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110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午战争论文,周年论文,学术讨论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698(2005)-01-0264-13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在黄海进行了一场具有重要影响的主力决战，其结果是日本海军夺取了黄海制海权，陆军得以占领朝鲜全境并开始侵入中国本土。110年后（2004年）的同一天，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港地区及日本、韩国、美国的近百名专家学者聚会山东威海，要讨论的问题当然不仅是影响中日甲午战争进程的黄海海战，而是要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全方位地审视整个甲午战争，检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由来、经过、后果及其影响。此次“甲午战争110周年学术讨论会”，由中国史学会、山东省历史学会和威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甲午战争研究中心、威海市刘公岛管理委员会和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联合承办。在为期3天的会议上，共有近60篇论文参加交流，内容涉及甲午战争的背景、经过、影响及相关人物和史料等各个方面。下面撮要作一综述。
一
在有关甲午战争的研究中，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大陆政策”、思想渊源、战争准备，以及中国方面对日本侵略企图的认识和应对措施，历来都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问题。
在此次会议前不久，《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发表了研究甲午战争的著名专家戚其章先生的论文《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对该刊2000年第1期发表的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一文提出批评。戚先生认为，盛文提出日本人亚细亚主义产生于幕府末期的说法没有根据，所谓幕府末期和明治初期的“攘夷轮”、“合纵连横论”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更是站不住脚；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出现的“兴亚论”或“兴亚策”也不像盛文说的“含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因为在“兴亚论”的表述上尽管因人而异，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实都是以“大陆经营”为根本出发点，故毫无可肯定之处。戚文的结论是：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对华侵略扩张思潮是以直接“占领中国”为目标，而甲午战后出现的“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乃是一种指导日本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与西方列强争衡政策或手段的侵略理论”。此次与会的日本追手门学院大学名誉教授伊原泽周就盛文和戚文发表了看法。在其文章《甲午战争与大亚细亚主义的关系——戚其章〈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一文读后》中，他在比较了两人的主要观点后，明确表示完全赞同戚先生所论，并就戚论尚未涉及的问题作了补充。他首先概括了“亚洲主义”的内涵，并据此认为，把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攘夷论”、“兴亚论”、“亚洲同盟论”、“中日连携论”等都归结为“亚洲主义”的说法不妥。伊原先生指出，“亚洲主义”或“大亚细亚主义”是一个将各种主义、各种思想混同在一起的东西，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是其形成期，至欧战时期开始“定型化”和“明确化”。由于大亚细亚主义的思想主流是玄洋社、黑龙会的极端国粹主义，而玄洋社、黑龙会又是与日本军部联在一块的，因而是有侵略性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就是在“大亚细亚主义”思想基础之上发展的结果。
日本方面不论是官方还是学术界，一直有人在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辩解，甚至否认这是一场侵略战争。2003年4月3日，日本外务省根据《情报公开法》的规定公开了1951年1月编写的题为《日本外交的过失》的调查记录，并于同年5月6日公开了外务省有关人员对此调查记录的评论、感想及相关资料。其中反映出的基本观点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与日清、日俄战争无关，不是明治时代所留下的“遗产”，而是“违背”明治时代的结果。《日本外交的过失》对历史的认识，尤其是“明治荣光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迄今日在日本已广泛存在，并非外务官僚所独有。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名誉教授中塚明为此特作《〈日本外交的过失〉与日清、日俄战争——围绕近代日本的历史认识》一文，指出上述日本人的历史认识的特征是：第一不触及日清、日俄战争中日本侵略朝鲜、中国的实际情况，第二是对朝鲜、中国的抗日民族运动的实际情况及其历史意义毫不过问。在日清、日俄战争中，日本一直“密切关注列强的动向，小心谨慎地推进其内外政策，但对朝鲜、中国采取的却是粗暴践踏其民族主权的政策。他们甚至还做出了事实上否定日本政府对内外宣布的战争目的的行为，占领朝鲜王宫等就是典型事例；并且他们还将这些事实隐藏起来，任人们将其忘却”。根据目前已发现的史料，可以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日本公开发行的战史存在歪曲事实真相的部分，近代日本的历史是被系统伪造过的历史。中塚先生认为：“挖掘历史的真相，始终坚持忠于史实的态度比什么都重要，但近代日本在这一点上做的远远不够。”其实，日本人伪造历史早在发动甲午战争时就已经开始了，如当时由日本随军记者编写的战况报道《日清战争实记》，就多有不实之处，甚至有不少情节是按照日本大本营和军部的意志伪造的，大力宣传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是“正义之战”。齐齐哈尔大学历史系刘恩格教授和王晓梅合撰的《评〈日清战争实记〉》对此作了详尽的分析。
日本之发动甲午战争，有其深远的侵略思想渊源。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渠长根的《幕末、明治时代日本侵华思想——从另一个角度看甲午战争的因与果》一文梳理了幕末、明治时代的日本侵华思想，指出从丰臣秀吉开始向中国扩张的举动并产生了并河天民等人的“海外雄飞论”和佐藤信渊等人的“宇内混同”思想；在明治维新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逐步酝酿、形成了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日本侵华思想，并最终导致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就其思想渊源而言，概括起来主要有三，即传统的封建扩张意识、极端民族主义的扩张意识和近代殖民主义的扩张思想。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臧运祜则从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这一角度，结合其演变过程，对甲午战争进行了考察和定位。他在《甲午战争与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一文中指出，近代日本对于亚太地区的政策，几乎就是其对外政策的全部；它在时间上延续了近百年，表现形式就是其“大陆政策”和“南进政策”；由于历史、现实和地缘上的原因，中国始终是日本亚太政策的核心部分。幕末时期，以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为代表人物，在攘夷思想中产生的“海外雄飞轮”初步勾画了近代日本向亚太地区扩张的战略；明治初期，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兴起的“征韩论”、“征台论”，以及在此基础上伴随着对于朝鲜、琉球、中国台湾的扩张行动而初步形成的“大陆政策”和“南进政策”，标志着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萌芽。而扫除在亚太地区继续实施这一政策的障碍、打破“华夷秩序”的束缚，并经由满洲、台湾，最终指向中国，则是日本在既定的亚太政策的背景下发动甲午战争的必然选择。
为发动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日本在甲午战前进行了长期充分的战争准备。齐齐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彦的《论甲午战前日本的总体战准备》一文指出：甲午战前，日本为打败中国进行了充分的总体战准备。所谓总体战，就是国民总动员，具体内容一是军事准备，如以中国为目标扩充军备和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二是国民动员，即向日本国民进行战争的思想动员、物力动员和兵力动员。从一定意义上讲，日本在战前所进行的较充分的总体战准备是战胜中国的重要因素。
实际上，中国方面对日本的侵华野心早有警觉，清政府筹办海防主要就是为了抵御日本的侵略。中共山东省委党校马列所教授孙占元的论文《论清政府筹办海防》，考察了清政府为防御日本侵略而筹办海防的具体过程、内容和结果，认为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在对台布防和与日本交涉退兵的过程中，逐步意识到了加强海防的重要性，于是出现了以防日为主题、以购置铁甲舰为实质性内容的海防议，1885年又作出“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支”的决策，终于建成实力一度超过日本海军的北洋舰队。但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后，清朝统治者陶醉于一时，竟然止步不前了，结果实力很快被日本海军所超过，败于甲午之役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教授史滇生的《北洋海军和甲午战争前的中国军事变革》则认为，北洋海军的兴衰成败是甲午战前中国军事变革的缩影：一方面，北洋海军的成军集中展现了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变革在实现“船坚炮利”、教育训练、军制变革、作战方式革新方面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北洋海军的覆没也暴露了甲午战前中国军事变革的缺陷，即没有紧紧把握机遇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跟上世界军事变革的步伐，没有先进的军事理论作指导，没有实行相应的政治、经济变革与之配合。甲午战争是对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军事变革的一次检验。
以往对甲午战争的研究，多是以中、日两国的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朝鲜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朝鲜东学党农民起义是甲午战争爆发的导火线，在甲午战争研究中的地位非常重要。韩国圆光大学助教授朴孟洙的《第一次东学农民战争和农民军的动向——以东学的南、北接问题为中心》，对东学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教祖伸冤运动和东学农民战争的核心目标——“斥倭洋”思想的内容及形成过程，第一次东学农民战争期间农民军的动向进行了全面考察。朴先生根据新发现的史料，经过深入研究后发现，以往认为东学党第二代教主、北接领导者崔时亨反对南接接主全琫准领导的第一次东学农民起义的“南北接对立说”，是由于史料不足和史料误读所致。新的史料证明，第一次东学农民起义时，南北接在庆尚道、忠清道、全罗道各地是同时烽起的，领导者不仅有全琫准，崔时亨也发挥了重要的督导和指导作用。到第二次东学农民起义之前的1894年8月为止，南北接之间一直相互协作，紧密地维持一定的“联络体系”。朴文还特别提到，日本占领朝鲜后，对东学农民军乃至一般的东学信徒进行了血腥镇压，从1894年11月到1895年3月，被日军杀戮的东学农民军至少有5万名。
此外，甲午战争前列强的在华活动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王家俭的《甲午战前英国之“中国舰队”在华活动》一文，即对英国之“中国舰队”(China Station)自1844年成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撤退为止的编制与兵力作了详尽的考察，并指出“中国舰队”的活动“匪仅关系于远东的国际大局，而且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商务等密切相关”。具体而言，“中国舰队”对中国海军及海防即有重要影响，如清政府初创海军时参与策划“李——阿舰队”并出任舰队司令的阿思本(Sherard Osborn)和两度被李鸿章聘为北洋海军总查的琅威理(W.M.Lang)均曾在“中国舰队”任职。甲午战争前夕的1894年5月，李鸿章还曾三次会晤“中国舰队”司令斐利曼特而(E.Fremantle)，希望借助英国对抗或威慑日本，“可是事实证明，此事绝无可能，因为国际间都以自身的利益为其优先，而非单方的一厢情愿”。遗憾的是，王先生限于资料及时间，未能论及“中国舰队”在甲午战争中的活动及影响。
二
甲午战争期间的和战之争，直接关系到清政府的对日战略决策的确定，与甲午战争的最后胜败关系甚大。然过去的研究皆着眼于帝后党争，并视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为一回事，甚至以笼统的帝党主战、后党主和来论是非。戚其章先生在《甲午和战之争再探讨》一文中，以大量翔实的史料重新梳理了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的区别与交集，全面修正了长期为学者所接受而他本人亦曾信之不疑的传统观点。他指出，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一个多月，面对日本在朝鲜的挑衅，清政府就已经出现了主和与主战两种主张的争论，而当时不仅光绪主战，慈禧也作出了主战的姿态；直到战争爆发后，帝后党争才开始以枢臣与疆臣的重要人事去留问题而展开，主要的斗争形式则是和战之争；到1894年底，帝后党争以帝党抵制后党议和方针的失败告一段落，但和战之争还在继续，并随着清政府的乞和及《马关条约》的签订达到高潮。戚先生的结论是，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并不是同步的，主和与主战也不完全以帝后两党为分野；主和不一定全错，主战也不一定全对，判断其性质须考虑到时间与条件，并以实践及其效果为标准。
探讨“和战之争”的文章还有齐齐哈尔大学历史系邢丽雅教授和刘淑梅女士合作的《论甲午之战的“战和之争”》，其论述重点是官僚士大夫阶层对和战的态度。该文认为，在甲午战争的和战之争中，多数官僚士大夫是主战的，而他们对主和、妥协论调的批判，一般说来也是有理有据、具有说服力的，但由于当权者一味主和，致使他们的正确主张不能实现，从而导致战争的失败。烟台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俞祖华和他的研究生刘虹对主战的学者、文官王懿荣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王懿荣与甲午战争》一文中，对王懿荣在甲午战争中的主张、行为、政治倾向及他对战争失败原因的看法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他们指出，战争爆发后，王懿荣积极主战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并主张停止糜费、集中力量、任用贤人、抗战到底。而且他的主战主张并不仅仅限于空谈，还积极谋求付诸行动，曾上疏力求回籍兴办团练以御倭寇。王懿荣作为甲午战争的主战者，其主张与当时的主战派相当接近，而且在行动上也不自觉地融入了主战派的活动之中。至于身处战区的地方大员，文登师范学院教授于敬民的《甲午战争时期的李秉衡》认为山东巡抚李秉衡是主战而坚决反对议和的，并对他在甲午战争中的言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清政府迈出与日本议和第一步是从派遣德籍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赴日开始的，目的是直接向日本政府探询媾和条件，结果却无功而返。关于德璀琳赴日求和的背景、经过及后果，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周爱民馆员的《从德璀琳赴日看清廷在甲午战争中的避战求和》一文作了深入考察，认为德催琳赴日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避战求和的序曲，它虽然是低调的，却将清政府在外交上的软弱可欺及迫切求和的心态暴露无遗。此次求和失败后，清政府又派户部侍郎张荫桓、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代表赴日议和，但再次遭到日方拒绝。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吉奎先生的《甲午战争时期的张荫桓》重点探讨了张荫桓在甲午战争中的活动和作用。李文认为，张荫桓是总理衙门中惟一有外交历练、熟悉洋情的大臣，而且勇于任事，不惧烦劳。但格于内外形势，他先是奉命赴日议和被拒，《马关条约》签订后虽参与了为对日赔款而进行的借款交涉，以及谈判中日通商新约等，却始终无法展示其外交才能和政治抱负，因此没有更多作为。为推动对张荫桓的进一步研究，《历史研究》编辑部任青、马忠文副编审特撰《张荫桓甲午日记稿本及其价值》一文，详细介绍了分藏于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图书馆、南京博物院和常熟博物馆三处的四册张荫桓甲午日记稿本的基本情况。该文认为，这些手稿虽有残损，内容却极为重要，其中多有涉及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廷朝局内幕的动态，特别是对甲午后期对日议和活动的记载，系当事人最原始的记录，揭示了当时局外人难以知晓的内幕秘密，史料价值珍贵，是研究甲午战争史的重要资料。
在张荫桓、邵友濂赴日乞和的随员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作为头等参赞的伍廷芳。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礼恒教授的《甲午战争前的交锋——伍廷芳与中日长崎事件》一文，考察了甲午战前伍廷芳在处理中日长崎事件中的表现，并给予了相当正面的评价。他认为伍廷芳作为李鸿章的外交顾问，在处理长崎事件的过程中制定了灵活机动的外交原则，指导了中日两国的外交谈判，为中国赢得了甲午战前惟一的一次对日外交胜利。长崎事件虽然仅是中国近代外交活动的冰山一角，但由此却能体现伍廷芳灵活机动的外交风格，展现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走向。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孔祥吉和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依据伍廷芳在对日议和中的表现，为其勾画出的又是另外一种形象。他们提交的论文《甲午战争研究中一个被忽略的角色——日本机密档案中的伍廷芳》，根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的机密档案，对伍廷芳在对日议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与日本外交官的密切接触的细节问题进行了深入地考证和分析。他们指出，伍廷芳在随张、邵赴日议和期间曾与伊藤博文有过两次私下会谈，伊藤“给伍廷芳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也使他内心深处产生了对日本的许多好感”；此后又随李鸿章赴日议和，参与签订《马关条约》，对侵略者日本非但没有憎恨与嫌弃，反而通过谈判增加了好感，企图依赖日本之势力与光绪皇帝为首的清政府讨价还价；回国后，伍氏又向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巳次及驻京公使林董多次提供情报，揭示清廷上层帝后两党及李鸿章与翁同龢之间的矛盾与分歧，还试图借日本战后之威力来恢复李鸿章在战争中失去的权力和地位。文章分析了伍廷芳向日本提供情报的原因，认为主要是受到了李鸿章等人政策之影响，以及伍氏本人对封建制度非常厌恶和对日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所致。
关于李鸿章在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中的角色和作用，近年来的评价已在逐渐发生变化，但总体上仍是褒贬互见。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翁飞的《也谈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责任》一文，对李鸿章的战争责任问题进行了更深一层次的探讨。他通过近年来整理李鸿章的奏稿，从相关折、片及其后面所附的朱批或寄谕中，比较全面地把握了李鸿章当时对朝廷在内政外交方针上所正式提出的政策或对策性建议，以及最高当局的决断。他指出，从甲午战争爆发到马关和谈，李鸿章收到的弹劾可谓不计其数，但慈禧、尤其是光绪并不是一意迴护李鸿章，而恰恰是李鸿章在战前、战时和战后都忠实地执行了朝廷的旨意，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在具体执行时没有自己的倾向。在中日议和过程中，“李鸿章以过去久主交涉，情形熟悉，关系亦广，向为外国所重，故亦不能置身事外”。而日本方面对李鸿章一味避战求和、妥协退让的性格掌握得一清二楚，所以坚持要李鸿章作为中方首席谈判代表，以使他们的阴谋和贪婪野心得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李鸿章不仅做了清王朝最高当局的替罪羊，同时也是日本方面推卸战争责任的一具玩偶。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的王珍仁副研究员则重点探讨了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他在题为《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以对日对俄为重点》的论文中指出，李鸿章作为中国洋务运动的主将，主持朝政外交30余年，然其结局总是让国家饱受列强之辱。究其原因，李鸿章对外奉行的是儒家“忠、信、笃、敬”原则，又时时处处不忘“以夷制夷”，主张息事宁人。在李鸿章把持清朝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其对日、俄的态度不论是“联日”还是抑日或“联俄拒日”，都是以“以夷制夷”为主旨的。但综观晚清时局，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失败，又是社会历史的必然。
三
战争是在战场上决出的胜负，因此有关甲午战争中的陆战与海战历来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最多。或许正因为如此，提交此次会议的这方面论文反而不多。
有关甲午陆战的论文，仅有大连民族学院关捷教授的《甲午析木城之战探微》和《甲午大平山争夺战述略》两篇，探讨的是甲午战争中清军为保卫辽南战略要地海城和后来为规复海城而进行的关键两战。文章在详细叙述、分析了这两次战斗的过程后认为，析木城之失，主要是清军互不统属，未能协同作战，而日军除指挥统一、各部配合、士气较高、武器精良外，还克服了长途行军、官兵疲惫、严寒季节作战等不利因素；大平山争夺战则对中日双方都很重要，中国通过此战拖延了日军实施辽河下游作战的计划，而日军则为发动辽河下游作战扫除了障碍。
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连遭败绩，直至全军覆没，并最终铸成了中国的败局。百余年来，人们从各个方面、各种角度探讨北洋海军失败的原因，而用力最多的研究方向无疑就在海军海战本身，其内容包括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官兵素质、战场指挥等，且已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遗憾的是，对于北洋海军作战具有重要影响的后路保障问题，却长期缺乏系统的专门研究。海军航空工程学院苏小东教授和陈美慧讲师合撰的《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后路保障》一文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指出北洋海军作为一支近代化的海上武装，其“前路”舰队的一切行动均离不开“后路”保障，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后者还对前者作战胜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该文重点考察了甲午战争期间对北洋海军机动力、续航力、战斗力及其恢复影响较大的煤炭补给、弹药供应、装备维修等三个方面的保障需求与能力，并兼及其他相关内容，通过厘清具体保障过程和基本史实，对后路各项保障与综合保障的效能及其对北洋海军作战的实际影响进行了评估。事实证明，北洋海军的后路保障内容虽然应有尽有，惟因管理体制并未实现近代化，以致战时无法形成对前路的强有力的支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后路保障某些方面存在的问题或许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但总体上确实不能适应近代海战的需要。
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以横阵迎击日本舰队的单纵队，学者对此一直褒贬不一。美国学者纪荣松先生的《甲午海战清舰接仗阵形探析》一文，从当时使用的操典和相关号令入手，并引用欧、日有关史料对北洋舰队阵形的描述，首先确定“经远”、“来远”两舰的准确位置分别在“定远”左侧和“镇远”右侧，进而研判北洋舰队10舰在接敌时是由双鱼贯阵变化为一字雁行阵，即“定远”、“镇远”两舰之后的每小队两艘同型舰分别向左右两翼展开。从理论上来讲，采用横阵可以使“定远”和“镇远”两舰的主炮与冲角并用，但因两舰船速太慢，两舰冲角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作用，相反却使处于左右翼端的弱舰极易受敌攻击而他舰无力相救。而且采用横阵是丁汝昌、刘步蟾临时起意，各舰默契不足，致使清军在海战中处于劣势。纪文在考证中推陈出新，但尚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如丁汝昌在海战报告中明确说接敌阵形为夹缝雁形阵而非一字雁形阵，变阵时各小队两艘同型舰分别向两翼展开的说法与各舰的实际排列顺序并不完全相符，也与丁汝昌战前下达的各小队两舰须在一起协同作战的指令不符。这些都没有合理的解释。
日本舰队虽然取得了黄海海战的胜利，但自己也遭到了重创，如旗舰“松岛”被击成重伤，几乎完全丧失了指挥能力和战斗能力。那么，“松岛”究竟是被北洋舰队那艘军舰击伤的？大连图书馆日本文献资料馆冷绣锦馆员的《黄海海战“松岛”舰受击初探——从木村浩吉的回忆分析“松岛”舰被击真相》对此进行了考证。冷文根据“松岛”舰水雷长木村浩吉大尉的回忆录，确定“松岛”是被北洋舰队“平远”舰两次击中的情况下，又被“镇远”舰击中关键的一炮，最终失去了战斗力。
北洋海军中的洋员也大多参加了黄海海战，其中职务最高的是北洋海军总查德国人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但以往对他的研究不多，评价也不高。山东社科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戚海莹的《甲午战争中的德籍洋员汉纳根》一文对汉纳根其人及其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作了全面评述，首先肯定其在长期受聘参与北洋海防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然后着重叙述了他在甲午战争期间的突出表现。例如，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汉纳根主动要求搭乘“高升”号运兵船去朝鲜察看形势，并在“高升”号事件后积极作证揭露日军的残暴罪行；丰岛海战后受聘为北洋海军总查，庄黄海海战中协助丁汝昌、刘步蟾指挥作战，因功赏加提督衔；海战后又向李鸿章和清政府提出“赶练新军以备大战，添购船炮以固海军”等一系列建议和计划，可惜没能付诸实施。因此，戚文认为，汉纳根对中国近代的海防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甲午战争中的优异表现尤其值得肯定。
在北洋海军将领中，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是职衔仅次于提督丁汝昌的人物之一，其作用不容低估。对其功过是非的评价，固可见仁见智，然前提必是言之有据。甲午战争100周年的1994年，唐德刚先生在台北的《传记文学》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北洋海军和甲午海战的文章，后收入其所著《晚清七十年》一书中，流传甚广。其中唐先生多次提到刘步蟾与日本海军军官东乡平八郎曾是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同学，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马幼垣就此特撰《刘步蟾和东乡平八郎是否留英同学》一文提交本次会议，以扎实的考证加以辩驳。结论是：刘步蟾并没有参加过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入学考试，所以并没有进入该学院学习，而东乡平八郎留英时就读的是泰晤士航海训练学院，因此俩人不是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同学；从时间上来说，东乡平八郎是在1871年4月赴英留学的，当刘步蟾在1877年3月前往英国时，东乡在英留学早已经结束了，两人也不可能成为同学。此外，马文还指出，唐氏所言“刘步蟾奉命率队赴欧接舰可能不只一次”、“1891年北洋海军访日时，东乡是东京湾防卫司令官”以及“黄海海战时，东乡平八郎是日方的副帅”等也都有违史实。事实上，刘步蟾赴欧接舰只有接“定远”、“镇远”、“济远”一次，1891年北洋海军访日时东乡平八郎的职务是吴镇守府参谋长，在黄海海战时他也只是一名舰长而非“副帅”。
甲午战争最后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中国为什么会失败，且败得如此之惨？百余年来，研究者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各个层次不断进行探讨和反思，试图从中找到答案。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张炜的《北洋海军的运用与中国战略文化传统》一文，从战略的高度检讨了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作者认为，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由特定的中国地理环境和民族性所派生，呈现了一种不可抗拒的理论规定性，从而决定了甲午战争前后北洋海军建设和运用的基本思路和模式，如谋统一、讲义战，求和平、重防守，建威销萌、伐谋伐交等。清廷以中国传统的“德治”价值观和“义战”战争观念看待近代海上战争，对新的战争根源、战争形势判断失误；以中国传统的“守战”理论指导战争，采取了消极的“专守防御”，处处被动，屡失战机；对中国传统的“谋战”理论运用有失偏颇，重外交而轻军事，重威慑而轻实战，最终导致了北洋海军的败殁。然而，既是历史的局限性，就有客观历史造就的不可抗力因素的缘故。中国战略文化传统“曾使中华民族受过诸如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结局，但中华民族善良平和的民族特性并不会因此而埋没其光辉，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优秀一面也同样不应当被埋没”。国防大学科研部副部长武桂馥教授与陈昱澍合作的《牢记甲午海战教训，加强我国国防建设》一文也从三个方面总结了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其中海洋观念落后是海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没有始终如一地加强海军建设是海战失败的直接原因，领导与指挥体制不顺而导致军队无法协同作战是海战失败的重要原因。
中日甲午战争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记华、蓬莱市蓬莱阁管理处副研究员袁晓春合撰的《晚清北洋海军威海卫基地要塞设防略考》一文，通过研究北洋海军最后退守的威海卫基地的设防情况，总结了威海卫基地陷落与北洋海军覆亡的教训。作者得近水楼台之便，搜集了现存威海卫基地要塞遗址的若干第一手实物资料，以实物补充史料之不足，以史料佐证实物所不备，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威海卫基地的设防规模与水准。他们认为，威海卫要塞耗资不可谓不巨，布防不可谓不密，军械设施不可谓不新，最终竟重蹈旅顺失守的覆辙，彻底暴露了清军训练不精、备战不实、指挥不一、观望不前的弊端。由此可见，没有一支训练有素、英勇善战的军队，任何固若金汤的要塞和先进的武器装备，都只能是昙花一现，最终难免败亡的结局。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谢俊美的《甲午战争百年反思录》对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作了全面的反思。他指出，甲午战前中国社会从上到下普遍对日本存有轻视心理，这是甲午战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高层腐败、主和避战，则直接导致了战争的失败；此外，甲午战争爆发后，中国从高层决策到统帅的指挥、军队的素质，都与日本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军事水平的反差，也决定了甲午战争必以中国失败而告终。反思甲午，目的是为了居安思危，只有不断地反思自己，反思别人，才能不断进步，从而使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列。山东社科院郭墨兰先生的《勿忘甲午耻，面对新挑战》一文也持有大致相同的观点。他特别强调，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清政府的腐败是直接原因；从思想意识的深层来说，就是缺乏忧患意识的结果；此外，由于中国开放意识的淡薄，也造成了甲午战前中日两国的差距不断拉大，并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
由于台湾在《马关条约》中曾被割让给日本，加之近几年来台湾岛上台独势力猖獗，因此台湾问题也成为此次会议的热点之一。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朱葆瑨先生的《〈马关条约〉与台湾》一文，全面回顾了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历史渊源、《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的经过以及台湾军民的反割台抗日斗争，并指出，二战后依《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国终于光复台湾，而日本台湾总督投降交接的地方，也正是当年日本首任总督桦山资纪举行始政典礼的今台北中山堂。台湾“中华战略协会”研究员谢台喜、王桂嵒也就台湾问题发表了看法。谢文题为《中日甲午之战台湾军民抗日研究》，主要探讨割台之后台湾抗日作战时双方的兵力、军备、部署、战略构想及作战经过。最后指出：“本次战役，清廷弃台于先，各政府大员、富商士绅内渡于后，台湾已陷入孤立作战之绝境。而大陆来台义士结合台湾爱国同胞，风起云涌，毁家纾难，前仆后继，其惨烈悲壮，直可惊天地而泣鬼神。然因缺乏有效组织与正确作战指导，终于功败垂成，但先贤先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民族大义却精神永在。”王文《从“马关”到“台湾”——试论“甲午战争”后台湾地缘战略价值的演化》，则侧重阐述了台湾的战略价值。台湾地处西太平洋岛链的中央位置，具有先天的地缘战略价值，因此甲午战后马关和议时，台湾虽远离北方战场，又与战事没有任何关联，却成为日本强行索取的重要对象。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只是一个藉口，之所以占领台湾，目的就是为其脱亚入欧扫除障碍。由于日本殖民统治台、澎半个世纪，至今从未“忘情”台湾，特别是极右派军国主义者，更是千方百计地想影响台民以达到重新占领的目的，“台独”运动的根源就在日本。但从地缘关系上来看，“台独”没有出路，也不可能成为现实。
四
19世纪中后期是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异常深刻的。
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阮青、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马洪林对甲午战后中国思想界发生的变化进行了探讨。阮文《冲决重重罗网，令人人自立而平等——甲午战争后维新派思想家对人的问题的研究》指出，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派“以夷制夷”政治策略的破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文化政策的失效，以“坚船利炮”为“夷之长技”的西方观的错误。事实证明，洋务运动救不了中国，要解救中华民族的危机必须探索一条全新的思路，这就导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研究主题上由“自强”转变为“救亡图存”，在关注视角上由“坚船利炮”转变为“人人自立”，在思维方式上由非理性的情感宜泄转变为理性的批判重构，由此形成了维新思潮，其代表人物是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等。他们以救亡与启蒙为核心理念，以“整合”为思想方法，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构建起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个较完整较系统的人学思想体系。马文《甲午战争与康有为世界观的重组》认为，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形式和内容两个层面上都带有近代意义的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促进了中国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改变，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首当其冲，而甲午战后康有为世界观的激变与重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华民族思想发展的总趋势。它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萌发了时代变革意识，二是产生了世界竞争意识，三是树立了向强敌学习的意识。
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振江则对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彻底破产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在《甲午战后洋务运动的新动向》一文中指出，要辨明洋务运动是不是“彻底破产”了，首先要明确甲午战争前洋务运动作了什么，战争中被毁了什么，尤其是战后洋务运动是否仍有发展。陈文认为：“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三十多年间，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已相当可观，其中尤以军工企业、军民两用企业和三洋海军的创建成效最为显著。”甲午战争中，除了北洋舰队遭到毁灭之外，其他洋务企业不但未遭破坏，还有了较快的发展。即使是光绪皇帝推行的新政，也不外“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同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宗旨及其内容和路径是一致的。甲午战后洋务运动不但没有破产，而且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向纵深发展，重点已明显转向了编练新军、举办铁路、兴办学堂等方面。尤其是庚子事变后，洋务大员担当起推行新政改革之重任，把戊戌政变推翻的新政改革略加修饰而重新推行，并在明里暗里和日益活跃的立宪派拉近关系，遂使洋务运动、新政改革与立宪运动融为一体，形成洋务运动的升华，即走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
陈炽是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毕生致力于经国要术的探求，留下了《庸书》和《续富国策》等反映时代脉搏跳动的传世之作，其中涵盖着丰富的维新思想，海防思想则是其整个维新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张登德的《浅论陈炽的海防思想》一文，对陈炽的海防思想进行了探讨。甲午战前的1893年，陈炽就在其《庸书》中指出台湾对中国海防的重要性，并提出南洋海军提督驻台、建立台湾造船厂、广封其域相为犄角的“治台三策”。甲午战败后，日本割占台湾，陈炽的海防思想亦随之发生变化。他提出的以设官司、护商旅、建学校、举贤才的方式经营南洋作为海上屏障的建议，以及考察海图、重视港岛、组建渔团、建立海军学校、多制兵船、制造枪炮等有关海防问题的见解，不仅对当时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而且在我国近代海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文海先生在“甲午战争110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先后两次致辞，有鼓励也有期待，期待甲午战争研究能够不断深入下去。就此次会议而言，甲午战争研究又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但对某些问题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有些方面甚至还是空白。正如戚其章先生在为《勿忘甲午》丛书所作的序中所言：“百年来的研究实践表明，尽管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对于研究者来说，仍然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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