就是英文所谓的obsession和addiction)，所以邹漪说“癖耽奁制”，意思就是说，把自己完全沉浸在女性的作品中。著名诗人王士祯的哥哥王士禄也在他的女性选集《然脂集》中说自己“夙有彤管之嗜”[1](P909)，所谓“嗜”就是“癖”的意思。后来清代的文人也继承这个晚明的文人传统，例如以提拔女诗人贺双卿而著名的史震林曾在他的《西青散记》一书中，屡次说自己是个“感慨人”，其实就是“恨人”的意思。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在情趣的追求上，完全忽视了功利的考虑。他说：“人生须有两副痛泪，一副哭文章不遇识者，一副哭从来沦落不遇佳人。”[2](P171-202)这些文人之所以如此重视才女或佳人，乃是因为他们在才女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翻版。他们同样是一群崇尚美学和爱才如命的边缘人，他们中间有很深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在曹雪芹的《红楼梦》里也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所谓“边缘”，当然是指相对于政治权力的主流而言。虽然从政治的权力而言，这些明清文人自认为是边缘人或“多余”之人，但从文学艺术的方面来看，他们却常常是一些走在时代前端向传统经典挑战的主要人物。有趣的是，正是这些边缘文人把一向处于边缘地位的明清女诗人提高到了经典的地位。就如目前不少西方文学评论家以为，一个把边缘引向主流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强调边缘文学的重要性，不断地扩大文学的视野，而渐渐把边缘与主流混合为一。
明清文人是用什么方法来提高女性人的地位的呢？他们采用的也是这种把边缘和主流逐渐混合为一的策略。首先，他们强调女诗人传统的悠久性及重要性。为了证明这个大前提，他们从最有权威性的经典选集《诗经》说起，他们以为《诗经》里有很大部分的诗歌是女性的作品。例如邹漪在他的《红蕉集》的序言里就说；“三百删自圣手，二南诸篇，什七出后妃嫔御，思妇游女。”[1](P878)大意思说，《诗经·国风》里的《周南》和《召南》，有百分之七十的诗歌是女性的作品。虽然这样的论点并无实际的根据，而且似乎有把虚构和史实随便鱼目混珠之嫌，但既然这个新的经典论很管用，此后几乎所有的文人都沿用这个说法。而且既然《诗经》是孔子编订的经典选集，明清文人也就很自然地把他们自己整理妇女诗词选集的工作视为重建文学经典的活动了。就如西方文学批评家W.V.Harris所说：“所有文本的解释都靠约定俗成的阐释策略来维持”[3](P116)，明清文人所用来提高女性文学的方法就是这种凡事追溯到《诗经》传统的约定俗成的策略。
另一方面，明清文人也把女诗人的作品放在《离骚》的传统的上下文来看待。例如，1618年蘧觉生编定的女诗人选集《女骚》就反映了这种态度。在《女骚》的一篇序言里，著名学者赵时用强调文学里的“变”的作用，因为自从《诗经》的《风雅》篇以来，诗歌的风格与内容都有了很大的变化[1](P884)。这无疑是在说，文学经典的范围是不断在拓宽的。言下之意就是，女性作品也应当作为新的文学经典的考虑之一。
这样的策略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六朝文学批评家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里所提倡的经典论。在把《离骚》提升为新的文学典范的过程中，刘勰所用的方法正是强调“变”的重要性。所以他说，他撰写《文心雕龙》的主要目的不仅在呈现文之“心”如何地“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而且还要说明它是如何“变乎骚”的[4](P724)。他所谓的“变”就是创立新的文学准则的意思。在《文心雕龙》里，《离骚》首度被视为纯文学的一种典范，而刘勰特别强调的正是屈原的“变”的文体，一种新的文学风格——很像Harodd Bloom在他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一书中所用来形容莎士比亚的“strangeness”[5]。
我们可以说，明清文人在提拔女诗人方面所作的努力实在不下于刘勰对《离骚》的经典化所付出的苦心。有不少文人决心要把收集和品评女性作品作为毕生的事业。为此他们想出了许多把女性诗歌经典化的有效策略。其中一个策略就是以上所说的凡事追溯到《诗经》与《离骚》的古代经典的策略。他们不但要显示出一个古老的传统是如何在现代诗人身上（不论是男是女）运作出那般巨大的影响力，而且也要证明现代诗人是如何创新，因而改变了这个传统，拓宽了文学的视野。这样的策略其实也是历代文人一向熟悉的文学经典策略，也是比较传统的方式。
但另外一个比较富有创新性的策略，确是明清文人的一大发明：那就是强调女性是最富有诗人气质的性别，因为他们认为女性本身具有一种男性文人日渐缺乏的“清”的特质。明末诗人钟惺就在他的《名媛诗归》的序里把女性的本质和“清”的美学联系在一起：
若乎古今名媛，则发乎情，根乎性，未尝拟作，亦不知派……惟清故也。清则存慧……男子之巧，洵不及妇人矣！[1](P883)
后来这种把“清”视为女性的属性的言论慢慢地成为明清文学评论中的主流了。“清”被说成是一种天地的灵秀之气，也是女性诗歌优越的主要原因。所以，明末著名学者葛徽奇说：
非以天地灵秀之气，不钟于男子；若将宇宙文字之场，应属乎妇人。[1](P887)
编撰《古今女史》（1628年刊本）的赵世杰也说：
海内灵秀，或不钟男子而钟女人，其称灵秀者何？盖美其诗文及其人也。[1](P889)
上面已经提过的《红蕉集》的编者邹漪也重复地说：“乾坤清淑之气不钟男子，而钟妇人。”此外清朝雍正年间致力于收集女性作品的范端昂更以“高山则可仰，景行则可行”的态度来看待女性作品里的“清”的素质：
夫诗抒写性情者也，必然清丽之笔，而清莫清于香奁，丽莫丽于美女……举凡天地间之一草一木，古今人之一言一行，国风汉魏以来之一字一句，皆会于胸中，充然行之笔下……而余终不能忘于景之仰之者也。[1](P906)总之，作为一种美的属性，“清”成了明清文人用来提拔女性文学的主要策略了。
然而，有趣的是，在古代中国，“清”的价值原来是十足地男性化的。清与浊对立：清为阳刚，浊为阴柔。《易说》云：“元气初分，清轻上为天，浊重下为地。”（《庄子·天地》释文所引）这种带有性别意味的清浊之分，颇能令人联想到Camille Paglia在她的Sexual Personae一书中所谓的阳性的Apollonian和阴性的Chthonian之分[6](P5-6)。一般来说，“清”在中国古代大多与男性的正面道德价值有密切的关联。“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这种明显的对比可以说明，古人常常喜欢把自然界中给人以清洁之感的东西和一个男性的高尚品质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称高洁之士为“清士”，优秀之人为“清才”。伯夷就被孟子称为“圣之清者也”。
到了魏晋时代，“清”逐渐与名士阶层中盛行的清谈之风联在一起。作为一种男性美质的特征，“清”已兼具善与美的意义了。它既代表男性的内在美，也代表外在美。仅就《世说新语》中记载的人物品藻，与“清”有关的词汇就有二十多年，如清畅、清通、清远、清疏、清鉴、清和、清朗、清虚等。[7]在《世说新语》中，我们发现“清”所表棕的道德和审美概念已经变得更加丰富而形象化了。例如，以盛德之风著名的王衍被形容为“岩岩清峙，壁立千仞”，而那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的美男子嵇康被人称赞为“萧萧肃肃，爽朗清举”[8]。由此可见，清的美质是魏晋名士最欣赏的一种东西，他们的人物品评对象总是包括对方的内在人格和外在形象。他们认为“清”是形与神结合所产生的美感，它是人格的魅力也是形象的魅力。大体来说，清意味着脱俗，一种在言谈举止上表现出高雅尊严的风度，同时它又指一种不拘小节，肃穆而不严厉的态度。此外，清还意味着天性本质的自然流露，所以它又和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气”有关。在《典论·论文》中，曹丕就把这种得自天地的秉赋气质与作家的风格联系在一起。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后来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体性》篇中特别就“气”的刚柔作了较为系统化的分析。他把作家的气质风格分为八体。虽然八体之间未必有一定的优劣之分，但从刘勰的辨析之中可以看出，属于清刚之气的“典雅”、“精约”等较受到肯定，而相对之下，“繁缛”、“轻靡”等柔浊之体则多少受到轻视。总之，风雅正声和建安风骨都属于清刚之气，而南朝宫体和香艳篇什则被归入了柔弱的一派，所以刘勰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文心雕龙·明诗》）李白也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古风》）可以说，此后“清”就成了文学和艺术评论中最常用的一个概念了。它意味着真率、质朴、典雅、淡泊等文风，而这样的美学价值正好代表了男性文人逐渐疏远世俗社会的高尚品质。
如上所述，在唐宋以前，“清”基本上是指男性的美质的。所以当明清文人开始把“清”的美学推广到才女的身上，而且把“清”说成是女性诗性的象征时，确实给文学评论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明清文人的观点之所以特别重要，乃是因为他们对“清”的创新的解释。例如，古人认为“清”兼有美与善的特质；现在明末诗人钟惺又在美与善之上特别强调”真”的重要性，并且很巧妙地把它和女性创作的特征联系起来。在他的《名嫒诗归》里，钟惺举例说明了妇女的“清”与“真”的特性：由于一般妇女缺乏写作吟诗的严格训练，反而使她们保持了“清”的本质；由于在现实社会领域的局限性，反而使她们更加接近自然并拥有情感上的单纯——那就是所谓的“真”。这种具有真善美的品质无疑成了女性诗境的特征，也使得女性作品成了男性文人的楷模，所以钟惺说：“男子之巧，洵不如妇人矣。”
明清文人的清的美学自然地对当时才女的自我肯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们开始意识到，女性本身就有诗的特质。但有趣的是，正当男性文人广泛地崇尚女性诗歌之时，女诗人却纷纷地表现出一种文人化的趋向，无论在生活的价值取向上或是写作的方式上，她们都希望与男性文人认同，企图从太过于女性化的环境中摆脱出来。在另一篇文章里，我曾经把这种男女认同的特殊现象称为文化上的“男女双性”(cultural androgyny)[9](P72-84)。在这里我只想强调明清女诗人如何刻意模仿男性文人写作的一点。例如明末女诗人陆卿子说：“诗故非大丈夫职业，实我辈分内物也。”[1](P176)又如，著名寡妇诗人顾若璞努力学习陶渊明及柳宗元的一派，而且主张性情与学问并重：“性之近者，引而愈亲；学之至者，积而能化。”[1](P758)另外，《名嫒诗纬》的编者王端淑则主张女性诗歌要能脱离脂粉气才算是好诗，而且特别推崇“女士中之有骨力者”[10](P337)。以上的这些例子都可以说明，明清文学的新方向确是由男女两性共同开辟的。而明清妇女诗歌之所以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恐怕和这种两性的配合与合作有关。
明清才女的文学成就很容易令人联想到19世纪的英国女小说家。与明清的女诗人相同，英国女作家也十分多产，而且她们的作品曾大批地进入了文学市场。然而不同于明清的是，这些英国女小说家一般并没得到当时男性作者的支持或帮助。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英文系教授Elaine Showaher说，在19世纪的英国，女性作者在出版方面的亨通被男性作者看成是一种“女性的文学侵犯”(female literary invasion)。对于备受威胁的男性小说家来说，这些女小说家好像在发动一场集体的性别战争，“企图以一种积极的方式霸占男人的市场，偷取他们的文学素材，甚至抢夺他们的女性读者”[11](P39)。因此男性作家开始讥讽女性作者为没有文化的一群，认为她们不适合于写作，因为女性在现实中经验的缺乏成了文学创作的一大障碍。这样的批评正巧和明清文人把女性缺乏现实经验视为“清”的灵感的来源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然而也正是这个性别之战，触发了19世纪女权主义作家在英国的兴起。这些不甘示弱的女作家公开宣布，她们要有独立写作和出版的自由，她们反对一向以男权为中心的制度。她们要建立一个以“姊妹情谊”为主的女性文化，因此她们开始创办自己的杂志和出版社，以与男权对抗。虽然这些早期的女性主义者并没有因此成为著名的小说家，但至少作为一群拓荒者，她们的努力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后来有名的女作家Virginia Woolf就曾把自己的新作品交给这样的女性出版社出版。
无论如何，事实证明，真正有才华的女作家并没有因为男性作家的敌对态度而被忽视了。直至今日，英国女性小说家，如Jane Austen,Brontes姐妹和George Eliot等人都还是众所周知的作家，其盛名有时还胜过Charles Dickens和William Thackeray等男性作家。可见真正伟大的作家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然而，Elaine Showalter教授却提醒我们，这种只重视个别的“伟大”作家的观念是不正确的。在她的书中，她一再强调，向来通行的文学史正是通过突出几个伟大的女作家，有意埋没了其他的女作家，使人对女性文学史失去了全面的意识。因此Elaine Showaher说，在一般的选集和理论的书籍中，我们看不到次等作家的影子。[12](P7)
其实明清文人和才女在他们努力编撰妇女选集的过程中，早已思考过类似Elaine Showaher所提出来的问题。他们发现自古以来的女诗人作品大多没有存留下来，为了不再让女性作家继续被历史遗忘下去，他们才把毕生的精力都放在收集女性诗歌的事上。例如为《国朝闺秀诗柳絮集》写序的黄传骥就感叹道：
山川灵淑之气，无所不钟。厚者为孝子忠臣，秀者为文人才女……惟闽阁之才，传者虽不少，而埋没如珍异，朽腐同草木者，正不知其几许焉也……[1](P921)
所以明清文人才女完全了解保存女性文学遗产的重要性。而他们所谓的“采观”，其实就是广泛收集的意思，不但收集主要女诗人的作品，也不忽略次等女作家的诗歌。在这一方面，尤以女诗人兼学者王端淑做出的努力最为可观。王端淑费了二十五年的时间专心编选了一部收有一千位女诗人作品的选集《名媛诗纬》。在这部选集中，除了一些新近采集到的前朝女性诗作外，其余全是明清当代的作品。《名媛诗纬》的涵盖面之广，可谓空前，而其编者的苦心亦可见一斑。关于这一点，王端淑的丈夫丁圣肇在选集的序中已说得很清楚。他说：
《名媛诗纬》何为而选也？余内子玉映不忍一代之闺秀佳咏，淹没烟草，起而为之，霞搜雾缉。[13]
以上的例子可以说明，明清的文人才女在设法把女性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中，采取的是一网打尽的选集策略。这是一个正确的策略。今天人们之所以能看到这些女性作者的诗歌，可以说完全归功于这个策略。
我们可以很自信地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明清时代产生过更多的女诗人。然而，奇怪的是，尽管明清妇女文学的确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但后来的文学史却没有那些女作家的名字。其被忽视的程度实有甚于Elaine Showalter所提出的有关英国次等女作家被文学史淡忘的问题。因为，即使是一流的明清女诗人也照样被后来的《中国文学史》忽略了。美国汉学家Maureen Robertson就曾注意到：“刘大杰在其所撰一千三百五十五页、涵括了二千五百年的《中国文学史》中，只提及五位女性作家，其中竟没有一位出自宋朝之后！”[14](P158)的确，一直到最近几年，一般文学史只在不断地重复薛涛、李清照等唐宋女作家，却对明清女诗人采取了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即使是对明清文学有研究的人，也大都以偏见的眼光来评价明清女诗人。例如，我们所尊敬的胡适先生曾说：“这三百年中女作家的人数虽多，但她们的成绩实在可怜得很。她们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毫无价值的。”[15](P167)怪不得曾经流芳一时的明清女作家诗词集还一直被埋在图书馆中，除了专门的研究者以外，几乎无人问津。幸而陈寅恪先生在他晚年的时候专心研究柳如是等明清女作家，才开始为这些才女平反。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要问：是什么原因使得撰写现代文学史的人一再地忽略了明清女作家的重要性？在女性主义盛行的今日，我们很容易就会把箭头指向父权制，认为那是独霸的父权制提高了男性作者的地位，贬低了女性作家的地位。因为过去的文学史大都是男人编写的，女性作家很自然地沦为沉默的群体，而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然而，研究经典论的当代美国批评家Harold Bloom是绝对不会同意这样的解释的。在他的《西方正典》一书中，Harold Bloom屡次强调文学中的“美学价值”乃是决定经典的必要因素；他甚至评击女性主义者及多元文化论者，批评他们误以为经典的形成与外在的权力有关。[16]IHarold Bloom的言论正好说中了今日美国“文化之战”(cultural wars)的重点：那就是以性别和阶级为出发点的一连串经典论战。
平心而论，经典的问题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很难用纯“美学”或“权力”等简单化的概念来解释。对我个人来说，更有意义的一个题目是：经典在历史上的变迁。某些作家是如何成为经典作家的？他们后来又如何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著名的欧洲文学专家Ernest Robert Curtius曾经说过：
一个特别有用的文学研究工作，就是考证从公元1500年到现在，那些古代经典作家的地位的变迁，尤其看他们是如何逐渐地被遗忘的。”[17](P263)
美国文学专家Richard H.Brodhead（耶鲁学院院长）也曾在经典的变迁上作过不少研究。在他的The School of Hawthorne一书中，他特别研讨美国早期小说家Hawthome如何从辉煌的经典宝座退到幕后的深层意义。他说：
与他当初旭日东升时一样，霍桑的地位之衰微和整个广泛的美国经典结构有极密切的关系。它的衰微正可用来作为我们考虑所有经典跌落的原因：文学经典是经过什么样的阶段，才被驱逐出去或渐渐耗尽其生命力的？一向被视为经典的作品，如果它一旦失去了整个文化制度的支持，它又会怎样？[18](P201)
换言之，Brodhead以为经典的建立和淘汰与整个文化发展的动向息息相关。如果要了解一个（或一群）作者与经典变化的关系，那么我们就非得考虑所有的文化、社会、政治的因素不可。经典的变迁其实就是文化传统的演变，它绝对不是偶然的。
然而，现代有些学者认为，通常所谓的“经典”带有不少偶然的因素，例如，女性主义专家Louise Bemikow说：
通常我们所谓的文学史其实只是记录某些个人的决定和选择。至于哪些作者能传世，哪些作者会被时代淘汰，要看有没有人注意到他们，是否选择为他们撰文表扬。[19](P36)
果真如此，我们是否能把现代文学史家对明清女作家的忽视看成是一种性别歧视、一种特意选择不去注意或表扬的态度？或者，我们宁可说，明清女诗人的被淘汰乃是由于20世纪的文化变迁所致，就像美国19世纪作家Hawthome也逐渐被人遗忘了一样？不论如何，任何答案都会显得以偏概全。然而即使如此，我们知道文学经典的形成与广大读者的判断力和接受的程度很有关系。今天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读者，重读明清文人文化和明清才女的作品，更应当认识到自己负有多么大的文化重担，但同时也要知道自己拥有多么大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