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术界对五四运动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界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外学术界对五四运动这一影响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十分关注，学术成果丰硕，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对深入研究五四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国内学者曾对美国、日本等地五四运动史的研究领域、研究特点和趋势做过初步的讨论，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十分珍贵。为便于更全面了解国外学者这方面的研究状况，在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特将这个领域的有关资料和研究成果作一系统梳理，不免疏漏和粗浅，仅供国内学界同行研究时参考。
一、日本和韩国对五四运动的研究
关注和研究中国是日本的传统，也是日本的专长，况且五四运动直接牵连日本。所以五四运动刚刚爆发，即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当时的日本政界都对此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废除“二十一条”的做法是“自杀的废日倾向”①，认为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反政府政客的煽动”，是在“美英唆使下的排日暴动”②。大部分的日本报刊舆论不能正确评价中国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性质，而站在了五四学生运动的对立面。这个不同寻常的历史背景，使得日本学术界在五四运动的研究方面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阶段。
战后至50年代末这10余年间，五四运动研究的成果很多，主要有后藤基已的《五四学生运动》、波多野乾一的《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增田涉的《杂谈“五四”》、深山茂夫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分歧点——有关五四运动的评价》、斋藤秋男的《中国文化革命的三十年——“五四人物”的成长和蜕变》、池田诚的《中国的爱国心——围绕五四运动》、野原四郎的《五四运动与知识界》、熊野正平的《五四风潮——实地见闻和若干探讨》等等一大批研究论著。而日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著名学者岩村三千夫1949年在世界评论社出版的《中国学生运动史》，是比较早地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环节来描述的著作。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对过去的五四观有所否定的是竹内好的一系列研究论文。竹内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曾三次来中国考察，他所写的《关于五四纪念日》、《改变历史的学生们》、《五四运动》、《学习五四运动的方法》、《对于民族屈辱的愤怒》等文章，体现了他对日本近现代史的否定思想。他指出：“我们只有自己肯定五四的方向，换句话说，只有否定明治维新的方向，才可能了解五四运动。了解了五四，必然清楚我们精神的地位。”③
60年代，许多从事五四运动研究的学者只是把着眼点停留在五四运动的思想意义上，但对爆发五四运动的政治经济条件中，最根本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为开端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问题却往往回避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有野原四郎的《无政府主义者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和日本人》、《亚洲的历史与思想》等。还有北山康夫的《五四运动及其历史意义》；野村浩一的《五四时代的爱国主义的思考——关于李大钊》、《五四社会的思想》以及《近代中国的政治与思想》；岛本信子的《俄国十月革命对五四运动的影响——通过李大钊思想》、《五四运动在上海——各阶级的响应与同盟》；小野信尔的《从五四运动到民族解放运动》等。
1969年是五四运动50周年，日本史学界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丸山松幸的《五四运动——思想史》（纪伊国星书店1968年版）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该书深入探讨了敢于向旧势力、旧传统挑战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在重视无政府主义所起作用的同时，通过具体史实论述了毛泽东把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问题。60年代的社会给日本大众带来“时代变革意识”，在中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给日本学者的学生运动观带来一定的冲击。尤其是在60年代末期，日本民众运动观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潮，在五四运动的研究方面也开始出现一些争论点，如：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五四运动的关系问题、李大钊思想的形成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直接影响到70年代的五四运动研究，直至80年代，也没有达到一致的结论。
70年代初，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四运动的研究也开始拓展领域，除了研究五四运动本身之外，也注意到了五四前后的历史联系。1976年，由日本学者冈味彻联络成立了“五四运动史研究会”，对五四运动进行了有组织的、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的研究领域处于萧条状态，而日本的研究却硕果累累。主要成果有德毛和子的《五四运动与上海工人阶级》、天野元之助的《五四运动》、野村浩一的《中国革命的思想》、笠原十九司的《中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和资产阶级——论五四运动中心转移上海》、中山义弘的《五四运动中的妇女解放行动》、后藤延子的《蔡元培的大学论——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改革》、小野信尔的《五四时期的理想主义——恽代英思想》等。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讲座》之四《五四运动》，收录关于五四时期的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思想状况方面的论文9篇，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分量较大的论文集，体现了日本五四研究的新成果和达到的新高度。日本著名学者野泽丰声称该论文集的宗旨是“对于从来的看法试再探讨”④。他把竹内好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归纳为三点：1，在五四运动中，学生运动已经成为代表国民各阶层提出要求的政治势力；2，五四运动中中国学生不存在日本学生运动中常见的自发的破坏行为，他们能怀抱高尚的建设道德；3，俄国十月革命对五四运动没有发生直接影响。野泽丰认为，从内在的能动性方面来把握五四运动的办法诚然是有效的，但今天的任务是从世界史的角度来对它作冷静的分析，即从客观的角度来研究五四运动。
除论著外，资料的研究和资料集的出版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如《李大钊文献目录》、《五四文学革命集》、《革命论集》、《五四运动史料选集》、《新青年目录》、《从五四运动到国民革命》等，李大钊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和瞿秋白的《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都被收入《革命论集》，这些史料的相继出版为五四运动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
80年代以后，日本的五四运动研究成果之多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学者们发表了许多研究论著，系统地论述了五四运动的原因、经过、性质和意义，并对一些理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以狭间直树为首组建了研究班，并出版了题为《五四运动之研究》的大型学术报告，其中第一部分主要是通过具体史实说明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其中片冈一忠的《天津五四运动小史》则对五四运动进行了地区性研究，认为天津的五四运动始终以学生为领导，其斗争目标是反日、反皖系军阀。藤本博生的《日本帝国主义与五四运动》论述了日本对华“二十一条”的形成过程，认为它是来自1908年9月25日的日本内阁会议的决议，还详细论述了随着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民排日运动的高涨，原敬内阁转向高压政策的整个过程，指出五四运动在实质上是由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引起的。第二部分着重从经济史角度研究五四运动。第三部分侧重从文化史角度分析五四运动。第四部分收入的论文都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五四运动的，期间的不少观点否定了五四运动彻底的反封建性质，在日本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主要围绕几个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如何评价上海的罢工斗争、上海罢工斗争是否为反帝斗争等。
同为亚洲国家的韩国，则着重研究五四时期中国的思想变化。韩国学者一般分三个时期来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即新文化运动的黎明期、新文化运动初期、新文化运动展开期。他们根据每个时期不同的思想给予不同的评价。韩国学者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评价每个时期的思想，使用了更详细的几个认识范畴：第一时期使用了反帝反封建运动、民族产业的发展与民众意识的成长以及对中国社会状况的认识；第二时期使用了进化论思想、民主主义与科学；第三时期使用了批判儒家思想、反对孔教运动和文学革命。一般而言，他们大多用儒教批判、孔教批判、偶像破坏论、进化论、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思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评价⑤。这些评价可以给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新的角度。
二、美国对五四运动的研究
五四运动前后，美国有不少官员和学者对中国进行了实地考察，亲历、亲见、亲闻的著述不断出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芮恩施和杜威。芮恩施1913年至1923年在华，长达十年之久，他出使中国的回忆录《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记述了他任驻华公使期间中国政治生活包括五四运动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着重揭露了当时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勾结利用北洋军阀政府中亲日军阀政客处心积虑侵略中国的各种活动，也记述了他为美国利益集团谋求在华修筑铁路、勘探、开采石油等特权和力图维护“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以及对中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德国断交以至对德宣战一事上施加重大影响的各种外交活动。他自称“对学生们正在为祖国的自由和复兴而奋斗的目标和理想寄予深切的同情”，并特别指出驻沪总领事，劝告那里的美国侨民既不要鼓励也不要反对这个运动，因为它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芮恩施告诉总领事说“除了非法的或明显的行动以外，在华的外国当局和罢工毫无关系，我们既然侥幸没有受到中国人的恶意相待，我们希望能够保持自由”⑥。可见，他对五四运动是持同情和支持态度的。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哲学家杜威，1919年5月至1921年应聘北京大学教授，讲学一年，正值五四运动期间，他在胡适陪同下到过奉天、山西、江苏、广东等11个省，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考察。他的演讲录连续出过10版，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美国学者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和史料编纂有丰富的成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周策纵、舒衡哲、李蒂甘、迈斯纳、史华慈、韦慕廷等人。可能由于文化渊源的优势，华裔学者这方面的成就更令人关注。
华裔学者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由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全书分为两部分共十四章。本书以严谨的态度、丰富的资料，在西方世界首次系统论述了五四运动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作者写此书时曾与胡适、张君劢讨论过。书中对运动的过程和五四前后的主要思潮作了比较认真详细的叙述。认为五四运动传播了政治、思想、社会、经济等多种新因素，以后历史上重大的论战和斗争起源于此；后来许多从哲学、文学到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领导人都在这场运动中受到教育和锻炼，这种经历对他们终身都有影响。由此他认为，不了解这场运动，就无法理解现代中国的特性。作者不同意胡适把五四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比较，也不同意蒋介石等人认为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的一场大灾难”，同时也不赞成毛泽东所说的它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而为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他认为，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和侵略者，而不是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他支持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阐释五四运动的内涵，认为五四运动只是知识界的一场革命，是一种思想文化运动，同时也说明它包含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的改革。关于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发生的关系，他认为新思潮的传播与外力的冲击，同是“五四”运动发生的原因。在一些具体的研究细节上，他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比如，五四运动的时间问题，他认为五四运动的起讫时间是1917年至1921年，甚至“不应把‘五四’时代严格地限定在这几年之内”。需要指出的是作者轻视政治运动的倾向，他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排斥在“五四运动”主流之外，并且忽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的主导作用。
舒衡哲的《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和五四运动的遗产》，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本书作者没有着力描写大家所熟悉的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领袖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而是集中写北京大学一批深受他们影响的五四运动的参加者。作者认为这些人为五四运动一代人，他们在五四运动爆发时只有20多岁，是北京大学学生而不是教授。他们出国留学，一直和《新潮》有联系，而没有与《新青年》来往。在这些知名人士中，有历史学家罗家伦、傅斯年和顾颉刚，哲学家张申府和冯友兰，作家朱自清和叶圣陶及红学家俞平伯，这些人大多活到80年代，而且就在作者前一本著作《去家万里》中，也曾有记述（作者在北京大学留学时访问过他们）。作者认为，五四运动和欧洲的启蒙运动相似，涉及到应用理性来批判传统，而不是针对宗教信仰。在中国的情况下，批判的理性是受西方启发的而且是针对传统的，所以它与五四运动的反帝方向是有冲突的。
李蒂甘的《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一书于1983年在美国出版。作者指出，若无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那样快或那样早地建立。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知识分子别无其他人像陈独秀那样在青年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书中写到，1911年以前，陈独秀赞成暴力，期待中国青年以历史上豪杰为榜样行动起来。辛亥革命后他指望以西方思想激励中国的优秀分子实现中华民族的革新。但这两条路都走不通。1919年～1920年，他在寻求一种新的方案，以实现其国家独立富强的梦想。他最后从外国找到一种新方案，这种方案要求建立一个列宁主义的党和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政府。作者还指出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些研究组织和政治性会社，后来成为全国各地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但那些组织只是模糊地知道一些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学说。正是陈独秀说服其中大部分人参加共产党，并致函李大钊和毛泽东，敦促他们分别在北京和湖南建立党的早期组织。
迈斯纳的《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是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系列丛书第27种，于1967年出版。作者通过对李大钊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着重探讨了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并加以改造的历史起源及其过程，论证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性”，从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历史主题。著作还对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的思想作了分析和比较，指出了他们思想上的异同和内在联系。作者认为李大钊在日本时受了流行的美国哲学家爱默生的影响，并将李大钊的《青春》一文与爱默生的观点进行比较研究。作者还引用了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补习英文所写自述（英文）的主要内容。
史华慈的《五四及五四之后的思想史主题》，载《剑桥中国史》第13卷，于1986年在纽约出版。作者认为五四运动作为一个事件，发生在政治、思想、社会均处于重大变动的时候，因此它一直被概括为一个时代，其实五四既不是一个时代的开始，更不是一个时代的终点。如果人们试图了解那个时期的内在线索，就必须考察它的来龙去脉。在这里，作者着重论述了广义上的五四时期及五四之后在知识阶层的讨论中占主要地位的议题和论点。例如，进步与民族主义、革命、辛亥革命与“新文化”、五四及其后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问题与“主义”、大众文化之主题、“新传统主义”——从传统中寻找真理、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马克思主义的兴盛，等等。
韦慕廷搜集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献，包括奉系军阀在北京搜查苏联大使馆时没收的文献，收录在他的《中国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苏俄顾问在华文献（1918—1927）》里，由哥伦比亚大学1956年出版，为我们研究五四运动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还有李欧梵从中国现代文学的角度探索新文化的发展脉络，给人以启迪。
三、苏联（俄罗斯）对五四运动的研究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和中苏复杂微妙的外交关系，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苏联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苏联学者通常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例，说明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舍维廖夫认为，1919年李大钊还够不上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基本原理。李大钊只是从1921年才开始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他在这一年读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李大钊彻底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是他写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到《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某个时期，即1919年至1921年间⑦。克里夫佐夫与克拉斯诺娃称李大钊为五四时期中国最大的思想家，认为李大钊的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革命民主主义阶段即1909年至1917年；过渡阶段即1917年至1921年；马克思主义阶段即1921年至1927年。伟大的十月革命是李大钊由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的决定性契机，李大钊世界观发展的第二阶段其实也是五四运动准备、发生和显示后果的阶段，李大钊本人就站在这一运动的中心。两位作者强调李大钊思想的重要特点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他们驳斥了西方学者关于李大钊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有机结合的观点⑧。
后来，苏联对李大钊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如加鲁什扬茨认为李大钊并不是由革命民主主义直接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而是经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革命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谢宁认为李大钊还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李大钊把人道主义视为全人类的思想，属于民主范畴，他没有将民主与社会主义截然分开。在苏联举行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时出版了谢宁等人主编的《李大钊文选》。阿斯拉诺娃研究了中共的另一个创始人陈独秀及《新青年》⑨。从20年代后期开始，陈独秀一直被称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后来才有比较客观的研究。苏联学者认为在1918～1919年，就思想发展水平而言，陈独秀比李大钊落后一大步，而到1920年，由于同维经斯基接触的结果，陈独秀的观点起了革命的变化，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了。由此可以说，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与李大钊是同一时期。
四、其他国家对五四运动的研究
英国。出于政治和军事的原因，英国较早关注中国的问题，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问题的研究也是他们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为五四运动研究填补了不少空白。米歇尔·卢克在《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指出，西方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和早期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论题上：第一，考察为什么五四运动提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生根的适宜土壤；第二，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第三，关于“毛主义”概念的讨论。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虽然带有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印迹，但其理论的最终形成却保持了自己的特色。这方面的论著还有L·莱达尼的《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一种新的解释》等。
法国。从专题研究的角度看，法国对中国近现代史系统地展开研究的时间较晚，而民国史是法国史学家研究最集中的部分，不乏有国际影响的学者和著作问世，有两位重要的开拓者：纪业马和谢诺。其中谢诺是被法国公认的专门研究近现代中国史的专家，尤以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见长，他的《中国历史（1840—1949）》和纪业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被法国学术界视为两部基本著作。还有白吉尔、张馥蕊的《“救国！”中国的民族主义与1919年五四运动》等著述，都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观点。
澳大利亚。这方面的研究文章虽然只有不多的几篇，却很有深度。L·J·洪先生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一文中指出，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研究始于介绍西学。他从李提摩太的《万国公报》依次评价和比较了梁启超、朱执信、李大钊、陈独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贡献和他们之间思想的异同。乔斯林·切将马克思主义对近现代思想家梁启超、胡适、郭沫若、蔡元培、毛泽东等人的思想影响，特别是对他们哲学思想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这对研究五四运动的思想根源有很大的帮助。
加拿大。华裔学者陈志让对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期间中国思想界变化的研究尤为突出。他认为，1919至1920年，在许多激进的中国人当中迅速引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其原因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自由民主大失所望激发出来的”。这样，凡尔赛和约在所有方面都成了激发对西方改革模式重新评价的催化剂，这一模式曾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对中国和世界观点的进步。他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运动之后，不再依靠任何儒道信条，而是集中注意力于民众运动方面，他们“走出了作为一种信仰体系的进化宇宙论的范围”⑩。
德国对五四运动的专题研究不多。利伯特侧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问题，此外还有费路的《中国民主主义者与革命者在柏林（1900—1924）》等。
总之，国外学者的研究范围比较广泛，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有的重于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文献的出版，有的侧重于考证、考察与实地采访，也有对事件的详细描述，注重与现实问题的关联。尽管还有不少局限，但他们对五四运动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们的学术方法和表达方式以及尊重历史的科学精神，也值得我们借鉴。
注释：
① 《大阪朝日新闻》，1919年4月14日。
②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所编：《日本新闻五四报道资料集成》，第442页。
③ 《竹内好全集》，日本筑摩书店1977年版，第247页。
④ 野泽丰：《关于五四运动史研究的来往书信》，《近邻》1983年第3号第61页。
⑤ 参见吴学琴译《韩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研究》，《安徽史学》2005年第1期。
⑥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4～287页。
⑦ 舍维廖夫：《李大钊的阶级观和无产阶级专政观形成史摘记（1918—1920年初）》第2卷，莫斯科1972年版。
⑧ 克里夫佐夫、克拉斯诺娃：《李大钊——从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1978年版。
⑨ 阿斯拉诺娃：《〈新青年〉杂志及其在发展中国国内社会与政治思想方面的作用》，莫斯科1974年版。
⑩ 陈志让：《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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