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小学论文,书中论文,社会学论文,不平等论文,教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其中教材的改革特别引人注目。参加新课程改革的实验地区一改过去统一编审教材，单一渠道发行的做法，而实行教材选用制。这为使用性别平等的教材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使用性别平等的教材的关键是教科书，因为教科书是教材的核心部分。本文试图用社会学的方法分析现存的教科书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及其危害，并尝试提出出版及选用性别平等的教科书的对策。
一、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性别不平等的表现
我国的中小学教科书中存在着严重的性别不平等，据朱晓斌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套小学全日制五年制语文课本（1988年第2版，简称人教版），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四省市联合编写出版的全套小学全日制六年制语文课本（1988年第3版，四省市版），浙江省义务教育教材编委会编写的义务教育六年制（试用）1-2年级《语文·思想品德》（1991年第1版，简称浙江版）所做的分析研究，故事中男主角的数量明显地比女主角多，其中人教版达77.7%，四省市版占69.0%，浙江版为53.3%，而女主角所占比例分别只有13.2%、14.9%和21.7%。故事的插图也是男多女少。职业人物中除一年级外男性的比例远远大于女性，男性所从事的职业更富有刺激性和创造性，更有声望，经济收入更高，而女性的职业则多数是辅助性的、体现情感色彩的。在能力方面，男性形象往往是知识渊博、能力高超、有远大理想的，而女性形象则无知、孤陋寡闻。在男女形象同时出现的场景中，女性的能力更低下，需要男性角色的帮助、解答、纠正和总结。在性格方面，教科书将许多人类的优秀性格如吃苦耐劳、勇敢坚强、正直善良、团结友爱等集中到男性身上，而人类性格中的一些阴暗而如吝啬贪婪、心胸狭窄、凶狠等则多由女性角色承担。（注：朱晓斌：《从我国三种小学语文课本看儿童性别角色的社会化——兼与美国一种阅读课本的比较》，《教育研究》1994年第10期。）曾天山对人教版语文教材和中学英语教科书的性别分析（注：曾天山：《论教材文化中的性别偏见》，《西北师大学报》1995年7月第32卷第4期。）。金庆花等对经国家教委全国中小学教材审订委员会审查的试用全日制六年制小学语文课本（1984年版和1988年版）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注：金庆花等：《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史静寰主编：《妇女教育》，吉林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422-428页。）
中学语文课本也同样存在严重的性别不平等。据金庆花等对北京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语文1-4册及全国九年义务教育教材5-6册的研究，初中语文教科书几乎是男性作者写成的。能辨认出性别的作者中男性占89.01%。男性主人公出场人数占绝对优势，出场形象也较女性为光辉丰满。在教材内容方面，“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性别角色意识强烈，有对男女实行双重标准的信息，并且还存在性别歧视的语言。（注：金庆花等：《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史静寰主编：《妇女教育》，吉林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430-434页。）
由朱晓斌、曾天山、金庆花等的研究可以看出，我国的中小学语文等教科书在20世纪80年代还存在严重的性别不平等。对90年代的教科书的性别分析较少见，笔者查阅了义务教育五年制小学教科书《语文》第8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父亲的形象出现了三次：《白杨》、《跳水》、《落花生》，表现了父亲有责任感、为国家作贡献的崇高品质；在危急关头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的睿智风度，而母亲要么根本缺席，要么随和父亲，点头称是；领袖人物有列宁和毛泽东；英雄人物有狼牙山五壮士、军需处长和董存瑞；名人有鲁迅、孙膑、齐白石；普通民众有挑山工。女性共出现了五次，其中有三个小女孩，一个善良、诚实，一个热爱自然，另一个讲究吃穿、不节约；唯一出现的名人是林巧稚，可是未对她作任何介绍，只说她读中学时的地理课和生物课是如何上的；唯一出现的一个职业女性是一篇课后阅读文章中的清洁工。整本书中的人物插图中，主角全部是男性。
其它学科的教科书也同样存在性别不平等的现象，如物理和化学教科书中经常出现拿着试管的男性的手臂，数学教科书中的应用题表述也常常是性别刻板的。可以说，理科教科书与妇女和女孩的日常经历脱节，而且未对女科学家给予肯定。历史教科书的性别不平等更为明显。历史学习似乎多数时候都是关于男性战争史的学习，女性对历史发展的贡献被最小化处理。
二、与美国中小学教科书的比较
西方国家的中小学教科书中本来也存在着严重的性别不平等，以美国为例，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一项很有影响的，对出自16个出版社的134种小学初级读物的研究发现：以男性为主角的故事与以女性为主角的故事之比是5:2；男性的传记是女性的6倍，雄性动物是雌性的2倍。其它一些研究发现小学社会研究、教学和拼写教材的插图中，女性只占31%。在中学的教科书中情形也大致如此，只是女性人物更少，她们所做的社会贡献更难引起注意。当女性出现在教科书中时，对她们的描写经常是性别刻板的。（注：Sader,D.,Sader,M.:Sex Equity:Asdsumptions and Strategies.In Saha,L.J.(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Pergamon,1997.P412.）
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教科书开始成为西方学者们进行内容分析的焦点，其中有关性别歧视的分析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研究结果的广泛传播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出版商在各界的压力特别是妇女运动和家长的压力下不得不考虑所出版的教科书和课外读物的性别公平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和其它几个发达国家的中小学教科书中的性别歧视开始改变，男女人物的比例、插图、社会角色的多样性等都有了明显的改善。1987年的一项对六种受欢迎的初级读物的研究发现：在1121个故事中，女性的职业有37种，与1961-63年的读物中的5种和1969-71年的23种相比，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以男性为主角的故事占18%，以女性为主角的占17%，其它故事的主角是“另类”，如会说话的树或动物等中性角色。出版商创造如此多的中性角色主要是为避免性别歧视的压力。（注：Bennett.K.P,& Lecompte,M.D.:The Way Schools Work——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Education,New York:Longman,1990.P232.）
由此可以看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教科书中性别不平等开始比美国的严重。这是因为：1.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对性别平等的倡议（特别还把性别平等写进宪法）掩盖了人们对诸多性别不平等问题的反思，其中当然包括教科书中的性别问题。2.我国教科书从出版到选用的一系列过程缺乏妇女组织和家长的压力。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近年来在教科书中的性别公平性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应归功于他们灵活的教科书选用制度。以美国为例，出版商出版教科书，各学校和教师有权选择自己学校所使用的教科书。为争取被选用，出版商和教科书的编写者会最大限度地避免批评和论争，因此，女性主义运动和家长的压力迫使出版商出版更加性别平等化的教科书。而我国几十年来中小学教科书一直是指定出版和单一渠道发行。这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妇女组织和家长等团体在教科书出版发行和使用中的能动作用。3.我国对教科书的社会学研究起步较晚，所展开的研究尚不够深入，不足以引起决策部门和广大家长的重视。
三、教科书中性别不平等的危害
我国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实际上在宣扬男权制社会的意识形态，起着把两性朝着有助于男权制的方向社会化的作用。它发挥作用的机制：一是塑造典型的性别气质，男性知识渊博、能力高超、独立自主、志向远大、顽强进取，女性则无知低能、温和美丽、寻求同情和保护，人类的优点被过多地赋予给了男性；二是确立性别角色，把可以成就事业的公共领域安排给男性，而把家庭事务、子女养育以及一些地位较为低下的公共事务安排给女性，把报酬高的职位安排给男性，而把次等的、报酬低的职位安排给女性。具体说来，教科书中的性别不平等的危害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女生的影响
首先，女生缺乏可资效仿的偶像性榜样。榜样对学生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因为他们的许多态度都是通过模仿榜样的行为从而产生替代性强化而获得的。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榜样通常与学习者有类似之处，如性别、阶层、种族等，即这些榜样可以反映学习者的自我概念和志向。我们可以按照交往的形式把榜样分为互动性榜样和偶像性榜样。互动性榜样指学生在日常交往中认同的榜样。在学校情境中最有可能成为学生互动性榜样的人有教师和其他学生。偶像性榜样指因受到学生的特别崇敬而被学生视为楷模的榜样。偶像性榜样不是学生现实生活中可以互动的人物，而一般是社会名人。在学校情境中，学生选择获得偶像性榜样的途径一般来自语文和历史教科书、课外读物以及学校有意识地在不指向学科学习的非实体性精神环境中提供的诸多榜样。特别是语文教科书因其所特有的人文性而为学生提供了很多可供选择的榜样。但我们从前文有关我国教科书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女性不但出场的频度远远低于男性，而且被赋予的人格特质也劣于男性。女生勤奋学习，学到的却是自己的性别在文化中低劣的定位，她们很难找到偶像性榜样来激励自己。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女生的好成绩可以导致低自尊的原因。
其次，“累积效应”扩大了负面影响。如果单独审视每一篇课文，似乎没有一篇重要到足以导致女生的低自尊，而且教科书的影响方式是潜移默化的，它不象一些暴力事件一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人们对教科书中的性别不平等缺乏足够的关注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教科书中的诸种性别不平等的“累积效应”，其影响就不可以等闲视之了。各章节中的性别不平等组成了一本不平等的教科书，每本、每科的教科书又累积成一个不平等的教科书体系。女生从小学一入校到大学毕业一直浸泡在性别不平等的教科书体系里。累积的最坏后果是导致女生产生内化的性别自卑感，认同性别歧视者的价值观，导致较低的自尊。一旦女生把性别自卑感内化，那么她们就会在自我实现的道路上步履迟疑。
2.对男生的影响
教科书中的性别不平等并非只是对女生产生消极的影响，它同样阻碍了男生的全面发展。首先，教科书过多地宣扬了男性勇敢、坚强、能力高超、独立自主等阳刚品质，而不表现，甚至是鄙视男性软弱、寻求情感支持的一面。实际上，并非所有的男性都具有勇敢、坚强等阳刚品质，一个男性在其一生中也并非总是以一贯之的坚强，男性也有想要留泪的时候。当男生发现他所处的环境不鼓励他表达情感，他就只好把焦虑和痛苦深埋在内心。这样必然造成一些心理问题。据研究，男性自杀的可能性比女性大5倍，患严重精神失常的可能性是女性的3倍，而且他们患各种与紧张有关的疾病如高血压、心脏病、气喘等的可能性也很大。男性酗酒的可能性比女性大6倍。男性的暴力活动也比女性常见的多，88%因暴力犯罪而被捕的人是男性。（注：罗伯逊，伊恩：《社会学》，商务出版社1990年版，433-434页。）
其次，教科书过多地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作了性别的划分，潜在地影响了男生未来参与家庭生活的积极性。这在语文、历史等教科书中表现突出。语文教科书所描述的男性多数时候是在家庭以外的环境工作、娱乐等，而女性多在家庭或其周围活动。根据肖龙江对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的小学语文1-4册所做的研究，男性从事的家务活动与女性从事的家务活动的比率是5:14。在5件男性从事的家务劳动中，没有一件是每天必须做的。而14件女性做的家务中，至少有6件是每天必须做的。而且女性所做的都是十分简单、不需要技能的家务。（注：肖龙江：《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中儿童性别角色的社会化》，《外国中小学教育》，1992年第5期。）历史教科书中的男性更是在政界、知识界纵横驰骋。教科书所宣扬的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会使男生认为从事家务劳动是不那么高尚的事情，从而在内心产生抗拒参与家务劳动的意识。不会做家务的男生在成长中就不会尊重他们的环境，并且缺乏照顾自己和家人的技能。这必然会造成男生在家庭中对女性的不必要的依赖，从而最终会削弱他们的所谓的“独立自主”的感觉。而且在现时代，两性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革，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工作岗位。夫妇共同分担家务已是必然的发展趋向。如果男生对此毫无思想准备，那么在将来踏入婚姻时，他们或者被迫改变自己的家务观以营造和谐的家庭，或者不愿改变，从而成为被妻子抱怨的丈夫。
再次，教科书中实际宣扬的一些观念不利于男生形成平等的两性观，从而使男生最终也成为性别不平等的受害者。一个真正和谐的、充满生机的社会是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男女两性的个人发展不会因为性别的缘故而受到阻碍。女性固然可以从事传统上属于男性的工作，选择男性的休闲方式，男性也可以从事“女性的”工作而不致害怕遭人耻笑。而且，不再因性别而遭受诸种压抑的女性必然能更好地成为男性的母亲、妻子、女儿和朋友。但这样性别平等的社会的实现也依赖于男性的合作。如果男性固守自己的男性优越观，则性别平等的实现道路会更为漫长。教科书中性别不平等的存在无法使男生正确的看待女性的价值。
四、新课程改革应该强调使用性别平等的教科书
新一轮课程改革在实验地区实行教材选用制。今年（2002年）秋季开学我国有1000万名中小学生用上了经民主投票选用的新课程实验教材。这标志着我国几十年来中小学教材指定出版的方式和单一渠道发行的体制已被打破。各实验区都指定了教材选用的具体办法，例如贵州省贵阳市和福建省厦门市都组成了由教育行政和教研部门的代表、校长、教师及家长组成的教材选用委员会对教材选用实行民主投票。（注：李建平：《用什么教材谁说了算》，《中国教育报》，2002年9月15日1、2版。）教材选用由个人意志走向民主决策为性别平等的教科书的出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因为从教科书的编写出版到选用的各个环节可以互相制约，而且可以改变以往教材选用过程中学生和家长没有声音的不民主的做法。
在教科书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应借鉴国外的比较成功的做法。世界各国的教科书制度由于受各自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观念和文化观念的影响而有所不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几乎都是由民间出版社组织编写和发行，然后或者由州或县的教育部或教科书认定委员会审定再由学校根据经审定的教科书清单选用合适的教科书，或者不须审定而由学校自由选用。在亚洲，除日本的教科书是由民间出版和发行外，其它国家的大部分教科书都由国家组织编写和发行。欧美和大洋州等国的教科书制度细则虽然不尽相同，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教科书的编写、审定（认定）和选用各环节互相分离，并有严格的法规作保障。（注：沈晓敏：《世界各国教科书制度对我国的启示》，《全球教育展望》，2001年第9期。）这就是它们国家的教科书，特别是中小学的教科书在80年代后逐渐改变了其性别不平等的面貌制度原因。而我国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实行国家指定出版和单一渠道发行的模式，不存在出版社之间的竞争。欧美等国家的教科书实践表明，只有在出版社面临激烈的竞争、存在着强烈的危机意识的时候才会密切关注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积极研究社会各界对教科书的评价，不断提高教科书的编写和制作水平。
我国新教材改革中已在实验区实行教材选用制。这预示着我国的教材制度大改革的开始。在这个改革过程中，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建立一套科学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教材制度。只有建立了科学、规范的教材制度，性别平等问题才可能解决。具体说来，我们应该首先在教科书的编写和审查、选用的过程中注意性别问题：
（一）教科书的编写和审查
在我国现行的教科书出版传统下（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科书编写和审查程序为例（注：顾之川：《新编高中语文教材——答问十题》，http://jzyw.51.net/104.htm。），要改变教科书中性别不平等的现状，需要在以下环节上注意性别问题。
1.选文。在出版社根据教育部的课程计划和教学大纲拟定出编写方案后，下一步就是选文的工作。选文时应明确地把性别平等列为选择的标准之一，鉴于教科书中的性别问题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所以在选文时应列出清单，如男女主人公的出场比例、插图的性别比例、男女的职业广度以及对男女的描写是否存在性别歧视等等。选文是保证性别平等的关键的一步，所以一定要贯彻性别平等的精神。
2.编写。一本教科书往往要有几位甚至是几十位编者，每位编者只编写其中的一部分。在开始编写之前的会议上应该强调性别平等的原则，以使编者带着性别意识去编写。在写出初稿后的统稿会上，在编写组互相提出意见时也应该互相提醒性别问题。甚至可以邀请研究性别问题的专家参加讨论。
3.审稿。人民教育出版社实行三审制。责任编辑初审，编辑室主任复审，主管社领导三审。另外，在审稿阶段，除社内三审制外，还实行特约审稿制度，就是请有关语言学、文学和语文教育学方面的专家审稿。笔者以为在各级审查中应注意性别平等的问题，特别是应注意审查整套课本的“累积效应”。因为就某一册课本而言，可能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不是十分突出，不会引起编写者的注意，所以审查者应从整套文本的高度来审查，以免出现“渲染”性别不平等的客观效果。另外，一般说来，教科书编写者并非有意去编写宣扬性别不平等的教材，但是由于编写者个人有较为强固的文化定势，所以仍然可能不自觉地选择了性别不平等的文本。这就需要教材审查者严格把关。教材的审查者还应有一定比例的女性。
（二）教科书选用
在今后的教科书选用中，应一定加强家长的声音。教科书的终极委托人是学生，但中小学生并没有充分的能力来界定自己的利益，也无法对其代理人——教育行政部门、校长及教师进行约束。加强学生的监护人——家长的声音是解决此问题的有效途径。家长、特别是女生的家长不会赞成使用性别不平等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