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的层次性和现阶段转型的主要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阶段论文,中国论文,层次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6）03—0005—08
经济转型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在制度变迁中，原有的制度将逐步退出，而新的制度将逐步建立，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经济转型的过程。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涉及到转型的次序、转型的要素、转型的成本，而且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路径依赖问题。
一、经济转型的路径依赖
在转型阶段，最为明显的是打破了计划经济制度，也就是打破了旧的秩序，但是市场经济体制不会与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同时产生，新的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有个建设过程。这样，经济转型阶段，即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秩序的混乱。现在转型中的摩擦和矛盾正在显现，特别是市场秩序混乱问题突出：信用缺失、假冒伪劣、竞争无序等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些实际上是经济转型成本的一个方面。所有这些问题可能造成转型的摩擦甚至出现社会冲突。现阶段市场秩序混乱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经济转型没有到位来说明：
首先，是要素市场建设滞后。一是资本市场还很不完善。企业的产权处置缺乏完善的资本市场支持。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缺乏金融支持。二是经营者市场不完善。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根本问题是企业家进入法人治理结构。经营者市场不完善，就缺乏经营者的竞争，也缺乏对经营者的市场评价、选择和监督机制。三是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资本的流动和重组不可避免地伴有劳动力的流动，及劳动力规模的调整。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阻碍了这种流动和调整。针对现阶段市场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市场建设需要突出发展权、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等市场。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
其次，是维持市场秩序和信用的市场规则和信用制度不完全。由此产生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假冒伪劣，信贷市场的欠债不还，资本市场的幕后交易。归结起来是竞争缺乏规范，信用缺失。因此，市场建设的主要内容是规范市场秩序，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
第三，是与市场经济不发育相适应，统一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区域之间存在市场分割，某些市场存在行业垄断，这种行业垄断不只是自然垄断，而是非自然的行政垄断。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阻碍商品和生产要素在部门和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因此，经济转型的目标和进程提出了建立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市场的要求。
第四，经济转型阶段不只存在市场秩序混乱问题，还存在转型成本，其中包括：一是在转型阶段，两种体制并存，市场不完善，法制不健全，会使腐败问题比其他阶段更为严重。腐败会加剧市场秩序混乱。二是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同样也会成为市场秩序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研究经济转型阶段已经出现和可能面临的矛盾，必须关注转型的路径依赖。诺斯（Douglass C.North）指出，与技术变迁相类似，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所以，“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1](P1—2)，沿着既定的路线，制度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后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错误的路径走下去，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中。一旦进入锁定状态，需走出这种境地就非常困难。要改变这种状况，往往要借助于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制度的变化。
路径依赖理论说明了经济转型重在建设。就是说，经济转型不只是破旧体制，更为重要的是建新体制。根据青木昌彦（AOKI Masahiko）的假定，经济体制所依存的历史的、社会的、技术的、经济的环境，现存的制度会改革路径，造成经济体制的路径依赖，使改革路径偏离目标。这种状况说明了如果要避免改革路径偏离目标的状态，就需要解决改革路径所依赖的各种环境的改变。根据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Mckinnon）的“经济市场化的次序”理论，需要依据各个经济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解决好市场化改革的次序。
基于上述经济转型的路径依赖，当前的经济转型要在前一个阶段放开搞活的基础上着力于形成稳定的制度。在转型路径上需要注意：
一是注意转型的次序。麦金农认为市场化的次序包括两个阶段：第一步是稳定财政，第二步是稳定价格，第三步是放开外汇，在外汇方面首先是放开经常性项目，其次是放开资本项目。依据麦金农的理论，在转型过程中需要依据各个经济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解决好市场化改革的次序，防止次序颠倒产生的经济系统混乱。
二是注意转型的方式。转型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激进式转型，二是渐进式转型。渐进式的特点是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广，先体制外，后体制内，改革与发展相协调。体制外的改革分为两种，发展非国有制经济，改革经济的运行机制，后改革产权。渐进式改革的关键在于能降低经济转型的成本，减少制度的摩擦，降低制度的摩擦成本。
三是注意经济转型的成本。任何体制的变革都会有一定的成本，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经济转型引起了利益格局的变化，总会形成一定的成本支出。这种成本实质是转型的代价，转型成本的大小决定着转型的顺利与否，决定着经济转型的绩效。转型成本从一般意义上分为体制的转换成本与体制的摩擦成本。体制的转换成本是指转型开始以后，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而造成的成本。体制的摩擦成本是指转型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对转型成本的抵触而引起的经济损失。从中国经济转型的情况来看，经济转型的成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收入差距过大。中国的收入分配过去是平均主义，在经济改革中由于坚持效率优先，由此而带来了收入的差距；第二个是财政赤字。分权有两种分权：行政性分权（中央与地方）和经济分权（国家与企业），随着转型和分权化会加大财政赤字。
从中国转型的阶段性来看，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转型是以放开搞活为主体，进入90年代以后是逐步形成稳定的制度，1997年之后是通货膨胀，1997年之前是通货紧缩。因此，中国已经进入转型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转型的加速期，转型的主要任务是形成一种稳定的制度。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层次性
经济的转型具有层次性，经济转型从总体上涉及三个层面；一是经济体制的转型，即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增长方式的转型，即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三是工业化路径转型，即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的转型。具体来看，中国的经济转型主要涉及以下层次：
1.第一层次：以基本经济制度为导向的经济体制转型
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推进了20多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新事物新矛盾也层出不穷，社会也面临着大量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就目前来看，阻碍发展的制度供给缺口主要涉及以下内容：一是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二是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分配制度；三是鼓励企业家成长的社会氛围和制度；四是鼓励科技进步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五是维持市场秩序和信用的市场规则和信用制度。针对这些新问题、新课题需要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体制转型的基本要求是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要求，改革和调整生产关系，根据改革中形成的新的经济基础的要求改革上层建筑，并且为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作用提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制度安排。
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关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也是新时期经济体制转型的根本指导思想。其意义在于通过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等方面的制度安排解放和发展当前最为活跃的生产力。
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实现公有制为主体的关键是明确公有制及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是指公有制企业，而是指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公有制为主体不是指公有制企业为主体，而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根据对基本经济制度的界定，可以明确所有制结构进一步调整的方向。首先，将公有制为主体界定为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那么在不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国有经济就没有占支配地位的要求，于是就出现国有经济在非国民经济命脉部门中退出低效益企业、长线产业的战略性调整。其次，公有制为主体体现在企业股权结构中的控制力，那么在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国民经济命脉部门中也不一定要国有全资，除了极少数部门必须由国有独资以外，大部分可以采取股份制形式，在保持国有资本控股的前提下让出一部分股权给非国有资本。第三，公有制为主体是资本概念而不是企业概念，公有企业的减少，比重下降不影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非国有资本积极进入的竞争过度的行业，国家可以主动地拍卖和出售国有企业（包括效益较好的企业），让非国有资本进入这些企业。这个过程对企业来说是其资本的置换，对国有资本来说是资本由存量变为流量，由实物形式变为货币形式，是国有资本的物质承担者的改变，由此可能产生国有资本由低效益占用向高效益占用转变的效应，国家也可以将置换出来的资本再投入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关键领域。第四，市场化改革需要进入长期由国家管制的垄断性行业，虽然在这一领域仍然要坚持国有经济控制，但必须放松国家规制，引入竞争机制，同时要吸收非国有股权的进入。
与确认基本经济制度的概念相适应，私人企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目前发展私人经济已经不是数量问题，而是企业规模和质量问题。私人企业质量不高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企业（集团）不多；二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私人企业不多；三是私人企业集中的领域的产业等级低。因此扩大私人企业规模、增强企业实力、提高企业所处的产业等级，是现阶段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主题。目前加快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的要求，拆除私人企业进入领域的各种政策壁垒，准许外资进入的市场同样应给国内私人企业。二是完善对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鼓励私营企业通过上市和股份制吸收多元股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2.第二层次：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向集约的转型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提出了实现两个转变的目标。这就是除了经济体制的转变外，还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就是由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向集约型经济增长。因此我国的经济转型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发展经济学中有增长不等于发展之说。它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单纯追求增长而出现的环境污染、资源高消耗、经济效益下降等有增长无发展问题提出来的。因此，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实际是要解决这种有增长无发展问题。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是经济转型的现实要求。在转型期，由于两种体制交织，旧体制下单纯追求产值增长而不顾效益的行为仍然顽强地起作用。有了投资自主权的企业由于决策能力差，而热衷于重复建设和重复投资，这种重复投资行为还能得到地方政府或部门的保护（诸侯经济）。这种情况积累到一定程度超过市场购买力，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产品的积压。由此产生的市场问题会迫使经济增长率下降，更为严重的便是出现经济衰退和就业不足。
经济发展是经济转型的主题和中心。经济转型中的许多矛盾和摩擦可以用经济发展来说明，而且可能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在新时期经济转型中，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针对现实中存在的有增长无发展的状况，我们对发展的概念和含义作了明确的界定；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这里所讲的发展的含义丰富了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容，给增长方式转变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这就是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世界银行2000年发布的题为《增长的质量》的报告给增长质量下了明确的定义，其具体要求是：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与普及教育、加强环保、增加公民自由、强化反腐败措施相结合，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报告强调；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高质量”的增长，这对于国家抓住时机改善这一代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生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突出小康社会，其重要性在于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必须及时给人们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
3.第三个层次：以新型工业化为内容的工业化的路径转型
新型工业化的特征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显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也就是经济发展路径的转型。新型工业化的特征是：
首先，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提高环境质量。改善生存环境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其中包括直接影响人民及健康的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环境。只有在资源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利用、环境污染得到有效的控制，增长才是有价值的。由此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就是寻求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即满足当代人的福利又不损害子孙后代福利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发展经济与治理生态环境的关系来说，已经到了先治理后发展的阶段了。新型工业化实际是改变上个世纪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以矿物燃料为基础、一次性物品充斥的西方工业模式。一般的工业化都会经历高消耗高污染的阶段。如重化工业阶段。现在则要依靠科技跨越这个高消耗高污染的阶段。新型工业化意味着依靠最新科学技术跨越这种工业化阶段。现在推进的信息化，不仅可以使工业化水平一下子进入国际前沿，同时可以以其对物质资源的替代和节省，实现低物质消耗，以其带来的清洁生产而降低污染。
其次，是发展高科技，逐步实现传统技术向现代科技的转变。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综合国力的提高或者说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高，必须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由此提出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的提升问题。高科技产业是一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集中表现。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已不完全是或者说已不仅仅是追求学术上的先进性，科学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速度和质量同样成了科技所追求的目标。一种新的科学发现产生了以后，接下来的问题不只是追求更先进的目标，还要迅速地实现商品化和产业化。跟踪世界高科技发展和高科技产业化已经成了科学技术现代化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高科技产业化依赖科技创新和科技创业。其主要制约因素是科技投资和科技人才。科技创新机制是，形成促进科技创新和创业的资本运作和人才汇集机制。这意味着现在无论是从全国范围还是国际范围来看，科技投入不足的问题不完全在于资金供给不足，而主要在于缺乏资本运作的机制和能力；人才缺乏主要在于缺乏汇集人才的机制。就资本运作来说，要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尽管虚拟经济作为投机性经济，一旦失去控制会导致泡沫经济之类的宏观风险。但是虚拟经济是现代经济的重要形式，它的存在和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有显著的带动作用。特别是在科技投入领域，依靠资本市场的运作，依靠风险投资，能够有效解决科技投入的资金问题。
第三，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这涉及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充分就业，二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充分就业来说，面对沉重的就业压力，需要处理好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目的是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依靠科技进步的工业化必然是采用节省劳动力的技术。中国人力资源丰富又会提出人力资源的充分就业问题。这意味着我国的工业化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采用高新技术的同时仍然需要保留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有必要与采用多种技术发展多种类型产业相结合。
三、现阶段经济转型的主要问题
从经济转型的阶段性和层次性出发，中国现阶段进入转型的加速期，这一阶段转型的主要问题是：
1.弥补制度缺口
现阶段，经济转型的制度缺口有：
第一，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不完善。现在人们都已认识到要发展多种非公有制经济，而且也已看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起来后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当前最有活力的经济是私人经济、外资经济和上市公司经济。如广东是外资经济占的比重大，浙江是私人经济占的比重大，上海和苏南地区则是外资经济和上市公司经济占的比重大。这些地区的经济都充满了活力。相反，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国有制所占比重大的地区，其经济是缺乏活力的。这三大块经济之所以具有活力，是因为它们都包含私人产权的经济，是最有活力、最有竞争力的。
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和市场化，就需要解决私人财产的保护问题，真正做到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护私人财产实际上就是保护经济发展的活力。一谈到保护私人财产，就往往理解为只有富起来的人财产才要保护。的确，富人的财产要保护，如果不保护，他们就不会富也不愿富。但穷人的财产更应保护。现在穷人的财产没有得到保护，如在拆迁、征地的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后，农民的基本生活缺乏保障；城市里的拆迁也是这样。所以，保护私有财产，首先要考虑保护穷人的财产，因为他们那么一点儿私有财产关系到他们的生计。
富民不仅要增加人民的收入，而且也要增加人民的个人财产。现在从事经济研究或政治研究，应该考虑到人民的财产问题。农村的改革就是要解决耕者有其田的问题，田就是财产；城市改革必须解决工者有其产的问题，使劳动者有财产。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时发现，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因为工人阶级是无产者。工人阶级不可能也不应该再是无产阶级而应是有产阶级，目前存在收入平等问题，以后则是财产占有上的不平等问题，这种不平等问题要靠调节来解决，应该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宪法。
第二，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不完善。过去一般认为劳动创造财富，但在现代条件下，创新、创业、创造的财富更多、更迅速。创新理论是熊彼特（J.A.Schumpeter）提出的，他强调企业家的创新对整个企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现在我们缺少的就是创新，因此我国的许多制度安排应该更多地鼓励创新和创业。创业、创新上的不足主要表现为求稳、不敢冒险。实际上我国许多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很强，有很多知名大学、科研机构的科研力量也很雄厚，但是许多科技成果并没有转化为经济效益。之所以这样，就因为缺少创业人才。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需要创业人才的。实际上并不是没有创业人才，而是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安排不健全，所以制度上应该鼓励涌现更多的投资家和创业人才。
第三，鼓励企业家成长的社会的制度不完善。一个企业成长的决定性因素是经营者。经营者要成为企业家，除了其自身有创新精神外，还需要有相应的制度环境。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是股份制，股份制企业能够出企业家，而单纯的国有制企业难以产生企业家，只有打破现行僵化的国有体制才能真正涌现出一大批企业家。企业家有个天性，就是要做大他自己所组织的事业。企业做不大，就是企业家制度的问题，经营者成不了企业家与各方面的制度尤其是分配制度有关。
第四，鼓励科技进步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在现阶段要推进科技进步，就要靠私有产权制度。诺斯在他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运用产权理论分析了经济史。他解释产业革命的产生是因为出现了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是由于先明确了私人产权。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技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在我国加入WTO的谈判中签署了一个附加的条款，就是保护知识产权问题。 发展中国家通常都存在知识保护制度的缺陷问题，仿冒、“免费搭车”的现象比较严重。从经济学视角上讲，信息成本包括发现信息的成本和传播信息的成本。前者大于后者，由于仿冒商品的市场价格低，使原来发现信息的成本无法得到补偿，因此谁也不愿意去发展新的信息。中国要推进科技进步，就必须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
第五，维持市场秩序与信用的规则制度不完善。目前市场上存在着秩序混乱的现象，如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拖欠借款等。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就会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众所周知，封建社会中经济联系的纽带是血缘关系；计划经济中经济联系的纽带是国家计划；市场经济中经济联系的纽带是契约。所以现代经济学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契约经济。如果一个社会连契约都无法执行，那么它就绝对不是市场经济。信用就是竞争力，是一个形象问题。我们讲城市文化、企业文化，最根本的文化就是诚信。按照博弈论的观点，“囚犯困境”必然带来秩序的混乱，因为人们在市场上都以为别人在欺骗自己，所以也要欺骗别人，结果造成整个社会收益是最低的。解决市场秩序问题，就要解决“囚犯困境”问题。
2.所有制结构的转型问题
推进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关键是要了解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过去把公有制经济看作是公有制企业，现在的公有制经济不再是指公有制企业，而是指公有资本，即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因此，公有制为主体也不再是指公有制企业为主体，而是指公有资本为主体。
我们强调公有制为主体，是指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坚持这两点就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个解释对我国下一步改革的意义在于：第一，既然公有制为主体是指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那么在不是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和领域，公有制就不需要占主体，国有资本就可以退出。当然国有资本不是全退，在这一领域优质国有资本不仅没有必要退，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扩大。第二，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部门，也不需要国有全资，完全可以通过股份制的形式出让一部分股权，使非公有制资本进入这些部门。现在金融、民航等国家经济命脉部门已允许非公有制资本介入，水、电、气等资源垄断行业也可以让非公有制资本进入。第三，既然公有制为主体是指公有资本为主体，而不是公有制企业为主体，这就意味着公有制企业数量的减少将不会影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所以，在今后的改革过程中会有更多的公有制企业通过拍卖、出售、出让股权等途径退出。
所有制结构转型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属于不同所有者的资本可以在同一个企业内部结合起来，即在一个企业中既有公有资本又有私人产权，二是多元股权结构。在现代经济中，含有私人产权、由多元股权结构所组成的企业是最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没有私人产权，所以它只负盈不负亏，只有企业中有了私人产权才能真正既负盈又负亏，才能有活力。
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因为股份制本身是一种产权组织形式，它的特点是包含了多元股权，实行规范的公司制。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将起到非重要的作用。国有企业改革最早强调国有企业要嫁接乡镇企业机制，这实际上只解决了企业经营的灵活性问题，但仅有灵活性还不够，还要有足够的利益刺激，特别是产权的激励。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必然要引进私人产权，而股份制就是最好的形式。股份制本身不姓公也不姓私，它既可以成为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可以成为私有制的实现形式。
股份制能否成功，关键是现代产权制度能否建立起来。现代产权制度的内容包括：“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归属清晰是指在股份制中国有股权、私人股权要清晰。权责明确是指在股份制中出资者产权和责任、法人产权的责任都必须明确。保护严格是指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都要保护。流转顺畅是指国有资本也要流转，其流量可以变成存量，存量也可以变成流量；国有资本通过收购、兼并、重组等途径在企业之间顺畅地流转。这四个方面即是现代产权制度的基本要求，也是评价股份制的标准。
3.发展民营经济问题
现在民营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不仅是在公有制企业以外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更重要的是通过公有制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公有资本退出这个途径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我认为私营经济的概念无法全面概括现在的非公有制经济。因为个体户不是企业，不雇用劳动者，它们的数量和规模都不大。今后我国的民营经济除了包括个体、私营企业外，还包括大量的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它们的规模都相当大，不是私营经济这个概念所能全面概括的。下一步的国有企业改革可以采取以下途径：一是民营资本收购国有企业；二是国有企业吸收民营资本；三是国有企业与外资合作。这样，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民营经济就结合起来了。
发展民营经济需要解决以下问题：一是要全面清理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领域，民营经济都可以进入，并且特别强调民营资本可以进入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二是强调同等待遇，即非公有制经济在投融资、土地、税收、金融等方面享受和别的企业同等待遇。民营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其自身的制度创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民营企业自身制度创新首先要吸收多种股权，改变家族制管理。目前私营企业存在着家政不分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由职业经理人经营管理企业，这样私营企业才能进一步发展。因为家族制在私营企业初创时期可以起到凝聚力的作用，但是，一旦企业创业成功，家族制就会成为企业产生内部矛盾的一个根源。如果没有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企业的竞争力就会明显下降。
4.收入分配制度问题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首先要解决如何缩小收入差距的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不仅是发展生产力，而且还必须富裕人民。人们往往认为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提高了。事实上这两者很有可能不是同步的。比如过去我国以高积累、低消费来发展生产力，经济增长很快，但人民富裕水平并未同步提高。我们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而且还要使人民群众在每个阶段都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基本要求。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富裕人民的问题。富裕人民，首先要缩小收入差距。我们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通过辛勤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人们的发展活力，鼓励他们积极创造社会财富，更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以及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特别要使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并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和改善生活条件。这里的“更要”，说明国家的政策正在做一些调整，新一届政府也十分关注低收入群体，因为我国目前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太快了。
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标尺，基尼系数越接近于0，就越是平等；越是接近于1，就越不平等。2000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基尼系数，我国是0.451，美国是0.40，也就是说，我国的基尼系数比美国还要高出0.051。 虽然美国收入不平等，但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2万—3万美元，而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700美元，这个差距相当大。在美国，最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而在我国，有些最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还未得到充分保障。收入差距的拉大，会使一些低收入者看到别人的收入增长快而急于求富，甚至铤而走险。这也是社会治安问题严重的一个原因。社会治安问题仅靠公安系统是不行的，还必须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当前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市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和减少城市失业人口等。
在发展经济学中，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是反映国民生产总值与收入分配的关系。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收入差距就会逐步扩大，到了一个点时，收入差距开始缩小。我们不能等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到理论上假设的这个点后才考虑收入差距缩小的问题。
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善中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使更多的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者的队伍。将低收入者变为中等收入者，就意味着他们也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一种强大动力。穷则思变，富则思进。过去有个观点认为，中国的居民收入结构应该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即低收入者最多，然后是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这种结构实际上是最不稳定的。低收入者太多，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较少，这样社会还能发展吗？我国的居民收入结构应该是橄榄型的，两头小中间大，即中等收入者占大多数，从而形成社会的稳定力量。中等收入者年收入大约5万—8万元，目前达到这种收入水平的人在全国所占比例估计在10％—12％左右。因此要减少低收入者，迅速扩大中等收入者的队伍。
在收入分配问题上还要重视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取得报酬问题。过去我们只强调按劳分配，不强调其他分配方式。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其他生产要素者是公有的，只有劳动要素是私有的，因此要按劳分配。而在现实中，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劳动要素是私有的，而且其他要素也都可以是私有的，如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都可能一部分或大部分是私有的。要把私人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动员起来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做贡献，就需要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取得报酬。如何体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解决好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取得报酬问题，是我国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所应考虑的问题。
5.社会各阶层的和谐问题
现阶段经济转型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如何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问题，比如完善制度、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按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取得报酬等，就是要使社会各阶层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过去中国搞了多年的阶级斗争，现在则是到了由阶级斗争转向阶级合作的阶段。各阶层要和谐相处，就要解决合作问题。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取得报酬，就是一个合作问题。生产要素中有资本、劳动、技术、管理，人们按要素取得报酬，各得其所。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劳动者可以有资本和财产，即劳动者通过劳动取得报酬，可以购买股票、债券，取得企业股权、财产收入，而资本家也要劳动，即私营企业主也要管理企业、开辟市场、提供技术和管理。劳资双方在遵守法律条件下相互合作。当然，现在也存在着私营企业残酷剥削工人的情况。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到市场准入，同等待遇，以及非公有制企业要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如果这些方面都做好了，各阶层就能很好地合作起来，对于外资，也首先是合作，以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总之，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应该是我国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6.工业反哺农业问题
经济发展的主题是发展现代工业，现代工业大都建立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心在工业和城市；“当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之后，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和现代化相伴随的”[2](P7)，需要在现代化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转型，推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和乡村一体化的现代化。现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对过去以牺牲农业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战略的修定，其关键是“使制度正确”，设计社会制度结构中的关键变量——社会激励结构。按照诺斯的理解，是在工业与农业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确定“游戏规则”，“设计形成人们互动的强制性规定。”更一般地说，“使制度正确”实际上是节约农业或农村发展中的交易成本，形成导致工农合作、城乡互促的激励和治理机制，这涉及到利益再分配，从而要求完善和加强农村的集体行动、谈判力量、实施能力。中国经济发展目前只是处在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的阶段，处于外向型初级出口替代阶段向外向型次级出口替代阶段转型阶段，还有科技导向发展阶段有待于攀升。如何激励经济发展各部门和各经济主体调整发展机制和战略，是经济发展阶段转型的前提条件。因此，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非农产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中存在的激励结构类型，揭示中国经济发展在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遇到原来发展模式中既有的激励结构的阻碍，在中国新型工业化继续推进的情况下，构建一个新的激励结构，在“工业反哺农业”的基础上实现“工农互促”、“城乡互动”的正确激励是经济转轨时期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一种实现途径。
收稿日期：2006—03—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市场经济秩序”（02AJL0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经济转轨时期工农互促城乡互助的战略研究”（05B-ZD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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