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与现代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化与论文,新文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生于20世纪初叶的五四爱国政治运动导源于“新文化”并以其为基本内涵作用于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这不仅将中国现代化由器物、制度推进到文化层面，是一次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解放与文化启蒙，而且新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从中不断增长和提升，进而引起政治的近现代变革，开启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换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与发展。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或一桩政治事件（注：我们认为，五四运动的发生不是孤立和偶然的，一些海外学者将五四运动称为一桩政治事件，这种观点淡化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发展与社会影响。），五四运动有其一定时限，而它所蕴含或孕育以生的思想认识、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则没有因之消失。相反，它融入到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进程中，为政治发展提供思想资料、认识根据，并参与了对相应政治主体角色的塑造。由是观之，“五四”新文化与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是不可分割的，二者间存在着文化——政治的历史互动关系。
一
中国历史步入近代，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基础的变动，传统文化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过程中与西方文化相激荡，中西文化碰撞、争鸣以至融合。中学与西学本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范式，二者之争贯穿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但它们之间关系的主要发展趋向则表现为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以西方“富强之本”求中国富强之路，“师夷”，“更法”，“天国”，“洋务”，“维新”，“革命”，这些在不同历史阶段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从科技、经济渐次扩展到政治制度领域。但是，以学习西方、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辛亥革命尽管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制度，却同样未能解决中国近代社会的根本问题。陈独秀指出，辛亥革命之失败，首先在于没有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制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这便促使人们从文化深层结构探寻中国落后贫弱的根源和发掘改造社会、救亡图强的文化依据与根本途径，一方面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则主要从西方近代文化中去寻求中国社会近代变革的文化资源，于是，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文化狂飚倏忽而起，并由此演化为五四爱国运动。在这一转换、发展过程中，不仅充分表现了历史的必然性与进步性，也充分展示了文化对政治的催化力和对政治的积极先导作用，从而积淀凝聚成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五四”新文化。
民主与科学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不具备的规范。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民主与科学为思想武器，力求用民主与科学精神改造国民性。这里的民主指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和认识事物的科学观点和态度。陈独秀在分析中国落后的状态时指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中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一卷一号。）方可摆脱社会困境，这反映到政治上，是要将“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代之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一卷六号。）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王权主义、君权至上是核心，它因应中国君主政治的需要而形成，在政治运行过程中巩固和强化了君主专制统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意识，对于自身权利缺乏自觉，“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注：《孟子·尽心上》。）陈独秀认为要真正实现民主政治，国民须自觉地“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一卷六号。）同时，科学精神不可或缺。在“五四”新文化中，科学与民主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筑起中国近现代社会进一步变革与发展的新的思想认识基础。
文学作为语言文体的基本形式，在新旧文学的冲突中，提倡新文学者认识到了语言文体的革新对新文化新思想传播与建构的作用。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认为，“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只有“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注：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文存》卷一。）胡适所说的新文学即是“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文，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注：胡适：《谈新诗》，《胡适文存》卷一。）而且，“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四卷四号。）。这实际上主要是文体的改革。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则主张文学不仅在形式上而更要在内容上进行革命，与反封建相联系，把“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宣传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的旧文学改造成为传播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学。文学革命也是从语言文体方面对当时“尊孔复古”的回应。钱玄同的“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注：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四卷二号。）的主张，虽较偏激，却表达了要求变革语言文体和反孔的主旨。这对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来说，是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否定意念，是要求新旧政治文化的转换。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其源头活水即在于此。在文学革命方面，“五四”新文化是成功的，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与途径。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道德规范集中表现为“三纲五常”的伦常原则。陈独秀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两相比较，“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因此，“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要建立“平等人权之新信仰”（注：陈独秀：《宪法与礼教》，《新青年》二卷三号。）。儒家伦理的政治功能正如李大钊所认为的，“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牺牲个性的第一步就是尽孝，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注：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七卷二号。）封建纲常与民主政治不相容，建立民主政治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注：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四卷二号。），“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注：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甲寅》1917年2月。）在五四运动时期， 旧道德被打倒了，新道德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道德革命的历史作用，新道德的建立需要一个与之相应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动过程，而提倡新道德则是建构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新政治文化的根本要求和基本内涵。
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兴起之际，国际社会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矛盾重重，经济、政治危机，迫切要求变革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另一方面，与此同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它开启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接受了新文化洗礼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有了新的觉悟。他们揭示了十月革命的性质，认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注：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 ）也同时指出了十月革命的世界普遍意义，并将十月革命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改造联系在了一起。李大钊宣告，“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由此“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注：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青年》五卷五号。）对于十月革命的宣传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就凸现出来，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五四新文化的一股急流。“五四”新文化也因此开始具有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它与新文化的其它构成共生并存，并随着新文化所引起的社会变革的深入，其内在的生命力逐步显示出来。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不是人的主观意志对历史的人为强加，而是有其认识发展的历史根据的。李大钊思想演进的逻辑正体现了这一点。对于十月革命的认识高度继而转化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热诚与急切行为，他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尤其强调了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出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而阶级斗争如一条金线，把它的三大基本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六卷五号。）根据唯物史观，李大钊分析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认为“孔子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与之相对应，关于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注：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使中国政治文化结构发生巨变，形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和西方民主社会政治思潮相争鸣的局面，其中，势力渐长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与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相联盟，向封建政治文化猛烈冲击。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形态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通过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俄国革命者的思维方式传入到中国的，因此存在着一个中国化的问题，这不仅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须根据本国国情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综合创新，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推动独具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日益成熟和发展。
二
“五四”新文化在其孕育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因社会政治与经济的近代变动，以及中西文化相互激荡，历史地形成其相应时代特征，并标志着中国政治文化逐步由传统向近现代转换。
近代中国先进之士睁眼看世界，介绍和传播西学。西学的输入，使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很大挑战，文化优势日渐式微，以至社会价值观念混乱，价值空缺，人群纷纷扰扰，国家动荡不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民主主义先进分子发动文化革命，倡导新文化，呼吁法兰西文明，就是要借西方的文化思想，来重建中国的社会价值体系。因此，一时西方文化大举输入和引进，各种主义纷至沓来，造成文化多元并存之局。这既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又有西方近现代的各种流派文化。单就社会主义来说，它包括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公有制社会主义，列宁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考茨基伯恩施坦修正社会主义，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蒲鲁东无政府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互助社会主义，武者小路新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多元文化并存，就免不了相互诘难，排拒角力。于是就出现了百子诸家争鸣齐放的五四新文化景观，一改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基本特征的“大一统”之历史文化格局。这既是中国文化的历史变迁，又呈现着中西文化共时性。而要使得这种景观长期持留的保障条件是一定的法制规范和可贵的包容精神。五四时期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是这种精神的积极倡导者。
包容是多元文化并存的前提，但包容并不是为了保护落后，包容是为了竞争，使进步的文化思想得到张扬，腐朽没落的文化思想遭受淘汰，以至于文化的发展和创新。“五四”新文化就是循着多元、包容、竞争、转型而走向进步的，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这种文化丰富与发展中得以扶植并逐步传播开来的。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几乎是在没有任何外来文化作用的封闭和排异的状态下形成的，而且表现出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思维方式而言，自儒家思想确立其在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统治地位后，经学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态势。儒家经传被奉为正宗，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允许人们“诡其新见，异比前儒”。而五四新文化则是在反传统与西方文化传播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既要“破”，又要“立”，但“不破不立”。新文化运动以思想革新为基调，却是要以“革故”为前提的，“革故才能更新”。陈独秀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注：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独秀文存》卷一。）这是认识运动的辩证法，它在新文化起源与产生上就已赋予了“五四”新文化批判的意识与精神。
“五四”新文化的反传统内容与精神作为思想启蒙，与改造中国问题相联系，不仅使中国的文化秩序，而且也使中国的政治秩序，以至整个社会秩序发生震荡，推动中国的社会近现代变革趋向深入，但“五四”新文化在其初期关于批判与继承的问题上，带有民族虚无主义的浓厚色彩，观察处理问题持形而上学、形式主义方法，不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注：陈独秀：《答佩剑青年》。），将二者绝对对立起来；而且主张“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对儒家简单否定，“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注：《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831—832页。）其实，儒家蕴含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但总体看来，“五四”新文化也不是全面反传统。李大钊就曾指出，“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注：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反对以“三纲”为代表的封建旧道德，反对思想学术专制，是五四新文化反传统的根本意义所在，旨在为新思想、新学说的勃兴与发展创造社会政治环境和思想舆论氛围。可以这样说，反传统的文化含义并非文化断裂，而是文化革新之需。
在“五四”新文化中，新旧学相消长，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主义旧文化相争鸣，不仅引起思想的解放，更促动思想的变革，其变革的动力来自于物质变动。李大钊明确指出，“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将随社会的变革而必然发生变革”（注：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新潮》二卷二号。）。陈独秀从文明进步的角度认为，“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注：陈独秀：《一九一六》，《新青年》七卷五号。）就这一变革的具体途径，钱玄同认为，“前此闭关时代，苦于无域外事可参照，识见拘墟，原非得已。今幸五洲变通，学子正宜多求域外知识，以与本国参照。”并强调说，“其实欲昌明本国学术，当从积极着想，不当从消极着想。旁搜博采域外之知识，与本国学术相发明，此所谓积极着想也；抱残守阙，深闭固拒，此所谓消极着想也。”（注：《钱玄同日记》第16册，1917年1月20日。）由此看来， “五四”新文化的产生即导源于社会变革和中西文化间的矛盾运动，只要社会在变革，“五四”新文化就不会固守城池，相反，会从社会变革中汲取动力而发展。
从“五四”新文化的历史内容看，更具历史性意义的发展表现在世界观的演进。在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的中国人较多地持进化历史观。李大钊曾说，“天演之迸，进化之理，穷变通久之道，国于天地，莫或可逃，莫或能抗者。”（注：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民彝》创刊号。）进化是客观实在的，却又是可以认知的。胡适认为，“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注：胡适：《〈科学人生观〉序》。）儒家纲常名教概莫能外，“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注：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一卷一号。）新文化运动初期进化观虽占主导地位，但一些先进分子的的思想已不自觉地带有唯物史观色彩。陈独秀在早期分析社会道德时曾提出“改良社会经济制度，”（注：《答程师葛》，《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并以此改良社会道德。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步传播，唯物史观渐成为新文化运动建构新的社会文化价值的理论依据。但由于唯物史观被介绍和传播的针对性在于冲破、摒弃传统的神秘主义历史观，而不主要在于对唯物史观思想体系的完整理解，人们对于唯物史观的认识偏重于“唯物”的一面，对于“辩证”的一面未能给予足够重视。尽管如此，唯物史观的传播却为此后新民主主义文化以至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的建设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它推动中国人现代意识的觉醒，使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不仅表现在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启蒙与解放，而且反映在更高的层面，即人自身的解放。
三
知识分子是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救亡图存，他们追求民主政治，不仅介绍与传播西方民主政治思想，而且从各自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利益出发，提出了相应的社会改革方案，或维新或革命，为新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了社会政治条件和思想资料。至发起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在运动中推动文化变革的同时，也以新文化塑造了自身。
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中讴歌新生力量和青春，鼓舞青年乐观进取。在新文化的初期，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民主政治的理解虽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在他们的思想认识中所体现出的这种民主主义革新、进取的意识，却是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经济与阶级基础达到一定程度的条件下跨入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精神动力。
“青春中华”表达出现代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社会的强烈愿望和目标指向，现代知识分子也以青春的思想、青春的活力和青春的形象走上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舞台。新文化运动演变发展为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正是由“青春之我”所推动的。这一政治发展进程以“青春”贯之，充分表现了历史发展的不可抗拒性，从中现代知识分子展现出乐观进取的政治人格。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是中国社会近现代变革的一种历史必然。也以此为开端，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的不同历史阶段，爱国、进步，并以反帝反封建为主导，在思想文化领域和政治斗争中立于时代潮头，融入于人民大众之中，历史地推动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变革与发展。
“五四”新文化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形成与发展的。国粹派如章太炎、刘师培、邓实（注：邓实著有《国学真论》、《国学微论》、《国学无用辨》，分别载于《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第2期、第 3年第6期。）等，他们看到了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一致性，提出“保种、爱国、存学”，呼吁重视对民族文化独立性的保护，“酌本邦之国体、民情为根据而立论”；以胡适、丁文江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主张用改良的方法。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则主张阶级斗争和用革命的手段。后二者作为新文化的主流派，在对专制主义的旧文化、旧道德上态度是一致的，但在“问题与主义”、“科学与玄学”等的论战中发生分化，从此，中国文化领域形成三足鼎立、多种流派纷呈的历史文化格局。这些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各派力量相消长及其思想相争鸣，影响着中国社会政治变革，发挥了文化对于政治的作用力。但他们所处地位是有差别的，不仅有质的差别，起阻碍或推动作用，而且有量的不同。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是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作为理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逐步上升为主导地位，尽管道路曲折复杂，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从其产生起便成为中国政治发展最具生命力的文化动力。
“五四”新文化中包含有众多中国人寻求社会改造的思想主张和具体方案。其中，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的是一个“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而要实现这一理想社会，他们提出了一个“训练过程”的方案，也就是实现“破坏的训练”和“建设的训练”，进行“平和的经济革命”。这在当时虽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却由于缺乏现实性而归于空想。无政府主义者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思想认识的实质上没有差别，他们主要以无政府共产主义为理论依据，认为要在“废除资本制度同时即废去国家”，并指出“人类道德之不良，由于社会之恶劣，社会之恶劣，由于政府。”（注：刘师复：《无政府主义浅论》，《师复文存》。）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在人们仍处于封建主义的严重束缚之下时是具有思想启蒙价值的，但却是不具有实践操作性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注重理想的实现，张东荪曾主张首先发展实业和教育，其中实业通过所谓的‘协社’和资本主义发展。（注：张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三卷四号。）但他在这里却忽视了实施其社会改造方案的历史条件和政治前提，即政治革命，或者说将之置于了次要地位。历史表明，在近代中国的条件下，政治革命是将一种理想与相应的社会经济形态结合的必要的、有效的中间环节。而进行探索和倡导这一政治理念的则是经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并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陈独秀在《谈政治》中指出“人类不能够脱离政治”，而“用革命的手段”来“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注：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八卷一号。）李大钊更将政治革命具体化，初步表达了“走俄国人之路”的政治主张，他认为“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注：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上），第595页。） 中国人应“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注：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政治革命的思想作为“五四”新文化的重要成分，已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萌芽性质。这些思想导源和形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如果将之视为中国社会改造的理论依据，还需要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新民主义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因此，从文化上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历史地成为“五四”新文化发展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中心环节。而无论就政治过程还是文化发展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作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而不断发展和起作用的。
“五四”新文化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超越时空的，具有当代意义，当代中国社会与“五四”新文化的产生与形成时代处于同一个世纪的两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承继“五四”新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原则，又形成时代内容和特征，推动着包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内的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同时社会主义文化也从中得到不断丰富与发展。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传播到中国化，相继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历史发展表明，一方面继承历史上中国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兼收并蓄世界上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这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道路，从而中国社会政治也就会不断获得精神动力向前发展。
标签：新青年论文; 政治论文; 新文化论文; 陈独秀论文; 李大钊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新文化运动论文; 社会主义改造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道德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胡适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