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森北大授课讲义三种编撰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种论文,讲义论文,北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6）04—0047—08
从1931年秋开始，孟森受聘担任北大史学系教授，直至1938年1月去世，历时6年余。这是孟森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时期，除了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量众多的学术论文外，他一生当中的几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也主要是在北大史学系任教期间完成或出版的。其中《明元清系通纪》在他生前出版了16卷；《明史讲义》和《清史讲义》在他去世前后曾印行过；而《满洲开国史》讲义经其弟子商鸿逵整理后也于199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作为明清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孟森的各种学术著作，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特别是他的三种讲义，影响甚广，为明清史研究者必读之书。然而，这三种讲义的编撰情况如何，迄今为止并没有人能够较为完整、准确地讲清楚。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孟森三种讲义及其晚年学术活动的理解准确与否，因此，有必要加以仔细考察。
一、“满洲开国史”与“明清史”课程开设情况
学术界之所以没有人能够讲清孟森三种讲义的编撰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从来没有人仔细研究过孟森在北大史学系开设“满洲开国史”和“明清史”的具体情况。作为讲义，首先是为了授课的需要，不了解开课时讲授者的具体想法，和课程开设的具体情况，当然就无法了解讲义是如何编撰出来的。
孟森在北大史学系任教期间共开设过四种课程，即“满洲开国史”、“明清史料择题研究”、“明清史”与“清史研究”。其中“满洲开国史”和“明清史”均有讲义印发，所以我们主要考察这两门课的开设情况。请看下表：
孟森“满洲开国史”与“明清史”课程开设情况①
开设情况
课程名称 学期及学分 备注
课程编号 学年每周时数 上 下
开停情况
1931至1932年度4本年开1931至
满
史459-60
1932至1933年度4
4
4本年开1932年
洲
史459-60
1933至1934年度4
4
4本年开度无课
开
史231-21934至1935年度4
4
4本年停程编号
国
史641-21935至1936年度4
3
3本年停
史
史661-21936至1937年度2
2
2本年开
1931至1932年度
1931年
史143-41932至1933年度4
4
4本年开1932年
明
史143-41933至1934年度3
3
3本年停度未设
清
史143-41934至1935年度4
4
4本年开此课
史
史133-41935至1936年度4
3
3本年停
史133-41936至1937年度4
3
3本年开
首先来看“满洲开国史”的开设情况。
1931至1932年度，孟森第一次开设“满洲开国史”，这也是他到北大史学系后开设的第一门课，每周4小时。当时包括该门课在内的所有史学系课程均无编号，课表中也没有标明该门课是一学期还是两学期授完。不过，1932至1933年度以及1933至1934年度，该门课都是作为全年课程，分上下两学期来讲授的。而这两个年度印发的关于该门课的课程说明，与1931至1932年度印发的关于该门课的课程说明完全相同，因此可以判定，孟森第一次开设“满洲开国史”课，也是分为上下两个学期来讲授的。
1932至1933年度以及1933至1934年度，孟森又接连两次开设“满洲开国史”，课程编号均为“史459—60”，每周4小时，上下学期各4个学分。据1932 年印行的《文学院课程一览》“说明”，编号“401—499”的科目为“本系选修科”。②
1934至1935年度，“满洲开国史”课程编号改为“史231—2”，课时与学分均未改。据当时印发的《文学院课程一览》“说明”，编号“201—399”的科目为“三四年级必修科”。③ 1935至1936年度及1936至1937年度， “满洲开国史”的课程编号又分别改为“史641—2”及“史661—2”。每周课时1935至1936年度仍为4小时，1936至1937年度则减为2小时；上下学期学分1935至1936年度减为3,1936至1937年度进一步减为2。根据当时印行的史学系“简规”，编号“600以后”的科目为“研究院课程”。④
由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知道，“满洲开国史”开始是作为史学系本科生选修科开设的，1934至1935年度改为三四年级必修科，1935至1936年度以及1936至1937年度又改为研究生课程。课程名称完全一样，但课程性质发生很大变化。其中1934至1935年度以及1935至1936年度虽然改了课程性质，但实际上当年度并未开课。这就是说，孟森在北大史学系六年，总共4次开设“满洲开国史”，前三次是作为史学系本科生选修科，最后一次则是作为研究生课程。
下面再看“明清史”开设情况。
孟森第一次在北大史学系开设“明清史”课，是1932至1933年度，以后每隔一年开课一次，到1937年夏为止，总共开过3次。
1932至1933年度以及1934至1935年度，是孟森前两次开设“明清史”，课程编号均为“史143—4”，每周4个钟点，一年授完，上下学期各4个学分。根据当时的《文学院课程一览》“说明”，编号“101—199为二年级必修科”，因此“明清史”属于史学系二年级本科生必修科。⑤
1933至1934年度以及1935至1936年度，“明清史”均列入课表，但没有开设。其中1933至1934年度课程编号未变，但每周课时由4小时减为3小时，学分也由上下学期各4个学分减为上下学期各3个学分。1935至1936年度课程编号改为“史133—4”，每周课时又恢复到4小时，但上下学期学分仍均减为3个学分。
1936至1937年度，孟森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讲授“明清史”，课程编号、每周课时以及上下学期学分，均与1935至1936年度完全相同。按照当时的史学系“简规”，编号“1—99”为“一年级必修科”，编号“101—199”为“本系各年级必修科”，编号“201—599”为“本系选修科”。这就是说，从1935年秋天起，“明清史”一课，不再仅是二年级必修科，也是一、三、四年级学生必修科，何时学习可以灵活掌握。其中一年级学生除了学习规定的编号为“1—99”的必修科外，也可以在一年级时学习“明清史”。这是“明清史”开设的一个重要变化。
但更为重要的变化，则是孟森1936至1937年度第三次开课时，授课内容与计划作了重大调整。据孟森当时所写“课程纲要”讲：
明清史一课，按历年授课经验，因明清两代史实丰富，不容出以简略；现已截每代为一课，分年间授。本学年再修订《明史讲义》，一年适毕。⑥
据此可知，由于需要讲授的内容比较丰富，孟森1936至1937年度开课的时候，“明清史”一课，虽然课程名称未改，但实际上已分为“明史”、“清史”两课，授课时间也相应地从过去的一年授毕，改为两年授毕，先授一年明史，再授一年清史。考虑到1935至1936年度以及1936至1937年度，“明清史”的课程编号、每周时数以及上下学期学分完全一样，因此这一变化应该是从1935至1936年度开始就确定的，只不过当年度孟森没有开课而已。这一重要改变，直接影响到孟森授课内容的变化以及讲义的编撰。关于这一点，本文将在后面详细讨论。
二、《满洲开国史》讲义的编撰
关于《满洲开国史》讲义的编撰，首先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这部讲义是孟森何时授课所用。目前学术界只知道它是孟森20世纪30年代在北大史学系授课的讲义，而无法进一步推断其具体时间。商鸿逵之子商传在谈及这部讲义时，曾讲了如下一段话：
《满洲开国史》讲义在北京大学开讲时，听课的学生只有家父和一位日本人，故家父所存的这部书稿成为绝版，他并且在读书中于书眉用毛笔写下了一段段的补充。这部讲义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出版时定名为《满洲开国史》。⑦
作为孟森的弟子，商鸿逵在孟森去世之后，保存了孟森的一些遗稿，其中就包括《满洲开国史》讲义，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商传的这段话却极易造成读者误解。按其说法，很容易让人理解为孟森在北大史学系只开讲过一次“满洲开国史”，也就是其父和那位日本人听讲过的那一次。然而，正如本文前面所述，孟森在北大史学系实际上曾四次开设“满洲开国史”。
那么，商鸿逵听讲的是那一次？他收藏并整理出版的《满洲开国史》是孟森何时授课所用？从商鸿逵的求学经历来看，他于1931年秋考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师从刘半农读书，所学为文学而非史学，1934年7月刘半农去世后方改从孟森学习明清史。也就是说，商鸿逵师从孟森的时候，孟森已经为史学系本科生讲过三次“满洲开国史”。这样，商鸿逵作为研究生听孟森讲“满洲开国史”，最大的可能就是第四次，也就是1936至1937年度为研究生开设的那一次。商传说只有其父与一位日本人听讲了此课，这一情况显然是商传得自其父之口，而这一情况恰恰也证明了商鸿逵在1934年前不可能听孟森讲过“满洲开国史”。因为如果听过的话，那就意味着孟森为史学系本科生开设“满洲开国史”时，竟然没有一名本科生来听讲，而只有一位学习文学的研究生和一位日本人来听讲。作为史学系的课程，既然没有一名史学系的学生来听讲，那么为何还要接连三次开设此课呢？显然是说不通的。
既然商鸿逵听孟森讲“满洲开国史”最大的可能是第四次，那么，这样一来，商传所言又极易给人造成另外一个误解，这就是其父手中所藏《满洲开国史》讲义，是1936至1937年度孟森为研究生讲授“满洲开国史”时所用。而这种可能是不存在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来看看孟森是如何向选课学生介绍“满洲开国史”课程的。
在1931至1932年度的“满洲开国史”“课程说明”中，孟森写道：
满洲史实，清代官书，反成恍惚难信，其实根柢甚深。斡朶里部落之名，成于元代；清肇祖原皇帝行事之可纪者，在明初，太祖太宗宣宗之世，以后历代皆有可详。欲修清史，必当求其来历。今世能定其世次及事迹者，绝不能据清世之纪载，非另出手眼曲折勾稽不可。为清史计，此实应为专门一种学业。⑧
这段“课程说明”在1932至1933年度以及1933至1934年度孟森开设“满洲开国史”时一字未改，说明孟森前三次讲授“满洲开国史”的内容完全一样，至少没有大的变化。而1936至1937年度孟森第四次开设“满洲开国史”的时候，由于改成了研究生课程，当然不能再重复给本科生讲过的内容，课程介绍自然也不能不改。于是，在1936至1937年度的“课程纲要”中，孟森写道：
满洲开国史一课，现方纂辑《明元清系通纪》未毕，研究班中有能共修此课者，拟分两种办法：（一）就《明元清系通纪》已成之部分，加以整理，提纲挈领，将《通纪》作为长编，而成更有系统之一史，或一教本；（二）就《明元清系通纪》未成之部分即已裒集之材料，共事纂辑，助此可速成。⑨
由以上两段课程介绍可以知道，孟森前三次与最后一次讲授“满洲开国史”的内容完全不一样。前三次主要是向本科生讲授满洲“世次及事迹”，第四次则主要是利用开课机会，请研究生帮助他整理已成《明元清系通纪》，或继续纂辑未成部分。现在，我们只需要看看商鸿逵整理的《满洲开国史》讲义目录，就可以知道，这部讲义讲述的正是满洲源流与世系，也就是说它是1931年至1934年孟森为史学系本科生授课时所用。商鸿逵在从孟森学习的过程中无疑听孟森讲述过清朝开国史事，但他并没有听过孟森为本科生讲授的“满洲开国史”，这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关于《满洲开国史》，还有一极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孟森来说，这部著作并不让他十分满意。对于这一点，学术界从来没有人注意或体察到。要讲清楚这一点，就必须将他的《清朝前纪》、《满洲开国史》和《明元清系通纪》三部著作联系起来考察。下面先将这三部著作的篇目列表如下：
孟森《清朝前纪》、《满洲开国史》和《明元清系通纪》篇目
《清朝前纪》篇目《满洲开国史》篇目《明元清系通纪·前编》篇目
叙言第一讲 满洲名称考前编
第一篇 满洲名称考 第二讲 女真总说 前编第一 满洲名义考
第二篇 清朝前纪之纲领 第一节 野人女真 前编第二 清始祖布库里英雄
第三篇 女真纪第一 第二节 海西女真 考
第四篇 建州纪第二 第三节 建州女真 建州为清之自出 前编第三 女真源流考略
第五篇 建州左卫前记即布库 第三讲 建州 前编第四 建州卫地址变迁考
里雍顺纪第三第一节 建州卫正编
第六篇 肇祖纪第四 第二节 建州右卫 正编卷一洪武朝
第七篇 褚宴充善纪第五 第三节 建州左卫 左卫为清之自出 正编卷二宣德朝
第八篇 妥罗纪第六 第四讲 清始祖布库里雍顺之考订（下略）
第九篇 兴祖纪第七 第五讲 肇祖原皇帝补纪
第十篇 景祖纪第八 第六讲 充善褚宴补传 附妥罗兄
第十一篇 显祖纪第九弟补传
第十二篇 太祖纪第十第七讲 兴祖直皇帝补纪
第十三篇 王杲阿台纪第十一 第八讲 景祖翼皇帝补纪
附王兀堂 第九讲 显祖宣皇帝补纪
第十讲 太祖新纪上、下
第十一讲 王果补传 附阿台及王兀堂
在上表中，《满洲开国史》第十讲“太祖新纪上、下”，据商鸿逵讲，在原讲义中仅列标题，而未印正文内容⑩，因此在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将此标题去除。此处将该标题重新补入，以恢复原状，同时将上海古籍本第十讲“王杲补传”改为第十一讲。
以上三部著作，《清朝前纪》是孟森到北大史学系前，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授课的讲义，于1930年 2 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 《满洲开国史》是孟森1931至1934年在北大史学系授课的讲义；《明元清系通纪》则是孟森从1934年前后开始编纂，并由北京大学出版部陆续出版的一部著作，到他去世前共出前编1卷，正编15卷。
关于以上三部著作的关系，孟森在《明元清系通纪·前编》开首曾写道：
此书先称《清朝前纪》，后又作《满洲开国史》，迭经整理及补充，遂将清先世在明代，一一可纪以年岁。(11)
从上表所列篇目不难看出，《满洲开国史》实际上就是对《清朝前纪》的修改和补充。这一点只要比对一下两书的内容，即可得到证实。《明元清系通纪》正编为编年体，与《清朝前纪》和《满洲开国史》体例不同，但他们在内容上都是以记述满洲源流为主，因此，在孟森看来，三部著作实际上是同一回事。
然而，问题是，孟森既认为三部著作为一回事，那么为何在《明元清系通纪·前编》中，只收录了《满洲名义考》等四篇，而没有从《清朝前纪》和《满洲开国史》中选取更多的篇目呢？显然，由于《清朝前纪》和《满洲开国史》在性质上互为补充，两部书无论那一部，在孟森看来，都是不完善的，都是不能让他满意的。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明元清系通纪》绝大部分是在《清朝前纪》和《满洲开国史》完稿后纂辑出版的，其中显然有许多新的史料孟森在编撰《清朝前纪》和《满洲开国史》时未能见到或未能使用。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孟森1936至1937年度所写“满洲开国史”的“课程纲要”，我们就会理解，孟森之所以要借开课机会，在研究生的帮助下，“就《明元清系通纪》已成之部分，加以整理，提纲挈领，将《通纪》作为长编，而成更有系统之一史，或一教本”，就是因为《清朝前纪》和《满洲开国史》不能让他满意。
三、《明史讲义》的编撰
如前所述，孟森在北大史学系曾三次讲授明清两朝历史，课程名称一直叫“明清史”，但讲义则是明、清两代各自成编。孟森的《明史讲义》和《清史讲义》，在1981年的时候，曾经商鸿逵整理，由中华书局出版，题名《明清史讲义》，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明史讲义》，下册为《清史讲义》。在前言中，商鸿逵写道：
这部书是我的老师孟森先生当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授课的讲义稿，当时分作两年轮授，今年明史，翌年清史。现在编在一起，合称《明清史讲义》。
从前文所述孟森授课的实际情况来看，商鸿逵所言显然并不准确。事实是，孟森第一、二两次开设“明清史”时，是在一年授毕。也就是说，在一年内，孟森既要讲明史，又要讲清史。从第三次授课开始，方才改为两年授毕，先授明史一年，再授清史一年。因为有这样一个变化，孟森所编讲义不论范围还是内容，前后均有不同。
关于《明史讲义》的编撰，孟森在1932至1933年度初开“明清史”时的“课程纲要”中曾写道：
明清史据本校课程计画，以明史及清代乾隆末年以上为一段落；以后则与国外接触渐繁，作为近百年史范围。故本课目拟本此编制讲义，但仍以明清各自分代。维纪代讲义，止编乾隆末年，其间亦自分段落。如明之开国，靖难，夺门，议礼等大关目，皆于一朝政治之变迁有关，本此作为纲领云。(12)
在这段话中，孟森提到，《明史讲义》的编撰，将以“开国”、“靖难”、“夺门”、“议礼”等大事为纲领。孟森初开“明清史”时所用《明史讲义》，今已不可得见。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当时将明清两代历史合为一年讲授，孟森所编《明史讲义》应该是比较简略的。改为两年讲授后，孟森显然需要对原先比较简略的讲义进行修订。在前引1936—1937年度的“课程纲要”中，孟森也提到了这一点。考虑到首先要讲授明史，孟森首先进行修订的应该是《明史讲义》。时间就在1935—1936年度他停开“明清史”课期间。
现在我们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商鸿逵手中所藏并整理出版的《明史讲义》，究竟是孟森哪一次授课时所用呢？由于商鸿逵整理的这部讲义没有写明印行时间，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无人知晓。幸运的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现在依然藏有一册当年的《明史讲义》。(13) 这册讲义为硬皮包装，封面和扉页均无书名， 但在书脊有“明史讲义”字样。目录首页印有“明清史讲义”数字，书口亦印有“明清史”字样。页缝间则印有“北京大学讲义”，“出版组印”，以及“赵校”，“李校”，“王校”“汪校”等字样，说明该讲义不同部分是由不同的人校对的，很可能就是由史学系的学生帮助校对的。
这册讲义的内容，与商鸿逵整理的《明清史讲义》完全一样。它同样也没有写明印行时间，但讲义上的一些附加信息，却为确定其印行时间提供了重要线索。所谓附加信息，是指在该讲义的封面及扉页上有两枚王廷梧（荫轩）的椭圆形印章，封底又有长方形大印，印文自右至左分为三行，第一行为“前北大学生存物”，第二行为“纪念品”，第三行为“民国三十年清理”。由这两种印章可知，此册讲义原为北大学生王廷梧所有。经查，王廷梧为史学系1936年秋新入学的学生，正逢孟森最后一次讲授“明清史”课，此书应该就是孟森当时印发的讲义。当时一年级学生也可学习“明清史”，王廷梧显然听了此课，所以手中有了一册讲义。该册讲义从头至尾几乎每一页页眉都有笔记，显然是王廷梧听讲时所记，由此也可以知道，孟森讲授此课是很细致的。抗战爆发后，北大史学系南迁，由于当时正值暑假，许多学生未能返校将所属物品带走，王廷梧此书应该就是当时遗留在学校的。至民国三十年（1941年），包括王廷梧此书在内的前北大学生遗留书籍，经伪北大清理后，加盖印章，存于图书馆中。由于孟森此后再也没有开过“明清史”课，因此，这部书实际上就应当是《明史讲义》的最后定本。
从1936年所印《明史讲义》来看，全书约27万字左右，分“总论”、“各论”两编。总论包括两章，第一章“明史在史学上之位置”，第二章“明史体系”。各论包括七章，第一章“开国”，第二章“靖难”，第三章“夺门”，第四章“议礼”，第五章“万历之怠荒”，第六章“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第七章“南明之颠沛”。看起来，这部讲义应该比最初两次开课时增补了不少内容，特别是第五章以后，增补的内容可能更多一些。
四、《清史讲义》的编撰
关于这部讲义，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最早的版本，是1947年中国文化服务社的排印本。全书大约34万字左右，体例与《明史讲义》相同，也分“总论”、“各论”两编。总论包括四章，第一章“清史在史学上之位置”，第二章“清史体例”，第三章“清代种族及世系”，第四章“八旗制度考实”。各论包括五章，第一章“开国”，第二章“巩固国基”，第三章“全盛”，第四章“嘉道守文”，第五章“咸同之转危为安”。最后附“俄还伊犁始末”一篇。
从前引孟森所写“明清史”课的“课程纲要”可知，孟森第一、二两次讲授“明清史”时，清史部分只讲到乾隆末年，乾隆以后则划归“中国近世史”范畴。因此，《清史讲义》最初也只编至乾隆末年。这就是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清史讲义》各论中的前三章，在1932年秋孟森初开“明清史”课时已大体写就，以后在授课过程中，可能又有所修订。1936至1937年度，孟森第三次讲授“明清史”时，由于明史与清史均改为一年讲授，孟森不仅需要对《明史讲义》进行修订，更需要对《清史讲义》进行增补，以适应一年授课的需要。现在所见《清史讲义》各论中的第四、五两章，毫无疑问就是孟森后来增补的，时间应该就在他1936至1937年度讲授明史期间，或者稍早一些。
不过，现在所见《清史讲义》只叙至咸丰同治年间，显然孟森并没有增补完毕。关于这一点，孟森的另一位学生吴相湘在台湾整理出版《清史讲义》时，曾讲过如下一段话：
《清史》是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孟先生在北京大学教授清史的讲义，全书分两编十章，但第二编原稿目录著明：“第六章光宣末造嗣出”。故实际上第二篇只有五章，叙事止于同治末年。民国二十六年冬，先生归道山，时值对日抗战，各大学迁设西南各省，“诗书缺，惟口舌”。中国文化服务社为适应需要，特根据北大讲义组本复印。逮抗战胜利，编者（按指吴相湘——引者）重回故都，与同学数人整理先师遗稿，没有发现这第六章的续稿。因此，现在重印也只有根据北大旧本。(14)
吴相湘此处所言《清史》，实即《清史讲义》。吴相湘说“《清史》是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孟先生在北京大学教授清史的讲义”， 显然并不准确， 因为1935至1936年度孟森实际上并未开设“明清史”。不过，由吴相湘所言可知，孟森在“各论”第五章之后曾计划再写一章，即第六章“光宣末造”，这样《清史讲义》即可成为完书。但遗憾的是，孟森并没有能够完成这最后一章。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抗战爆发后北大史学系南迁，孟森留守北平，既然不再开课，讲义当然也就没有急着编撰。而他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没有多久便归了道山。
在上面的引文中，吴相湘还提到，孟森去世后，中国文化服务社为了满足迁往西南的各大学授课的需要，曾根据北大讲义组本复印《清史讲义》，但1947年中华文化服务社出版孟森《清史讲义》时，版权页上印的却是“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月初版”，不知为何不印“再版”或“第二版”。或许是因为抗战期间所印为非正式出版物吧。因未能见到吴相湘所说“复印”本，只好存疑。
此外，还须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孟森是从1936至1937年度第三次讲授“明清史”时，才将明史和清史分作两年讲授的。按计划，1936至1937年度讲明史，1937至1938年度讲清史。由于抗战爆发和孟森病故，清史部分实际上在他最后一次开设“明清史”时并没有讲授。这就是说，孟森后来增补的部分，即“嘉道守文”与“咸同之转危为安”两章，虽然各种版本的《清史讲义》大多收了进去，但孟森实际上从来没有在“明清史”课上为北大史学系的学生们系统地讲授过这部分内容。这一点在学界并没有人注意到，故特别指出。
综上所述可知，孟森并不像一般所以为的那样，只在北大史学系开过一次“满洲开国史”，而是开过四次。前三次是作为本科生选修课程，时间是1931年至1934年。最后一次则作为研究生课程，时间是1936至1937年度，课堂内容与为本科生所授完全不同。现在所看到的《满洲开国史》讲义，是孟森前三次为本科生开课时所用。
孟森所开“明清史”，也不像一般所讲那样，完全是将明史与清史分作两年轮授。事实是，孟森最初两次讲授“明清史”时，是在一年内授完明史与清史。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讲授，才分作两年。他的《明史讲义》最终定稿是在1936年秋，也就是他最后一次讲授明史的时候。而《清史讲义》最初只叙至乾隆末年，嘉道以后部分是孟森在1935年以后增补的，但并没有能够完成，只叙至同治末年，并且增补的部分从来就没有作为“明清史”课的内容为北大史学系的学生讲授过。
［收稿日期］2006—07—04
注释：
① 本表系根据北京大学档案馆所藏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各年度“课程一览”，“课程指导书”，或“课程说明书”等编制而成。
②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民国21至22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BD1932012；《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民国22至23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BD1933014。按根据当时规定，“凡上学期之科目均编奇数，凡下学期之科目均编偶数。凡继续两学期之科目均编为两号，认为两个科目”。
③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说明》（民国23至24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BD1934009。
④ 《史学系课程一览·本系简规》，《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民国25至26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BD1936015。
⑤ 《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课程说明》（民国21至22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BD1932012。
⑥ 《史学系课程一览·课程纲要》，《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民国25至26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BD1936015。
⑦ 商传：《〈明史讲义〉导读》，孟森著：《明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⑧ 《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课程说明》（民国20至21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BD1930014。
⑨ 《史学系课程一览·课程纲要》，《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民国25至26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BD1936015。
⑩ 商鸿逵：《述孟森先生》，见商鸿逵著：《明清史论著合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0页。
(11) 孟森：《明元清系通纪·前编》，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34—1937年，第1页。
(12) 《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课程说明》（民国21至22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BD1932012。
(13) 孟森：《明史讲义》，国立北京大学出版组铅印本，1936年。
(14) 吴相湘：《编校前言》，孟森编著、吴相湘校读：《清代史》， 台北正中书局1990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