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现代性的生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代性的精神向导与物质基础
本文所论是西方文明中的现代性。由于它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许多学者力图从西方文明的“两希”（古希腊与希伯来）文化传统中寻求其根源，不同思想流派对此作出了不同解读。
这类力图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为现代性寻根的思想，有其合理之处。从人类精神领域的变迁的角度来审视，现代性的诞生过程可以理解为“使世界理性化”过程：对自然界的理性化过程产生了现代科学，对物质生产过程的理性化则产生了现代生产力体系，对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的理性化过程，产生现代市场规则，以及现代法治社会和现代科层制。而这种理性化过程的精神向导，则是西方文化传统，特别是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
然而西方文化传统并非现代性的真正根源。西方文化传统数千年前已经存在，但现代性直至“现代”才发生。现代性的建构不仅需要传统文化的精神引导，更需要强大的现实物质力量驱动。文化传统提供的只是建构现代性的精神工具，而近现代物质生活的客观需要则提供了对它的现实诉求。没有物质生活的客观诉求，精神向导只能停留在空中，而不能进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社会生活，因而也就无法塑造现代性。而且作为现代性精神向导的理性精神也有其客观物质生活来源。
在对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认识中，还有另一类学说——它们不是将现代性归源于西方文化传统，而是力图从日常的社会物质生产和生活中，寻找产生现代性的因素。
亚当·斯密的经济哲学思想或许可视为这一类学说的肇始。
亚当·斯密从一般人性（人们天然具有自利心与交易倾向）和市场的扩大来解释。这种解释没有接触到真正创造现代性的客观力量，因而未能指出现代性产生根源。分工结构与市场结构早在古希腊罗马与中国汉代的铸造业等行业中就已存在并较为发达，然而它们并没有产生出现代社会与现代性。可见这种解释并不正确。
西美尔的《货币哲学》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文化现象，个人自由、个人价值以及各种现代生活风格是其特质。而这些文化现象根源于货币：“货币义务是与最大程度的自由协调一致的形式”，“个人权利之实现，皆需货币才得以成为可能。”他通过对偿命金、买卖婚姻、贿赂、劳动报酬等现象的分析，指出这些现象的存在表明了把人的价值化约为一种金钱表现形式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导致了个人价值的“货币等价物”的出现。
在当代，安东尼·吉登斯将“脱域（disembedding）机制”作为现代性的重要特质之一。所谓“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而货币则是实现这种“脱域机制”的最重要的工具，因为货币是“时—空伸延的工具，它使在时间和空间中分隔开来的商人之间的交易成为现实。”
这些有关货币与现代性关系的论述，敏锐而深刻地发掘了货币所潜在具有的文化内涵。这些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吸取。但我们不能因此将货币作为现代性的最深层的根源。从历史事实来看，货币并非伴随现代性而诞生，它与人类文明史几乎同样古老。就中国而论，春秋战国时代实行的商鞅变法，就已经允许最重要生产要素——土地通过货币自由买卖。然而经过漫漫数千年，并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土地上诞生了“现代性”。
在我们看来，斯密所分析的分工结构与市场结构，以及西美尔和吉登斯等人所分析的货币，的确在逻辑上隐含着生成现代性的种种因素和胚芽。然而从逻辑的可能性到客观的现实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施加在它们之上的巨大的传统社会力量遮蔽了这些因素，冻结了这些胚芽，阻碍了现代性的诞生。必须有一种巨大的激发力量，将这些沉睡的因素与胚芽唤醒，赋予它们以特殊的社会建构功能，以生成活生生的现代性现实，这种力量才是现代性的真正根源。
马克思通过对现代社会结构的剖析，发现这种力量不是别的，正是资本。一部作为“资本哲学”的《资本论》所揭示的，正是资本力量驱动下的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生成史，是对现代经济结构与现代性的深刻而宏大的理论重构。沿着这条理论路径，我们能够得到真正深刻而全面的现代性理论，而上述种种理论的合理因素，则可以成为其中的各个逻辑环节。
二、剩余劳动与社会结构的生产
现代性的深层根源之所以是资本而不是货币，是因为货币必须负载某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力量从而成为资本之后，才能给社会剩余劳动以新的伟大历史作用，产生出现代生活与现代性。
现在，我们从这一角度来分析传统社会。传统社会结构可以理解为按照人们的等级地位分配社会剩余劳动的等级制社会结构。为了构筑与维系这种社会结构，统治者必然要运用权力从社会生产系统中获取几乎全部剩余劳动，从而导致生产者的生活状态总体上只能处于维持生存的状态。
统治者权力的本能性欲望必然导致其用于下述方面。首先被用来支付巨大的等级制度成本：维护官僚机构运行、镇压人民反抗和对外战争等等。其次，用于生产统治集团的各个等级所消费的物品，如宫殿、官宅、礼器、服饰、祠堂、庙宇、教堂等物品。这些物品在供给权贵享乐与挥霍的同时，也作为体现等级制社会结构的符号体系，再生产出等级制社会结构来。其三，那些消费不完的民脂民膏则被存储起来，以留荫子孙，或者用于建筑豪华陵墓以供其“死后享乐”。这些体现着森严的等级制度的陵墓等建筑，既是统治者享受欲的延伸，又具有用等级地位符号来维系现实等级制社会结构的潜在功能。所有这些方面综合起来，传统社会的这些剩余劳动总的功能是：进行等级制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传统社会的这种周期性震荡，以及与其相伴的封建割据等等，常常产生局部的权力真空，使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有可能从传统的等级制社会结构中游离出来。而通过原始积累过程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货币，作为历史上剩余劳动的积累与遗存，成为按照市场规则重组这些游离的生产要素的工具。于是，传统社会开始出现工场手工业等社会化生产力。
资本是追求自身增殖的剩余劳动。它所负载的增殖意志，表面上是投资者的主观贪婪欲望，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强制力量。它迫使投资者必须追求增殖，因为资本一旦失去增殖能力，将会在市场竞争中失去其生存权利。而它一旦实现增殖之后，“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迫使资本家将这些新增的剩余价值尽可能多地转化为资本，重新投入到再生产过程中。如此不断循环，形成不断扩张的社会经济系统。资本犹如穿上了灰姑娘的魔鞋，罹患了追求永无休止增长的“扩张强迫症”。
由此可见，资本开辟了社会剩余劳动的新的使用领域：不是投入到传统等级制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中，而是投入到社会物质生产体系之中进行扩大再生产。资本与封建等级制度由此展开了对剩余劳动的争夺。在这种角逐中，资本一旦得到某种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它必将釜底抽薪式地消解着依靠剩余劳动支撑的封建等级制社会结构，同时也在建构着不断扩张的新的社会生产系统，并进而衍生出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结构，现代性也在此过程中生成。
三、生活世界货币化：现代性生成过程的深层主线
然而资本要发挥上述作用，必须通过货币。货币不是现代性产生的根源，但却是其必要条件。这是因为货币在资本力量支配下，会具有各种特殊的社会建构功能。
货币如果被等级制社会的权力机构所掌握，会被用来购买物品以供前面所说的各种消费，从而具有等级制社会结构的再生产的功能。而如果它被一般社会成员所掌握，其最终目的是用来购买物品供自己消费。这二者都是“货币的物品化”过程：把抽象的货币数量变成生活世界的事物以供享用。然而资本却与此相反：用来购买物品不是为了享用其使用价值，而是把该物品的使用价值“化”作一定数量的资本，变成货币符号，成为社会货币增殖体系中的各个环节与工具。
生活世界的货币化是资本带给人类社会的最根本的变革，是现代性生成过程的最基本的环节。它不仅将充满感性色彩的五彩缤纷的生活世界，转化成货币数量世界，而且使生活世界具有了增殖能力，成为自我追求增殖而不断扩张的世界：它不断生产出新的剩余价值，并且驱使剩余价值不断转化为资本，从而把越来越广泛的事物货币化，纳入到货币运转体系中。因此，生活世界货币化过程也就是资本扩张过程，这个过程贯穿在整个现代社会的发展史中。它的巨大作用，在于形成了社会经济体系追求自我扩张的强大动力，并由此形成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动力。正因如此，人类在近现代所创造的财富，比已往所有时代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其带来的现代生产力体系的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个奇迹。
然而，这个通过生活世界货币化而进行的资本扩张过程，本身具有深刻的内在矛盾，它是现代性一切冲突和矛盾的源泉。此即“资本的扩张悖论”。
资本的“经济悖论”与“生态悖论”结合在一起，说到底就是资本扩张与人的发展的矛盾。资本力量一方面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提升人类生活水平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由此建构的资本增殖机器的无限膨胀，又会使人沦入其中，成为失去自身价值而服从资本意志的工具，并使人类日益丧失作为安身立命之根的自然生态环境。
作为生活世界货币化的充满矛盾的资本扩张过程，是现代性生成过程的深层主线。它在实践中通过现实的社会生活世界而不断展开和创造，形成了现代性生成路径，由此产生了现代性的各种基本特质，产生了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众生相。
四、从资本增殖机器到现代生活方式：现代性的生成路径
作为现代性生成过程的深层主线的资本扩张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创造过程：不断把客观生活世界纳入到资本运转体系而被打造为各种具有现代性的事物。这个过程形成了现代性的生成路径，而各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实质上是这个生成路径中各个环节的理论反映。下面，我们试图描述这个生成路径的基本逻辑线索和大致轮廓，以提供一种对现代性的整体理解方式。
首先是现代社会结构——资本增殖机器的诞生。作为生活世界货币化的资本扩张过程，是货币主动地发挥其社会建构功能，将各种资源吸收到全社会及至全球性货币运转体系中，建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程。
其次，由资本增殖机器导致社会伦理关系的货币化及其悖论。当资本把生活世界中各个事物不断纳入到上述现代社会结构——资本增殖机器中，便使所有社会成员都成为社会运转机器中的各个环节，由此编织了人与人之间的服从资本运行规则的货币联系，导致社会伦理关系的货币化。
其三，由“伦理关系货币化”导致人的心理结构与行为方式的理性化与“理性悖论”。由生活世界货币化形成的资本增殖的机器，在将人的关系货币化之后，便把这种资本增殖机器的运行规则反映到人的大脑中，于是人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被理性化了。
其四，由理性化经济结构产生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及其悖论式冲突。作为资本扩张过程的生活世界的货币化，消解着旧的等级制社会关系与传统伦理关系，重建新的理性关系，这个过程可以描述为“脱域（disembedding）机制”：“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它产生了下面一系列现代性特质。
其五，众生相——现代生活方式的诞生和无穷创造。以作为生活世界货币化的资本扩张过程及其内在矛盾为深层主线，通过对社会结构、人际关系、人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的建构，产生了上述现代性基本特质，如伦理关系货币化、理性化、自由、平等、博爱等等及其悖论。然而现代性并非至此完成、资本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是无尽的历史创造过程。这些基本特质进入各种实际生活领域，不断创造新事物，产生新问题及其解决方式，如此不断进行的历史循环与积累，创造着无限复杂的现代生活方式和人格特征。资本内在矛盾渗透其中，塑造出理性与非理性、阿波罗精神与狄俄尼索斯精神的戏剧化冲突与结合，产生了现代性的众生相。
而贯穿整个生成路径的资本扩张过程，在其走过的每一步都烙印着它的与生俱来的本性——风险性：因为新增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而投入到社会经济运行机器之时，必须开拓新的运行路径，这就注定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其道路及其给人们社会生活带来的后果，本身就处于不断的创造过程中，因而本质上难以预料。这就使资本扩张过程成为风险过程，由资本力量营造的现代社会成为充满不确定因素的风险社会。资本必须在风险投资中实现其货币增殖的最大化。
研究西方现代性的真正目的，在于建构中国的现代性。处于当今国际环境下的人口众多的中国，如果仅看到上述西方现代性的正面功能，听任现代性悖论在中国大地上演绎，那么这种悖论将获得更加复杂而不可逆转的表现形态，其负面作用将淹没其正面功能，而沦为“现代性怪胎”。因此，中国现代化进程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既充分利用资本扩张过程的活力及其正向的社会建构功能，同时利用各种社会力量与手段，统筹协调现代性生成过程中的内在矛盾，扬其善而抑其恶，用尽可能小的代价，实现人和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以创造出有别于本文所说的西方现代性的、更加合理的新型的“中国现代性”——这是当代中国人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京），2005.2.5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