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美国霸权与欧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霸权论文,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构成世界发达资本主义中心的、由美加（美国和加拿大）、欧盟和日本三股势力组成的“帮派”内的各国领导人以及代表从经典右派到（社会党）左翼多数派的整个政治势力，二十余年来都拥护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给各国内部和世界范围内的市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为原则。新自由帝国主义计划给资本统治力量——跨国公司——运用的扩张战略以优先权，而且竭力使在社会生活中实施的各项政策——当然也包括有关国际秩序和地域战略政策在内——服从于这一优先的要求。
二战后的振兴阶段以后，随之而来的危机阶段是振兴所依靠的体系受侵蚀和崩溃的阶段。这不是一个如人们经常爱说的那个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阶段，而是一个动乱远未得到解决的阶段。目前，这个阶段尚未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的政策不符合积极的资本扩张战略的要求，而只是寻求如何处理体系危机的办法。这些政策达不到要求，因为以适应资本短期需要为宗旨的“自发”计划，缺乏通过社会力量制定有效和统一的规范，企图借“市场”，也就是说在短期内借资本的统治力量来管理世界，总归是一个乌托邦。
危机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从资本主义剥削中取得的利润，在能够发展生产力的、可赢利投资中找不到出路。所谓管理危机就在于如何为这笔剩余的游动资本找到“其他出路”，以避免资本大量的、突发性的贬值。相反，解决危机的办法则要涉及到改变指导收入分配、消费、投资决策的社会规则，换句话说，要采用一种更加协调的社会方案，而不是将赢利作为惟一的规则。
从经济上管理危机的目的是全面“打破常规”，软化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彻底改变工会的“僵化态度”，放开价格和工资，压缩公共开支（特别是在补贴和社会服务方面），在对外关系上搞私有化和自由化，等等。“打破常规”是一个带有欺骗性的字眼。因为不存在没有规则的市场，除非是在“纯”经济学家头脑中想像的经济里才会有。所有的市场都是有规则的，缺了这个条件就无法运作。问题是规则由谁来定，怎么定。在“打破常规”这个说法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现实：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单方面地对市场制定规则。自由化把经济封闭在一个停滞的对合螺旋体中，而且，自由化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是无法调解的，因为自由化增加了它自身不能调解的冲突，当然这些事实都被抹杀了。而人们听到的是对自由化喋喋不休的颂扬，说自由化预示着（未来）“健康”的发展。
资本主义全球化要求对危机的管理也达到这样的水准。这个管理应该去面对通过经济机器服从惟一的利润标准而产生的巨额游动剩余资本。国际资本转移的自由化、游动汇率制的采纳、高利率、美国的外贸赤字、第三世界的外债以及私有化，这一切构成了一项完全合理的政策，它通过将这些游动的资本变为投机性的资本，使它们提前找到一条出路，从而排除，至少是推迟了剩余资本大量贬值这个主要危险。将下面两个数字加以对照就能对这一巨额剩余资本究竟有多少形成一个概念：每年世界贸易的总额是3万亿美元，国际资本运动的总额是80～100万亿美元，超过前者的30倍以上。
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处于危机之中的阶段，但从总体上来看，今天美国是处于称霸的阶段。谈到这里就涉及一个霸权的概念问题，霸权既是多层面的、相对的，又是经常受威胁的。所谓多层面的，指的是这种霸权不仅是经济上的（在生产关键部门的高生产率，技术发明的创新，在世界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掌握货币体制中关键外汇，等等），而且也是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乃至文化上的）。说它是相对的，是因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不是由一个单一的中心统治的帝国。霸权中心必须同其他国家达成妥协，尽管这些国家处于被统治的地位，更何况它们拒绝这种地位。这个事实说明，由于组成世界体系各个对手之间的力量对比不断在变化，所以霸权始终受到威胁。
如果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平衡的结构性趋势来看狭义上的经济层面，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945年时的美国霸权是压倒一切的，而从60和70年代起，由于欧洲和日本出色的赶超，美国的霸权被削弱了。欧洲人不断地进行赶超，他们的说法是人所共知的：欧盟构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和贸易力量，等等。这种肯定的话说得早了一点。因为，虽然有了一个统一的欧洲市场，甚至开始有了统一的货币，但不存在（或还不存在）一个欧洲经济，没有一个像美国生产体系那样的“欧洲生产体系”。通过各国历史上资产阶级的形成以及各国自主生产体系（即使这些体系都各自开放，甚至于非常开放）的培育而产生的欧洲各国经济至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没有什么欧洲的跨国公司，只有英国跨国公司、德国跨国公司和法国跨国公司，等等。惟一的例外是各国在公共部门的合作产品，其中“空中客车”是个典型的例子（观察到这一事实是重要的，因为它提醒人们，在公共部门采取行动对于结构改造具有决定性作用）。各国资本没有相互渗透，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欧洲各国间的相互渗透还没有它们中每一个国家同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相互渗透更为深入。如果说，欧洲各国的生产体系被所谓“全球化的相互依存关系”腐蚀、削弱，以至于各国的政策失去了许多有效性，而这恰恰使全球化和控制全球化的力量得利，至今几乎还未存在的“欧洲一体化”则得不到益处。
如果考量一下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如技术革新或国家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美国和欧盟的差距更为明显。关于技术革新可以讨论，而且，美国的军事优势始终是北美不容置疑的优势的主要工具。军事研究可以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民用效果（如因特网）。美国因有美元是国际主要结算手段所占据的优势（这使得美国能够长期支持其外贸赤字，减轻因在全球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而造成的后果）看来并未受到欧元的威胁。我的观点是，只要还没有一个一体化的欧洲经济，采纳欧元作为共同货币将始终是脆弱的、受威胁的，而且欧元要在全球范围内超越美元是有困难的。
如果说管理危机对于劳动阶级和边缘国家人民是灾难性的，但并不是一概如此。对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来说，这样的管理是十分有利可图的。几乎已成为全世界普遍现象的收入的社会分配不公，不断加剧，它一方面造成了许多贫穷、困苦和边际化，同时也造就了许多新的亿万富翁，他们大言不惭地高呼“幸福的全球化万岁”的口号。
多年来人们向我们介绍说，构成“历史终结”的“纯而又纯的资本主义”时代又回来了。可是现在，用所谓“无可选择”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构架来管理这个长期受危机打击的体系，已经进入了它的崩溃阶段。
东南亚国家和韩国的危机是可以预测的，上述国家的评论家曾经作过这样的预测。80年代初期，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通过同全球贸易的进一步融合（通过从廉价劳动力中得到“比较利益”），引进外国投资，从全球危机中获取利益。但它们仍站在金融全球化之外，它们的发展计划仍按照由本国控制的战略来制定（中国和韩国是如此，但其他东南亚国家并不是这样）。自90年代起，韩国和东南亚国家逐渐向金融全球化开放，而中国和印度开始朝这个方向发展。被这个地区高增长率所吸引，外国游动剩余资本大批涌入，并没有加速这一地区的增长，而是使有价证券和房地产投资迅速膨胀。这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仅仅几年以后，泡沫金融终于破灭了。面对这场严重的危机而产生的政治反应从多方面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也区别于墨西哥危机时发生的情况。美国以及紧随其后的日本企图利用韩国的危机彻底破坏韩国的生产体系（借口说这个体系受寡头集团控制！），使之服从于美日寡头集团的战略。本地区各国政权通过重新考虑融入金融全球化问题（马来西亚恢复了对外汇的控制）竭力予以抵制，或者像中国和印度那样，将加入金融全球化问题从两国的议事日程上抹去。正是因为全球化的金融这一块溃乱了，七大工业国才考虑要制定一项新的战略，从而开始了一场自由思想的危机。
1998年8月的俄罗斯危机并不是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是东南亚危机“传染”的产物。这场危机也是可以预测的（而且预测到了），因为它是90年代以来所执行的政策的产物。对俄罗斯生产能力的大规模破坏以及将俄罗斯逼压至石油和矿产品出口国的地位的目的，也是针对着地缘政治目标的。这种破坏引发的不仅是社会方面的败落，而且也为继前苏联崩溃之后该国政治上的又一次溃败准备了有利的土壤。因为对美国来说，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三个国家都“太大了”（美国只允许自己是惟一的大国），它们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是一种威胁（即使从长远来说）。当1994年至1996年俄罗斯进入金融全球化以后，俄罗斯体制走向危机的速度加快了。但同样有趣的是，对这场危机的政治反应也许将使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战略发生逆转，并恢复国家的最低限度的控制。
中东、前南斯拉夫以及中非的政治危机同样也表明，政治上的全球化加上美国的霸权主义面临日益增多的困难。在中东，美国和以色列创造一个经济和财政上完全受华盛顿和特拉维夫控制的区域的联合计划，尽管得到了那些专制政权和美国在海湾的保护国（它们自身也处于美国的军事占领）的无条件支持，仍然搁浅了。面对这一失败，美国甘冒践踏奥斯陆协议之大不韪，坚决支持以色列的扩张计划。在前南斯拉夫和中非，选择新自由经济造成的混乱在全球新自由经济体系的范围内得不到任何解决的办法——包括军事解决的办法，相反，它不断在鼓励种族分裂主义者的活动。
正是应该根据这场危机来审视一下七国集团的反击计划。七国集团突然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腔调。在这之前它们从来不使用“调整”这个词，现在这个词在七国集团的决议中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必须“调整国际金融浪潮！”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建议展开一场辩论，以确定一个新的“后华盛顿协商一致”。投机家乔治·索罗斯出版了一本题目很吸引人的书《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本书相当于一篇为“拯救新自由资本主义”而写的辩护词。我们是不会上当的：世界银行多年来一直在竭尽全力使非政府组织成为它的工具，为它的所谓“向贫困开战”的一套理论服务。
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美国再次发动全面攻势，一方面恢复它的全球霸权，另一方面又依仗全球霸权组织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体系。
在1999年3月28日的《纽约时报画刊》上可以读到一篇关于美国政治战略的颇令人受启发的文章。其内容可以用占了整页的一幅图画来概括：一只带有美国国旗的拳击手套，图画下方有这样的说明（以下是原文）：“这就是世界所需要的——只有当美国以超级大国的地位所拥有的巨大的力量（'almighty'这个词一般是形容上帝的！）行动时，全球化才能运作。”对于必须动武的原因，下面的一段话讲得很清楚：“如果没有那只看不见的拳头，那么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将永远无法运行。没有建造F15战斗机的麦道公司，麦当劳的买卖就火不起来。那只为硅谷技术创造一个安全世界的隐蔽的拳头叫美国军队，美国空军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文章的作者不是一个爱开玩笑或挑衅的家伙，而是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的顾问，托马斯·弗里德曼。
在这里，我们再也听不到时髦的经济学家向我们不厌其烦地灌输的那些有关市场能够自动调节并保障和平的令人宽慰的演说。选择麦当劳的利润作为衡量全球文明进步的标准实在是很高明。更重要的是这段话使人注意到，美国统治阶级知道，经济就是政治，力量对比——包括军事力量——决定着市场。有人说，没有美国的军事帝国就没有“世界市场”。这一篇文章只是类似的几百篇文章中的一篇。在美国，这种近乎粗暴的坦率是允许的，因为媒体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控制，当局的战略目标决不会成为辩论的题目、自由讨论的园地。而这些问题只对那些有关的人员开放，至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争论则更是完全保密的。
奇怪的是欧洲政府和有些人对此保持沉默，他们佯装不读大洋彼岸的报纸（我简直不敢想像他们会不知道这些言论），并禁止他们的反对者提华盛顿有这么一个全球战略，说有人用“阴谋论”的观点来对待历史太过轻率，满脑子都是幻觉，以为“撒旦大魔”在四周到处游荡。
其实，美国的战略是无比清楚的。美国不像它的欧洲盟友表面上那样相信竞争的道德规范和“费厄泼赖”精神，每当它的利益受影响的时候，美国会肆无忌惮地加以践踏。华盛顿知道，如果没有军事上的霸权地位，美国不可能让全世界替它的财政赤字付钱，从而人为地维持自身的经济地位。
因此，美国最高当局不厌其烦地申称，军事是实现其战略的最主要的工具。而这个战略又保证了三巨头战略对全球体系的统治，它要求美国的盟友沿着美国的轨迹行动，英国、德国和日本毫无反感地——即使在“文化方面”也没有情绪——承认了这样做的必要性。如此一来，欧洲政客们对听众连篇累牍地灌输的关于欧洲经济实力如何强大的演说顿时失去了任何真正的意义。仅仅纠缠于商贸上的争吵，又没有自身的计划，欧洲已经是未战即败了。在华盛顿，人们对此很清楚。
为华盛顿战略服务的主要工具是北约，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在北约的对手垮台后北约还能存在下去。今天的北约以“国际大家庭”的名义说话，说明它藐视这个大家庭通过联合国体现的民主原则。在美国人辩论他们的全球战略时，很少提到人权和民主。只有在对实施全球战略有用的时候才会提到人权和民主。这就是厚颜无耻和“双重标准、双重尺度”用到了极至。
这一战略的目标公然承认是不允许任何能够抗拒华盛顿的大国存在，并为此竭力摧毁所有那些被认为“太强大”的国家，建立尽可能多的附庸国，因为在那里很容易建立美国的军事基地对它们进行“保护”。根据最近美国总统的说法，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有权“强大”，那就是美国。
实施战略的方法不仅仅满足于大棒政策和控制媒体，而且还企图强迫人民立即接受无法忍受的各种出路：受压迫，被消灭，或者生活在美国的保护之下。对于这些导致悲剧的政策，必须保持绝对沉默。在这方面，科索沃的例子最具有说服力。受海湾战争胜利的鼓舞，美国利用南斯拉夫联盟危机插手欧洲事务，将压服欧盟作为它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
美国的全面干预基于三个原则：(1)粗暴地将北约替代联合国作为维持国际秩序的工具；(2)欧洲必须和华盛顿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3)选择加强美国霸权的军事手段（无风险的轰炸，使用欧洲部队作为补充以实行可能进行的地面干预）。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作出这样选择的后果都是灾难性的。它们使所有关于民主和人权的演说都被剥去了可信的外衣。它们揭示了，事实上美国的战略目标早已超过了塞尔维亚，它针对的是俄罗斯和中国，这一点，美国战略家在他们的文章中从不隐讳。同样，北约已经公开成为美国扩张主义的工具，而不再是欧洲防务的工具。北约的现状结束了“欧洲自主”的幻想，迫使欧盟采取新的、更加严肃的立场，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在“冷战”的借口下被迫采取立场。
欧洲作出的惟一有意义的选择是将欧洲建设置于一个未来多极世界的前景之中。确定这一选择的自主空间有可能在欧洲人道主义的优良传统下，制定出一个从社会方面来看可行的社会计划。这一选择自然也会涉及到承认俄罗斯、中国以及第三世界每一个大的地区也拥有它们自己的自主空间。它意味着北约将一劳永逸地结束过去的历史，让位于建立和欧洲政治建设逐渐同步发展的欧洲防务力量的新思想。此外，它也牵涉到建立适合欧洲和世界的调适模式，以取代占统治地位的布雷顿森林协议、世界贸易组织和多边投资协议的模式。由于选择了自由主义全球化，欧洲实际上已放弃使用它参与经济竞争的潜力，跟在华盛顿的野心后面亦步亦趋。
欧洲国家选择这条道路的这一事实说明欧洲计划本身的脆弱性，而且还说明，这样的计划在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观念中只占有次要的地位。事实上，1945年以来英国的根本选择就是通过美国来重新发挥已经失去的大英帝国的作用，聊以自慰。德国已经放弃了纳粹征服世界的疯狂梦想，它的根本选择是沿着华盛顿全球霸权主义战略的轨迹，根据自身的条件将其野心限制在重建它在东欧和南欧的传统势力范围。出于几乎相同的理由，面对中国和韩国的日本，也是在美国的全球战略背景下，将其扩张野心严格限制在地区范围内。
欧洲计划能否逃脱失败的命运呢？事情已然如此，对于法、德、意那些政治力量来说，惟一能够走出困境的办法，那就是根据当前的可能重新修改这一计划。也就是说，回到“各国的欧洲”这一个更切实的概念中来，为将来合作的逐步深化和成熟做好准备。这也关系到应对俄罗斯、中国和第三世界采取友好而不是敌视的态度，为此，应该恢复并增强联合国的职能。我再说一遍，这不是欧洲各国政府作出的选择。幻想以极端保守的思想来管理一种共同的货币，支持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和美国的霸权主义战略是同多极世界的计划背道而驰的，将给欧洲和世界各国带来最严重的灾难。
多极世界首先是一个地区化的世界。通过谈判有组织地形成互相依存关系可以使得各国人民和被统治阶级改善他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这种互相依存关系构成了多极世界的框架。它肯定要求人们超越民族国家，特别是中小民族国家的活动范围，突出地区经济和政治组织，以便于在地区之间进行集体谈判。这些地区和国家面临的挑战大不相同，不可能采用统一的模式。
欧盟可以走这条道路，尽管它开了一个不好的头。欧盟不该在计划中体现纯经济主义思想（除了统一了市场外别的什么也没有），这使它遇到了一个极大的困难，那就是缺少一个相应的共同政权。而只要计划的社会部分仍然是一个空壳，统一市场就会滋生社会冲突，进而引发不可克服的全国冲突。所以，我说，除非是左翼的欧洲统一，否则就不会有欧洲的统一。
东欧会加入到欧洲这个体制中来吗？也许，不过在它们的内部关系中，西欧也不能将东欧看成是它们的“拉丁美洲”，这是个条件。为了克服欧洲发展的不平衡，需要成立一个东欧自己的组织，重点是泛欧机构，但同时包容大陆两个部分不同的游戏规则。在进入泛欧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下个阶段之前，必须要有一个长时间的过渡时期。俄罗斯和前苏联国家的处境从本质上讲是一样的，即使俄罗斯是一个潜在的大国、强国。
人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欧洲主要利益集团（欧洲大公司）同美国和日本一样，将其战略置于失控的全球化框架之中。基于这一事实，它们不可能是在全球反对美国霸权的积极因素，也不可能对南北关系形成另一种观点。同样基于这一事实，欧洲新的东西方关系自然而然会演变为东欧的“拉美化”，而不是平等的融入。欧洲左派有能力共同确定另一种战略，以满足一个泛欧社会进步条约提出的要求吗？自由主义的选择和东欧拉美化的进程加剧了有利于德国的联盟内部的不平衡。从长远来看，英国、法国和俄罗斯能接受“德国的欧洲”吗？而目前，赞成这个计划将使美国的全球霸权长期维持下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和日本在国际重大问题上站在美国一边，并打地区大国这张牌。不过，也许由于历史的原因，欧洲继承了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我不排斥这样的可能性，即欧洲最终将采纳另一个方案，一个建设“社会”欧洲的方案。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觉得，在全球持续的混乱中，今后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和欧洲两大中心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
我不大相信这个设想。首先，这一设想的前提是欧洲要成为统一的政治力量，而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情况不是这样的。目前的欧洲无论在那个方面都站在美国战略的一边。即使在非洲——长期以来一直是老殖民大国的“禁脔”——问题上，欧盟也站在美国借世界银行表达的立场上。从这个事实出发，我认为最可能的是，美国的霸权——尽管有它自身的弱点——仍将继续存在下去，并代表三大势力对全世界进行集体统治的意志。我觉得上述设想难以实现的第二个理由是，要中国同意沿着美日集团的轨迹发展。对我来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的假设是，中国试图单枪匹马，在一旦美欧冲突尖锐时加以利用。印度和俄罗斯亦然如此（如果后者能克服其矛盾的话）。
当然，说三大势力的联合一致并不排斥其成员之间“商战”的加剧，这些商战已经变得日有所闻（空中客车战，香蕉大战，激素牛肉战等等）。美国人在商战中的傲慢态度将继续“激怒”欧洲人和日本人。不过，我认为，这些矛盾还是次要的，相比之下，另外一些矛盾，如新边缘国家（特别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国和印度，也许还包括明日的俄罗斯）和三大势力——它们之间的联合是靠同华盛顿保持一致来维持的——之间的矛盾则肯定会进一步加剧的。作为霸权大国的美国，它肯定也有它自己的弱点。尽管它拥有超等精良的军事手段，但这个大国有一个致使的弱点，那就是美国的公众舆论只接受“不冒风险”的战争，这就要求听命于它的盟友来提供那些能够接受风险的补充兵员。此外，还有一个战争的经费问题。如果说在海湾战争中没有出现这个问题，那是因为该地区的石油生产国无法拒绝为打仗出钱（甚至为维持“保护”它们的美国驻军，也不得不掏腰包）。科索沃战争或今后同一类干预结束后，只要账单一寄到欧洲，情况也许就不会是这样。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国的霸权主义已经发生危机了。人们往往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认为此类军事霸权主义是不能长久的，因为它太昂贵了，美国社会本身付不起这个代价。可是我对这些看法表示保留，理由至少有两条：第一条理由是，如果大规模地缩减美国的军事开支，将会使美国陷于一场危机，而且它至少会同1930年的那场危机一样可怕。我的意见是同斯威齐(Sweezy)和麦格道夫(Magdoff)一致的。他们的分析是，资本主义如同某种不断在滋生生产过剩倾向的社会形式，“危机”恰恰是资本主义状态的正常形式，而繁荣反倒是要用特殊理由来解释的例外。在分析中，我们突出了美国靠二战中和二战后扩军备战才摆脱30年代危机这样一个事实。今天，美国的经济完全变了形：接近1/3的经济活动直接或间接依靠军工生产（只有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达到过这样的比例）。第二条理由是，霸权主义是赚钱的买卖，原因正是因为美元这一全球货币享有特权。所以，要美国减弱它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同欧洲和日本一起“分担”（用它们的外交语言，就是常说的"sharing"这个词）责任，将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美元特权的丧失，不仅不能“节约”资金，反而会阻塞有利于美国的资本流动。
以上阐述的所有设想——不管有没有美国霸权——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对第三世界都是不利的。因为，这些设想在经济和财政上都对它们有明显的压力，对那些最穷国的剩余价值的掠夺也愈来愈厉害。施舍的理论（人道主义援助、所谓的向贫困开战等等）代替了发展的理论，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世界银行和跟随其后的非政府组织早已成为这一战略的工具。在国际上，各种有关的战略已经用三大势力代替了组成地球的各国大家庭，用北约代替了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用世界银行代替了已经成为附属品的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和联合国专门机构。联合国有遭受国联厄运的危险，联合国已经受到七大国的这种待遇了。
赞成美国及其北约附庸盟友的战略会导致悲惨的后果。联合国已经遭到国联的命运。虽然美国社会不是——幸亏它不是——纳粹德国社会，但是，无论是现在的华盛顿领导人还是昔日柏林的领导人，他们都把武力作为最高原则而无视国际法，而代之以奇怪的“干涉权”，这令人不快地回忆起19世纪帝国主义所谓的“文明使命”。
如果争取民主的战斗要伴之以屈服于美国的霸权主义则将一事无成。为民主而战斗和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是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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