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第二代”货币制度理论的贡献与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汇率论文,货币论文,贡献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1年8月15日，布雷顿森林体系随着黄金窗口的关闭而宣告结束，一个以固定汇率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此后，各国汇率体系呈现出变动的复杂多样性。在欧洲以外的大多数发达国家，货币浮动政策成为主导；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汇率政策则经历了从体系瓦解后所坚持的固定汇率制，向90年代中期自由浮动汇率制的转变。 为什么有的国家选择固定汇率制，而有的国家选择浮动汇率制？“第二代”货币制度理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第二代货币理论体系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近10年得到迅速发展。总的来说，这一代的理论模型更加关注于国内政治对汇率体系的影响，并将一国汇率政策的选择同本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紧密结合起(Bernhard，Broz and Clark，2002)来。具体说来，这一类文献在“三元悖论”(Impossible Trinity)①的框架下，集中讨论政治制度、选举制度与政党派性(partisanship)对一国汇率体系、货币自主性、通货膨胀与经济绩效的影响。 以近十年发表在西方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顶级刊物上的部分研究型论文为主要依据②，本文主要围绕第二代理论在汇率体系问题上的争论展开介绍。概括而言，先行研究可以分为“国家中心”(state-centered)与“社会中心”(society-centered)两大类分析框架。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框架，将汇率体系看作是解决时间不一致性问题(problem of time inconsistency)的一种承诺机制(commitment mechanism)，并主张汇率体系是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特定结构位置的产物。以社会为中心的分析，主要包括三种理论模型：制度—选举模型(institutional-electoral model)，党派模型(partisan model)与部门模型(sectoral model)。为更好地呈现第二代理论的特征，以及理论整体发展的脉络，本文有必要首先对“第一代”理论进行简要的介绍。 一、第一代理论：“孤立”的政治经济研究 在国家汇率体系问题上，第一代理论可以看作是一种“孤立性”的研究。它们中的大多数，把对一国汇率体系选择的分析，与本国货币政策自主性和中央银行独立性二者剥离开来，从而忽视了后两者对前者的重要影响。 在这一点上，经济学的解释表现得尤为明显。传统的观点认为，一国汇率体系的选择，主要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不同的汇率体系，与不同的国民经济特征紧密相关(Frieden and Stein，2001)。从本质上说，这一论断的逻辑出发点在于，每个国家对不同汇率制在可信度(credibility)与灵活性(flexibility)方面进行着权衡。固定汇率制更容易产生较低的通货膨胀③，因而赋予一个国家更高的可信度；而推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可以通过不同的货币政策来稳定产出与就业，从而表现出对国际环境适应的更高灵活性。因而，长期遭受高通货膨胀困境的国家，更倾向于选择固定汇率制，而面临严重冲击与震荡的国家，更可能建立起灵活浮动的汇率体系。这一观点在学界可谓影响深远，但在理论与实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局限。从理论上来看，他们将政府看作是一个慈善的社会计划者，其目标是最大化社会的整体福利。这就意味着在政府的效用函数中，不需要考虑任何政治性激励对行为的影响。然而，我们似乎没有理由认为，汇率政策的制定同其他经济政策相比，具有更明显的“非政治性”。从经验上看，单纯的经济学解释也无法解释现实中的矛盾：在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却存在着不同的货币制度。 政治经济学家抛弃了经济学对政府“慈善”的假设，将“政治性”重新纳入分析中来。他们指出，政治考量，而非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是促使政府选择特定货币制度的根源。例如，有学者强调，一些国家之所以选择固定汇率制，并不是出于维持低通货膨胀的考虑，而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或不够稳定，无法通过货币政策维持良好的产出与就业(Alesina，1987；Cukierman，Web and Neyapti，1992)。因此，对于这些政府，就没有任何必要利用浮动汇率制，来继续保持他们对货币政策的控制。毋庸置疑，这种“政治性”的回归，大大弥补了经济学对现实解释的缺陷。然而，这种孤立性的分析框架，在复杂的现实面前，依然留给了我们巨大的困惑。经验地看，一国实现较低的通货膨胀，除了推行固定汇率制以外，还可以将货币政策的制定授权给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那么，为什么一些国家选择了固定汇率制，而另一些国家则选择了授权给中央银行呢？把汇率的灵活性与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理解一国汇率体系的选择结果，这正是第二代理论带来的重要突破。 二、第二代理论：“国家中心”的视角 “国家中心”视角下的第二代理论，主要由两个分支构成：其一，将国家汇率体系看作是一种承诺机制；其二，认为国家汇率体系是在全球经济特定结构位置的结果。必须要承认的是，在大多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文献梳理作品中，学者们很少以“国家中心”为标准对这类文献进行归类。然而我们认为，“国家中心”能够更加准确地概括这类文献的核心特征，即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假设政治家能够在短期内规避外界压力，独立进行决策。也就是说，他们都假设国家自主性的存在。 (一)作为承诺机制的汇率体系 传统的国际金融研究认为，固定汇率制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都能够保障政府致力于降低通货膨胀，因而它们是解决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两种机制。④那么，如何解释不同国家在这二者之间的选择呢？先行研究分别从“替代性”与“互补性”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 在Broz(2002)看来，由于固定汇率制与独立的中央银行在透明度上存在着区别，所以二者存在着一种替代关系。他指出，固定汇率制同独立的中央银行相比，是一种透明度更高的机制。如果一国政治决策过程较为隐蔽，那么在国际市场中对于他国而言，该国就需要选择一种更加透明的机制。所以，威权国家更倾向于选择固定汇率制来解决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相反，如果在一个政治过程透明度较高的国家，独立的中央银行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可操纵性，因而能够更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Clark(2002)从另一个角度暗示了这种替代性。他认为，当一个国家有条件以财政政策替代货币政策的时候，固定汇率制将成为国家的主导性选择，并能够提高国家财政政策的有效性。⑤不难看出，无论是Broz还是Clark，他们都将固定汇率制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看成是分立且不可融合的两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考量不同国家的“角点解”(corner solutions)情况。 从模型建构的技术层面来看，Mukherjee和Singer，Bodea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同Clark类似。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两种机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效用，并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求一条“中间路线”。Mukherjee和Singer(2008)反对货币政策准则的两分法，他们指出，即使政府不采纳固定汇率体系，中央银行也未必会获得完全的独立性。一个常见的现实是，在很多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中央银行往往需要在完成通货膨胀目标⑥(inflation targeting)的过程中，向中央政府负责。Bodea(2010)同样反对替代性的观点，并强调将二者相结合的必要性。在她看来，独立的中央银行往往难于控制，而固定汇率制在遇到投机性打击时，也很容易被国家抛弃。由此可见，无论是独立的中央银行，还是固定汇率制，二者都存在着各自的缺陷。所以，国家似乎应当将一个固定但具有一定调节性的汇率体制，同一个具有部分独立性的中央银行结合起来。她指出，当两种信任制度都不够完美时，制度的组合或许可以达到一个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subgame perfect Nash equilibrium)。在Bodea的博弈模型预测结果中，这一论断得到了有效的支持：当中央银行的完全独立性受到质疑时，信任问题的解决，可以依赖于固定汇率制同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之间的互补效应。 把汇率体系看作是一种解决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机制，从而与中央银行的作用结合起来考虑，为一国汇率体系的选择提供了不同的解释。然而，这一视角的重要缺陷在于，这些理论与模型对国家行为的微观基础考虑不足。具体表现在，他们忽视或模糊了政府致力于保持低通胀的政治动机。概括地说，这一支理论的形成，主要建立在由两方面构成的政府平方损失函数(the government's quadratic loss function)的基础上。这两个方面包括，对通货膨胀目标水平的偏差(deviation from a target level of inflation)与对产出均衡水平的偏差(deviation from an equilibrium level of output)。然而，这一基础并不能准确地概括政策制定者在短期内的偏好。从短期来看，政治家为了能够持续保持执政地位，他们很有可能会允许适度的通货膨胀，使经济增长达到可能范围内的最大水平。所以，如果从政策制定者的立场来看，偏离产出均衡水平的部分，并不一定是一种“损失”。豪尔(Hall，2008)从三个方面，对Broz提出了类似的批评：第一，从长期来看，并不是所有政府都以降低通货膨胀为目标；第二，我们也很难确定，政府是否真正地将固定汇率制与独立的中央银行作为替代性选择，并以此作为实现低通货膨胀的机制；第三，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收入政策常常拿来用作第三种抑制通货膨胀的手段。 (二)世界经济结构中的国家 在“国家中心”视角的另外一方面，学者们关注于影响汇率体系选择的国际因素。Plümper和Neumayer(2011)认为，一国汇率制的选择，取决于该国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位置。对于进口依赖的国家，为了避免因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引起的通货膨胀，他们更有可能采取货币挂钩的政策。而对于锚货币(anchor currency)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挂钩国家(pegging country)对进口中的核心货币国家不同的依赖程度。与Plümper和Neumayer关注贸易因素不同，Shambaugh(2004)更着眼于国际资本的影响。他指出，对于不同种类国际资本的依赖，产生了不同的资本性政策偏好(capital-specific policy preference)。具体来说，主要依赖间接性贷款与证券投资的国家，更有可能选择固定汇率制，从而降低由汇率波动带来的回报风险。相反地，依靠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则更有可能会选择浮动汇率制，因为本国受资出口部门更容易通过汇率政策，在国际交换中获利。 在贸易与投资之外，近年来兴起的移民问题，也受到部分学者的重视，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之一。Singer(2010)的研究对这一分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主要考察了移民汇款(migrant remittance)对劳务输出国汇率制选择的影响。他指出，移民汇款起到了一种分担国际风险的作用。由于汇款流相对稳定，并且同汇款接受国(移民输出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反周期性，这就大大降低了国家对货币政策自主性坚持的必要性。因此，在这些国家里，政府更容易放弃在货币政策上的话语权。总之，移民汇款增加了一国通过放弃货币政策自主性而选择固定汇率制的概率。 将国际影响因素找回来，为理解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打开了新的窗口。然而，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一类文献至少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反思。第一，结构决定论的理论视野，完全忽视了行动者(agency)的能动性变化。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宏观结构下产生的行为激励，同时要考察结构以外可能存在的行为动机。例如，在以上回顾的文献当中，国际经济结构以外，对决策者可能产生影响的微观政治性动机，就被明显地排除在分析框架之外。第二，这些文献都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忽视了汇率政策的分配效应。的确，国家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特定位置，使得某种经济政策相比其他而言更有可能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然而，促进国家整体发展的特定政策，并不一定惠利于国内的所有人。一旦反对的声音拥有足够的力量，国家便有可能做出与这些理论预期截然相反的决策。基于此，有必要在两个方面加以改进：第一，将政府的微观政治动机纳入分析当中；第二，深入考察多元的社会利益。在这两点上，第二代理论的“社会中心”视角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第二代理论：“社会中心”的视角 在“社会中心”的视角下，国家对汇率政策的选择，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激励与回应社会需求的结果。秉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关注政治与选举制度、政党意识形态和社会多种利益集团对政治决策产生的作用。以著名的三元悖论为基础，这些研究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下，我们可以较为合理地假定，资本的流动性是给定的。所以，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从固定汇率制与货币政策自主性二者之间选择其一。而这种选择，无疑是由政治因素所决定。 (一)制度—选举模型 一直以来，在政治制度与汇率体系二者关系的问题上，学者普遍接受这样一种假说：民主国家同威权国家相比，更倾向选择浮动汇率制。Leblang(1999)认为，在经济一体化与民主制度的背景下，固定汇率制很难成为一种持续性的可靠承诺机制(credible commitment)。Bearce和Hallerberg(2011)依据三元悖论指出，民主国家的中位选民，更青睐于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政府为了赢得选票更可能会放弃固定汇率制。为什么中位选民对货币政策自主性有更强的偏好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追溯到Frieden(1991)的理论假说。Frieden指出，对于一国的出口部门以及国际投资者来说，稳定的汇率更加有利于他们从事国际交易活动，因此他们偏好本国实行固定汇率制；而面向国内的生产部门，则更加支持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保持自主性，因为他们的得失，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的经济状况。正是基于这一观点，Bearce和Hallerberg(2011：178)得出结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各国平均近65%的GDP产值都用于从事国内生产，因而中位选民更有可能集中于面向国内的生产部门，所以他们更加支持以灵活的汇率政策来换取自主的货币政策。” 仅对民主与威权国家进行广义地区分，带来了理论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的重要局限。如果政治制度的民主与非民主，是产生国家汇率制选择差异的真正原因，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民主国家内部的变化呢？针对这一问题，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⑦Bernhard与Leblang(1999)考察了选举与立法制度在不同民主国家的差异。在一个败选成本高昂，并且选举时间(electoral timing)无法被操纵的体制中(例如多数制)，在任者为了赢得多数选票，更有可能放弃固定汇率制，而选择在货币政策上的自主性。相反，在非决定性的制度下(例如比例代表制)，政治家更有望选择固定汇率体系。Hallerberg(2002)依据政府构成与地方政府的否决权，对民主国家进行了新的区分。在单一制，并且政府由一个政党组成的国家，选民可以较容易地识别不同政党与不同政策主张之间的关联，从而票选出有利于己的政党。因此，政府更可能会放弃固定汇率制，而选择货币自主性。在单一制，并且政府由多个政党组成的国家，选民的这种识别性变得十分困难，而多党联合构成的政府，则更倾向于利用财政政策迎合局部选区的选民需要。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最终会青睐于固定汇率制与独立的中央银行。在联邦制体系下，地方政府具有较强的左右能力，而联邦政府对于财政政策的控制力却相对较弱。为了防止联邦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增强自身控制力，地方政府更加支持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因此，在这些国家，我们通常看到的是浮动汇率制与独立中央银行二者的结合。 一些学者指出，汇率制选择的差异，不仅存在于民主国家内部，事实上，在威权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这种变化性。Steinberg与Malhotra(2014)认为，君主政权与军事独裁政权的国家倾向于维持固定的汇率体系。因为在这些国家里，政党内部的不同代表性团体(selectorates)数量较少，而支持浮动汇率制的团体通常政治影响力较弱。如果这些为数不多的代表性团体，被具有国际化倾向的商业团体所把持时，国家对固定汇率制的坚持则会更加强烈，难以动摇。相反，在其他威权国家中，由于政党内部不同声音的代表性团体较多，所以，国家在汇率制选择问题上的逻辑，同民主国家有一定的相似性。他们都要关照“中位选民”的政策偏好，放弃固定汇率制，而选择在货币政策上的自主性。 对政治制度的关注，把关于汇率问题的探讨从国际拉回到国内。然而，不少学者批评认为，国际因素相比国内制度要素，在国家汇率制选择的问题上具有着更强的解释力。通过对上述部分研究的数据进行反复验证，Simmons和Hainmueller(2005)得出结论，国内因素对汇率制选择的影响结果并不具有统计稳健性。而在他们的Marcov过渡模型中(Marcov transition model)，国家间的学习效应同汇率制选择呈现出了更强的统计相关性。据此，他们指出，国家是在观察不同汇率制在各国产生的效果之后，对本国汇率体系进行着必要的调整。 (二)党派与部门模型 如果说“制度—选举模型”是以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为基础，而更关注于不同制度安排的“筛选”作用的话，那么“党派与部门模型”则将焦点直接放到了各种利益群体上。 在“三元悖论”面前，为什么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偏好？Bearce(2007；2003)通过大样本的统计计算发现，执政党的党派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倾向于干预主义的左翼政府，通常会坚持在货币政策上保有自主性，而放弃固定汇率体系；而右翼政府则更可能选择固定汇率以保持稳定。将政府党派性看作是“社会中心”视角的理论之一，其根源就在于由政党派性而产生的选择，是深深植根于其背后的社会基础的。无论是英国的工党，还是美国的民主党，这些传统左派政党通常与劳工有着更深的关系，因此也更加关注国内的就业问题。由这些政党控制的政府，因而更容易把自主的货币政策当作一种控制失业率的工具，有时甚至不惜以高通货膨胀为代价。而传统的右翼政党，如英国的保守党，与美国的共和党，他们更多地受到商人、金融部门与中产阶级的支持。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关心的是个人资产的保值，而非就业问题。所以，由右翼政党把持的政府，更倾向以固定汇率制来保持价格的稳定性。 与着眼党派的概化分类不同，更多学者进一步细化地分析了不同部门与汇率政策偏好之间的关系。Frieden，Leblang和Valev(2009)认为，对于国内贸易生产商而言，他们偏好浮动的汇率体系，因为他们可以利用汇率提供自身国际竞争力；而对于国内从事国际投资、借贷的部门来说，他们更加希望通过固定汇率来保持价格的稳定性。Harms与Hoffmann(2011)对银行部门的分析，将这派研究进一步深化。他们指出，当一国的私有银行大量通过借贷外汇支持本国企业时，该国货币权威部门则会减少通过浮动汇率制产生的分配效应。因此，当一国内部的私有部门具有大量外债时，该国汇率体系呈现出更加稳定的特征。Hall(2009)也肯定了银行对政策的左右作用，他认为，如果一国银行部门是高度集中的话，那么他们就很容易组织起来，对国家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中心”视角的产生，是对“国家中心”视角批判的一种回应。然而，该视角本身也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其中讨论最多的便是认为，该视角虽然大量着墨于对社会中不同利益的辨析，然而却无法解释政策的最终选择。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可以搞清楚在某项政策中，谁是获益者，谁是受损者，但是我们依然不知道最后是哪一方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换句话说，这一视角无法解释利益如何转化成最终政策这一问题。然而，通过对以上三种理论模型的回顾，我们认为这种批评似乎需要进一步商榷。除部门模型以外，制度—选举模型与党派模型二者，似乎都为“利益如何转化成政策”这一问题提供了不同的机制：对于前者，利益通过选票转化成政策；对于后者，利益则是通过党派获得执政地位而最终实现的。 四、结论：迈向“第三代理论” 在过去的十年里，有关汇率政策的“第二代理论”得到了巨大地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围绕国家汇率体系选择问题的研究。本文认为，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国家中心视角”与“社会中心视角”两大类。“国家中心”的视角在国家自主性的基础上，或把汇率体系看成为一种可替代的承诺机制来进行研究，或把它看作是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特定位置的产物。“社会中心”的视角则认为，一国的汇率体系乃是本国政府回应社会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政治制度、党派性与部门利益对汇率政策选择产生的作用。无疑，这些研究的出现，为我们理解不同国家的汇率政策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而存在于这些理论当中的不足，更要求后续的研究者，要突破局限，将汇率体系的政治经济分析带向一个新的阶段。正如Freeman(2002)、Bernhard，Broz和Clark(2002：719～720)对“第三代理论”提出的要求那样，未来的汇率政治经济分析应当是“一个对经济与政治均衡微观基础的研究，一种对评价制度安排的福利标准的新理解，一项关于政治信息产生经济结果的更深入的分析”。为此，我们建议今后的研究，或许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首先，超越“三元悖论”。这并不是说要抛弃三元悖论，而是要将这种货币上的三元困境，置于更广泛的“蒙代尔—弗莱明”(Mundell-Fleming)模型的分析框架之下。从本文的文献梳理不难发现，大多数研究是以“三元悖论”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政府的选择主要在汇率灵活性与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之间进行分析。然而“蒙代尔—弗莱明”的框架则超越了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而更加系统地考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贸易政策在汇率问题上的影响。这就为我们理解政府在货币三元困境下的选择，提供了一个更加广泛而全面的分析基础。 其次，重新反思资本流动性的问题。在本文回顾的文献中，由于当前各国身处的全球化背景，大多数研究将资本的流动性作为一种给定的条件。然而，虽然资本控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明显的减少，资本的流动性在不同国家依然呈现出多元的变化。例如，中国就是在通过降低资本流动性，来同时保持货币政策上的自主性，以及汇率上的稳定性。Rey在2013年的会议文章，更提出了反思这一问题的理论意义。他指出，在资本流动性的环境之下，跨国资本流动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会将某种货币政策条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散与传播，即便是在汇率浮动制的国家，也可能会在这种扩散影响下，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在货币政策上本应具有的独立性。所以，政府面临的是一种“二元困境”，而非“三元困境”，因为政府在货币政策上的自主性，只有在资本流动受到控制的时候，才有可能真正实现(Rey，2013)。如果这一理论被后续经验验证，那么“第二代理论”就将受到革命性的颠覆，因为它从根本上否定了汇率体系与货币政策自主性之间的关系。 第三，打破完全信息的假设。在关于汇率问题的先行研究中，大多数将完全信息作为理论分析的基本前提假设之一。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假设在世界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民主国家，尤其值得推敲。换句话说，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对称性，似乎更能够反映这些国家的现实。因此，对信息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借鉴，就是十分必要的。比如，信号理论⑨(signaling theory)就被有些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用来进行汇率问题的研究。Thies和Arce(2009)在他们的新近研究中明确指出，固定汇率制可以被用来作为一种向国际投资者与借贷方发出的信号，用以表明国家政府在深化改革方面的努力和决心。这种信号理论，甚至还可以通过信号博弈论(signaling game)的方法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①“三元悖论”又被称为“货币困境”(monetary dilemma)，指的是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固定汇率制、独立的货币政策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一国政府至多可以实现三者的两个方面，而不得不放弃其中之一。 ②本文参考的期刊主要包括《美国政治学评论》(APSR)、《美国政治学月刊》(AJPS)、《国际组织》(IO)，《比较政治研究》(CPS)、《欧洲政治研究月刊》(EJPS)、《国际研究季刊》(ISQ)等。 ③通过推行固定汇率制，政府在事实上，是将货币政策的制定授权给了其他国家，而自身不再具有对货币政策的控制力。 ④时间不一致问题主要是指，在T时的最优选择，不一定是T+n时的最优选择。所以，政府对于降低通胀政策的承诺，并不一定可靠。因为，在选举前夕，政府很有可能通过牺牲通货膨胀水平，来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 ⑤的确，在不同的汇率体系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其有效性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在有效财政政策供给同固定汇率制选择二者的因果关系上，似乎还有待进一步商榷。正如文中所回顾的那样，克拉克认为财政政策的供给，是国家选择固定汇率制的原因。但是，我们似乎也有理由相信，在某些国家中，政府先选择了固定汇率制，之后才选择了相应的财政政策。 ⑥通货膨胀目标指的是，中央银行发布的关于未来一定时期内所达到的通货膨胀率。 ⑦需要指出的是，大部分探讨选举制度的文献都基于前文所述的这样一种假设，即中位选民更加倾向于政府在货币政策上的自主性。 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作为一种宏观的经济政策，其适用与影响均是全国性的，而后者则可以在不同地区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地区灵活度更高。因此，当政治家试图迎合部分选区选民意愿时，财政政策更加有效。 ⑨有关信号理论较早的研究，参见Spence，Michael(1973)。标签：汇率论文; 央行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汇率决定理论论文; 汇率变动论文; 货币制度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固定汇率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三元悖论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通货膨胀论文; 外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