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早期中国社会的重新分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汉论文,中国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1,D69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889(2000)04-0045-05
汉代早期，当儒学日益得势并逐渐取得独尊地位、儒生阶层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日益上升时，中国的社会分层发生了巨大变化。工商业者和游侠的地位日趋衰落，儒生阶层逐渐垄断了知识分子和官僚阶层[1]。本文将讨论当时统治阶级（皇室和儒生阶层）维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的活动，如何导致了工商业者和游侠的衰落。
工商业者和游侠的兴起
为了说明工商业者和游侠在汉初社会的得势，我们这里简要追溯一下他们的兴起。从经济的角度看，周初封建制度主要建立在两大基础之上：大量的自由土地和贵族将农民束缚在庄园里的能力。时光流逝，人口增殖，自由土地日趋枯竭。到春秋时代前夕，“过剩的贵族被迫向外扩张以占领新的农场来迁徙过剩的农民。封建诸侯被迫倾尽全力去竞争耕地和移民垦荒，全国范围的大战和发生在前线的扩张，历史上连绵不断。……
“但是战争并不能解决人口问题，必须提高生产力。
“春秋时期，手工业似乎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变成独立的了。《春秋》中常常把工、商并举”[2](11-12)。
另一方面，不断增长的社会流动和城市生活使农民逃离农庄，变更职业成为可能[3](300-303)。
所有这些条件的共同作用，将农民中有能力、有抱负的分子引入了“士”阶层和工商领域。这些新的“士”大致上可分为两种类型：文士和武士（或游侠）[4]。
这一趋势的加强，引来了战国时代。大诸侯国的国都已具备了城市的规模(3)(292)。战争的频繁和激烈程度的加剧，要求更多的财富、技术和专家，手工业、商业的规模和士阶层新成员的数量，随之迅猛增长。有的学人指出，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秦灭六国乃是新的士阶层与工商业者消灭腐朽过时贵族的胜利[2](27)。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汉初工商业者和游侠是一种什么情况。司马迁记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注：《史记》等汉代文献中“商贾”或“商人”一般包括从事制盐、冶铁、铸钱等工业活动的人物。）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5](934)在对直到他那个时代的豪商巨贾作一番素描之后，司马迁接着写到：“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俸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5](939-940)
至于当时的武士或军事专家，许多成了汉朝的功臣，其余的则保持着行侠仗义的遗风。他们像战国时代的食客、职业刺客或斗士一样，簇拥着少数杰出的武士（注：战国时期，那些著名武士如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和秦国的吕不韦，各有几千游侠成为他们座上客。）。班固记载了直到汉武帝时这个群体的发展：“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巨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
，权行州域，力折公侯。”[6]
工商业者和游侠的存在，特别是他们的得势，对汉朝统治家族和儒生阶层的既得利益构成巨大的威胁。因为从秦代起，旧贵族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汉初互相争夺政治和社会统治权的社会群体，除皇族和新封建诸侯外，就只有文士和武士及工商业者。但从景帝时起，诸侯被剥夺了权力，成为名义上的统治者；武帝初年开始，文士阶层逐渐为儒生阶层所垄断。因此，统治家族和儒生阶层有能量的竞争对手，此时就只剩下工商业者和游侠。
工商业者和游侠对统治阶级利益的威胁
我们从工商业者谈起。这个群体主要在两个方面威胁着统治阶级的利益。
第一，他们用财富和奢华的生活向帝王的至尊挑战。下面是一些例证。“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治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閒公子之赐与名……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5](938)。
根据经书、特别是《礼记》，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应有不用的服饰、车马等等。皇家的服饰、车马以及娱乐等等，任何其他的人即使再有钱财，也不能享用与皇家同等的服饰、车马及其他生活乐趣。现在富有的工商业者的生活起居、狩猎等等同帝王一样豪奢，这是对皇帝作为帝国最富有的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威胁。另一方面，儒生们在治经上耗费了毕生的心血，却不知道怎么治产，自然不能与借聚敛财富提高社会地位的工商业者相抗衡。所以，儒生如果想爬上仅次于皇族这一级的等级，就必须对工商业者进行遏制。可是，他们自己并无力遏制工商业者，只得摇笔鼓舌，要求皇帝这样做。
第二，如前所述，周初的封建制度部分建立在贵族束缚农民于大地上的能力，这种制度的瓦解，则部分地归因于独立的工商业者的兴起。所以儒生、特别是那些鼓吹恢复封建制度的汉代儒生，同时也鼓吹恢复那种有些类似于庄园经济制度的经济制度。他们认为工商业者是不事生产的，所以除了统治阶级以外，应让尽可能多的平民成为农民，这样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和衣被原料，以维持整个社会生存，并向统治阶级缴纳更多的税赋。汉初，由于战国以来的长期战乱，中国人口稀少[7]。这种局面助长了汉代儒生的重农论。这种理论的顶峰见于恒宽的《盐铁论》（注：虽然此书为桓宽所作的真实性仍有疑问，但它代表了汉代儒生经济理论，除攻击法家之外，它主要的目的在于证明重农论的正确性。）。然而，当时工商业者不但不像农民那样从事生产，而且还与统治阶级一同分享作为农产品消费者的特权。所以在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说：“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衰痛，……即不幸而有方二三十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8](112-113)
此外，工商业者四处流动，使控制他们、向他们收税变得十分困难。也是在汉文帝时，晁错上疏曰：“……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商贾……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8](113)
游侠和商人一样不事生产，他们对统治阶级利益构成的威胁更直接、更具有政治意义。他们试图通过暴力手段分享统治权。他们在有能力的领袖的领导下，在乡里中结成团伙，进行违法活动。由于重然诺、讲交情、行侠义、谦虚勇敢等原因，他们的组织很严密强大。简言之，他们是一种公开的地下社会，置统治集团所建立和维护并从中获取既得利益的社会秩序于不顾，自己行使权威。为了更具体地描述游侠的形象，这里我们引用一个例证。“郭解，轵人也……。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概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铸钱掘冢，故不可胜数。……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独箕倨视之，解遣人问其名姓。客欲杀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阴属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践更时脱之。’每至践更，数过，吏弗求。怪之，问其故，乃解使脱之，箕踞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
“洛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终不听。客乃见郭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解……乃夜去，不使人知……。
“解执恭敬……诸公以故严重之，争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年，请得解客舍养之。
“及徙豪富茂陵也（注：茂陵史都城（长安）附近的一个地方，武帝命令将全国富豪迁徙到这里，以便于严密监视和控制。这一政策被许多后来的统治者所沿用。），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
“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
“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9]
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可以了解到，郭解是多么有势力。在他的支配下，有一大批强有力的随从。他们行使着儒生们所坚信的只有皇帝才该有的威权；朝廷颁布的法律，在他们统治的“王国”中，成为一纸空文。如上所述，由于汉初有一大批像郭解这样的游侠散布全国，无疑是对儒生们赖以上升的皇帝的绝对权威的一种巨大威胁。而弥漫全国的这种游侠擅自惩罚的局面，也正是儒生们要加以扭转的。没有至尊的皇帝的支持，儒生阶层不可能进入统治阶级；而只要还有一个集团不服从皇帝颁布的法律，皇帝也就不是绝对的强有力。这就导致了统治集团对游侠的残酷迫害以及游侠的衰落。
对工商业者及游侠的镇压及其衰落
由上所述，也许我们就能猜到统治集团将如何对待工商业者和游侠。然而这样说，可能造成一种印象，即除了皇帝和儒生阶层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利益集团参与这项反对工商业者和游侠的镇压活动。事实上并非如此。尽管汉建国伊始，儒生不断鼓吹并迫切要求镇压工商业者和游侠的政策，就由皇帝推行，但许多时候，由于儒生们还无力执行这一使命，皇室便任用法家甚至工商业者本身去完成，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如贾谊预言的“兵旱相乘”之时。这一使命完成之后，“狡免死，走狗烹”，法家也渐渐被罢黜了。现在，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记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驰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10](228)
这种抑商政策被文帝和景帝所沿袭，但他们对商人的抑制不是直接而是间接的。例如，贾谊请求文帝将手工业者和商贩赶回田地，文帝就亲自耕种皇室的土地以资鼓励，而不是用强迫手段。武帝时，由于战乱和旱灾，必须采取更积极的办法。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而富商大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瞻用，而摧浮淫兼并之徒。”[10](230)
钱币制度的改变，改变了对工商业者的政策及镇压的手段。“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于是公卿言：‘……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未作贳贷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方骑士，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10](232)。同下面记载的迫害相比，这种歧视还算轻的。“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11](116)。
破产的工商业者仍旧可能东山再起。所以抑制他们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剥夺他们的社会功能。公元前121年，为战争和旱灾导致的严峻财政状况所迫，并对公孙弘等儒生官僚在这方面的低效和无能感到失望的汉武帝，将东郭咸阳、孔仅和桑弘羊这三位有才干的工商业者吸收进政府辅佐自己。东郭和孔从控制盐、铁着手。也许是因为他们以生产盐、铁起家，他们又吸收了许多富有的盐、铁工业家进入政府，于是，政府官员和工商业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狼狈为奸。桑弘羊出生于商人之家，工于算计，13岁就开始侍从武帝，因此与工商界联系不是很紧密。公元前110年，由于东郭和孔的失败，他受命接管盐、铁，控制和政府执掌的其他经济措施。“（桑弘羊）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亡所谋其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而许之”[11](117)。据历史记载，桑弘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此，统治集团垄断了中国所有的大宗贸易，一直到西汉末年[11](117)。商人的命运也就注定了。（注：公元前81年，桑与60多位在政治上、经济上都遭受挫折和打击的进京赶考的儒生们进行辩论时，明确地提出了西汉工商业者的衰落。）
然而，比起游侠受到的镇压，这些抑制措施还算是很轻微的。例如，“济南瞷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郅）都为济南（郡）（注：郡是汉朝的最高地方行政机构，独立于诸侯国而直接对朝廷负责。）太守。至则族灭瞷氏首恶，余皆股栗。”[12](878)
随着儒生的上升和对工商业者的抑制，武帝时期开始了对游侠的最残酷迫害。比如，王温舒为河南太守，“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奏行不过二三月，得可事。论报，至流血十余里”[12](883)。
这些迫害，虽然残忍，还只是零敲碎打。下面的记载反映了对游侠的全面镇压。“（主父偃）又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敌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又从其计。”[13]这种强制移民很有效，但是一场大屠杀仍在所难免。“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勒，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小群以百数……于是天子……乃使光禄大夫范昆……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至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12](884)。这一系列的迫害，终于导致了游侠在中国社会的衰败。虽然其后仍不时有些游侠出现，但都宛如流星一般，转瞬即逝。
影响
从汉武帝时起，中国社会里工商业者和游侠的衰落、至少是他们社会地位的衰落，是显而易见的。这可以中国各朝代的历史为证。传统上，每一朝代历史都记载着该朝代所有杰出人物。《史记》写到汉武帝为止，没有记载著名工商业者和游侠的列传。作者司马迁尽管是倾向儒家的，但对这些人也有赞许之词。《前汉书》成书于汉武帝后200余年，也没有著名工商业者和游侠的传记。但除增加4个游侠之外，未加入新的工商业者的传记。作者班固著书的年代，儒学已经深深地渗入中国的社会习俗，尤其是知识活动之中。所以班固曾指责司马迁在《史记》里赞扬工商业者和游侠，尽管这种赞扬是很谨慎而且有限的。除此两史以外，以后所有各朝代的历史不再有这类传记了。因为在一般儒生看来，尤其是那些编修正史的儒士们看来，工商业者和游侠不是“正直”而“高尚”的人。
与此同时，儒家的重农论，导致了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励农业，农民的社会地位也得到提高。所以，《春秋》中人们的职业等级是：士、商、农、工；《史记》里则是：农、工、商、陶；而《前汉书》定下的职业等级一直延续到民国，是土、农、工、商。
因此，从汉武帝，或者至迟到汉元帝开始，一直到清代，中国的社会分层总的来说是这样的：人口的绝大多数一直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他们和极少数的商人、手工业者构成了被统治阶级——平民。他们中有聪明才智、有能力、有志气的分子进入由皇室和儒生阶层组成统治集团的唯一途径，是研读六经。孟子和唐代著名儒家韩愈都清楚地描写了这两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功能。孟子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14]
孟子将国君和他的臣子们当作劳心、治人、食于人的大人，而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看作劳力、治于人、食人的小人。韩愈则更直截了当地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做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15]
从这种社会分层地形式和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皇室和儒生阶层从儒学中获取的既得利益，是怎样发展和维护的。在汉武帝以前的中国社会里，有工商业者、游侠和各种非儒家的知识分子群体与皇室和儒生阶层争夺财富、权力、荣誉、威望等等。而汉武帝以后，这些有资格有能力的竞争者都随着儒学地位的逐渐上升而被打击下去。一切使人臻于富贵的事物都归皇族、官僚和潜在的官僚（一般也都是地主）——儒士们所占有。由于缺少其他社会上升的途径和办法，有能力、雄心、才智的人，都被吸引和被迫在学习和注疏六经上耗尽全部年华和精力。他们在由此而得到满足的同时，也都变成了唯皇帝之命是从的臣仆；他们只有对皇帝和皇室的忠心，一般都失去推翻其所臣事的皇朝的愿望和能力，不管这皇朝怎么腐朽无能。于是，统治家族的安全也就较有保障。另一方面，皇室为了使研习经书更具有诱惑力和实用价值，往往试图用各种方法提高儒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唐以后尤甚。
这种状况从两个方面阻碍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首先，由于除读经书之外没有其他职业带给人们幸福、荣华、财富、特权等等，凡是有智慧、才能和抱负的人，一般都不愿投身于读经书之外的其他活动，尤其实被儒士们看不起和禁止谈论的工商经营、技术钻研、作战以及法律。这样，社会上所有最突出的聪明才智和能量都花在读经上了，而不是用在社会发展之源的生产力发展上。这自然会使社会变革减到最低限度、使社会发展停滞。其次，无论何时发生一些变革，除非能被解释或用于证明统治阶级的两个组成部分的既得利益的合理性、神圣性，否则就会受到抑制和反对。儒学在中国的长期统治即由于此。由于长期的熏陶和培育，即使是普通老百姓，也都被儒学的教条所麻痹。他们信仰它。当他们实在忍受不了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时，也会反抗，但他们却只是想出个真命天子来个改朝换代，并不会想到去改变封建制度[16]。
这种将统治阶级各部分既得利益一致起来的社会分层模式，使得统治阶级既得利益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抵制社会变革、阻滞社会发展的力量。
收稿日期：1999-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