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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市场的分裂缩减了不少网络巨子们的财产，也击垮了他们的支柱，但却并未改变基本事实：技术引导的经济确实使不少人在短得不可思议的时间内成了富翁。约翰·D·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成为亿万富翁，而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雅虎的杨致远(Jerry Yang)、eBay的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以及美国在线的史蒂夫·凯斯(Steve Case)都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实现了这一目标。他们现在的个人财产都超过了一些小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虽然去年IT行业并不景气，但90年代中期以来的企业巨额酬劳激起了全世界的兴奋、困惑和嫉妒。而没有比学术界更感到困惑和愤怒了。“我不明白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就能获得高得可笑的工资，”普林斯顿大学的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气愤地说。一些知识分子宣称新经济是泡沫，它丰富了人们的幻想。后来，他们又看到了Oracle的首席执行官拉里·埃利森(Larry Ellison)花了400万美元在加州建造了一幢日式住宅。现在他们终于相信“纸面财富”并非一种抽象概念。他们认为这肯定是自私、贪婪和腐败的产物。只有这些才会使人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致富。而且，这样的推断还在继续。
企业家经常忽视学者对资本主义的非难，因为其很大程度上是嫉妒的产物。熟悉学术界的人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但是，沃尔泽、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劳拉·泰森(Laura D'Andrea Tyson)以及其他人的工作都显示了知识分子对于资本主义结构的基本态度都扎根于对社会公平的一种真诚的考虑之上。许多教师，尤其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授，认为资本的大量获得是建筑在他人的代价之上的。在他们看来，企业家的财产仅仅是对于他们如何有效且无情的剥削的衡量。
而且，教授们对资本主义的责难同时也是基于一种受伤的心理，因为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中，最应该得到财富的人，即最聪明的人，却往往无法得到最丰厚的报酬。当我还是一名学生时，我注意到一个教授总是在说他的一个只受过初级教育的兄弟却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商人。“那个白痴、蠢货，”他总是这样说他的兄弟。最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如此憎恶其兄弟。教授们通常都认为自己智商最高，是最聪明的人。他们怎么也忍受不了，知名学者的年薪只有8万美元，而一个戴着金项链的“扶轮国际”成员通过寿险市场就赚进了几百万。
学术界的委屈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固执的。知识分子过多地假设了资本主义无法经受住细微的检验。想想老话所说的：富人的财富建筑在别人的代价上。这个观念在学术界很普遍，但这是真实的吗？迈克·戴尔的财富是谁失去的呢？凯斯到底剥削了谁呢？除去那些投资在这些公司的人，如果没有戴尔和凯斯，戴尔电脑的拥有者和美国在线的使用者会有现在吗？学术界对资本主义和其开拓者的广泛偏见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企业家的工作缺少基本的了解。
这种忽视并不让人感到惊奇。大多数教授都没有看见市场风险的变幻莫测。我认识到这一点是由于最近我建议一名教授给他的一本内容深奥而枯燥的新书起一个吸引人的书名，以此来尽可能多地争取到读者时，他却说：“我不介意有没有读者，我写的书是给7个人——产权委员会看的。”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排斥金融界。也有一些教授，主要是商学院的，在教书的同时也参与企业的运作。还有一些像艾伦·德索维茨(Alan Dershowitz)这样的“知识分子型”企业家，早已经懂得如何熟练地推销自己了。这些都是有趣的例外，但他们仅仅占少数。最后还有一些像吉姆·克拉克(Jim Clark)和欧文·雅各布斯(Irwin Jacobs)这样从教授转变为成功企业家的例子，但他们在很早以前就脱离了学术界。基本上大多数教授都在资本主义的海洋里死守着社会主义的孤岛。他们并不了解商业运作。
智慧
企业家所拥有的才能往往能决定他们所得金融回报的大小。为了了解这些才能，我们必须研究一下“企业家IQ”的概念。如果一个人的智商是用常春藤联合会的观念来测量的话，那么，一般说来，企业家们都不是很聪明的人。我并不是说他们有时会讲一些很简单的话，或他们不知道法国大革命是在哪个世纪爆发的，还是他们不清楚马克斯·韦伯是何许人，而是大多数人都将思考方式、性格特点等同聪明才智联系起来。比如广泛的世界观；对于个人时空位置的好奇心；阐述观点和争辩的能力；预见和了解不足的能力；表达意见和应对批评的敏捷性等等，这样的能力都很少能在企业家的身上找到。
几年前，我和妻子参加了《福布斯》杂志举行的晚宴，坐在我们之间的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电脑业大亨。当时，我正在写一本关于里根总统的书，于是我就问他为什么硅谷革命会在20世纪80年代，而不是70年代爆发呢？这位企业家的表情很奇怪，显然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于是，我又重新解释了一遍。我说，很多美国人在80年代并不拥有自己的个人电脑。那么80年代兴起的技术革命是因为物理学恰好在此时发挥了作用，还是由于里根的政策——削减税收，私有化，撤消管制——为硅谷革命的繁荣提供了风险资本和社会关系的催化剂？
这位大亨嘟哝了一会儿，说：“确实，就像你说的，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认为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决定了你会怎么表述它。”在讨论了一些不相关的事后，他说：“所以，我认为你说的是对的。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而你的问题确实是一个问题。”
这时，我和妻子看了对方一眼。我们都在想：这就是一位亿万富翁？他的口才怎么能让他享有新经济天才的公众声誉呢？塞缪尔·约翰森(Samuel Johnson)的标准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他的迟钝表现出一种新的方面，正是这让人们认为他是伟大的。”但是这些评价显然过于严厉。我和妻子后来谈论这件事的时候，都认为虽然他在我们的判定标准中并不聪明，但他肯定有很高的“企业家IQ”。他的成功无疑表明他在他的行业中做得很好，但是，他所做的显然不符合我们对聪明的定义。
特德·特纳
我一直在读企业家究竟说些什么话的书，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空沿的。“我是一个善于深思的人。”特德·特纳(Ted Turner)说，“我一直在旅行。我有比任何人都多的信息渠道。”除了不做推断，特纳还能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发表意见。在讨论有关全球变暖的问题时，特纳用他的日常经验来支持他的观点。“你们最近没有出去过吗？那儿比炼狱还热。南极的冰山正在溶化。我有一个小岛，我就是通过看到我的沙滩被慢慢冲走才了解到海平面在上升的。”当特纳名利双收时，那些低薪的逻辑学者还在不断抱怨。
那么，像特纳那样的人到底做了什么我们没有做的事呢？很明显，“企业家IQ”并不是通常我们所认为的IQ的同义词。有些企业家两方面都很出色。风险资本家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说他一直有想法要在90年代中期电信业开始发展时进行大投资。他说：“我还记得1995年4月在夏威夷度假时，躺在沙滩上看光通信的物理原理。”确实是个奇怪的家伙，但毫无疑问是个高智商的人。
但是，科斯拉并不是典型的。哈佛科学和艺术院的老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认为，哈佛的政策是使A等生毕业后成为教授，而将B等生送到商界来掌管企业。我不怀疑有博士头衔的教授的平均智商要比企业家高。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数教授都悲哀地缺少办法来获得最大的金融报酬。
那些获得最大报酬的人所拥有的技能似乎同学术界截然不同。他们动作很快，而在学术界，速度向来被视作一种肤浅的标志。如果教授们听到“我仅仅用了6个月就完成了我那本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这样的话，他们肯定不会认为这本书是值得一读。企业家经常冒险，展望利益前景，而学者们是出了名地谨慎，算计着他们会失去什么。最后，企业家们爱交际，并且通常有能力组建团队，鼓舞人心。而这些品质在学术界是相当罕见的。在学术界里只有孤芳自赏，而成就也往往是杰出个人的。
但是有一点可以将企业家同常人区分开来，那就是他们有一种神秘的能力来预测人们需要什么并予以满足。对他们来说，机会不是给予的，而是创造的。确实，如果有企业领导能力的核心的话，它肯定就是看问题的能力，因为大多数人仅仅只能看到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不方便。就像发明家、企业家戴维·莱维(David Levy)所描述的他管理《纽约人》杂志的办法，“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就试着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
森田
索尼公司的传奇性奠基者森田有一次告诉我他是如何形成生产索尼随身听的想法的。他以前同孩子们一起去海滩，孩子们总是喜欢整天同朋友们听那些吵闹的音乐。你会说，青少年这类文化瘟疫是我们应该忍受的。但森田不这样认为，他自问，“我为什么必须听这样可怕的音乐？”“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带上累赘的录音机呢？”森田于是就让他的工程师想办法制造一种小型录音机，让其拥有汽车立体声的效果，并能固定在人的脑袋上。那样的话，人们可以随身携带他们的音乐，他们可以不惹恼其他人，他们可以在骑车或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听音乐。索尼公司的职员起初都很怀疑，但森田坚持己见，而接下来就是企业的发展史了。
森田证明了“供应方”真理，就是真正新颖的想法是不会作为消费者直接要求出现的。没有人要求制造能固定在脑袋上的小型录音机。森田直觉地感到那样的东西会很有用，很受欢迎，于是他就生产了。然后他发现他的直觉是正确的。他的产品俘获了成千上万的消费者。能力是预见到需求，并制造出产品来满足需求；而回报则是看到你的想法被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所接受。
领导企业的才能会在洞察消费者在未来需要什么，那些需求如何能最好得到满足时显露出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司各特·麦克尼利(Scott McNealy)、比尔·乔伊(Bill Joy)以及太阳微系统的一队电脑科学家提出了口号“网络就是电脑”。甚至连玩电脑的人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太阳公司洞察到一台桌上电脑仅仅是一个进行文字处理、数据计算的机器。但是电脑通过社会交流，形成简单的网络，创造了变革的技术。
1995年才成为一种主流现象的因特网证明了太阳公司的远见。这个公司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处在了互联网革命的中心。麦克尼利和公司其他成员所获得的巨大的回报要归属于他们准确地预见到了计算机会在人们生活中产生的影响，并生产出产品将他们的预测变为现实。
Broadcast网的创始人马克·库班(Mark Cuban)和托德·瓦格纳(Todd Wagner)在印第安纳大学时就有了办公司的念头。这两个篮球迷发现互联网会是一个收视全国体育比赛的好途径，因为收录机只能转播当地的比赛。所以，他们成立了一个叫Audionet的公司，后来，当网上收看各地体育比赛成为现实后，他们将公司更名为Broadcast。现在，Broadcast网能使观众通过互联网收看到上百个电视台和有线网络所转播的体育赛事。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成功是一种预见并满足消费者需要的能力，而最成功的企业家正是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人。这并不是说人们的需求都是明智的——我一点都不喜欢那些贩卖烟草、毒品和色情作品的人。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总是渴望能使他们生活得更好的东西，所以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企业家在道德上是值得钦佩的，而他们所承担的使命也是有社会价值的。尽管他们在学术方面并不杰出，但企业家们完全没有理由对自己的财富怀有罪恶感。他们的赢利非但不是剥削的产物，反而表明了他们是如何有效地为职员提供帮助和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