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科技创新面临问题的一些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创新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15(2001)02-0038-04
从日前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趋势看，在下一个世纪，科技创新能力将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成为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的关键。然而，我国目前科技创新能力在国际比较中并不处于优势，而且一些方面劣势相当突出，并且缺乏迅速改变劣势局面的强有力手段。能否解决好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的发展，关系到中国在国际活动中的地位，因此，不能不引起重视和思考。
一、科技创新效率低下问题
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效率的通用标准是，年均专利数量与国家科技人才数量的比值；单位R&D经费产出的专利数量。
按照瑞士国际管理学院(IMD)的估计，1998年我国研究与发展人员达到166.77万全日人工约当单位(FTE)，居世界第一位。而同期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分别只有96.27万、94.81万、47.02万和31.84万，分别相当于我国的58%、57%、28%和19%。
但是，我国科技人力资源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效率低下，按照IMD的数据，每万FTE产出的专利（包括国内专利和国际专利）件数，中国为10.8，而美国为1714.4，日本为1737.0，德国为1534.0，法国为1504.9，都超过中国的100倍；英国和韩国分别为984.8和554.7，是中国的50倍以上，印度也达到44.6。要是按照我国科技部的统计，结果好了一些，但是，每万个全时R&D人员年均专利产出也只是22.5件，不足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的1/50，只有印度的一半。
我国科技创新效率低下还可以从R&D经费的专利产出上表现出来，我国每亿美元的R&D经费的专利产出为46件，只有美国的51%，日本的43%，德国和法国的34%，英国的38%和韩国的72%。
中国科技创新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及其解决对策是：
第一，科技人才所具备的科技创新素质低，低水平重复研究现象严重。人才出自教育，我国目前教育还是传统的应试型教育，注重知识学习，而轻视创新型的素质教育，教学内容陈旧、手段落后。最近几年高校招生规模在扩大，而大部分院校仍然缺乏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能力，这样的培养结果会进一步增加下一个世纪我国的人才总量，但并不可能提高创新效率。因此，提高科技创新效率的对策之一就是要改变人才培养模式，变传统的应试型教育为素质型教育，在注重人才数量的同时，更要注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第二，科技创新的激励措施不多，力度不大。科技人才工作绩效没有一套严格的考核标准，或者是以科研成果的数量为主要标准，完成任务就万事大吉；科技人才的个人收益基本上是平均主义，与是否取得创新成果联系不密切。针对这种原因，必须设立一套以科技创新先进程度为标准的考核指标体系，改变重课题和项目审报，轻研究结果的现象，采用课题招标和经费包干制度，使科技人才有创新的压力感和使命感；重奖科技创新，完善技术市场，使创新成果能够畅通地通过拍卖、入股、合作等方式进入企业，保证创新成果的创造者从创新中得到实惠。
二、科技创新能力不高问题
国际上常采用的科技论文数、专利数和重大科技成果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量化指标。
1.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科技数量增加速度不断加快，但创新性论文不多。根据国内1200多种正式出版的学术和科技类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统计，1991～1997年，我国国内论文数量由1991年的9.4万篇增加到1997年的12万篇，增长了28.0%，年均增长率为4.2%。从国际范围看，我国的科技论文被三种国际检索工具收录的数量也是连年上升，从1992～1997年，年均增长13.8%，到1997年占世界论文总数142.46万篇的2.5%，首次跻身世界前十位。其中，1997年，EI收录论文数达到1.26万篇，占世界总数的5%，名列世界第四，仅次于美国、日本和英国。
但是，从科技论文创新含量分析，1997年我国科技论文在具有较高创新含量的SCI收录的只有1.69万篇，只占世界总量的1.8%，列世界第12位。此外，SCI收录的我国论文的被引用率仅为0.97，远远低于世界平均3.47的水平。这表明我国科技论文的创新能力不够，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有一段距离，与美、英、日、德等科技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
2.我国专利总量增长缓慢，其中发明专利出现负增长。1997年我国公民获得国内专利的数量达到4.6万件，1994～1997年期间，专利批准量年增长率为4.8%，与发达国家和经济新兴国家相比增长速度缓慢。1998年我国授予国民专利件数居世界第13位，比1996年后退了两位。从授予国民专利的平均增长速度上看，这种下滑更是明显，由1996年的第7位下降为1997年的第18位和1998年的第19位。
发明专利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从发明专利来分析，1994～1997年期间，在我国专利结构中，发明专利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由1991年占专利总数的6.2%逐年下降到1998年的2.7%。此外，从我国授予的发明专利总量的构成看，国内发明专利一直没有过半数，1992年到1996年一度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但在1997年和1998年又连续两年下降。我国在国外获得的专利，不仅数量少，而且增长慢。1998年的件数为213件，低于1997年的225件，在46个国家中列第29位。我国自1985年实施专利制度到1997年，累计获得国外专利508件，不及韩国三星电子株式会社1997年在中国获得的发明专利数（861件）。1990年到1995年，中国在美国获得专利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7%，同期，韩国、印度和巴西分别为38.8%、10.0%和9.0%。
3.我国年均重大科技成果与90年代初相比较，出现了大幅度下降。根据科技部的统计，“九五”期间，我国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约15万项，但是，国家级科技成果的数量自1991年以来除个别年份之外，几乎逐年下降。1991年为3891件，到1997年只有1756件，其中重大科学理论成果的数量总体上也是呈下降趋势。1997年与1991年相比，研究机构、企业、高校、其他部门重大科技成果数量下降的幅度分别为62%，73%，43%，7%。从重大科技成果的应用行业上看，1997年同1991年相比，工业下降50%，农业降幅达76%，医药卫生降幅为53%，其他行业降幅为11%。
科技成果总量增加，而具有创新价值的成果数量不断下降，客观原因是，创新的基础设施落后、科技创新投入不足。当代的科技研究手段与环境与牛顿时代有极大的不同，仅凭简单的工具和个人有限的投资，难以有高科技成果的产生。因此，加快科研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信息设施建设，加大国家对科研的投资力度，拓宽科研投资渠道，显得十分紧迫。主观原因是，科技人才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标准存在着严重问题，重年龄、资历、成果数量、获奖情况，轻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在这个偏向引导下，追求学历，跑关系发文章，跑关系评奖，跑关系评职称，精力大量浪费在“跑”上，当然就谈不上有创新性的精品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是，净化学界空气，学术职称以聘为主，不完全以成果数量多少而要根据创新能力大小用人。
三、科技创新与产业化相脱节问题
我国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率比较低，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长。“现在发达国家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已达到50%左右，而我国才只有6%至8%”。一方面科技创新能力差，一方面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低，结果导致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像在航空航天制造业、计算机与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与通讯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品制造业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我国主要行业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10年，一些产业的主体设备和技术还主要依赖进口，飞机、移动通信、软件等，国内市场基本被外国企业所占领。
1993年至199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6.4%，但是，高技术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不突出，高技术产业生产质量和水平不高，高附加值生产的特点还不显著。199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为8.1%，美国、日本和韩国分别为14.9%（1993年）、13.8%（1993年）、18.6%（1994年）。高技术占GDP的份额也一直在1.5%至1.7%的水平，而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等国家在1991年就达到了3%以上的水平。从高技术产业的出口上看，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较低。根据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1995年，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制造业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为3.2%，高于亚洲的韩国、新加坡，但是在出口中高技术产品比重仅占68%，在世界高技术产业出口中所占的份额，远远低于这两个国家。以代表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信息产业为例，我国的计算机产量不到世界的1%，全国的产量还不到IBM公司（785亿美元）的60%；行业利润不及因特尔公司（69亿美元）的四分之一。我国集成电路的设计、生产技术基本依靠进口，软件产品质量差、功能单一，难以与发达国家相比。可见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创新成果的利用率低，不仅同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同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很大。
高新技术的产业化率低，主要是产、学、研结合不密切，这是体制的原因。“产”是企业的问题，“学”是教育的问题，“研”是科研机构的问题。从科学技术产业化率比较高的国家看，企业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应用者，而且还是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者，分布在各种企业的R&D人员和经费都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而且企业还通过各种方式与研究机构和大学紧密结合，及时采用新的科技成果，把高新技术转化为产业，也就是说“产”与“研”直接结合；“学”不仅仅是在学校简单地学习“可编码知识”，企业培训、带着问题到学习中找答案、学生面向市场直接参与实用科技研究与开发、直接参与企业生产和开办企业，在生产实践和科研实践获得“隐含经验类知识”(tacit knowledge)，这在发达国家是一种普遍现象，“产”与“学”实现了有机的结合；“研”包括基础科学知识研究，而大部分是面向市场需求的应用技术开发研究。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起飞时，科研精力集中于应用技术开发上。从科技产业化率高的国家经验看，我国进行科技体制和以市场为趋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当前的改革应突出抓好培养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调整科研机构，使绝大多数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机构逐步由事业单位转变成企业单位；鼓励科研人员向企业流动，加强企业的科研开发能力；学校要面向市场，注重培养实用型科技创新人才。通过这些方法，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有机结合。
四、R&D经费投入数量不足问题
R&D经费是指在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社会与人文科学领域中，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活动的经费。
R&D总量不足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绝对数量小。尽管90年代以来我国R&D经费呈增加的态势，但是，到1997年也只有482亿元。1996年，中国R&D经费总额按汇率计算不到美国的2.6%。按照IMD的估计，仅相当于美国的2.1%。二是占GDP的比重低。R&D经费占GDP的比重自1992年以来不断下降，由1992年的0.79%下降到1996年的0.60%，其中1995年的R&D经费甚至出现负增长，只是到1997年才回升为0.64%。根据IMD的数据，中国R&D经费占GDP的比重在近些年也是下降的，1996年为0.50%，到1998年则降为0.48%，在世界46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34位，距世界发达国家的R&D经费占GDP的2%～3%相差很远，只略高于发展中国家0.45%的平均值，但是仅相当于日本50年代末(0.63%)、韩国70年代末(0.60%)的水平。
R&D经费结构失衡主要表现是R&D经费投入以政府为主导，企业没有成为R&D活动的主体。在R&D经费的来源上，发达国家（除法国外）来源于企业的R&D经费都在50%以上，而中国据估计在35%左右。在R&D经费的使用上，发达国家由企业执行的R&D经费比重都在60%以上，远远高于公共研究与发展机构。根据科技部的数据，我国由企业执行的R&D经费比重只有43%，同公共研究与发展机构不相上下。但是，根据IMD的估计，我国企业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到63%。即便如此，也远低于美国和韩国的水平。
R&D经费投入有三个来源：一是政府投入，二是企业投入，三是其他投入。其他投入数量极少，主要来源是政府和企业投入。我国R&D经费投入不足主要原因首先是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太低。尽管我国的GDP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是到1997年只占GDP的比重的11.6%。这个数字不仅低于法国的37.9%、德国的30.5%、英国的34.9%、澳大利亚的36.7%、美国的20%、日本的21.4%等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埃及的35.7%、巴西的28%、韩国的20%、泰国的19.1%、印度尼西亚的16.59等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太低，所以，虽然国家反复强调重视科教事业，要加大对科技事业的投资，但是由于财政吃紧，加大投资就难于落实了。其次，企业投资积极性不高。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投资是R&D经费投入的主要来源，投入占总量的60%左右，而我国企业的投入不足40%。企业的R&D经费投入主体地位没有确立，深层的主要原因在于，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清，知识产权没有得到切实可靠的保障，“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还没建立起来。
中央政府靠精简机构、裁撤冗员的钱来加大对科教兴国的投资，只表明中央政府对机构改革的决心和对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视与支持，但这不能成为持久的对策。真正的做法是在财政体制改革中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增加中央可支配的财力，增强中央政府对经济宏观调控的能力。深化体制改革，实现政企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面向市场求生存，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在竞争中求发展的市场主体。
这样，在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企业就不得不积极主动地加大R&D经费投入，进行科技创新，以求得生存、赢利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