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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5)06-0185-10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首次明确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此后，国内学术界掀起了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研究热潮。学者们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背景出发，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本内涵、形成依据、内在关系、重大意义和协调推进等问题进行了多元立体式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解读 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科学内涵进行解读，是研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起点。学者们对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解读，主要从两个向度出发：其一，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进行“分别性”解读；其二，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进行“总体性”解读。 所谓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进行“分别性”解读，就是指基于分析思维，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四个有机组成部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进行分别界定。在学者们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进行的诸多“分别性”解读中，秦宣的观点较有代表性。在他看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科学内涵体现在：建设目标要涵养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建设成果要惠及全体人民，建设布局要全覆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内涵体现在：改革目标要全方位，改革领域要全覆盖，改革要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体现在：依法治国目标体系要全面，依法治国工作布局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要全面，法治领域改革内容要全面；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体现在：治党内容要全面，治党主体要全覆盖，治党过程要全面，“严”字要贯穿治党全方位全过程。① 所谓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进行“总体性”解读，就是指基于综合思维，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其内涵进行总体把握。梳理一下学者们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进行“总体性”解读的相关观点，较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六种。 第一种观点是从系统的角度来解读。孟东方、王资博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具有特定结构、特定功能并与外部环境紧密关联的复杂系统。从系统的结构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础要求是全面发展，深层要求是系统发展，实践要求是协同发展；从系统的功能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目标导向、思维引领、实践指导、方法选择、评估激励等功能；从系统与环境的关系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环境，就是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中各种要素的总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新常态的环境。② 第二种观点是从时代使命的角度来解读。袁曙宏认为，对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应从其时代使命的角度来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时代使命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宏伟目标，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任务，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权益为价值追求，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历史任务。③ 第三种观点是从治国理政的角度来解读。陶文昭认为，对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科学内涵，要着重从治国理政的角度来加以把握。首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源自治国理政的责任担当；其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关注的，是治国理政的焦点问题；再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是治国理政经验的实践总结；最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还是指导治国理政的科学方略。④ 第四种观点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解读。李文阁认为，应该立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来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他指出，从“总依据”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提出来的；从“总布局”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提出来的，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体现；从“总任务”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首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中的一个阶段性任务，是为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⑤ 第五种观点是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来解读。包心鉴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布局，又是指导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思想。在更高起点上推进中国现代化，是系统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逻辑依据；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根本价值指向；深入揭示中国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联系，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根本要义；把握中国现代化的新规律和新特点，开辟中国现代化的新境界和新路径，是深入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质和精髓所在。⑥ 第六种观点是从中国梦的角度来解读。徐中、倪明胜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追梦之现实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是践梦之动力方法；全面依法治国，是护梦之坚实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圆梦之关键所在。⑦汪宗田也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实现中国梦的发展之维、动力之维、法治之维和组织之维。⑧在王正东看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法律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中国梦的政治保证。⑨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依据 对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依据，学者们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 其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曲青山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法则的创造性运用。⑩双传学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刻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精髓和丰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时代内涵。(11)欧阳淞则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目的的基本观点，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矛盾和动力的基本学说，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政党领导和建设的基本原则。(12) 其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是对党治国理政经验的继承、完善。黄坤明认为，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党长期治国理政经验的科学总结和丰富发展。党执政60多年来，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所积累的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的重要历史前提。(13)辛向阳也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立足于深厚历史土壤之中，有着客观历史基础。例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小康的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科学发展观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要求的思想为基础的。(14) 其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是对“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具体化。雷云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种根本性的战略部署，它紧密联系于“五位一体”总布局，并且来自于这个总布局。从时间维度看，相对于“五位一体”总布局来说，“四个全面”是在一个较为短暂历史时段中的战略布局；从内涵维度看，“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涵盖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做到“四个全面”是实现“五位一体”的内在要求。(15)李湘舟也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的最大依据，就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在他看来，“五位一体”是个大布局，而“四个全面”就是这个大布局的具体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为推进“五位一体”大布局提供更现实的动力、更基本的保障和更有力的支撑。(16) 其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针对的是当前国家发展中的主要矛盾。颜晓峰认为，“四个全面”的提出，是基于矛盾的逻辑。要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突出矛盾，需要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目标牵引；要解决好发展的深层次矛盾特别是利益固化问题，需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动力机制；要解决好治理方式不相适应、人治传统根子很深的现实矛盾，需要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路径选择；要解决好“四风”泛滥、腐败严重的紧迫问题，需要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全局枢纽。清醒认识当前国家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才有“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的集中推出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步步构建。(17) 其五，“四个全面”战略的提出，体现了党对现阶段工作大局的整体把握。田克勤、张泽强认为，注重整体把握和顶层设计，既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条经验，也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突出的特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具体实际，继续谋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成果，集中反映了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工作重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是学理思辨的产物，而是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和长期治国理政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对现阶段工作大局的整体把握。(18) 其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担当。辛鸣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绝非话语的简单并列与排比，贯穿其中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清醒的忧患意识与自觉的责任担当。小康社会如果不“全面”，就会出现用平均数掩盖大多数的问题，就会出现“一俊遮百丑”的现象；深化改革如果不“全面”，不仅会让改革失衡，甚至会使得改革发生变异；再完备的法律体系也不会自我施行，没有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及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协同，法治中国也难成现实；从严治党不“全面”，没有严纪律、讲规矩、扎紧制度的篱笆，就走不出“一阵风”的怪圈。(19) 其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回应了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孙代尧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基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而提出来的，它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标追求，全面深化改革是以增进人民的福祉为出发点，全面依法治国是以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保障人民的根本权益为落脚点，全面从严治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20)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关系 学者们基本上都认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间是有机统一的辩证关系，但具体如何诠释这种辩证关系，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九种。 其一，“一体三翼”说。李文阁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是“一体三翼”的关系。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第一个“全面”是“体”，后三个全面是“翼”，后三个“全面”是为第一个“全面”服务的，它们是“一体三翼”的关系。(21) 其二，“总—分—总”说。李升泉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间不是简单并列的关系，而是具有“总—分—总”的逻辑结构。第一个“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国梦的阶段性目标，具有战略统领和目标牵引作用。“分”是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奋斗目标的根本路径、关键一招和强大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奋斗目标的可靠保障和基本方式。第二个“总”是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顺利实现的坚强保证。(22) 其三，“头—两翼—心脏”说。张乾元、李琨认为，如果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喻成一只展翅翱翔的大鹏，那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如同大鹏之“头”，指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前进方向；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如同大鹏之“两翼”，点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双擎；全面从严治党就如同大鹏的“心脏”，锻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领导核心，源源不断地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供给血液。(23) 其四，“以‘党’为重”说。王钰鑫认为，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最为重要。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奋斗目标的实现、全面深化改革这一不竭动力的泉涌、全面依法治国这一法治保障的确保，从根本上说都必须依靠党的领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中之重。(24) 其五，“以‘法’为纲”说。莫纪宏认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纲”，法治不“张”，则建小康、改革和治党都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阻碍。只有扎扎实实地做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门功课，依靠法治和制度的力量，才能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才能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从严治党为举措，才能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25) 其六，“目标—途径—调控”说。杜黎明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呈现出“目标—途径—调控”的三分逻辑结构。在这个逻辑结构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目标，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两大途径来实现。不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还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稳步推进，都需要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从而不断提高党的治国理政水平来加以调控。(26) 其七，“目标系统—动力系统—保障系统—调控系统”说。曲青山认为，从整体上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大系统，而每个“全面”则又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子系统。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大系统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子系统，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子系统，全面依法治国是保障子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是调控子系统。(27) 其八，“战略目标—根本动力—法治保障—政治保证”说。邸乘光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一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阶段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28) 其九，“目标战略—动力战略—规范战略—保障战略”说。秦正为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严密的逻辑关系。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治国目标战略，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战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规范战略，全面从严治党是保障战略。它们共同构成有机的统一体，从而形成了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全新战略布局。(29) 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大意义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体有何重大战略意义？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诠释。 其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认识把握“三大规律”的新飞跃。任理轩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始终抓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始终抓住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这个要津，始终抓住锻造坚强领导核心这个关键，实现了我们党认识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飞跃；(30)“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我们在新时期奏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曲和交响曲定调和谱曲，为我们在新起点上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提供指引和遵循，升华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实现了认识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飞跃；(31)“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更好治国理政和更好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战略部署，也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实现了我们党认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飞跃。(32) 其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侯远长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集中体现在如下“四个首次”：首次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奋斗目标的大格局中认识和把握；首次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首次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指明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正确方向；首次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新理论，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33)在魏礼群、王满传看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一方面在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基本价值立场，另一方面在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立足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而提出的。(34) 其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李捷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全面协调推进的战略总框架和总抓手。(35)罗志军认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新的内涵。(36)颜晓峰也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它用新的视野、新的方略和新的布局，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37)在任理轩看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紧围绕治国理政，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紧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紧围绕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38) 其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引领实现中国梦的顶层设计。程恩富、刘志明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针对稳步实现中国梦而提出的顶层设计。这一顶层设计充满辩证思维，极具战略眼光，不是单兵突进式的工作部署，使实现中国梦的各项目标要求更具现实基础。(39)在唐志龙看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贯彻落实，对实现中国梦具有直接的现实价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统领，对实现中国梦具有牵引价值；全面深化改革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法宝，对实现中国梦具有推动价值；全面依法治国是我国制度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实现中国梦具有支撑价值；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内在要求，对实现中国梦具有保障价值。(40) 其五，“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完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战略指引。张福军、程恩富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进一步完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在他们看来，完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关键在于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41)陈金龙也认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既注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注重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要求既坚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坚持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为我们统筹兼顾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拓宽中国道路提供了基本遵循。(42) 其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能够为全世界提供借鉴意义的新范式。章传家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新的时代条件下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成果的集大成，既反映着当代中国的国情，又契合着当今时代的世情；既凝结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政治智慧，又折射着其他国家和政党的经验教训；既遵循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体现着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的普遍要求。因而，它具有穿越时空的威力和作用，必然会成为对当代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具有广泛借鉴意义的新范式。面对这种大道至简的新范式，无论是大国的文明发展，还是小国的文明发展；无论是发达国家的文明发展，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文明发展；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文明发展，还是其他社会制度国家的文明发展，都能够从中获取相应的启迪和教益。(43) 五、“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 纵观学者们的论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需要坚持下列基本要求。 其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坚持党的领导。魏礼群、王满传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灵魂。(44)陈雨露也认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艰巨繁重的系统工程，必须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保证正确方向、形成强大合力。(45)在肖志远、郭凡良看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要坚持党的领导，就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水平。具体来说，就是要增强党总揽全局和协调各方的能力，就是要提高党科学管理和民主决策的水平，就是要推进党增强意识和改进方式的步伐。(46) 其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魏礼群、王满传指出，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表明，我们所从事的一切事业和开展的一切工作，只有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才能取得成功。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到全面从严治党，都不能脱离当前中国的客观实际。只有始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部署和举措才能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符合现实发展要求、符合广大人民的意愿，才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惠及全体中国人民的全面小康社会目标才能如期实现。(47) 其三，协调推进“四个全面”，需要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冷溶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群众路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本身就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而每个“全面”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群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眼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让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全面依法治国是为了保障人民基本权益，全面从严治党是为了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因此，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紧紧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汇聚力量。(48) 其四，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树立科学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李升泉指出，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应树立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的思想观念，应树立“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统一的思想观念，应树立激发活力与保持定力相统一的思想观念。(49)李君如认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坚持系统思维，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来推进。(50)王杰、李书吾还认为，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应确立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和底线思维。(51) 其五，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发挥“关键少数”的作用。有的学者指出，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发挥县委书记这个“关键少数”的作用。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看，县一级政权和县委书记的工作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从全面深化改革看，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和举措，需要通过县一级政权和县委书记落实到基层，传递到“神经末梢”；从全面依法治国看，县委书记能否善于运用法治思维谋划县域治理，直接关系到法治中国建设的成效；从全面从严治党看，县一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最为直接，县委书记能否严格要求自己，关系到全面从严治党的成败。(52) 其六，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侯远长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紧扣时代发展的新脉搏，把握国情实践的新要求，顺应人民的新期盼，科学回答了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只有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为强大武器，才能凝心聚力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到实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要重点把握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深刻把握贯穿系列讲话关于坚定理想信念追求的新观点，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准备精神动力；二是深刻把握贯穿系列讲话关于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论述，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坚定政治方向；三是深刻把握贯穿系列讲话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提供重要法宝。(53) 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其他研究 国内学术界除了比较集中地研究了上述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本问题之外，还探讨了其他问题。 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过程。施芝鸿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党的十六大提出“一个全面”到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全面”；第二个阶段，从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全面”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第三个全面”的提出；第三个阶段，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三个全面”的提出到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的讲话中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提。(54)曲青山则根据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以及已公布的党的文献资料，指出党的十八大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都是直接来源于党的十八大，而全面从严治党则间接来源于党的十八大。(55) 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的方法论。王遐见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蕴含的科学方法论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多样性统一观，注重一元主导性与发展多样性的统一；运用战略思维，注重战略统领性和战术灵活性的统一；运用辩证思维，注重过程渐进性与目标趋善性的统一；运用系统思维和创新思维，注重协同推进性与特色创新性的统一；运用法治思维，注重治国法制性与治党自觉性的统一；运用历史思维和底线思维，注重历史进步性与价值主体性的统一。这些寓意深刻的科学方法论，集中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应当成为统领我们各项工作的指针。(56) 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鲜明特点。刘昀献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鲜明特点是问题意识、为民情怀和系统思维。首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直面了党和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改革的深层次矛盾特别是利益固化问题，治理方式不相适应和法治不彰的问题，党面临的考验、危险和腐败问题；其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描绘了人民幸福的近期愿景，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了实现人民幸福的体制障碍，全面依法治国夯实了人民幸福的法治基础，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人民幸福提供了政治保障；最后，“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支撑，每一个全面都是一个独立系统，聚合起来成为一个为民族复兴奠基的系统工程。(57) 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何金定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棋局，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总坐标。具体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工作方位，全面深化改革打开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新空间，全面依法治国夯实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锻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火车头”。(58)吴潜涛、张新桥认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和渗透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保障。(59) 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民生导向。韩喜平、巩瑞波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具有鲜明的民生指向和民生逻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最新实践运用，体现了鲜明的哲学思维和方法论意义，为解决错综复杂的民生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能够破解民生难题，有利于推动民生问题的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使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全面深化改革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依法治国体现在民生领域就是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民生权利，全面从严治党为改善民生提供根本保障。(60) 七、总结与前瞻 综上所述，国内学术界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研究，是在党和政府基于新的时代方位和现实国情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新的战略设计的背景下出现的。学者们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视野出发，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了多元立体式的研究探讨，作出了各自的学术贡献。这主要体现在：其一，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进行了“分别性”和“总体性”解读，使得“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科学内涵的呈现愈加清晰；其二，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的理论依据、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使得“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立论基础和合法性根据逐渐明确；其三，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多元的探究，使得“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逻辑结构日益明朗化；其四，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进行了精彩的发掘，使得“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价值蕴含得到比较充分的显现；其五，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协调推进的基本原则进行了认真的梳理概括，使得“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有了基本的遵循；其六，对与“四个全面”紧密相关的其他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使得“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学术外围日益开阔。学者们的这些学术努力和研究成果，都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国内学术界开始研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时间还不长，既有的研究总体而言还有待拓展和推进。笔者认为，今后国内学术界应在以下三个方面加大力度。 首先，从研究思维来看，“理论解读式”研究与“实践回应式”研究要并重。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研究，大多数属于“理论解读式”研究。所谓“理论解读式”研究，就是指对党和国家发布的相关文件政策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的相关讲话进行理论归纳、理论解释和理论阐发，以便能够科学把握和正确领会这些文件、政策和讲话的要义。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研究中，“理论解读式”研究非常必要。这是因为党和国家发布的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文件政策、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的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相关讲话，集中体现的是顶层设计的集体智慧。通过“理论解读式”研究，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顶层设计的集体智慧。同时，在“理论解读式”研究基本成熟之后，也要加强“实践回应式”研究。所谓“实践回应式”研究，就是以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为研究主轴，直面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针对实践和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矛盾和困惑，给予理论上的回应。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研究中，以“实践回应”的视角开展研究，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历史、现实基础和未来指向，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研究不断走向精深化。 其次，从研究内容来看，要重点加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贯彻落实研究。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界定、形成过程、提出依据、内在关系、重要意义等方面。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虽然一些学者也有所涉及，但他们提出的只是一些宏观性的原则要求。相比之下，关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具体贯彻落实的研究成果还较为稀缺。实际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就是为了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贯彻落实，应该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研究中的最终归宿和重中之重。缺少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贯彻落实研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研究就不可能完整，也不可能深化，更不可能产生重大的现实价值。因此，今后国内学术界在继续加强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础理论进行研究的同时，也要大力加强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的研究。具体来说，就是要重点研究这些内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的目标和任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过程中面临的难点、问题和困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的具体对策和方法等。 最后，从研究方法来看，要注重运用实证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系统研究法。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研究，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是规范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今后，要提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研究成果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转化力，除了运用上述方法之外，还要注重运用实证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系统研究法。第一，要深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研究，既需要进行理论建构、理论思辨和理论演绎，又需要扎根中国现实，注重运用社会调查和定量分析等实证研究法。加强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证研究，能够基于丰富的和可靠的第一手数据和材料，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更科学、更深入和更可信的阐释。第二，国外某些国家在社会目标定位、社会改革推进、国家法治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价值。因此，今后国内学术界在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研究中，要注重运用比较研究法，在比较和镜鉴中汲取学术智慧。第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包含多个要素、具有特定结构、发挥稳定功能、与外部环境具有紧密关联的系统性工程。要深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研究，就需要注重运用系统研究法，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一个系统来审视和观照。 总之，相信通过学术界的共同努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研究必将不断走向精细化、深入化和科学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践推进也会有着更深厚的、更坚实的和更有力的学理支撑。 ①秦宣《“四个全面”：形成发展、科学内涵和战略意义》，载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6期。 ②孟东方、王资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运行系统的特定解释》，载于《改革》2015年第5期。 ③袁曙宏《“四个全面”的时代使命》，载于2015年6月17日《人民日报》。 ④陶文昭《治国理政要把握“四个全面”》，载于《学习月刊》2015年第4期。 ⑤(21)李文阁《如何理解和把握“四个全面”》，载于《红旗文稿》2015年第13期。 ⑥包心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辟中国现代化新境界——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战略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价值指向》，载于《中州学刊》2015年第7期。 ⑦徐中、倪明胜《“四个全面”：引领实现中国梦的战略布局》，载于2015年6月28日《光明日报》。 ⑧汪宗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四维向度》，载于2015年6月17日《光明日报》。 ⑨王正东《“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实现“中国梦”》，载于《学习月刊》2015年第4期。 ⑩曲青山《“四个全面”与矛盾法则》，载于《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5期。 (11)双传学《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哲学基础》，载于2015年3月26日《光明日报》。 (12)欧阳淞《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表达——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思考》，载于2015年6月23日《人民日报》。 (13)黄坤明《深刻理解“四个全面”的重要意义》，载于《求是》2015年第13期。 (14)辛向阳《“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三大逻辑》，载于《学习月刊》2015年第4期。 (15)雷云《从“五位一体”看“四个全面”》，载于2015年4月7日《浙江日报》。 (16)李湘舟《把握好“四个全面”的五个共同点》，载于《学习月刊》2015年第6期。 (17)颜晓峰《深入领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载于《学习月刊》2015年第4期。 (18)田克勤、张泽强《准确理解和把握“四个全面”战略思想》，载于《思想理论教育》2015年第5期。 (19)辛鸣《“四个全面”彰显的忧患与担当》，载于2015年3月5日《人民日报》。 (20)孙代尧《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深意》，载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9期。 (22)(49)李升泉《“四个全面”：新时期治国理政的总方略》，载于2015年1月28日《人民日报》。 (23)张乾元、李琨《“四个全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载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24)王钰鑫《“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逻辑研究》，载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4期。 (25)莫纪宏《“四个全面”：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精髓》，载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26)杜黎明《“四个全面”的逻辑结构及理论创新》，载于《观察与思考》2015年第5期。 (27)曲青山《从哲学高度认识和把握“四个全面”》，载于2015年4月1日《光明日报》。 (28)邸乘光《“四个全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研究》，载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29)秦正为《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关系》，载于《长白学刊》2015年第3期。 (30)任理轩《认识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飞跃—— 一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载于2015年6月25日《人民日报》。 (31)任理轩《认识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飞跃—— 二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载于2015年6月26日《人民日报》。 (32)任理轩《认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飞跃—— 三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载于2015年6月30日《人民日报》。 (33)(53)侯远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于《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34)(44)(47)魏礼群、王满传《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 (35)李捷《“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江海学刊》2015年第5期。 (36)罗志军《深刻认识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载于2015年2月17日《人民日报》。 (37)颜晓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实现中国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载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38)任理轩《党治国理政战略的新飞跃——四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载于2015年7月2日《人民日报》。 (39)程恩富、刘志明《“四个全面”：治国理政的重要遵循》，载于2015年5月28日《人民日报》。 (40)唐志龙《“四个全面”的方法论特色》，载于《唯实》2015年第3期。 (41)张福军、程恩富《在落实“四个全面”中完善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载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4期。 (42)陈金龙《“四个全面”：拓展中国道路的科学引领》，载于2015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43)章传家《论“四个全面”的里程碑意义》，载于2015年7月28日《光明日报》。 (45)陈雨露《“四个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载于2015年3月18日《人民日报》。 (46)肖志远、郭凡良《增强党的领导能力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根本保证》，载于《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年第6期。 (48)冷溶《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哲学思考》，载于2015年4月29日《人民日报》。 (50)李君如《用辩证唯物主义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载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5年第5期。 (51)王杰、李书吾《确立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适应的思维方式》，载于2015年5月8日《解放军报》。 (52)中央文献研究室《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县委书记队伍 把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到实处》，载于2015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54)施芝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怎样形成的》，载于2015年3月2日《北京日报》。 (55)曲青山《党的十八大与“四个全面”提出和形成的历史过程》，载于《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3期。 (56)王遐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方法论探析》，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7期。 (57)刘昀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方略的鲜明特点》，载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58)何金定《在“四个全面”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载于2015年7月9日《经济日报》。 (59)吴潜涛、张新桥《“四个全面”论域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思考》，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6期。 (60)韩喜平、巩瑞波《“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民生导向解析》，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标签：四个全面论文; 小康社会论文; 从严治党论文;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文; 治国理政论文; 全面依法治国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时政论文; 法治中国论文; 深化改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