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基于村庄微观角度的一个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微观论文,村庄论文,收入差距论文,农村居民论文,框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过去20多年改革进程中，中国在获得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同时，收入分配也从计划经济时代高度的平均主义走向了高度的收入不平等。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改革初期1984年的0.275增长到2001年的0.447（世界银行，WDI），增长了62.5%，成为同期收入差距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其中，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突显，尤其是农村区域间收入差距程度在1981～2002年间增长了2.8倍，远大于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区域间收入差距的增幅（黄祖辉，2003）。因此，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包括朱玲(1992,1999)、张平(1992,1999)，白志礼(1993)，唐平(1995)，魏后凯(1996)，万广华(1998)和李实(1999)等等。
以往的研究对农村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变化趋势的分析和判断都是一致的，即无论是农村总体收入差距、区域间收入差距、还是区域内收入差距都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都将问题集中在农村的非农化上，将农村经济结构变迁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应该说，这些研究给出了富有洞察力的观察和解释，并大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认识。但是，其中也存在若干缺陷：(1)大量研究是基于年鉴数据从宏观的角度对农村居民的区域间收入差距进行分析，无法涉及区域内部的收入差距研究，且微观的解释力不够。对于个体而言，收入差距的意义完全在于该个体在其日常社会生活中所能感受到的贫富差距，是与其发生各种社会关系的身边人的收入水平给了他最直接的收入差距的认识，而不是全国或区域等宏观收入差距。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作为农村居民基本生活和社会关系单元的村庄是个更好的研究对象（注：当然，对于微观个体——农村居民——一个完整的收入差距的分析除了村庄里的收入差距分析以外，还应该包括其在外地就业所感受到的收入差距分析——即城镇居民收入与外来就业的农村居民收入的差距。）。(2)以往的研究都是基于传统统计口径进行的分析，比如将收入来源划分为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等等。但是这样一个划分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严格的要素收入划分，比如家庭经营性收入这一统计指标，如果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便包含了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4项要素收入。(3)在现有的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中，还难以提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收入分配理论体系，而只能通过实证方法对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物进行归纳分析（张平，2003）。
针对以上缺陷，本文试图通过新古典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建立一个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微观分析框架，基于村庄内部和村际之间的微观角度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问题和农村区域间收入差距问题进行分析，并在同时提出了应用Shapley Value(Shorrocks,1999)对基尼系数变化进行完全分解的方法。
二、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分析框架
在经济学传统中，对收入的理解主要有消费和生产两个角度：前者是基于消费中所实现的效用收入(Fisher,1930)，后者关注的是收入的生产。由于消费的刚性和消费支出更取决于长期的稳定预期收入，消费收入受短期波动较少，更能反映永久性收入流。因此，在国外有关收入差距的测算中，消费支出被认为是更好的变量。但是，当需要对收入分配的诸多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时候，尤其是要对收入差距进行分解时，生产性收入的概念便表现出明显的优势。选择生产的角度，收入便可归结为：个人所有的要素禀赋
和相应生产要素价格
乘积的加总（见式1）。
因此纵使收入差距问题错综复杂，如果基于式1的收入概念，那么对收入差距的研究就可以直接从两个变量着手：一是个人拥有的生产资源条件（要素禀赋
的不同；二是制度、市场和社会力量共同决定的生产要素价格的结构——称之为个人的共同环境(Shorrocks,1987)或外部市场环境。这样，收入分配问题便成了要素市场的分配问题(Frideman,1976)。如果进一步假设充分和完全的自由市场条件，那么在收入差距形成过程中，市场只是起了定价作用——“市场只是决定了每一单位资源的报酬，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市场加剧了收入差距”(Frideman,1976)。因此，在这样一个更加简单化的条件下，可以看到是初始的资源分布（q变量）差距决定了市场结果的收入差距。
当然，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充分并纯粹的自由市场条件。外部要素市场不发达，大量的资源禀赋将由于缺乏收入实现机会而闲置。但是，如果我们把研究的目光放到村庄内部和村庄之间的收入差距时，就会发现严格的理论假设因为研究对象的合适选择而能在现实中得到应用。
(1)就一个村庄而言，其内部居民所面对的外部市场环境基本上是一致的，包括当地的经济水平、地方政策、交通、地理等等。因此，在外部市场条件一致的条件下，村庄内部的收入差距便基本上可以用q变量来解释，是村庄内部居民的要素禀赋差异决定了村庄内部的收入差距——但这只是在静态水平的分析。
如果从动态角度来看，村庄内部居民所面对的一致性外部市场环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对村庄内部的收入差距是起作用的。就一个村庄而言，当出现有利于某项要素的潜在收入实现的市场机会时，拥有该要素的经济个体会在该要素上普遍地获得更高的收入，该要素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会上升。反之亦然。在下文基尼系数分解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收入结构的变化会对总收入的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同时，因为是在同一条件下的共同反应，该要素所有者会普遍地增加或减少该要素收入，所以该要素在村庄内部居民中的分布形式将保持稳定。
接下来，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看村庄内部收入差距问题，以进一步明晰其演变的过程。在早期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农村居民的物质和货币资本基本上为零，再加上家庭承包制下的土地平均化分配制度，那么在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4大要素中，土地和资本对初始的收入差距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因此，中国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首先从劳动和企业家才能两个要素在人群中分布的差异开始。而劳动、企业家才能两个要素事实上都是来自同一个主体——人力资本。只不过是由于不同经济个体风险偏好的差异，在市场上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型，从而决定了最终要素收入表现形式的差异：风险偏好程度较高的个体选择了基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人力资本“剩余定价”方式，从而表现为企业家才能的收入；风险偏好程度较低的行为主体则选择确定性的人力资本报酬作为自身的收入，从而表现为劳动收入。因此，中国村庄内部的收入差距问题，就可以简化为以下的演变过程：在改革初期，在外部环境一致的条件下，村庄内部居民首先是由于人力资本的差距形成了初始的收入差距。随着劳动、企业家才能要素在市场中的收入实现，资本要素开始从中生成并逐渐成为影响收入差距的要素之一；土地平均化的分配制度的延续，在村庄内部，土地要素依旧对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在诸多生产性资源中，人力资本有其特殊性——自我增值，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的劳动、企业家才能这两个要素每一次在市场中的收入实现的同时，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比如获得知识、某项技能、培养了某种性格等等。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人力资本的积累程度差异造就了村庄内部收入差距的进一步变化——如果低收入人群人力资本积累速度高于高收入人群，则收入差距有可能下降；反之，则收入差距继续上升。
(2)对于村庄之间，或者说农村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而言，假设劳动、企业家才能、土地等初始要素在不同村庄具有类似的分布概率的话，那么村际收入差距便主要由外部市场环境的差异所决定。每个经济个体在进入市场交易之前，都具备一定的潜在要素。但是，如果一居民所在村庄拥有发达的外部市场，那么各种潜在要素收入便有可能在不同市场中得到充分实现；如果该经济个体所在村庄外部市场极不发达，那么他那些潜在要素禀赋将因为没有足够的市场机会而闲置，从而相比于那些具有同样资源禀赋但处于市场发达地区的经济个体表现为低收入水平，村际或者说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水平因此而拉开。各个要素在不同村庄均匀分布的假设只适合于收入差距演变的初始状态，从农村改革初期的情况来看，这个假设是可行的。但是，每个要素都有累积功能，比如人力资本能在干中学的过程中得到增长。因此，从收入差距后期的演变来看，村际收入差距便由各个村庄外部市场环境差异和要素禀赋的差异所共同决定。
从动态角度来看，各村外部市场环境的差异会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将改变某要素在不同村庄中的分布状态，并同时会一定程度上改变该要素在总区域中的收入比重。比如收入最高的村庄获得的有利于某项要素收入实现的外部市场机会，且这个机会不为其他村庄所获得，那么这个高收入村庄则由于该要素收入的增加，进一步拉开了与其他村庄在该要素上的收入差距——该要素在村际的分布状态发生变化。同时从总区域的收入结构上来看，高收入村落在该要素收入上的增加会提高该要素的收入比重。反之亦是如此。同样的，从后文的基尼系数分解公式可以看到要素在不同村庄中的分布状态以及要素收入比重的变化都会影响村际收入差距的变化。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首先是基于要素禀赋的分布差异，同时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会影响要素收入的实现程度。但是，外部市场环境对村庄内部的收入差距影响和对村际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不一致的。对于前者而言，因为主体面对的是同一的外部市场环境，所以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会对所有主体起到了同样的效应，从结果上表现出来便是村庄内部收入结构的变动，而各个分项收入的分布形式保持不变。后者则是每个主体面对不同的外部市场环境，所以某一个村庄的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只会对其本身产生影响，而不会影响其他村庄，从结果上表现出来便是分项收入的分布形式发生变化，同时收入结构也因此而变化。
下面，本文则尝试应用浙江省固定观察点村庄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上述的理论内容。
三、方法和数据
（一）方法
1.基尼系数
在对基尼系数进行测算时，如果每个样本是一个家庭或一个地区，那么就需要对每个样本的人口进行加权——这一点很重要，否则结果很容易造成误导（万广华，2004）。基于Silber(1989)的矩阵算法，本文给出了进一步的简便算法：
通过这样一个上述的分解，我们可以看到某分项收入对总收入基尼系数的贡献率主要通过两个变量进行影响：一是该分项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二是该分项收入的集中率水平。如果某分项收入的集中率水平大于总收入基尼系数，那么该分项收入是促使总体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如果某分项收入的集中率水平小于总收入基尼系数，那么该分项收入是促使总体收入差距缩小的因素。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贡献率
只是静态地解释某个时点某个分项收入对总收入差距水平的贡献率，如果要用分项收入来解释某个阶段的总收入差距水平的变化——基尼系数增大或缩小趋势，则要看集中率和收入比重两个变量分别变化的情况。
3.基尼系数变化的分解
就收入差距研究的现实意义而言，人们更关心的是收入差距的变化，以及导致该变化的背后原因。某项收入可能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较低，但有可能是导致基尼系数变化的重要因素。在现有的国内外研究中，万广华(1998)首先对基尼系数变化的分解进行了尝试，但尚留有残留项。借助于Shapley Value分解方法(Shorrocks,1999)，本文将尝试对基尼系数变化进行完整的分解。
Shapley Value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对统计指标中每一个变量依次进行不同顺序的剔除计算，得到该变量在该剔除顺序中的边际影响，然后平均每个变量所有被剔除顺序的边际影响，其结果便是该变量最终的对该统计指标的影响程度，具体的介绍见Shorrocks(1999)。但是，在分解过程中，分项收入比重有个问题，因为各分项收入比重是加总100%的关系，就是说某项分项收入比重的变化不但影响自身，而且影响其他分项收入比重——某项收入比重增加就意味着其他收入比重下降。比如在其他收入比重不变的条件下，劳动收入比重增加了10%，资本收入下降了10%，所计算出的劳动收入比重增长10%对基尼系数变化的贡献，不但包含了其自身的贡献，同时也包含了资本收入下降10%对基尼系数变化的贡献。而集中率则是独立的变量，彼此之间没有这种关系，而且每个分项收入的收入比重变化和集中率变化对总收入基尼系数变化的总影响是确定的，即SKTCKT-SKCK（SKT、CKT是末期某分项收入的收入比重和集中率）。因此本文首先应用Shapley Value方法把分项集中率变化对基尼系数变化的贡献分解出来，然后计算剩余便是分项收入比重的贡献率。
由于Shapley Value方法的计算是随着变量数目的增加呈数列级增长，因此，在具体的计算中，笔者将总收入分为——待分析的分项收入和剩余收入，这样就可以把变量控制在3个：
（见式5），从而缩小计算工作量。
分解的结果表明：在基期和末期之间，如果某分项收入比重是增加的，那么该分项收入比重的变化对基尼系数变化的影响效应是正水平的；如果某分项收入集中率是增加的，那么该分项收入集中率的变化对基尼系数变化的影响效应是正水平的；反之则都是负水平的影响效应。
（二）数据
本文采用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10个村1986～2003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注：1992年、1994年和2002年未进行调查，该3年份数据缺。在计算过程中，所有数据经过消费者价格指数调整。）。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框架，本文首先将收入划分为以下4大要素分项收入：劳动收入、资本收入、企业家才能收入、地租收入四大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增加农村内部转移收入。
企业家才能收入。对企业家才能的定义在经济学传统中有很多分支。基于可量化的处理原则，本文选择Knight(1921)的定义：企业家才能收入是对未来风险和不确定的报酬。Ffideman(1976)在Knight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把企业家才能定义为组织其他要素进行生产的要素，而且每一个企业家都对应于一个非齐次生产函数。这样，企业家才能的边际产出完全取决于企业家才能所经营的生产函数的产出单位成本与市场价格的差值——企业家才能是“剩余定价”(price-determining)的。在样本数据中，这部分收入主要体现在家庭经营、企业主企业经营这两部分收入行为中，包括来自农业和非农业的收入。因此作为一项“剩余定价”型收入，企业家才能收入应该是在传统统计口径中的家庭经营和企业经营纯收入中扣除了自有劳动、自有资本、自有土地投入的机会成本后的净剩余。但是，在10个村中，土地流转发生率较低，无法获得1986～2003年所有年份、所有村庄的土地租金价格，因此土地租金无法从中分离出来，故一并纳入到企业家才能的剩余收入中。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忽略掉土地租金是可行的：当前我国家庭承包制的土地制度事实上是一种“均田制”的要素分配形势，并不会对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另外土地租金价格较低，即使在2003年也就在乎均100元／亩左右，占人均纯收入比重不到0.5%，忽略该项收入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注：临安龙上村有很大一块收入来自林业收入，相对于一般耕地，林地的租金较高，该村的企业家才能收入存在估计过高的可能性。）。
劳动收入。劳动收入主要表现为家庭经营外的各项工资性收入及内含在家庭经营中的自有劳动投入的机会收入。自有劳动投入的数量由每项经营（共11项）的“投工量”这一调查指标直接给出，而至于其价格，则参照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平均价格——计算当年所有雇工交易的平均每天劳动力价格。
资本收入。来自家庭外经营的资本收入主要包括利息收入、股息收入、固定资产出租收入（包括耕地出租、房屋厂房出租、机器设备出租）。而另外一块资本收入则来自家庭经营中的自有资本投入的机会收入，包括货币资金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投入。以当年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作为资本价格。
转移性收入则主要是农村内部的转移性收入，来自亲戚间的赠送收入（比如结婚礼金），和在外非常住人口寄回的收入。无政府转移性收入。
其他收入则为除上述各项收入以外的剩余部分，是没有纳入到统计口径中的数据。无法了解其经济含义，故在下文的分析中略过。
四、实证分析
下文主要从微观的角度对10个村收入差距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前文所提出的理论进行验证，主要分两部分内容：首先通过基尼系数的静态分解，对各个要素对村庄内部收入差距、村际收入差距的影响特征进行分析；然后对不同阶段村庄内部基尼系数、村际基尼系数的变化进行动态分解，以论证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对村庄内部、村际间收入差距的不同影响途径。
（一）各个要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特征
本文分别对10个样本村以及村际间的基尼系数进行了逐年计算，并根据5项分项收入进行分解。其中，在对村际基尼系数进行计算和分解时，将10个村当作10种不同类型的村庄进行处理，忽略各村样本人口数量差别。但在对村庄内部进行计算时，则要对各个家庭的人口数进行加权处理。
基于各年的计算结果，表1分别计算了各村内部以及村际间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分解指标在1986～2003年间的平均值。下文则将根据表1分别对各项收入分别展开讨论。
表1 各村及村际间1986～2003年间基尼系数初次分解平均结果
(1)劳动收入。就村庄内部而言，1986～2003年间10村劳动收入对基尼系数贡献率的总平均是39.6%，跟企业家才能收入贡献率相当，两者对各村基尼系数的贡献率总和高达85.4%。村际收入差距的状况亦是如此。可以说两者对农村收入差距起了决定性作用。而劳动、企业家才能两个要素事实上都是来自同一个主体——人力资本。只不过是由于不同经济个体风险偏好的差异，在市场上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从而决定了最终要素收入表现形式的差异：风险偏好程度较高的个体选择了基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人力资本“剩余定价”方式，从而表现为企业家才能的收入；风险偏好程度较低的行为主体则选择确定性的人力资本报酬作为自身的收入，从而表现为劳动收入。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如果政府希望在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趋势问题上有所作为的话，关键的还是在于改善对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的投资。在笔者对样本村的实地调查中发现，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农村居民中有足够的人力资本能从低效农业生产转移到高效农业生产、从农业生产转移到非农生产的经济个体已经完成转移。目前农村中的低收入人群在过去20年中的生产、生活都没有得到显著的改观，那么在今后也不会有改观的可能，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大多数的农村低收入人群习惯了多年来的生产、生活方式，越发呈现出风险厌恶的倾向，缺乏流动的动力。因此，对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的投资应该着眼于农村下一代人群，尤其是加大对农村下一代居民的基础教育的投资，改变当前重城镇、轻农村、重高等教育、轻初等教育的教育投资格局，改变农村居民集资办教育的格局，首先使下一代农村子女身上普遍地获得基础的人力资本。收入差距的缩小往往是一代或几代人的努力，不是短期便能一蹴而就的。
另外，从劳动收入的比重和集中率水平来看，村庄内部和村际都表现为高收入比重，低集中率水平的特征。就村庄内部而言，10个村劳动收入比重总平均高达67%，集中率水平总平均是0.17，远小于0.32的平均基尼系数。可见，在村庄内部，劳动是分配比较平均的要素。这一点跟已故的芝加哥大学约翰逊教授(2004)的判断基本一致：“在排除了性别、教育和年龄因素后，农村中的个人在农业和非农业工作所得报酬之间的差距不是很大”。从各村的计算结果来看，劳动收入集中率在整个时间序列中是表现最为平稳、变化最少的一项收入来源；表1中的横向比较也是如此。这样看来，劳动要素对基尼系数的高贡献率主要来自其较高的收入比重。当前较为平均分布的劳动要素是促使村庄内部收入差距收敛的主要因素。
但是，村际劳动收入集中率与基尼系数之比高达0.78，村庄内部只有0.53。也就是说，虽然劳动收入对村际的收入差距起了收敛作用，但是程度要小于劳动收入对村庄内部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探究其背后的原因，本文将劳动收入分为工资性收入、非农经营劳动收入、农业经营劳动收入，分别对村庄内部基尼系数和村际基尼系数进行二次分解。表2列出了1986～2003年间的平均值结果。明显的，在村庄内部，3个分项劳动收入一致性的表现为促使收入差距收敛的特征；但是在村际，工资性收入的集中率水平远大于基尼系数，且贡献率高达60%，成为促使村际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影响因素。最终是因为农业劳动收入过低的集中率水平(-0.18)抵消了工资性收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才导致了劳动收入在整体上表现为促使收入差距收敛的特征。从农业经营劳动收入负的集中率水平可以看到在当前中国农村，基本上是低收入人群和低收入村庄在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对于村庄内部居民而言，由于外部市场环境的一致性，村民在企业就业机会的差异较少，从而工资性收入表现为促使收入差距收敛的特征；而在区域之间，则由于外部市场机会的差异，低收入村庄获得较少的企业就业机会，高收入村庄则反之，结果便表现为工资性收入的差异促增特征。这与朱玲(1992)研究结论一致。
表2 基于劳动收入的村庄内部和村际基尼系数的二次分解表
指标 10个村平均 村际
基尼系数0.32
0.23
工资性收入贡献率(%)
28.76
59.09
工资性收入比重(%)
35.22
36.68
工资性收入集中率0.24
0.31
农业经营劳动收入贡献率(%)
1.66 -11.68
农业经营劳动收入比重(%)18.87
14.89
农业经营劳动收入集中率 -0.01
-0.18
非农经营劳动收入贡献率(%)
9.18
10.46
非农经营劳动收入比重(%)
12.88
12.53
非农经营劳动收入集中率
0.25
0.20
(2)企业家才能收入。企业家才能要素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在劳动收入部分有所介绍，这里不再展开，主要来看其他两个指标。首先看村庄内部的情况，所有村庄的企业家才能收入集中率都远远大于该村的基尼系数，18年间10个村的平均值是0.82，是基尼系数的2.6倍左右；而收入比重则比劳动收入要低的多，但高于其他各项收入，平均在20.36%。由这两个指标的分布可以看出，企业家才能对基尼系数较高的贡献率主要来自其自身过高的集中率水平，刚好跟劳动要素相反。可见在当前农村中，企业家才能要素作为一种较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在农村居民中的分布还是比较少的，且基本上集中在高收入人群中，从而成为促使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
村际企业家才能收入对村际收入差距的影响特征跟村庄内部状况最大的差别是集中率水平较低，事实上这主要是因为其在整个时间序列上大幅度波动，高低值中和的结果，而不像在村庄内部变化比较平稳。这同时也可能意味着前文的推论——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通过改变企业家才能收入的集中率水平来改变村际基尼系数。具体的分析在下文中进一步展开。
(3)资本收入。从村庄内部的情况来看，资本收入的贡献率、收入比重、集中率水平都是次于企业家才能收入的一项来源，且集中率高于基尼系数。可见，资本要素对农村内部和村际收入差距的影响扮演了跟企业家才能要素同样的角色——促使收入差距扩大，但由于其本身过低的收入比重水平，因此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比较低。而在村际，资本收入的集中率水平则是远远小于基尼系数。
(4)农村内部转移性收入。就村庄内部而言，农村内部转移性收入并没有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在所有的村庄中一致地表现出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特征。根据1986～2003年间的平均情况，其中永丰、龙上、余北、新民4村的农村内部转移性收入集中率高于基尼系数，其余6个村则相反。由于中国政府并没有在农村建立任何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主要来自村民之间的人情往来以及家庭内部的赡养费、赠与收入等等。在农村，村民所赠送的人情往来费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方的收入水平，对方收入水平越高，送的也越高——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4个村的高收入人群获得较高的转移性收入。但是，赡养、赠与收入在农村的习惯则与人情收入相反，是向低收入人群转移的，从而缩小收入差距的。因此其余6个村的内部转移性收入低于基尼系数可能主要是后者的转移性收入作用超过了前者。从10个村的总平均来看，农村内部转移性收入的集中率是0.31，略小于0.32的平均基尼系数，应该说对基尼系数既没有促使扩大，也没有促使收敛，是一项中性收入。
农村内部转移性收入集中率在整个1986～2003年的时间序列上基本是小于村际基尼系数的，18年的总平均值也只有0.14，远小于基尼系数，是促使村际收入差距收敛的一项收入来源。只是收入比重比较低，因此，对村际收入差距的静态贡献水平较低。其中，可能的解释是：在高收入村庄，老年居民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承担自身晚年的生活费用；而低收入村庄则相反，子女向父母提供赡养费用比较普遍，因此其在村际分布的收入差距水平较低。
（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分解分析
在现实中，收入差距的度量以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固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分析收入差距的变化，以及分析影响该变化的各种因素。前者是静态的分析，后者是动态的分析。
下文则根据村庄内部收入基尼系数和村际基尼系数在1986～2003年间的不同演变阶段，基于要素角度，对每个阶段的基尼系数变化进行分解，来分析究竟是哪些要素导致了每个阶段的收入差距变化？因为，每个阶段都保持同样的变化趋势，所以在对基尼系数变化率进行分解的过程中，本文主要是将该阶段的初始年和最后一年作为分析的基期和末期进行分解，而忽略中间年份。
1.村庄内部收入差距变化的分解分析
对各村在1986～2003年间的基尼系数变化阶段分别进行划分，发现10个村的基尼系数变化在时间段上存在着一定的一致性，且基本上可以分成3阶段的变化期：1986～1990年，收入差距稳中有升；1990～1996年，收入差距急剧上升；1996～2003年，收入差距稳中有降（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1986～1990年，1990～1996年，1996～2003年的划分并不是严格精确的时间划分。有些村庄第1阶段的变化结束于1989年或1991年的相邻年份，第2阶段结束于1997或1998年的相邻年份。但，大体上都表现出很好的一致性，遵循这样一个时间段划分。）。本文分别对10个村在这3个阶段的基尼系数年均变化按各项收入来源进行分解。表3列出了10个村在各个阶段分解结果的平均值。在第3阶段，10个村庄内部收入差距整体表现平稳，但是其中有5个村在最后1年或2年收入差距急剧下降，如西蜀阜在2003年出现十几年来首次基尼系数下降——这一点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因此，在表3最后一行，本文列举了5个村在2001～2003年间基尼系数变化分解的平均值。
(1)第1阶段（1986～1990年），收入差距稳中有升。这5年间，10个村收入差距年平均增长0.004，如果以1986年的平均基尼系数值为基数，年均增长率只有1.5%，可以说是非常微弱的变化。各分项收入集中率变化、收入比重变化对基尼系数变化的年均影响值亦不显著。
这个阶段，浙江农村的集体企业逐渐解体，民营经济开始发展，各种要素也开始自由流动，尤其是企业家才能要素得到自由释放，表现活跃。农村内部由早期较为平均化的集体分配方式向市场化的收入分配方式转变，村庄内部的收入差距水平开始发生向上的变化，10个村中有8个村是收入差距上升的。但因为是处于初期的发展过程，好的外部市场环境又尚未形成，所以要素都没有足够的机会实现其收入，村庄收入差距上升的幅度较小。
(2)第2阶段（1990～1996年），收入差距急剧上升。从各村的情况来看，除了2个村是基尼系数下降，其余8个村的基尼系数都是明显上升。表现在10个村的平均值上，7年间10个村的基尼系数年均增长0.011，是第1阶段的3倍之高。
从各项分解指标值来看，明显的是企业家才能收入比重的影响效应主导了该阶段收入差距的变化。10个村基尼系数年均增长0.011，企业家才能收入比重的增长竟然贡献了0.013，其余指标的影响程度都是在小数点后第3位——影响甚微。该阶段是浙江省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外部市场环境不断改善，譬如西蜀阜村附近的柯桥轻纺城市场开始建立、河边村家具制造业兴起、鹁鸪村的海洋捕捞作业开始等等，因此，农村居民潜在的企业家才能要素不断地在这些外部市场机会中得到收入实现，其收入比重由此而不断提高。作为促使收入差距扩大的要素收入，企业家才能收入比重的增长直接了导致基尼系数的增长，从而使该阶段成为1986～2003年间浙江省村庄内部收入差距扩大最大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资本要素开始对收入差距的变化产生重大影响。在第1阶段，资本收入比重、集中率对基尼系数年均增长贡献水平都是0，到了这个阶段，则分别增加到0.002、0.001。改革初期农村居民手头普遍没有货币或物质资本，但是随着人力资本报酬的实现，资本便开始从中生成并积累。到了本阶段，明显地表现出：高收入人群获得更高的资本收入，资本的集中程度增加，资本收入比重升高——从而对收入差距的变化产生影响，成为企业家才能要素以外对收入差距变化影响最大的要素。
表3 村庄内部不同阶段基尼系数年均变化及其分解结果的平均值
(3)第3阶段（1996～2003年），收入差距稳中有降。总得来看，表3中各项指标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跟第1阶段类似，影响程度都较弱。即使是影响程度最高的劳动集中率变化0.004，也主要是受鹁鸪村过高(0.031)的影响，其余各村都不显著。这个阶段刚好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首次出现紧缩，浙江省的民营经济也度过了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的高速发展阶段。如西蜀阜村，据笔者的调查，村中在柯桥轻纺城经商的居民表示1998年以后的经商利润率大幅度下降。因此各项指标都趋于平稳。
而从2001～2003年5个村情况来看，年均基尼系数下降了0.011，观察各项影响因素，发现跟第二阶段的变化影响因素一样，又是企业家才能收入比重变化的影响效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1990～1996年，2001～2003年这两个阶段是样本村内部收入差距发生剧变的阶段，其中，企业家才能收入比重的变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见在众多要素中，企业家才能要素对外部市场环境最为敏感。因此，可以断言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主要通过影响企业家才能收入的比重来影响村庄内部的收入差距——1990～1996年间好的外部市场环境更有利于企业家才能要素的收入实现，从而促使了村庄内部企业家才能收入比重的增加；2001～2003年间的外部市场环境不利于企业家才能要素的收入实现，导致了村庄内部企业家才能收入比重的下降，基尼系数因此而出现下降。而在整个过程中，企业家才能收入集中率变化对基尼系数变化的影响非常微弱。理论分析中关于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影响收入差距变化的途径在此得到验证：对外部市场环境敏感的要素在外部环境得到改善时，普遍的获得高于其他要素收入增长速度的增长，从而提高了该要素收入比重并改变村庄内部收入结构；但是，在面对一致的外部环境条件下，各个要素所有者在该要素上的收入实现是表现为普遍的增长或普遍的下降，因此要素禀赋的分布状态保持稳定。
2.村际收入差距变化的分解分析
图1显示了这10个村村际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从变化阶段来看，10个村村际收入差距变化趋势大致也可分为3个阶段：1987～1991年；1991～2000年；2000～2003年。第1阶段下降，第2阶段持续上升趋势，第3阶段则再次表现为村际收入差距的下降。本文继续对3个阶段村际基尼系数变化进行了要素分解，具体分解结果见表4。
图1 村际间基尼系数变化趋势
表4 村际收入差距年均变化的要素分解
首先，从表4中基尼系数年均变化的情况来看，村际收入差距的变化比村庄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化要大得多。每个阶段都是在小数点后第二位水平上对收入差距产生变化。即使在村庄内部收入差距变化最快的阶段1990～1996年，其10个村平均基尼系数变化也只在0.011的水平，不但是该时期村际间收入差距变化的一半水平(0.023)，而且也只相当于村际收入差距变化幅度最小阶段的水平(-0.011)。可见村际收入差距的变化要大于村庄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化。同时这也意味着外部市场环境差异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要大于要素禀赋差异的影响。
接下来看各个要素对村际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从基尼系数变化的分解结果来看，有几点跟村庄内部基尼系数变化的分解结果比较类似：(1)资本收入、农村内部转移性收入、其他收入3项依旧对基尼系数变化的影响程度较少；(2)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要素对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大，该要素的差距积累作用明显；(3)企业家才能要素依旧主导了村际收入差距的变化；(4)劳动收入同样是除企业家才能收入以外对收入差距变化影响最大的因素。
但是，村际基尼系数变化的分解相比于村庄内的分解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差异，就是影响村际基尼系数变化的主要因素是企业家才能收入集中率程度，企业家才能收入比重起了跟集中率同样的作用，但影响程度要小得多。第1阶段、第2阶段，企业家才能收入比重对基尼系数变化的影响程度只有其集中率的一半左右，只是到了第3阶段，企业家才能收入集中率对基尼系数变化的影响程度开始下降，达到跟其他几个指标相同的水平。也就是说，这3个阶段的收入差距变化基本上可以用企业家才能收入集中率的变化来解释。同时，企业家才能收入比重的变化跟集中率的变化方向一致，并且对基尼系数变化影响效应的正负水平跟集中率也是一致。这样一个实证结果刚好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外部市场环境差异影响区域间收入差距的途径——改变要素在区域间的分配状态，同时改变收入结构，而且两个变量的变化对基尼系数的变化起了同向的影响效应。
在村际基尼系数变化的3个阶段中，唯独第1阶段的变化跟村庄内部的变化相反，基尼系数大幅度下降。这个阶段同时也是我国社会局势出现动荡，外部环境恶化的阶段，尤其在1988～1990年间，各村平均收入水平出现大幅度下滑。村际企业家才能收入集中率也急剧下降，在1990年甚至达到了-0.16的水平，高收入村庄的企业家才能收入损失比收入低的村庄要大得多，像金后村、新民村的平均收入水平分别下降了60%、23%。至于第2阶段，由于浙江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各村的外部市场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村庄获得了良好的外部市场机会，例如前述的西蜀阜等；而有些村庄则保持不变，比如石板堰村依然是农业为主的生产，金后村由于家庭编织袋工业起步较早，变化也较少。到了第3阶段，则跟村庄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化一样，村际收入差距经过十来年的持续性上升，外部市场环境开始稳定下来，收入差距也开始趋向于稳定，变化率只有前面两个阶段的一半。
五、结论
本文在对收入差距问题进行简化抽象的基础上，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建立在对农村居民的要素禀赋和村庄外部市场环境两个变量分析的基础上，并对这两个变量影响村庄内部和村际的收入差距、收入差距变化的途径进行了理论阐述。最后通过村庄内、村际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来验证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假说。经过以上的种种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清楚浙江省农村在过去20年来，影响村庄内部及村际的收入差距各种要素，以及影响村庄内部及村际的收入差距变化的各种要素。虽然，本文研究的样本仅限于浙江，但是其背后原因的分析就中国目前的农村而言是具有共性的，从中可以总结出一般性的结论和启示。
从改革开放20年来的收入差距总体变化情况来看，无论是村庄内部的收入差距，还是村际的收入差距，都经历了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前者的增长来自1990～1996阶段，后者的增长来自1991～2000的阶段，但两者的影响因素完全不同：
(1)就村庄内部收入差距静态影响因素而言，主要是居民要素禀赋差异起了主导的作用。其中，企业家才能要素、资本要素的集中率水平最高，基本上集中在村庄内部的高收入人群中，是促使村庄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劳动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和非农经营劳动收入在村庄内部的分布较为平均，集中率水平低于基尼系数，表现差异促减的特征，而农业经营劳动收入则基本上分布在低收入人群中，从而表现为负的集中率水平，差异促减的特征尤为明显；农村内部转移性收入对村庄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中性的，集中率水平跟基尼系数相差不大。在众多收入来源中，企业家才能收入和劳动收入的分布差异解释了绝大部分的村庄内部收入差距——人力资本的分布差异对村庄内部收入差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2)村际收入差距则是由外部市场环境在区域间分布差异和村庄总体要素禀赋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各个地区外部市场环境的差异导致各个地区农村居民潜在要素的收入实现以及要素积累形成巨大差异，从而导致村际收入差距在1991～2000年间的持续大幅度上升，根据本文的测算结果，2000年村际基尼系数是1991年的3倍之多。劳动收入对基尼系数的影响跟村庄内部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资性收入持续的表现为差异促增的特征，农业经营劳动收入则是持续的负集中率水平。可见，不管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还是21世纪初期，低收入的村庄由于外部劳动力市场不发达，其内部居民就业渠道有限，大量的劳动要素投入到了农业经营上。另外，企业家才能收入的集中度则是呈持续上升态势，而不像村庄内部所表现的相对比较平稳。因此，总体来说，相比于低收入村落，高收入村落不断获得更好的外部市场环境，从而获得更快的收入增长，导致村际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3)另外，从收入差距动态变化的影响因素来看，基本上是外部市场环境通过企业家才能要素影响了收入差距的变化。但是其对村庄内部收入差距变化和村际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途径完全不同：前者主要是通过改变企业家才能收入比重；后者则主要通过改变企业家才能收入在村际的分布状况——集中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企业家才能收入比重进行影响。
标签：收入差距论文; 贡献率论文; 人力资本论文; 转移性收入论文; 经营性收入论文; 差异分析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基尼系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