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年中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5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两个领域聚焦程度较高，其影响超出历史学界，成为年度学术热点：一，为纪念《新青年》创刊暨新文化运动发起100周年，多家刊物开辟专栏，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二，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抗战史研究学术活动众多。在其他研究领域，也各有拓展和深化，呈现稳步发展的良好态势。 一、史学理论和方法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调，“关注理论”的呼吁虽时有所闻，总体观察，对史学理论的探讨似难以形成合力。这一情况在2015年度有所改观，主要表现为对唯物史观的阐发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计算机技术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引起学者关注，量化研究续有探索；新革命史、口述史等方面也出现了理论化的努力。 肯定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对历史研究的作用，在历史学者中具有高度共识，但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参与讨论的学者普遍认为，应回到马克思，研读原典，全面准确地理解唯物史观，切实回应时代和现实的挑战。 瞿林东认为，应从三个方面着手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第一，进一步营造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理论氛围；第二，运用唯物史观进一步总结、阐释中国史学的理论；第三，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实际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获得新的结论。①庞卓恒提出，许多原来相信唯物史观真理的人现在之所以不相信了，主要原因在于我们讲的唯物史观理论存在着不彻底而不能服人的缺陷。②吴英认为，对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为适应特定的历史需要而形成的，在某些方面存在不准确、偏颇和简单化的理解。回到马克思，准确解读原著，对唯物史观重新做出解释，并依此对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做出解析，已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也是恢复唯物史观活力及影响力的关键所在。③张越则更为强调发展唯物史观必须有开放的学术气度。面对各种新的历史理论、方法，唯物史观应当积极吸收其合理成分和优秀成果，在兼容并蓄中体现自身的优势，而不是置身于世界史学潮流之外。④ 唯物史观决非学术研究的装饰，其生命力体现于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借纪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先生诞辰100周年之机，《近代史研究》集中发表了8篇文章，围绕刘大年的学术著作、学术思想及学术活动展开评述，展现史学大家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宏观建构和史学问题具体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之精妙。⑤ 历史虚无主义是对唯物史观的反动。2015年度，有多位学者撰文，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分析和批判。卜宪群指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在史学领域弥漫，向文学、影视、网络传媒流传，而且打着反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号，以“理论化”“学术化”的新姿态出现，从虚无中华传统文化、虚无近现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历史观，直接走向虚无马克思主义、虚无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道路、虚无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观。⑥于沛认为，当今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政治思想领域和学界泛起，虽有诸多表现形式，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而正是在这个立场上，历史虚无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历史观有了共同语言。⑦郑师渠强调，人们尽可以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多面相见智见仁，却不应否定国人坚持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主线这一基本的历史认知。现在有人固执地否定国共斗争最终的胜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将问题归结为所谓中共“不光彩”的“权诈”，这是一种不愿直面历史的自欺欺人。⑧武力认为，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与大量非历史专业者进入历史写作有关。历史研究应有大视野、是非观，不能以个人好恶来评价历史。⑨ 学界通常将“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作为20世纪中国近代史的两个相互竞争、轮流主导的叙事范式。徐秀丽对中国近代史领域的“范式”之争进行回溯，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家目标的调整影响了史学研究范式的变化。源于自然科学史研究的“范式”概念，与“新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微妙的契合，但也在引入伊始即出现了有意无意的偏差。旷日持久的“范式”之争，就其学术方面而言，最终达成了具有建设性的共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不同范式，应当“扩散”“并存”“互济”，而不是“取代”“排斥”“包括”，这一共识对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⑩赵庆云认为，用“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的平行发展和对峙来梳理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书写，可能过于强化两者之间的差异，并遮蔽“革命”叙事内部的分歧和紧张，因而有必要注意“革命”叙事中“民族”与“阶级”这两个维度的消长。正因为近年来在“革命”名词下实质内容的置换或重心的转移，才使得“革命”与“现代化”两种叙事有“并存互济”的可能。(11) 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便捷、高效、准确的史料搜索和加工整理工具，日益成为治史利器。李中清等学者高度评价利用数据库进行历史研究的价值，认为量化数据库推动的是“求是型学术”，即通过统计分析从大规模系统数据中挖掘新事实、产生新认识。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不仅有助于历史学科自身发展，更能够促进跨学科、跨国界的学术交流与融合，并为全面深入认识中国社会历史特征、平衡东西方学术发展做出贡献。(12)周祥森认为，在电子文明时代，历史学家从过去热衷于研究时间性的线序“过程”转向考察空间性的块面“场所”，电子传媒技术推动下的当代史学形态出现“空间转向”。(13) 更多学者对此抱持更为谨慎的态度，提醒学界必须重视并正确处理系统读书和按需搜集资料之间的关系。乔治忠指出，历史研究不能单单依靠电子资源，特别不能因为电子资源便于利用，养成懒于寻求其他各种文献的作风。(14)王子今认为，实现学术进步的主要因素，是先进思路的开拓和新出资料的公布，并不在于计算机技术作为研究手段的简单应用。(15)陈爽发现，技术手段的更新，并没有带来终极意义上的学术思维革命。数字化时代的史学论著呈几何级增长，学者成为批量生成“个案研究”的工匠。在数字化时代，有必要提出回归传统：其一，“读书得间”，数字检索不能替代读书；其二，要有意识地探究史源；其三，要重视异说，消化反证；其四，慎用数理统计；其五，要强化文献学的知识训练；其六，要重视文法。(16) 二、晚清政治史 随着历史进程的推移，19世纪已经渐行渐远，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学术关怀和研究重心也随之向20世纪转移。总体上看，除清末新政研究外，2015年的晚清政治史研究相对冷寂。但由于近年来挖掘和出版了大量新史料，在晚清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与相关人物研究上，仍有若干比较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面世。 刘晨利用清代官方档案，对萧朝贵的重伤情形和死亡时间做了考证。(17)作者还对太平天国“天父”杨秀清与“天兄”萧朝贵的关系做了重新认识，认为“天兄”与“天父”之间并非纯粹的同盟、挚友，两人在合作共事的背后，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矛盾。(18)朱从兵考察了太平天国丞相官职的演变，认为太平天国的丞相官职大体分为虚衔和实职两大类，各类丞相在前后期的演变情形，符合中国历代丞相制度的基本规律。后期太平天国的官职已丧失了基本功能，偏离了设官建制的原初动机；太平天国无论是作为一个政权，还是作为一场运动，其失败都具有历史必然性。(19)在太平天国的对立面研究方面，邱涛对清廷和湘军集团在筹建长江水师过程中在统帅人员的调配任用、饷需和船炮军械的购置管理诸方面所展开的权力争夺做了考察，认为中国海军近代化的历程从一开始就被延误。(20) 尚小明为甲午战败后长期受谤于世人的洪述祖辩诬，认为各种关于洪述祖甲午“丑史”的记述都是不实的。甲午期间的洪述祖虽然只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但其对时局的认识颇有眼光，其遭遇颇有值得深思之处。(21)陶祺谌就甲午战争后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聘用的日本军人展开考论，认为整体而言，他们是张之洞为推进近代化建设而引进的外国人才，但本质上是日本对华扩张的得力工具。(22) 马忠文对甲午战后第三次大借款过程中张荫桓、李鸿章、翁同龢三人的微妙关系做了深入考察，既揭示了借款过程中列强的争夺，也揭示了清廷内部的权力之争和私人恩怨。(23)陈忠平利用在北美新发现的档案、碑文等资料，对保皇会在加拿大的创建人、诞生地、分会总数、会员构成和主要活动等做了订正和补充。(24)贾小叶对戊戌政变前后“康党”这一概念的复杂流变做了考察，认为“康党”指涉的流变与戊戌政局的变动有复杂关联。在变法的视野下，“康党”最初是指康门师徒，后逐渐向康门师徒的支持者扩张。戊戌政变发生之初，政治上的“谋逆”与否，成为清廷判定“康党”的主要依据；之后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本来被清廷判为“逆党”的“康党”却出现了与“新党”混一之势。(25)李文杰通过比对《随手登记档》《清实录》《军机处录副奏折》等档案文献，对光绪帝亲政前的习批奏折做了探析。光绪帝在亲政前5年，就开始用朱笔批示奏折。这些朱批并无行政效力，是光绪帝在翁同龢、孙家鼐等帝师的指导下，为成年后亲政进行的所谓“习批折”的政务训练。(26) 韩策研究了科举改革与诏开进士馆的关系，认为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诏开进士馆是翰林院及新进士培养与任用层面的重要改革，是在最高层调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关键步骤，在科举改制中具有标示风向的意义。(27)李在全论述了现代中国首批司法官的产生、基本结构和特点。清末司法官群体呈现“新人不新”“旧人不旧”的面貌，其中不少人还成为革命者。(28)高俊通过研究宝山县的教育会，认为教育会在地方教育行政体制确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在学务活动实践中累积的经验，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29)顾建娣则从旗人书院的角度，论述了晚清变革对旗人书院的课程设置、授课内容等方面的影响。(30) 三、民国政治史 民国史研究是近年来相当活跃的学术领域，会议众多，论著丰富，论题广泛而深入。2015年度在民初政制、央地关系、抗战与建国、人际网络诸方面均有新论。 国会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制度遗产，但对国会政制的质疑几乎与对其追求同时产生。杨天宏考察了民初国会存废之争与民国政制的走向，他指出，对代议“然否”的质疑产生于这一制度建立之前，而在国会政制实践逾十年之后，质疑之声再起，且很快由“然否”转向“存废”，其结果，是在未明确否定国会制度的情况下取消了现存国会。在这一过程中，被认为体现直接民主的“国民会议”主张被提出。然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政制设计与实践证明，直接民主在实际运作中难免因“僭代”而发生畸变，结果走向民主政治的反面。(31)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分析了“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和违约责任，从中可见民初政法乱象。(32)严泉考察了1919年11月至1920年5月靳云鹏第一次组阁的相关史实。从政党政治与院会关系来看，安福系在院会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有其制度原因，但因“军绅政权”的制约，院会之争无法长期停留在宪政轨道上解决，最后还是演变为直皖战争。(33) 学者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弱势独裁”政权，地方实力派的制约是其施政的最大障碍之一。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央地关系、派别关系的探讨一直是民国政治史领域特别具有吸引力的研究课题。段金生从“政治区域化”的视角考察从护国运动到1927年后作为政治区域团体的“西南”产生与分解的过程。他认为，政治区域化是民国政局的一个重要内容，西南军阀即是政治区域化的产物。(34)刘文楠以新近出版的名人日记为基本材料，重建了1931年至1934年蒋介石与晋绥地方实力派的互动博弈，并将其置于当时“攘外安内”的大背景下，分析中央与地方如何从各自利益和诉求出发，寻求符合各自理想的中央—地方关系。(35)中共的崛起让原本复杂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更加微妙。1935年初，红军长征进入藏区，国民政府中央随即电令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加以“围剿”，但这一举动遭到了马步芳、刘文辉等川康青地方实力派的强烈质疑和反对。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否认了前电，严令藏军不得逾越防地。奉调、误会与假托成为整个事件发展演进过程中的关键词，涉事各方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进行着各自不同的注解。(36)在由局部抗战走向全面抗战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也曾出现相当程度的紧张。刘丽丽通过梳理《中央日报》对马占山部抗战的报道，折射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走向，并探讨其对新闻舆论的引导和抗战动员宣传方面的策略和作用。(37)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因应战争需要，国民党在1938年3月底至4月初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汪朝光对这次临全大会进行深入研究，认为这次大会在国民党史和抗日战争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的最大亮点在于政治路线的调整。但《抗战建国纲领》的多方面内容，并未在抗战中实现，最终使国民党“抗战”获胜而“建国”失败，也预伏了其在国共角逐中失败的远因。(38)学界对于战后中国对日议和政策的研究，大多以1952年的《日华和约》为主要对象，段瑞聪则聚焦于1945-1949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议约的构想。对日和谈在领土、政治、经济、军事、赔偿等方面的要求几乎都是纸上谈兵，这些未解决的问题也为后来的中日关系埋下了对立的种子。(39) 抗战中的国共关系错综复杂。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关系逐步由合作走向摩擦，前后出现三次国民党反共高潮。期间，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共高潮”之间的两年多时间内，国共关系相对稳定，且在1942年夏一度重启谈判，蒋介石甚至主动提出要与毛泽东会晤。金以林对毛蒋会晤酝酿、提出和流产的过程进行细致考察，指出双方差距过大，是谈判不了了之的重要原因。此后不久，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国共双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对抗。(40)1944年，在豫湘桂会战期间发生了豫西民众袭击国民党败军的事件，史称“豫西民变”。郑发展指出，豫中会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军纪败坏，对地方民众的抢劫和袭扰，远远大于民众对军队的袭击；袭击军队的是当地的土匪，与中共豫西党组织并无关联；“民变”一说不能成立。(41) 吴景平在人际网络中深入研究宋子文，探讨以往未被学界重视的面向。他考察了宋子文与孙中山的关系以及在其政治生涯初期与蒋介石的关系。(42)抗战初期，蒋介石经常起用宋子文承担重要财政军需任务，由于体制和人事的原因，却未给予他任何实际职衔，这些情况也导致了战时国民政府财经决策和高层人际关系的复杂性。(43) 近年来对国民党派系纷争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44)，学者仍对相关问题尤其是蒋介石与胡汉民的关系保持浓厚兴趣。陈红民依据蒋介石日记，对胡汉民被囚事件做了细节考证。(45)段智峰指出，1936年胡汉民欧游归国，国民党派系政治的潜流激荡。蒋以根除西南问题为依归静观其变，胡则在入粤前后态度陡变，蒋胡关系复归僵持。胡去世后，南京的丧葬措置亦羼杂若干政治考量。蒋之政治生涯走向，乃至国民党的发展路径，皆因胡之突然去世，而不免发生若干变化。(46) 四、中国革命史 在“新革命史”视野下，中国革命史研究近年来有比较大的拓展。2015年度，在苏区史、革命与动员、阶级路线、中共与抗战等方面均有新见。 苏区史是革命史研究的传统话题。2015年，何友良出版了《打土豪，分田地——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河北人民出版社)。该书回归历史情境，全面剖析了土地革命的现实基础、农村土地关系、农村权力格局的调整、市场体系与经济结构的变更，并对变革中突起的文化教育、妇女解放与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化、新思想的传播与接受以及土地革命的形态转换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杨会清探讨了中央苏区的“土围子”问题。中央苏区大量存在的“土围子”，不仅严重影响苏区的革命动员，也对苏区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打“土围子”在当时党内受到非议，但从革命与秩序的角度看，仍然具有积极意义。(47)“优待俘虏”政策起源于朱毛红军时代，后来不断发生变化。在战争年代，优待俘虏其实是一个相当高远的理想，中国共产党人虽极尽努力，但囿于残酷的现实环境，很多政策并不一定能够落实。(48) 应星通过对北伐前江西中共党团组织网络的研究，分析了中共早期组织发展中两个关键的“制度环境”：学校与地缘。中共早期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嵌入民国政治和教育格局中，另一方面嵌入传统社会关系中。另外，中共早期组织网络的形成对世家子弟或富家子弟的资源多有借助。(49)李里峰考察比较了中共在抗战和内战时期不同时代背景下乡村动员策略的演变脉络，并分析了中共在整个革命年代乡村动员的延续性特征。无论抗战时期还是内战时期，中共乡村动员都以获取农民的参与性支持、认同性支持和物质性支持为基本目标；为实现此目标，又总是以利益之满足、身份之建构和情感之唤起作为基本的动员手段。(50)贺江枫考察了1948年申九“二二”工潮，这次工潮是工人经济诉求、国民党派系斗争和中共城市革命三重因素互相叠加、彼此作用的结果。中共以不同政治面貌出现，充分利用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发动城市革命。(51)黎志辉对“革命动员”的研究模式进行了反思，主张以“革命传播”的视角取而代之，认为这一视角有助于结合革命动员论和社会结构论两者的长处，拓宽中共革命史的研究进路。(52)徐峰以妇女独立团剃光头为例，探讨革命中妇女的认同问题。近代中国妇女投身革命的过程，也伴随着妇女身体政治化的过程。妇女的革命与妇女自身的解放、民族的解放交织在一起，使得原本属于个体的身体被不断建构和社会化。(53) 阶级路线在中共理论和革命实践中至关重要，区分阶级的难度在于中间阶级，即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中的富农。李志毓认为，在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国际和中共曾判断，中国小资产阶级不能接受中共的领导和纲领，因此力图发展出一个能代表小资产阶级并与中共密切合作的国民党“左派”来领导国民革命；国共分裂后，一些既不认同国民党反共屠杀，又不认同工农武装暴动的知识分子，在论证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基础上，展开对中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探讨；而中共则为确立自身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开始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由此将“小资产阶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分析概念，转化为一个指向内心的意识形态批判概念，开启了中国革命中的政治主体自我反思、自我约束的历史进程。(54)《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刊发了孙启正的《苏区时期中共“反富农”问题的逻辑分析》、曾耀荣的《土地革命、反对富农与苏维埃政权改造——川陕苏区政权建设的思考》以及谢芳青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对富农的双重限制政策：以中央苏区为例》3篇论文，从不同的视角对苏区时期中共的富农政策进行了反思。 围绕抗战中的中共这一主题，学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杨奎松指出，广为流传的中共“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方针说没有事实依据，后来所谓的中共抗战初期发展规划，不过是对1940年初中共军事发展实际结果的一种描述或总结罢了。(55)作者还对抗战时期阎锡山与中共关系的发生、发展、变化做了系统考察，并对导致双方关系破裂的复杂因素及其后果进行解读。(56)于化民对中共开辟华北游击战场决策的历史脉络和基本史实作了考察，认为华北地区广大敌后游击战场的开辟，把战争引向持久战的方向，为夺取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57)抗战时期，中共所开展的多种形式的对日作战中，地道战为人熟知。黄道炫探讨了冀中地区地道斗争兴起的背景和实际运作及其背后蕴含的复杂政治、军事内涵。他指出，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对日敌意，是日本在华控制的致命伤，也是中共得以进行地道斗争的基础。(58)在中共动员全民抗战的浪潮中，华北各根据地的妇救会作为妇女工作的主要载体，扮演了重要角色。王微指出，为了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保证抗战大业的顺利进行，华北地区的妇救会不断地进行探索与调试。最终的结果是革命让位于传统、性别让位于革命。(59)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民族复兴的重要时代机遇。自由主义者以“中间道路”相号召，形成了不同于国共两党的民族复兴的蓝图设计。卫春回以自由主义政论期刊对中共的评价为切入点，从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新民主主义路线、共产党的性质、共产党现行政策及其政绩三方面展现自由主义期刊中的中共形象。(60) 五、中外关系史 2015年度围绕抗日战争主题的中外关系史学术成果数量大增；又承2014年甲午战争120周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余绪，有关甲午战争和一战的研究继续呈现热点。 朝贡体系一直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理论热点，陈尚胜对此提出新见。他认为，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为“封贡体系”。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不过，朝贡制度旨在建立“上国”与“属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各个“属国”之间并没有围绕“上国”而形成合作联盟，它在近代难以抗衡运用条约体系的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61)李大龙提出，近代以前东亚“天下”传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和演变基本是在传统王朝尤其是以中国中原地区为中心的王朝主导下进行，在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上呈现区域内自然凝聚的状态。近代以后，兴起于西方的近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传入东亚地区，在将东亚地区的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引向主权国家的同时，也推动了东亚“天下”格局的演变，东亚地区完成了由传统王朝政治格局向近现代国际关系的转变。(62)李云泉则以中朝交往为个案，对于朝贡体系下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有新的论述。(63)王宏斌考察了清代的领海问题。清代将接近大陆海岸和岛岸的海域划分成三个部分：一是内洋；二是大洋、深水洋或黑水洋，类似于现代的公海；三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条洋面，清人称其为外洋，这部分海域通常以距离中国海岸、岛岸最远的岛礁为标志，由于超出了文官的管辖能力，主要委派水师官兵巡阅会哨。(64) 学界对两次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外关系仍有所探讨，其中对在华外国人的作用有较多关注，如顾盛在中美《望厦条约》签订中的作用、李泰国在中英《天津条约》谈判过程中的角色、赫政在《藏印条款》议订中的作为等。(65)赫雨凡指出，19世纪中叶，美国驻澳门领事的设立和撤废，反映出美国在东亚政治扩张、商业拓殖以及中美关系的轨迹和趋向。(66)晚清时期，中国人也曾通过在华英文报刊发出自己的声音。李珊考察了中国人在《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的情况，指出这些文章大多与中外关系有关，西学东渐、传教问题以及中国治权等问题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争。(67) 晚清中外关系史研究，较多集中于甲午战争期间和其后的十余年间。关于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侯中军注意到了中日两国在战前的外交话语权之争。在战前争取欧美支持及国际舆论的外交活动中，中国的宗主权话语体系完败于日本的国际法话语体系。甲午的战败，虽然标志着清政府调适中朝宗藩关系的失败，但对宗藩关系本身的评价不应以此次战争的结果为唯一前提。(68)欧阳红指出，甲午战争时期，德国一改过去只关注经济利益而避免卷入政治纷争的传统立场，开始介入远东的权力角逐。(69)戴东阳对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情报人员的布留问题进行了新的研究。日本撤使准备虽早，但战争爆发后，日本却等到中国驻日使馆发出撤使照会之后才下达撤使命令，而且用巧妙的办法在京津、烟台和上海等地布留情报人员。(70)中日议和过程中，广岛谈判时中方的全权证书在形式与内容上都与国际惯例不符，其表层原因在于清朝官员不熟悉国际法，深层原因在于清廷高层不愿放权。日方抓住“全权”问题不放，刻意促成谈判破裂。(71)李育民系统论述了《马关条约》与中外条约关系的变化。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在华建立了不平等条约关系，中国出现了条约关系与朝贡关系并存的双重国际秩序格局。此后，这一双重格局被打破，朝贡关系完全被条约关系所取代。清政府尝试建立平等关系的趋向亦在甲午后被打断。(72) 葛夫平论述了法国与清末政局的关系。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法国如同其他列强一样，对清末政局的演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对革命党和清廷各有因应。武昌起义爆发后，法国在革命党人和清政府之间保持中立，同时积极支持袁世凯上台执政。(73)日本在吞并朝鲜之前，曾派人调查中国与朝鲜的边界，提出所谓的“间岛问题”。日本派遣测量人员考察长白山，同时任命“嘱托”进行文献研究。外务省虽认识到“间岛”属朝的论据薄弱，但仍以承认“间岛”属中作为谈判筹码，获得了在“间岛”设置领事馆和“东三省五案”的利权。(74)清末教案问题是晚清十年的重要政治议题之一，董丛林探讨了教案处置的程序和机制。教案处置具体情况复杂，除注意与当时其他方面政务的一般仿同性之外，也需体察由外国制约等因素而致的特别局面和微妙情节。(75) 一战爆发后中国很快宣布中立。侯中军探讨了北京政府中立决策的主要考量和前后作为。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中立主要是为了防日。宣布中立后，北京政府即从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着手维护中国的中立地位。迫于现实原因，宣战的可能性此时尚不存在；收回青岛之议，也不为英、美、日等国所接受。对北京政府而言，在各种外交努力无效后，等来了日本对德宣战的消息。(76)一战期间，北京政府宽待德侨，引起协约国的不满。大战结束后，英国为彻底扫除德国在华势力，力促北京政府遣送全部德侨，但由于中国朝野人士的帮助以及巴黎和会后遣送计划的变更，大量德侨最终得以留在中国，这对战后中德关系乃至整个东亚国际关系格局都具有深远影响。(77)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与列强签订了《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允许中国加征2.5%进口附加税，但日本政府利用各国之间的互相牵制以及中国内部政治分裂的局面，屡次成功阻止有关各国正式承认该附加税生效。(78) 刘利民对抗战前十年间中日渔业交涉进行研究。在此期间，日入侵渔较之以往加剧，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强烈不满，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制止日人侵渔的措施，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79)闫成论述了“九一八”事变前中日之间围绕东北铁路的激烈冲突。中国自建东北铁路，触犯了南满铁路的切身利益，铁路之争成为“九一八”事变的诱因之一。(80)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围绕是否对日宣战问题发生过论争。蒋介石起初打算宣战，随后赞同不宜宣战主张，乃发表应战谈话。在此后的讨论中，中国各界对不应宣战的认识趋同，国民政府则将应战发展为抗战，“抗战”作为具有深刻意义的词汇载入史册。(81)中美之间的战时关系得到多方位关注。袁成毅探讨了中美合作进行对日空战的案例。他认为，尽管两国国力相差悬殊，但双方的军事合作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援助与被援助关系，更有基于共同战略利益和各自优势的彼此照应，体现了互为战略支持的合作关系，中美的相互战略支持不仅对中国战场，而且对整个太平洋战场至关重要。(82)美国战时情报局成立后，对中国的抗战进行了大量宣传报道，为提升中国军民斗志、巩固盟国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美国倾向于与国民政府合作，战时情报局限制来源于中共的报道。(83)沈志华探究了中、苏、朝之间围绕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而折射出的历史关系。抗日战争后期，成立了以中、朝游击队员为主的八十八旅(抗联教导旅)，并成为苏联远东军的一支特种部队。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后，斯大林决定解散八十八旅，金日成率抗联部分朝鲜指战员回国，最终脱离了中共组织，成为苏联占领军的依靠力量。八十八旅的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二战后期远东地区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及中、苏、朝之间微妙的相互关系。(84) 六、经济史 2015年的近代经济史研究继续呈现方法多元、研究细化、定性与定量并举的特征。 量化研究是经济史研究的一大特色。历史GDP研究是近几年来经济史学界的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在研究时段上贯穿古代和近代，二是参与的学者横跨中西，呈现国际学术界通力合作的局面。倪玉平、徐毅和范鲁文·巴斯从GDP角度梳理、评述了对中国历史时期经济总量进行估值的各种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他们认为，估算方法、基础资料和历史GDP研究的国际比较是历史GDP研究需要面对的三个问题，而重建系统、庞大和可靠的历史数据库，必将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历史GDP研究的重中之重。(85)史志宏估算了清代农业生产的各类指标，如耕地面积、粮食的亩产量和总产量、粮食生产的产值、整个种植业产值以及包括林牧渔业在内的农业总产值等(86)，评论者认为这一研究对清代中国农业的数据进行了系统化的收集和分析，堪称这一领域最全面的研究成果。(87) 财税史研究主要围绕营业税和所得税这两个近代税种展开。柯伟民讨论了民国时期营业税税率问题。营业税从北洋政府时期的定额税率向南京政府时期的比例税率转变，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营业税税率设计存在差别比例税率和单一比例税率两种模式，在抗战和内战期间，国民政府逐步统一及大幅提高营业税税率以增加财政收入，但给工商业经济和普通民众带来沉重的税收负担。(88)焦建华考察了南京政府的分税改革。南京国民政府在1927-1936年间先后三次对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系统进行改革，逐步确立了近代财政分税制度。这一改革符合历史潮流，但由于财政分权存在诸多失误，结果反噬集权努力。(89)在近代税制确立过程中，政府并非唯一主体，社会对于税政的参与同样值得关注。魏文享从社会参与的角度分析了1936年所得税开征过程中政府与商会团体及商人之间的互动，以期于简单因果之外探讨税权演进的内在逻辑。(90) 除近代税制外，仍有一些研究关注传统税制在近代中国的演化轨迹。李晓龙考察了康乾时期广东东莞县“盐入粮丁”事件，认为这是在上级政策与州县实际之间的矛盾激发下进行制度调整的结果，是一个从不符合朝廷盐法，到在州县的日常运作中逐渐得到默许的政策。(91)任吉东探讨了近代华北乡村中的包税制，这种制度与乡村市场传统的抽用体系产生矛盾，使得维持村庄组织运行和乡地制度的基本保障与必要成本从根基上遭到破坏，引发了乡村社会的多重危机。(92)张启耀以山西为例分析了民国乡村税收中村庄领导阶层的角色。(93)周祖文则探讨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为解决财政问题逐渐从旧有田赋走上按累进制征收救国公粮，并最终走向农业累进税的过程。(94)一些特殊地区的财税制度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1914年至1922年日本占领青岛期间，为了获取财政收入而实施鸦片专卖制，其收入一度占殖民当局全部财政收入的80%。日军撤离后依然留在山东的2万余日本侨民和后来涌入的日籍朝鲜侨民，成为导致山东半岛鸦片毒品泛滥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日本制造济南惨案的主要缘由。(95) 2015年度的金融史研究充分体现了研究者对于政府与金融业相互关系的重视。徐昂研究了1898年清政府发行的昭信股票与金融业的关系，这一案例表明晚清国家财政对金融业的依赖，而新式银行的最初发展也有赖于国家财经政策的支持。(96)潘晓霞考察了北京政府时期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挤兑风潮，认为这是政府与银行信用交相丧失的结果，反映着金融乃至政治经济体系的致命缺陷。(97)刘志英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省地方银行的监管，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稳定，也增强了政府对金融的控制，并最终确立对银行乃至整个经济的垄断。(98)此外，还有研究涉及抗战时期“四行专业化”问题以及战后金融体系重建问题。(99)杜恂诚探讨了近代中国金融业发展模式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认为近代中国从西方移植金融品种，并不都是成功的，这是由转型社会的社会历史禀赋所决定的，强势政府则对金融业作用的发挥产生强大的阻扼作用。近代中国金融业发展历史表明，由政府主导过渡到市场主导，不仅需要政策转换，而且需要市场主体转换，更需要同业组织等第三部门的相应发展。(100) 货币在中国宏观经济中的作用问题也受到学者的关注。刘巍认为进口和货币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一战期间，中国资本品进口严重受阻，同时，由于国际银价上涨导致白银外流，共同打击了中国经济。(101)蒋清宏考察了近代中国白银通货存量及货币供给总量，并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学者罗斯基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罗斯基白银通货估计和货币供给总量估计不能作为判断近代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的基本变量。(102)宋丽智和邹进文研究了凯恩斯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中国学界从开始探索认识凯恩斯的货币思想，到将凯恩斯理论与传统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进行比较研究，对于凯恩斯经济思想的认识逐步深化。(103) 企业史研究涉及企业与资本市场关系、企业经营管理，以及近现代工业和传统手工业转型与地域社会关系等多方面。朱荫贵分析了汉冶萍公司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民间资本观望不前、资本市场又未能发展达到强力支撑的情况下，外国资本的进入难以避免，也就可能出现被外资控制的局面和后果。(104)他还分析了作为中国第一家采用机器冶炼铁矿的贵州青溪厂失败的原因，认为在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缺乏配套措施的贵州兴办大机器冶铁工业，没有政府财政支持，没有民间资本市场作为后盾，因此失败。(105)云妍则以近代开滦煤矿为对象，探讨了近代早期工业化中的国家实践以及外资引进过程中所伴生的一系列复杂因果现象，认为开滦煤矿长期以来的产出增长主要不是来自资本和劳动的贡献，而是包括累积技术进步、组织效率、管理水平提高等在内的“余值”贡献的结果，因此只有将智慧和力量集中于“软件”，才是获得现代化发展和实质进步的关键。(106) 商会史研究方面，较多关注商会和同业公会的中介角色。朱英和夏巨富讨论了民国时期广州市商会积极参与营业税制定与征缴，努力应对和调解营业税风潮，坚持为商请命，对政府强制推行的不合理税收展开抗争，显示出商人社团组织的本质作用。(107)朱英还梳理了1919年天津商会抗议日本领事干涉会长选举的来龙去脉(108)，探讨了1934年天津商会改选纠纷与地方政府的应对之策。(109)魏文享分析了天津市同业公会在价格管制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业公会受政府委托，承担着议价与限价的重要职责，但同时同业公会与地方政府之间“讨价还价”，以集体议价的方式提升本业价格水平。(110)商会与教育的问题也是一直以来关注较多的问题，但以往大多关注商会与小学、中学和职业教育的关系，虞和平则关注商人与大学教育的关系，他认为商会在私立大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中坚力量的作用，并惠及国立大学。(111)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论。李金铮再次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他分析了定县的农业生产及其动力，强调农村经济是一个延续和渐变的过程。(112)刘永华则尝试从微观角度讨论国际市场变动对于近代小农经济的影响，他根据新近发现的徽州排日账，重构了近代婺源一家农户在19世纪中后期60余年间的生计模式及其演变轨迹，探讨王朝制度、区域市场和国际贸易对这家农户生计的影响。(113) 农业史研究中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地权分配与土地改革问题。有研究者考察了民国时期两湖地区的地权分配状况。湘鄂两省的地权分配不均在程度上较为接近，但内部结构有较大差异，鄂省的核心农业区地权分散，而湘省的核心农业区地权集中，其原因在于湘省的核心农业区在近代涌现了一大批高级别的军政官员，造就了相当数量的官僚大地主。(114)国民政府也曾进行地权改革，其中一项政策就是扶植自耕农。黄正林探讨了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和抗战后实行“扶植自耕农”政策的前因后果和实施情形。(115)对于乡村地权与土地市场的研究，近年来，学界比较认同18世纪之后中国南方乡村的地权分配主要受市场机制调节、存在着发育较为充分的土地市场的看法。赵思渊注意到土地市场中的交易也受契约参与者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但亲属关系只是达成契约的信息渠道与信用保障，而非限制性因素或优先考虑的因素。(116) 七、社会文化史 社会文化史研究起步较晚而发展迅速，而且具有较明确的学科反思自觉。 李长莉的两篇文章对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学术进路、特色、贡献、研究瓶颈及前景进行探讨。她认为中国社会史研究方法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其新路径正在形成具有自身学科特色的理论方法、概念工具和词汇系列，社会史学科正在走向成熟，但学界在研究理论的探索上仍显滞后。(117)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理论方法创新、开辟史学新生长点、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超越“革命史范式”及“现代化范式”、关注民间社会等学术贡献，同时该学科也存在着学科意识模糊，研究“碎片化”及理论缺失等局限。(118) 吕文浩认为，对于世纪之交传入国内的西方新文化史，除一部分青年学者热情接受以外，绝大多数学者对其采取了选择性吸收的态度，即排斥其后现代意识而接受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119)常建华提出，日常生活史在海外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也可以视为社会史或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方法论也产生了重要的学术意义。他建议，晚起的中国日常生活史应当将中外日常生活史的比较研究作为自觉的行为。(120)李金铮认为，就总体来看，自觉地以日常生活的视野进行研究者较少，尤其是缺乏个人经历、心灵体验以及对生活表象背后的意义的挖掘。(121)他在评论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一书时指出，该书方法论价值尤其值得关注。在问题意识上，该书既从茶馆史研究本身进行突破，更追求宏大的理论意义，关注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冲突；在理论与方法上，打破传统史学路径，凸显了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的叙事风格和民众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在结构上，既考察了茶馆历史本身的纵向变化，也注重茶馆与国外类似公共空间的比较；在解释上，认为政府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并深入分析了茶馆长期延续的原因。(122) 社会生活史一直是社会文化史研究中的学术热点。李长莉等合著的《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以近代110年间中国社会整体变革下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变迁为重点，以中国社会近代转型与社会生活的互动为主线，着重呈现社会生活受西潮、新潮与战争影响而出现的新变动、新景象，特别是那些代表中国社会接受和融入世界近代文明的新现象。(123)杜丽红既从国家和社会互动的角度阐述制度变迁的过程，也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分析制度在社会中的实际运作，旨在探讨20世纪初北京公共卫生制度演变及社会化过程的基本脉络与问题。(124)程为坤细致考察了20世纪初北京底层普通劳动女性的日常生活，包括女手艺人、女佣、女乞丐、女演员及其他女性劳动者，认为城市女性成功地占领了公共空间，将其变成了她们的日常空间，并运用公共空间来增加自己的机会和影响。但城市空间也让她们遭受到了歧视和压迫。(125) 卜正民以江南五城(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为例，描述了日军残暴占领城市、试图重建基层机构的过程。作者借助对民众的模糊行为的分析，考察了战争时期城市秩序的维持以及生活其间的个人的心态、处境与选择，揭示了战时社会的复杂性。(126)张济顺则从“劳动人民”“知识人与文化人”以及“小市民”三个主体出发细致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城市生活，她认为，近代上海城市生活的变化不宜以1949年为界，因为此后几年中上海社会的基础结构、关系模式、审美观念等与民国时期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127)抗战时期留日学生的社会生活亦有学者关注，徐志民考察了日本占领区学生的赴日留学问题。战时的特殊背景与选派主体的特殊性使留日学生失去了战前的相对自由，而随着日本深陷中国战场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政府的一些政策严重影响了留日学生的专业学习，他们还与日本民众一样经历了饥饿、空袭、疏散甚至原子弹爆炸等灾难。(128) 医疗史是近年来方兴未艾的一个前沿领域。余新忠认为，当前中国的医疗史研究问题与希望并存。当前国内的医疗史研究，总体上缺乏对国际主流学术成果的了解和把握；史学界的医疗史研究者大多缺乏医学方面的训练，医学界的医史研究者则往往缺乏史学功力，就事论事。(129)张大庆倡导医学思想史研究。他认为，在社会文化语境中重建医学理论和实践的演化历程，不仅要关注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演变的内在逻辑，也要关注医学界与公众对于健康和疾病理论在认识与理解上的异同及导致其中差异的认识论和传播学动因，还要观照医学理论、概念形成过程中文化、社会与经济因素的影响。(130) 对近代来华基督教有多项研究，比较集中关注的领域是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的传播与本地化、基督教在华教育与慈善事业以及基督教与抗日战争等专题。陈锦航重新解读了燕京大学基督教在华实践，认为基督教在中国完成了俗世化的转变，这一转变导致基督教失去了不受社会变革影响的独立的宗教空间，在日后必然直接承担社会变迁带来的影响。(131)车红兰梳理了基督教传入东北朝鲜族社会的背景及其过程，还分析反日人士组织、利用基督教团体进行抗日革命斗争的基本情况。(132)范正义考察了清末民初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神祇信仰的冲突。(133)王晓峰论述了伪满时期日本在东北地区对基督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控制与利用。(134)谢竹艳分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13所基督教新教大学外籍校长在华的办学活动，认为其办学有两大特色，即科学和宗教并重，基督教与儒学兼容。(135) 侯杰、王小蕾考察了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不缠足运动的关系。清末的不缠足运动既是女性身体解放的关键环节，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碰撞的产物，它与基督宗教的关系极为密切。基督宗教反对缠足的主张和实践也给中国的有识之士以深刻的启示，加速了西方文明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传播进程。(136)吴艳玲注意到，近代中国基督教所办刊物《女铎》主张温和的女权主义，积极提倡妇女解放及女性权利。(137) 在农村与农业改良方面，蓝希峰以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黎川实验区为个案，讨论民国时期基督教社会服务活动。(138)赵晓阳认为，近代来华农业传教士卓有成效地推进了中国传统农业的现代化。(139)李传斌探讨了1927-1937年间基督教在中国各地进行的乡村卫生建设活动，认为这些活动在西医传播与乡村改造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40)王淼梳理了抗战初期中国基督教会的爱国救亡活动。(141)任轶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法租界当局与天主教会在上海难民救助中的角色与立场，认为二者的救援工作虽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但在客观上对难民起到了相当程度的保护作用。(142)刘青瑜论证了抗日战争时期内蒙古的天主教传教士及其领导下的天主教会积极为抗战服务的诸多贡献。(143) 八、思想史 2015年是《新青年》创刊100周年，也是新文化运动发起100周年，因此新文化运动是今年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热点问题。概念史、观念史研究，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研究等也均新作迭出。 邹小站就民国初年中国思想界围绕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这一少为人注意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近代中国危机深重，国人迫切希望寻到摆脱危机、实现富强的捷径。从甲午战败到第一届国会解散，政治改造优先论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近20年专注于政治改造未见成效，思想界围绕未来路向发生了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之争。此番论争提出的问题实为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从此亦可寻绎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思想理路。(144)熊月之讨论民初上海的文化生态与《新青年》以及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他认为，无论研究《新青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还是研究共产党的创立，都需要考虑其时上海城市社会环境、文化特点，考虑京沪两地文化差异，以及两地人才互动的影响。(145)何卓恩、张家豪提出，《新青年》初办时，陈独秀等将国家社会改造的希望寄托于塑造现代社会的“新青年”，其诉求的对象是青年，展现的是“新青年、新国家”的青年启蒙主题。随着杂志迁到北京，其诉求对象转到了文化界，主题转换到“新学术、新文化”的学界文化运动。而当杂志重回上海后，《新青年》的主旨逐渐聚焦于“新劳工、新社会”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宣传。(146)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主义的形成，以往学界多从反传统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个角度观察，比较少注意到欧战的因素。丘为君考察了一战对于陈独秀激进主义世界观形成的影响。他梳理《青年杂志》对于一战的观察，发现陈独秀对德国的态度几经变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主义者之前，陈独秀已经透过对作为强权的德意志帝国之思考，建立了激进的反独裁君主制、反帝世界观。(147) 欧阳哲生讨论新文化运动研究论域的拓展和变化。他指出，新文化运动最初的论域就是讨论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对立关系，“破旧立新”是《新青年》主流派的共同选择；后来，新文化运动的论域转变为启蒙运动；到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时，学界普遍认定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就是民主、科学，这显然与思想界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文化运动论域再次转向，基于对近代以来文化激进主义的反思，文化保守主义受到学界的重视。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较大变化，对古典文化的偏好日益占据文化的中心，“去新化”的倾向越来越受到各种鼓励，新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新的危机。(148) 确实，近些年来，对于新文化运动批评之声日趋激烈，这也激发肯定新文化启蒙价值的学者对于新文化之批评传统进行研究的兴趣。马克锋认为，批评与反思传统儒学确实是《新青年》的鲜明特色，但此种批评，首先是基于中国大文化的视角，反对儒学的独尊地位，欲恢复诸子学说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其次是基于一种世界主义的立场，将儒学放到世界文明中加以审视，开放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其三是基于现实的需要，反对儒学政治化，反对专制势力利用儒学笼罩国人思想；其四，是基于一种整体思维，图国人思想的解放。总之，《新青年》对中国固有文化所做的重新审视，目的是建立一种新文化。(149)李维武认为，《新青年》对孔子、孔教、儒家纲常的批判，是针对当时国内现实政治而开展的，旨在保卫辛亥革命刚刚建立的共和制度，而不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传统”。简单地用“反传统”三字来概括和否定《新青年》的这种批判，实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150) 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处于枢纽的地位。左玉河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新文化建构中具有奠基的作用，它确定了全面效法西方以建构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方向和“再造文明”的目标，确定了以民主与科学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化建构的核心价值，提出了以个性主义为建构中国现代新文化基石的思路，提出了以研究问题、输入西学、整理国故来建构中国现代新文化的途径。(151) 个人的解放是新文化的核心主题，新文化人主要从国家与家庭两个方面解放个人。耿云志强调，对于《新青年》所带动的对个人主义、个性主义的现代阐释，其思想史上的意义是无论如何加以强调都不过分的。(152)孙向晨肯定新文化的主将们欲从批判“家庭主义”着手，确立个人的独立地位，确实抓住了现代性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要害问题，但新文化人既没有把个体概念作为目的真正树立起来，又将家庭概念中积极的、根本性的生存论内涵与外在衍生的各种机制相混淆，由此个体主义的消极层面难以在文化传统的资源中得到纠正。(153) 概念史和观念史的兴起是近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方维规主编的《思想与方法：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值得关注。此为2014年同题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的会议文集，收录了20多位著名学者的论文或评论。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中的“未来”》一文分别从历史书写、历史哲学与日常生活行动三个方面分析近代中国的“未来观”，认为在进化论与近代西方的历史观的影响下，在1900-1930年左右，中国的新派人物的时间意识及其对于未来世界的想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过去”的分量变得越来越轻，新派人物对于未来充满乐观的想象。罗志田在《天变：近代中国的“道”的转化》中分析近代中国思想中“道”的观念的转化，认为随着“西学”在士人心目中的确立，传统的“道”被时空化，国人从相信“道出于一”，“天不变，道亦不变”，到逐步承认“道出于二”，进而演化为以西学为基础的“道出于一”。方维规的《鞍型期与概念史》论述了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鞍型期”理论及其概念史研究，并讨论东亚的“鞍型期”与东亚概念史研究，认为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是中日韩的“鞍型期”，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概念现代化”的时期，所以存在开展东亚概念史研究的必要。王中江《近代中国“自然”观念的诞生》探讨nature一词的输入，以及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如何理解、解释nature和中国固有的“自然”一词，进而讨论近代中国思想中的“自然”观念。曹新宇、黄兴涛《欧洲称中国为“帝国”的早期历史考察》一文考证了欧洲称中国为“帝国”的早期历史，作者指出，“中华帝国”的概念早在16世纪已经在欧洲确立，17世纪已经流行，并非如欧立德(Mark C.Elliot)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在清朝的征服活动及其“统治不同民族的政体”之统治形式，才真正在观念史上使欧洲人确认中国为“帝国”。黄克武《俗世化与近代中国思想的变迁》讨论“俗世化”理论是否适用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他认为，若将中国近代的历程视为追求西方民主与科学的进程，“俗世化”代表一个“普遍历史”的进程，则近代中国的一个核心变化无疑就是俗世化；若放弃单线进步的历史观念，则中西的俗世化过程又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国的俗世化过程中，科学与传统伦理、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显然不像西方那样激烈。 桑兵讨论“华南”这一区域概念的形成，认为此概念始于1895年，与来华西人尤其是欧美报纸的报道和传教士的翻译有关。民国时期，“华南”用法日多。不过，华南一词的涵义却并非确定。这就提示，区域研究应结合分区概念的形成演化与历史实际进程，避免先入为主地削足适履。(154)桑兵并对目前概念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155)余露论述清季世界语运动中的“世界”概念。本是佛教词汇的“世界”，从19世纪末期开始，逐渐由虚入实，被用以指称全球，并且含有价值判断。(156)邓华莹探讨1834年到1898年间“国体”与“政体”概念的演变，认为道咸以降，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国体”与“政体”两个名词出现，并各有不同的涵义，到1898年它们仍是相对独立的两个概念。(157)方光华就20世纪中国思想界对于中国传统中“自由”观念的独特含义及其与现代自由之关系的讨论进行了研究。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自由”主要是“道德自由”，它对于自由与个人权利、政治制度以及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的关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158)胡其柱讨论晚清权利观念与近代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认为晚清思想家在构建其权利观念时，虽也认为个人应有自主之权，但受制于儒家传统，他们始终将个人视为道德性的存在，认为个人自主不仅意味着反抗外在强权，也意味着克制内在的非分欲望。这种权利观念固有其合理之处，却无助于清末国家构建的顺利展开。(159) 大体上说，概念史/观念史研究，无论是对研究方法的讨论，还是有关重要概念/观念的具体研究，近年来均有不小的进展。但是，概念史/观念史的研究中如何把握不同人群对于同一概念/观念的使用，如何勾连概念史/观念史与思想史，如何将概念/观念的演变与现实历史进程的演变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仍然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多篇文章探讨了近代民族复兴思潮。郑大华考察了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孕育、萌发与发展、演变，还对1938年杨松在延安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开设系列讲座，阐述“中华民族”“民族建国”“民族自决”等一系列重大民族理论问题，提出诸多重要主张进行专题研究，认为这些思想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160)俞祖华、赵慧峰综合比较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界关于民族复兴的三大话语，国民党将中华民族复兴论“塑造成带有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霸权话语”，共产党人对民族复兴话语的使用一度有所批判，后作了调整，国社党最为热衷于使用“中华民族复兴话语”且有自身的特色。民族复兴的三类话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议题相同，取向有别；目标同向，途径不相互交织，相对区隔。(161) 米列娜等讨论19世纪及20世纪初期，在全球知识井喷的过程中，各种百科全书输入中国的过程以及中国知识界怎样对日益全球化的新知识加以改造，以适应自己的需要。(162)熊月之探讨近代科学输入过程中命理文化与科学主义平行发展的现象。他指出，在西方实证主义对于传统命理文化发生重大冲击的同时，一些深受西方实证科学影响的学者，都在命理文化方面有颇为丰富的实践，为命理文化保留一定空间的学者更多。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颇复杂，一方面实证科学所能笼罩的区域，永远小于人类所能感知的自然、社会与精神世界的浩渺天地；从心理层面看，个人或群体信奉命理之说，往往有其特殊的心理需要；而近代中国社会的动荡以及近代化过程中人际间的疏离与个人日趋独立的趋势，也为近代中国命理文化的抬头提供了机缘。(163) 九、台湾史 2015年度台湾史研究的重点是日据时期的殖民地史和台湾光复问题。此外，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是年度国际问题热点，有学者追根溯源，对台湾在这些问题上充当的角色进行探讨，亦有不少成果出现。随着两岸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台湾学者在大陆发表论著，以及两岸学者合作著述的情况日益增多。 在治台政策方面，庄林丽著《清代台湾道、台湾道台与台湾社会》一书，对清代台湾道的设置、历任台湾道台的情况以及台湾道台在台湾各方面的政绩做了详尽探究，说明台湾社会一直是在中央政府管辖之下不断发展的，台湾道的设立及台湾道台在处理台湾事务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充分体现了闽台区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化的特点。(164)近年来，有关“番地”开发史的主题受到学界的关注。近代前后的台湾，大陆移民的开发重点逐渐转向东部山区，反映汉“番”势力已彻底逆转，台湾土地开发进入新的阶段。陈忠纯认为，长期用以隔绝汉“番”的土牛之界早已形同虚设，封禁内山已无可能，但由于清廷上层墨守成规，没有认识到台地的新形势，延迟了内山“番地”的开发进程。(165)李凌霞则以清代台湾北部新港社群熟番地权演变过程为例，指出清政府熟番地权政策对于新港社群熟番经济生活的具体影响，表明在清代台湾土地开发过程中，熟番、汉人和地方官府已经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166)林玉茹探讨了清中叶台湾三大区域型经济区的形成过程。(167)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以“反攻大陆”为基本国策，一面利用美援在岛内整军备战，一面在联合国控诉苏联。肖如平指出，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交恶，美国又始终反对蒋介石的武力“反攻”计划，蒋介石开始由“控苏”走向“联苏”，为其“反攻大陆”寻找新路径，但因国际局势的变化，其“联苏反攻”计划最终失败。(168)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争论一直颇受学界关注。傅敏认为，它不仅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的最重要的冷战问题之一，而且是美国阵营内部歧见纷呈的问题。台湾利用美苏阵营的尖锐对抗，以小搏大，竭力争取美国支持直接否决反对台湾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的方案。随着美苏阵营对抗的渐趋缓和，台湾当局只能越来越多地妥协与退让。(169) 日据时期的殖民地史研究和以台湾光复为主题的研究是2015年度台湾史研究的热点。邵铭煌著《台湾人民与抗日战争》一书，叙述林祖密、林正亨等志士戮力抗战为收复台湾而奋斗不懈的事迹。(170)日本侵占台湾之初，台湾70%的面积为“番地”。傅琪贻探讨台湾少数民族的抗日史实，指出泰雅族为捍卫祖传的土地，对入侵者采取严厉的“出草”行为。躲藏“番地”的汉人抗日先驱与内山泰雅族合作继续抗日，但日方应用“以夷制夷”的分裂欺诈手段，再以“内地观光”的怀柔政策，让泰雅族人放弃武装，最终结束泰雅族武装抗日。(171)立文等人合著的《台湾光复研究》一书，叙述了从甲午战争到光复全过程中台湾殖民地的特性与变迁，既有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史，也有文化发展、社会变迁等内容，对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的种种准备与整个过程，以及“二二八”事件的来龙去脉与台湾省政府成立，都有详细的叙述。(172) 近年来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凸显紧张，其历史问题与台湾密切相关。张卫彬研究钓鱼岛的法律地位，认为经由国际法庭确立的“一般规则”之实践路径进行考察，历史文献记载及持续、适度有效的行政管辖有力证明了钓鱼岛作为台湾附属岛屿的这一史实。(173)从1970年7月钓鱼岛争端爆发到1971年6月美国把钓鱼岛的行政权“交还”日本，台湾当局与美国有过多次交涉。朱卫斌、李庆成指出，初期，台湾当局只主张对钓鱼岛的“正当权益”而非主权，后来随着局势的变化，尤其是来自海内外“保钓”运动的压力，转而要求美国在结束对琉球的管治后，直接将钓鱼岛交还台湾方面，但因安全和国际空间等方面严重仰赖于美国，台湾当局并无实力支撑其对美交涉，美国也并未认真对待，台湾当局的对美交涉终告失败。(174) 日据时期台湾初等教育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但教育目的是为殖民统治服务。陈小冲从课程设置与教科书的角度进行分析，指出尊祟日本皇室、增强台湾人对日本的向心力、倾力普及日语是殖民当局初等教育政策的主轴，日本殖民者致力培养的是既能为殖民者创造剩余价值又不妨害其统治地位的低级人才，并以将台湾人同化成为日本台湾人作为教育的最终目标。(175)在日本近代小学教科书中，有不少与台湾有关的内容，既有歌颂日本亲王在台湾为国献身的故事，也有贬低台湾原住民、将其定位为野蛮族群的内容。谭建川认为，日本人对于这些台湾故事的书写方式，包含着日本人对“台湾”这个他者的理解，同时更包含着他们对于文化的差异对立、优劣等级的自我阐释，反映出国家权力通过教育在确立民族认同过程中的作用与方式。这些“台湾故事”又以各种形式回溯到台湾社会，导致帝国时代的殖民话语渗入台湾人的集体历史记忆之中，迫使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和历史认知发生深刻变化。(176) 本文初稿由徐秀丽、赵庆云、顾建娣、赵妍杰、黄道炫、张会芳、侯中军、周祖文、李俊领、邹小站、李细珠、汪小平提供，王建朗统稿。本文综述内容，限于中国大陆出版的论著，且以论文为主。本年度学术出版物数量庞大，学术判断又必各有眼光，挂漏定所难免，敬希读者鉴谅。 ①瞿林东：《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推动中国史学走向新的发展》，《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 ②庞卓恒：《唯物史观的理论必须讲彻底才能服人》，《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 ③吴英：《重新解读唯物史观的紧迫性与可能性》，《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 ④张越：《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唯物史观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 ⑤张海鹏：《刘大年史学思想散论》，黄仁国：《刘大年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张广智：《守望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阵地上——由刘大年〈论历史研究的对象〉说开去》，王建朗：《求真求实学者本色——追忆大年同志与抗战史研究》，李建、傅永聚：《刘大年〈评近代经学〉的学术价值》，成积春：《刘大年〈论康熙〉的学术贡献及对清史研究的启示》，赵庆云：《刘大年与学术组织工作》，均发表于《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 ⑥卜宪群：《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琐谈》，《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⑦于沛：《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⑧郑师渠：《当下历史虚无主义之我见》，《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⑨武力：《唯物史观视角下的历史虚无主义辨正》，《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⑩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11)赵庆云：《近代中国主叙事的源起、流变与重构——评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2)梁晨、董浩、李中清：《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3)周祥森：《空间转向：电子传媒技术与当代史学形态》，《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 (14)乔治忠：《历史研究电子资源运用的兴利除弊》，《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 (15)王子今：《“史识”与计算机“利器”》，《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 (16)陈爽：《回归传统：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 (17)刘晨：《太平天国西王萧朝贵死亡考》，《历史档案》2015年第1期。 (18)刘晨：《太平天国早期萧朝贵与杨秀清关系考辨》，《安徽史学》2015年第3期。 (19)朱从兵：《丞相的虚实之分与太平天国的失败》，《暨南学报》2015年第3期。 (20)邱涛：《论清廷与湘军集团的筹建长江水师之争》，《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 (21)尚小明：《洪述祖甲午“丑史”辩诬》，《史林》2015年第5期。 (22)陶祺谌：《甲午战争后张之洞聘用日本军人考》，《历史档案》2015年第3期。 (23)马忠文：《张荫桓与英德续借款》，《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 (24)陈忠平：《保皇会在加拿大的创立、发展及跨国活动(1899-1905)——基于北美新见史料的考证》，《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 (25)贾小叶：《“新党”抑或“逆党”——论戊戌时期“康党”指涉的流变》，《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 (26)李文杰：《光绪帝亲政前的习批奏折探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6期。 (27)韩策：《科举改制与诏开进士馆的缘起》，《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 (28)李在全：《制度变革与身份转型——清末新式司法官群体的组合、结构及问题》，《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 (29)高俊：《清末地方教育会述论——以宝山县为个案》，《史林》2015年第2期。 (30)顾建娣：《清代的旗人书院》，《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6期。 (31)杨天宏：《民初国会存废之争与民国政制走向》，《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 (32)杨天宏：《“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与违约责任——基于北京政变后摄政内阁逼宫改约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 (33)严泉：《靳云鹏与皖系北京政府时期的院会关系》，《史林》2015年第5期。 (34)段金生：《试论西南军阀地域范围流变(1916-1927)》，《史林》2015年第4期。 (35)刘文楠：《寻找理想的中央—地方关系——蒋介石与晋绥地方实力派的博弈(1931-1934)》，《史林》2015年第5期。 (36)黄辛建：《奉调还是误会、假托：1935年藏军“助剿”红军》，《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3期。 (37)刘丽丽：《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以〈中央日报〉对马占山抗战的报道为中心》，《民国档案》2015年第4期。 (38)汪朝光：《抗战与建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3期。 (39)段瑞聪：《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以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3期。 (40)金以林：《流产的毛蒋会晤：1942-1943年国共关系再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2期。 (41)郑发展：《一九四四年“豫西民变”考析》，《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 (42)吴景平：《国民革命时期宋子文与孙中山、蒋介石关系之比较研究》，《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 (43)吴景平：《抗战初期蒋介石与宋子文关系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3期。 (44)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罗敏：《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45)陈红民：《〈蒋介石日记〉中的“约法之争”》，《史学月刊》2015年第4期。 (46)段智峰：《国民党团结再造的困境与限界：1936年蒋介石与胡汉民的博弈》，《民国档案》2015年第2期。 (47)杨会清：《革命与秩序：中央苏区的打“土围子”》，《长白学刊》2015年第1期。 (48)任伟：《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与实践》，《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6期。 (49)应星：《学校、地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网络的形成——以北伐前的江西为例》，《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1期。 (50)李里峰：《中国革命中的乡村动员：一项政治史的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51)贺江枫：《革命、党争与上海罢工：一九四八年申九“二二”工潮起因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7期。 (52)黎志辉：《革命动员与革命传播：中共革命史的研究进路》，《苏区研究》2015年第2期。 (53)徐峰：《剪发与革命：苏区革命妇女的身体政治史研究——以妇女独立团剃光头为例》，《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54)李志毓：《中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1924-1928)》，《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55)杨奎松：《抗战初期中共军事发展方针变动的史实考析——兼谈所谓“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方针的真实性问题》，《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6期。 (56)杨奎松：《阎锡山与共产党在山西农村的较力——侧重于抗战爆发前后双方在晋东南关系变动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 (57)于化民：《中共领导层对华北游击战场的战略运筹与布局》，《历史研究》2015年第5期。 (58)黄道炫：《敌意——抗战时期冀中地区的地道和地道斗争》，《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 (59)王微：《传统、革命与性别视域下的华北妇救会》，《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2期。 (60)卫春回：《战后自由主义者民族复兴的路径选择(1945-1949)—以自由主义期刊中的中共形象为中心》，《安徽史学》2015年第2期。 (61)陈尚胜：《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2期。 (62)李大龙：《东亚“天下”传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及演变趋势——以政权建构与族群聚合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2期。 (63)李云泉：《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2期。 (64)王宏斌：《清代内外洋划分及其管辖权问题研究——兼与西方领海观念比较》，《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 (65)王金虎：《韦伯斯特的对华外交方略与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史学月刊》2015年第6期；张志勇：《李泰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北方论丛》2015年第4期；姜艳艳、张志勇：《赫政与中英〈藏印条款〉谈判》，《兰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66)郝雨凡：《十九世纪中叶美国驻澳门领事的“设”与“撤”》，《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 (67)李珊：《晚清时期〈北华捷报〉上的中国声音》，《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 (68)侯中军：《甲午战前中日外交话语权之争》，《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6期。 (69)欧阳红：《德国与中日甲午战争》，《安徽史学》2015年第4期。 (70)戴东阳：《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驻华使领馆撤使与情报人员的布留》，《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 (71)吉辰：《甲午中日议和中的全权证书问题——国际法视角下的考察》，《史林》2015年第1期。 (72)李育民：《甲午战争暨〈马关条约〉与中外条约关系的变化》，《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2期。 (73)葛夫平：《法国与清末政局》，《史林》2015年第5期。 (74)李花子：《1905-1909年日本调查“间岛”归属问题的内幕》，《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 (75)董丛林：《晚清教案处置的职能实施主体与决策机制》，《晋阳学刊》2015年第1期。 (76)侯中军：《一战爆发后中国的中立问题——以日本对德宣战前为主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 (77)魏兵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北京政府之遣送德侨与对英交涉》，《史林》2015年第3期。 (78)张丽：《日本阻挠中国开征二·五附加税始末》，《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3期。 (79)刘利民：《试论1927-1937年国民政府制止日人侵渔政策——以中日渔业交涉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 (80)闫成：《九一八事变前中日满洲的铁路之争》，《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 (81)张皓、叶维维：《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关于对日宣战问题的论争》，《晋阳学刊》2015年第2期。 (82)袁成毅：《从对日空战看中美相互战略支持》，《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 (83)贾钦涵：《战时情报局与美国对华政策(1942-1945)》，《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2期。 (84)沈志华：《试论八十八旅与中苏朝三角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一瞥》，《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 (85)倪玉平、徐毅、范鲁文·巴斯：《中国历史时期经济总量估值研究——以GDP的测算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86)史志宏：《清代农业生产指标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5期。 (87)巴斯·范鲁文著，张紫鹏译：《农业革命的量化——评史志宏〈清代农业生产指标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5期。 (88)柯伟明：《论民国时期的营业税税率与税负》，《安徽史学》2015年第3期。 (89)焦建华：《现代化进程中的集权与分权：南京国民政府分税制改革再探讨(1927-1936)》，《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2期。 (90)魏文享：《国家税政的民间参与——近代中国所得税开征进程中的官民交涉》，《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 (91)李晓龙：《康乾时期东莞县“盐入粮丁”与州县盐政的运作》，《清史研究》2015年第3期。 (92)任吉东：《近代华北乡村市场中的包税制——以直隶省获鹿县为例》，《安徽史学》2015年第3期。 (93)张启耀：《民国乡村税收中的村庄领导阶层及其权力变迁——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西村长副为个案》，《民国档案》2015年第4期。 (94)周祖文：《动员、民主与累进税：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之征收实态与逻辑》，《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4期。 (95)高宇、燕红忠：《日本占领青岛期间的鸦片专卖与占领财政》，《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1期。 (96)徐昂：《昭信股票与晚清华资金融业关系研究》，《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 (97)潘晓霞：《危机背后：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挤兑风潮》，《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4期。 (98)刘志英：《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省地方银行的监管》，《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 (99)龙云弟：《战时金融的困境与应对：1942年“四行专业化”述论》，《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王丽：《重建战后金融体系的努力：国民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史林》2015年第1期。 (100)杜恂诚：《近代中国金融业发展模式与社会转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3期。 (101)刘巍：《资本品短缺、货币紧缩与中国总产出下降(1914-1918)—基于“供给约束型经济”前提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4期。 (102)蒋清宏：《近代中国白银通货存量与货币供给总量考论——与罗斯基教授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3期。 (103)宋丽智、邹进文：《凯恩斯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 (104)朱荫贵：《试论汉冶萍发展与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105)朱荫贵：《论贵州青溪铁厂的失败原因》，《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106)云妍：《近代开滦煤矿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07)朱英、夏巨富：《广州市商会与1937年营业税风潮》，《河北学刊》2015年第6期。 (108)朱英：《维护国权与商权：天津商会抗议日本领事干涉会长选举》，《史学月刊》2015年第12期。 (109)朱英：《1934年天津商会改选纠纷与地方政府应对之策》，《武汉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110)魏文享：《“讨价还价”：天津同业公会与日用商品之价格管制(1946-1949)》，《武汉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111)虞和平：《辛亥革命对教育变革的影响——以民国前中期商人捐办大学为中心》，《史学月刊》2015年第6期。 (112)李金铮：《延续与渐变：近代冀中定县农业生产及其动力》，《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113)刘永华：《小农家庭、土地开发与国际茶市(1838-1901)—晚清徽州婺源程家的个案分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 (114)林源西：《民国时期两湖乡村的地权分配》，《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6期。 (115)黄正林：《国民政府“扶植自耕农”问题研究》，《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116)赵思渊：《19世纪徽州乡村的土地市场、信用机制与关系网络》，《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 (117)李长莉：《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方法的探索》，《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118)李长莉：《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25年反省与进路》，《安徽史学》2015年第1期。 (119)吕文浩：《本土崛起与借镜域外——社会文化史在中国的若干发展》，《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120)常建华：《他山之石：国外和台湾地区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启示》，《安徽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121)李金铮：《众生相：民国日常生活史研究》，《安徽史学》2015年第3期。 (122)李金铮：《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对话：王笛〈茶馆〉之方法论》，《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 (123)李长莉等：《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124)杜丽红：《制度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的公共卫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125)程为坤著，杨可译：《劳作的女人：20世纪初北京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126)卜正民著，潘敏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127)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128)徐志民：《敌国留学——抗战时期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实态》，《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 (129)余新忠：《当今中国医疗史研究的问题与前景》，《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30)张大庆：《理解当下医学的悖论：思想史的路径》，《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31)陈锦航：《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俗世化的尝试及其后果——基于20世纪20年代燕京大学基督教在华实践的历史》，《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4期。 (132)车红兰：《基督教在近代东北地区朝鲜族中的传播及影响》，《边疆经济与文化》2015年第9期。 (133)范正义：《众神喧哗中的十字架：基督教与福建民间信仰共处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134)王晓峰：《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宗教侵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135)谢竹艳：《中国近代基督教大学外籍校长办学活动研究(1892-194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136)侯杰、王小蕾：《基督宗教与清末中国不缠足运动——以海洋亚洲为视域》，《郑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137)吴艳玲：《温和的女权主义——〈女铎〉与近代中国女性自我构建》，《扬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138)蓝希峰：《民国时期基督教社会服务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 (139)赵晓阳：《思想与实践：农业传教士与中国农业现代化——以金陵大学农学院为中心》，《中国农史》2015年第4期。 (140)李传斌：《教会·乡村·医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晋阳学刊》2015年第3期。 (141)王淼：《论抗战初期中国基督教会的爱国救亡活动》，《长春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142)任轶：《浅析两次淞沪抗战时期法租界当局与天主教会对难民的救助》，《民国档案》2015年第1期。 (143)刘青瑜：《抗日战争时期内蒙古天主教传教士对抗战的贡献》，《阴山学刊》2015年第4期。 (144)邹小站：《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民初的思想争论》，《史林》2015年第1期。 (145)熊月之：《〈新青年〉、新文化与民初上海文化生态》，《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146)何卓恩、张家豪：《青年—学界—劳工：〈新青年〉社群诉求的转换》，《武汉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147)丘为君：《〈新青年〉论欧战——陈独秀激进世界观形成的考察》，《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148)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研究论域之拓展——关于新文化运动研究的片断思考》，《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8期。 (149)马克锋：《〈新青年〉批评与反思儒学的几个维度》，《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8期。 (150)李维武：《〈新青年〉视野中的孔子、孔教与儒家纲常》，《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9期。 (151)左玉河：《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新文化之建构》，《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8期。 (152)耿云志：《〈新青年〉与“个人”的发现——纪念〈新青年〉创刊一百周年》，《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153)孙向晨：《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新文化运动百年再反思》，《复旦学报》2015年第4期。 (154)桑兵：《“华南”概念的生成演化与区域研究的检讨》，《学术研究》2015年第7期。 (155)桑兵：《循名责实与集二千年于一线——名词概念研究的偏向及其途辙》，《学术研究》2015年第3期。 (156)余露：《清季民初世界语运动中的“世界”观念》，《学术研究》2015年第3期。 (157)邓华莹：《1834-1898年间“国体”与“政体”概念的演变》，《学术研究》2015年第3期。 (158)方光华：《“自由”观念与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中西会通》，《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159)胡其柱：《从晚清权利观念看清末国家构建的内在困境》，《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160)郑大华：《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思想之萌发》，《中国文化研究》2015年第1期；《论“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在五四时期的发展》，《安徽史学》2015年第2期；《论杨松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历史贡献》，《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161)俞祖华、赵慧峰：《民国时期民族复兴话语的三种形态》，《中国文化研究》2015年第1期。 (162)米列娜、瓦格纳著，林盼译：《思维方式的转型与新知识的普及——清末民初中国百科全书的发展历程》，《复旦学报》2015年第2期。 (163)熊月之：《近代中国读书人的命理世界》，《学术月刊》2015年第9期。 (164)庄林丽：《清代台湾道、台湾道台与台湾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165)陈忠纯：《19世纪初期闽台地方官开发台湾东部“番地”的主张探析——以噶玛兰及水沙连地区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2015年第4期。 (166)李凌霞：《番地政策与清代台湾熟番地权演变——以新港社群为例》，《农业考古》2015年第3期。 (167)林玉茹：《清中叶台湾三大区域型经济区的成立(1784-1850)》，《东北史地》2015年第1期。 (168)肖如平：《蒋介石“反攻大陆”中的“控苏”与“联苏”——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4期。 (169)傅敏：《台美英围绕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交涉(1951-1955)》，《安徽史学》2015年第3期。 (170)邵铭煌：《台湾人民与抗日战争》，团结出版社2015年6月版。 (171)傅琪贻：《日本统治时期台湾原住民抗日历史研究——以北台湾泰雅族抗日运动为例》，团结出版社2015年6月版。 (172)陈立文等：《台湾光复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73)张卫彬：《钓鱼岛主权归属与〈马关条约〉的演进解释问题》，《法学评论》2015年第1期。 (174)朱卫斌、李庆成：《论台湾当局与美国关于钓鱼岛问题的交涉(1970-197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1期。 (175)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初等教育课程与教科书析论》，《台湾研究集刊》2015年第4期。 (176)谭建川：《日本近代教科书的“台湾故事”：殖民论述与殖民记忆》，《东疆学刊》2015年第3期。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论文; 范式论文; 革命论文; 东汉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