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崩溃下“建建”的变异--兼论文学本体生成的历史逻辑_春秋论文

禮崩樂壞下“修辭立其誠”的變型——兼論文學文體生成的歷史邏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辭立论文,禮崩樂壞下论文,歷史邏輯论文,兼論文學文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辭立其誠”見於《周易·乾·文言》：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①

       有學者闡發其“本義”說，“修辭”即“反映了從巫史作辭、正辭、用辭到春秋時期政教和外交辭令的發展”，“立誠”即“主要強調歷史傳承的官守職業精神和敬慎持中的文化心理”。②如果僅從孔子“修辭立其誠”本是對《周易》的爻辭而言，而爻辭本是筮官所記占筮過的事和結果以供復查占驗的文字而言，這樣的“本義探微”是不错的。但此處討論“修辭立其誠”的前提是，如何以古典規則、普遍原理對應於先秦社會。當把“修辭”作爲“筆書以爲文”，即《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的“書”，那麽，“口出以爲言”的“實”要落實到文字的“實”之時，“修辭立其誠”纔有了文字的物質形態的保障。“修辭立其誠”的本義，其實是“修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③。這是社會對文辭撰作者以及各種文字撰作的一種要求。“修辭立其誠”之“誠”，直接意義就是“事”之“實”——文辭撰作者出於內心的“實”撰作文辭，所撰作的文辭達到“事”之“實”。最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提出“修辭立其誠”的時代——面對着“禮崩樂壞”的挑戰，“修辭立其誠”必然會產生種種變型。或仍是其本義的“實”，或是“實”與“義”、“法”的結合，這就是歷史學；或是“實”與“譎諫”或寓言、重言、卮言的“不斥言”、不直言的結合，這就是某些文學文體。

       一、文字應用與“修辭立其誠”

       在文字尚未出現以前，人們結繩記事、“結繩爲治”，“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衆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④但結繩記事有時做不到“修辭立其誠”，許慎《說文解字敘》曰：“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⑤即對某個“結繩”的“事”有“飾僞”的說法。文字產生後，結繩記事“飾僞萌生”的情況有所解決，所以《周易·繫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孔穎逹疏：“夬者，決也。造立書契，所以決斷萬事，故取諸夬也。”⑥有了文字，“百官以書治職，萬民以契明其事”。⑦文字使“修辭立其誠”有了物質保障，得以落“實”，官民辦事、做事有了文字依據。所以，王粲《硯銘》稱：“爰初書契，以代結繩，民察官理，庶績誕興。”⑧章太炎說：“知文辭始於表譜簿錄，則‘修辭立誠’其首也。”⑨最早的文辭多就是實用性的登記之類，要“實”。例如，財物的登記，《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前510)記載：

       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属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⑩

       “書以授帥”，就是把工程預算“書”於簿册交給負責人。《左傳》昭公十八年(前524)有“書焚室”云云，就是把焚燒的房屋“書”於簿册，“書”即登記。

       章學誠(1738-1801)在解釋“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時稱：“夫文字之用，爲治爲察”(11)；“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12)。意思是說，文辭記載使規則固化並能夠承續下來，於是“百官”可以依規則辦事，“萬民”也知道規則。尤其是文辭記載的公開化，就是用以實行統治與百姓知曉治理規則並監督治理的。例如，刑法的訂立，魯昭公六年(前536)三月，鄭國將刑法鑄在鼎上，晉國的大臣叔向(?—前528)給鄭國的大臣子產(?—前522)寫信，信中多處說到民衆會依據公開了的、條文化的法律爭執不已：“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13)

       《國語·周語下》記載單襄公評價晉厲公“言爽，日反其信”，即說話不守信用，日漸失信於民。這是“言”的隨意性、瞬間性、易改性等特性所决定的，但用文字寫下來就不一樣了。先秦時，朝廷控制下屬官員的說話不守信用，就要他們把言語寫下來，即《韓非子·八經》所謂“言陳之日，必有策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目的是以奏章爲依據駕馭臣子，亦即《韓非子·二柄》稱“君以其言授之事，尃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则罰”。又，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秦墓出土簡書《秦律十八種·內雜史》：“有事請殹(也)，必以書，毋口請，毋羈請。”(14)就是說，一定要“筆書以爲文”，纔能有所依據。

       以上都是說，文字的產生使“修辭立其誠”能夠得以驗證。儘管如此，當歷史進入“禮崩樂壞”的孔子時代(前551—前479)，文字書寫如王粲《硯銘》所說：“在世季末，華藻流淫，文不寫行，書不盡心，淳樸澆散，俗以崩沉。”(15)“修辭立其誠”在經受着各種考驗的同時，難免會產生某些變型。

       二、“修辭立其誠”與人神之間

       “修辭立其誠”最先面對的是人與神之間對話的考驗。

       當人神對話祗限於“口出”之時，一來對言辭有所驗證的對象——神是不能確定、無影無形的，話似乎可以亂說；二來口說之言可以隨風飄去，話語本體的無形無影也是難以驗證的。但隨着社會的發展，現實生活中對“祝”這一行爲勢必會提出“祝”體“修辭立其誠”的規範要求問題，這就是祝史是否“薦信”的問題。《左傳》昭公二十年(前522)有：“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西晉杜預(222-285)註：“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16)“薦信”即陳其實情。祝史對鬼神所說無法驗證，因此存在是否“薦信”的問題。《左傳》桓公六年(前706)記載：

       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孔穎達疏：“祝官、史官正其言辭，不欺誑鬼神，是其信也。”)(17)

       這是就“祝史矯舉以祭”提出“祝史正辭，信也”的問題。

       但是，確實多有非“修辭立其誠”的情況。《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前632)記載：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晉的筮史接受了曹伯之豎侯獳的賄賂後，“使曰以曹爲解”，說晉侯之所以生病是因爲滅了曹國，晉侯便相信了筮史的話，“公說，復曹伯”，曹伯就復位了。(18)筮史稱自己是代表鬼神說話的，不由晉侯不信；但筮史所說是否鬼神所授，是無可驗證的。

       《左傳》昭公二十年(前522)記載晏子(前578—前500)之言：

       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19)

       “有德之君”，“祝史薦信，無愧心矣”，這是應該的；而“適遇淫君”，祝史“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矯”、“虛”就是指祝史所言。吳訥《文章辨體序說》“祭文”類曰：

       大抵禱神以悔過遷善爲主，祭故舊以道達情意爲尚。若夫諛辭巧語，虛文蔓說，固弗足以動神，而亦君子之所厭聽也。(20)

       文字記載就是防止“諛辭巧語，虛文蔓說”的情況出現。《左傳》莊公十年(前684)記載“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21)，指祭祀時所用的祭品不敢虛報；既然說“弗敢加”，也就是當時已多有虛報之不“信”的事情。漢代桓寬《鹽鐵論·散不足》曰：

       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餐，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僞行詐，爲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頟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22)

       反映出漢代巫祝“飾僞行詐”而不“修辭立其誠”的情況更加嚴重。巫祝“飾僞行詐”的外在表現就是“善言”，漢代焦赣《易林·需之困》就有“祝伯善言，能事鬼神，辭祈萬歲，使君延年”(23)的記述。

       中國古代的人神對話需要文字載錄，這就有了依仗文字來達到“修辭立其誠”。錢存訓《書於竹帛》中說：

       殷人將文字記錄應用在各種不同的場合，作爲人鬼交流的橋梁。祭祀時，用文字昭告鬼神來享受奉獻；祈禱時，也用文字來表達願望，這顯然和西方文化中口禱或默禱者不同。(24)

       此即《周禮·春官·占人》所載：

       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占之中否。(鄭玄註：杜子春云：繫幣者，以帛書其占，繫之於龜也。云謂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25)

       把占卜之事、占卜的徵兆等都以文字記載下來，到歲末來計算實現了多少；這就意味着要把人神之間的往來是否“修辭立其誠”做一驗證。

       南朝劉勰《文心雕龍·祝盟》在講到“祝”的“修辭立其誠”時，一稱“祝史陳信，資乎文辭”，謂祝史禱告是真誠的，那是依靠文辭表現出來的；二稱“凡群言務華，而降神務實，修辭立誠，在於無愧”，謂各種各樣的言語都可以有“務華”的要求，但請神的言語務求誠實，必须做到內心無愧，因爲並非所有的人神圣誕都是可以用文字來表達的。

       三、“修辭立其誠”與盟

       如果說人神對話的考驗多少還有些虛幻的成分，那麽，人與人關係的考驗對“修辭立其誠”來說則要真切而現實得多。

       人與人之間講誠信而有所依憑、有所驗證，這就需要訂“盟”。春秋戰國前的定盟多爲諸侯國之間，也在上位者與下位者之間。《左傳》襄公十年(前563)記載：“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杜預註：“自群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26)盟無所不在，包括平等地位的人们之間。例如，《周禮·春官·大史》載：“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漢代鄭玄(127-200)註：“約劑，要盟之載辭及券書也。”(27)

       訂盟是以“修辭”來“立其誠”，即以“修辭”來“訂其誠”。訂盟時會出現各種情況，例如，商定盟辭，《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前545)載：

       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杜預註：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28)

       “齊言”即商定如何統一盟辭；而《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前548)載：

       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杜預註：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终，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歃。)(29)

       崔、慶二人宣讀盟辭，欲使與盟之人皆與結盟，但讀盟辭未畢，晏子插話改之，即是不願意“齊言”的表現。又如，訂盟時的討價還價，《左傳》定公十年(前500)載：

       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30)

       雙方都期望把合乎自己利益的條款加上去，以有依憑、有所驗證爲自己爭得利益，但總的原則有一條，即一旦訂立了盟約，大家就應該遵守，使“修辭立其誠”得以實現。例如，《左傳》昭公十六年(前526)載：韓宣子要從鄭國商人那裏強買玉環，子產回答說：“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丐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人，是教弊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31)稱不能背棄與商人的盟誓。又如，《左傳》哀公十二年(前483)載：吳國欲與魯國重修盟約，魯哀公不願意，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是用來鞏固信用的，是在“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見證下訂立的，所以“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如果可以改動，每天訂立也没有用，“若猶可改，日盟何益?”(32)故《詩經·小雅·巧言》稱：“君子屢盟，亂是用長。”(33)即是說，如果不守盟而屢屢結盟，天下必將亂事滋生。

       但春秋時期已經禮衰樂微，在訂立盟約之事上做不到彼此都“修辭立其誠”了。例如，《左傳》襄公九年(前564)載，晉國兵臨城下，與鄭國訂立盟約，晉士莊子爲“載書”(盟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要求鄭國遵守。而鄭國不滿意晉國的以兵相逼，鄭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厎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言下之意是誰“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就服從誰，晉荀偃就要改“載書”，鄭公孫舍之則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34)稱盟約已經報告神靈了。如果“載書”可改，那什麽事不能做，那就不是“修辭立其誠”。又如，《左傳》襄公十年(前563)載：鄭國子孔欲專國政，訂立了官員恪守其位、聽取法令的“載書”，因彼此在訂立盟約時並非“修辭立其誠”，諸大夫、諸司、門子不顺從，子孔就打算誅殺他们。子產制止子孔，並請求焚燒掉載書。子孔不同意，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於是焚燒了載書，衆人這纔安定下來。

       不僅在訂盟之事上做不到“修辭立其誠”，甚至還出現了僞造的情況。例如，《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前547)載，宋國的宦官伊戾陷害宋太子，僞造太子與楚客結盟的現場，所謂“坎，用牲，加書，徵之”，即挖坑、加盟書於犧牲上，並驗證之；宋平公派人查驗了這些結盟的證據後，處死了太子。又如，《左傳》昭公六年(前536)載：宋國太子佐厭惡宦官柳有，其手下華合比打算去殺掉柳有，被柳有知道了，“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左傳》昭公十三年(前529)載，楚人觀從爲恢復蔡國，先是“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又“坎，用牲，加書”僞造结盟現場，迫使公子棄疾叛楚返蔡。《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也記載了一次未經過正式手續的盟約：

       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35)

       結果是，張儀賴賬，楚懷王上當受騙。

       所以，《文心雕龍·祝盟》稱，訂立盟約最要緊的是“修辭立其誠”：

       然義存則克終，道癈則渝始，崇替在人，咒何預焉?若夫臧洪歃辭，氣截雲蜺；劉琨鐵誓，精貫霏霜；而無補於晉漢，反爲仇讎。故知信不由衷，盟無益也。夫盟之大體，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鋻，指九天以爲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辭，此其所同也。然非辭之難，處辭爲難。(36)

       意謂文辭寫得再好，再“指九天以爲正”，如果“信不由衷”，则“盟無益也”，“非辭之難，處辭爲難”耳。紀昀(1724-1805)評價《文心雕龍·祝盟》曰：“此篇

崇實而不論文，是其旘高於文士處，非不論文，論文之本也。”(37)把劉勰論“祝盟”的“修辭立其誠”，稱之爲“論文之本也”。

       四、“修辭立其誠”與史

       除了要面對人與神、人與人關係的考驗之外，“修辭立其誠”又有“實”與“義”、“法”辯證關係的糾結。

       “修辭立其誠”的“誠”、“實”，有時並不意味着事實上的實，而是意味着“義”的實、“法”的實，所謂事物發展道理上的“實”。司馬遷(前145—前90)認爲，《春秋》一書“文成數萬，其指數千”(38)。意思是說，《春秋》的記言記事是爲了突出其“指”。“指”即“義”或“法”。例如，《春秋》昭公十三年(前529)記載：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弑其君虔於乾谿。(39)

       而註解《春秋》的《左傳》在昭公十三年卻記爲：

       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40)

       兩者的記述不一致，前者是“弑其君”，後者是“王縊”。楊樹達(1885-1956)在《春秋大義述》中對《春秋》與《左傳》的不同解釋道：

       楚公子比不能死義，故加以弑君之罪。(41)

       事件本身是“王縊”，其“指”是貶斥楚公子比“不能死義”，於是被“加以弑君之罪”。又如，《左傳》記述魯襄公七年(前566)事，鄭僖公被其大夫子駟派賊弑之。而《春秋》不這樣說，祗說是“卒”(42)。《公羊傳》襄公七年解釋說：“曷釋不言其大夫弑之?爲中國諱也。”(43)再如，《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前632)載：“天王狩於河陽。”杜預註曰：“吾實召王，爲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爲辭。”(44)事是“晉實召王”，紀事則爲“王狩”，也是顯示其“指”。

       顯示其“指”，實際上就是直接叙寫出史家所認爲的歷史事件的原動力、原因、本質之類。不就事記事，而是探究其動力、原因、本質之類，應該是中國古代史學自覺、高度發展的表現。《左傳》把如此顯示其“指”的紀事稱之爲“書法”。即如《左傳》宣公二年(前607)載：

       趙穿殺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隐。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45)

       所謂紀事以“法”，就是爲了顯示其“指”。《孟子·離婁下》載，孔子稱古代史書“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史記·孔子世家》稱：“《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乱臣賊子懼焉。”《春秋》的記言記事，強調的是“指”、“義”，期望揭示事件的原動力，或者事件的實際意味是什麽。如此記載了，就是所謂“《春秋》筆法”、“書法”、“微言大義”。《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前548)載：“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46)這是其記事以“義”的突出一例。雖然不是崔杼直接動手弑死國君，但是在崔杼的指使下其君被弑；而以“書法”、以“義”，就一定是“崔杼弑其君”。這是透過表面現象看到了史事的本質。所以，太史一定要這樣記，雖然被殺，其兩個弟弟接任後還是要這樣記。

       事件的真實發生與事件背後的原因，一是言、事，一是“義”，記言記事最终要達到“義”的境界，這是史學的最高宗旨；但是，如果是以“義”述“義”，言、事則模糊了，失去了本來應該在史書中的地位。而且，事與“義”本不在一個敘寫層面，因此有所出入是肯定的。那麽，人們要問：《春秋》本可以既記述事件的本來發生，又揭示史家所認爲的事件的原因、本質是什麽，爲什麽不這樣做呢?根本在於，古時記言記事以簡，但更重要的是觀念。《春秋》認爲，“義”比事更重要，事輕於“義”，不要因爲事而妨礙了“義”。例如，《左傳》定公十四年(前496)記載：

       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杜預註：“使義可信，不必信言。”)(47)

       戲陽速的意思是說：做人必须有信用，但信用重在合於“義”，不必死守“言”；所以，我假裝答應太子而實際上未去做。

       如此說來，史的“修辭立其誠”以“義”以“法”，要義在於尋繹社會、文化、政治等實際狀況對於事實的耩成與運行的制約作用，關注深藏在事實的構成與運行過程乃至背後的歷史語境和權力關係。於是，歷史學視“義”，“法”爲更高的“實”，認爲真實地記載這些事實本身並不是目的，其意義在於由此獲得對合理行爲的指引。但是，以“義”以“法”爲尚，不能過分，《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韓非子·難言》：“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如此稱史，就有這樣的意味。

       五、“修辭立其誠”與文學文體的生成

       日益成熟了的語言文字表達技巧，也是“修辭立其誠”面臨着的挑戰。這些技巧如譬喻、反語、寓言等，似乎都不是實話實說，但又讓語言文字的接受者得到了充分的“實”。如此的進程，就促發了某些文學文體的生成。

       其一，不實言、不斥言、不直言的諷諫、譬喻等。

       《毛詩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鄭玄箋：“風化、風刺，皆爲譬喻不斥言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48)《毛詩序》既稱“譎諫”，又稱“風化、風刺”，“譎諫”與“諷(風)諫”應該意思相近。(49)鄭玄《六藝論》論以“詩”爲“諫”的興起：

       自書契之興，樸略尚質，面稱不爲諂，目諫不爲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奸偽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體，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50)

       當“君臣之接如朋友”之時，彼此交流“懇誠而已”；但到“尊君卑臣”而“情志不通”之時，“修辭立其誠”就要轉換方式，這就是詩的“譬喻不斥言”。

       又如反語，即運用與本意相反的詞語來表達本意，卻含有否定、諷刺以及嘲弄的意思。《史記·滑稽列傳》載優孟的諷諫楚莊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其愛馬：

       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槨，根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51)楚莊王以“寡人之過一至此乎”承認不對。《晏子春秋·內篇·諫上》載，齊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病死，公怒，令“以屬獄”，晏子數圉人罪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一殺公馬，使公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晏子正話反說，圉人之罪皆成爲齊景公之罪，齊景公聽後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52)《史記·滑稽列傳》載：

       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

       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53)

       以上三例都是把諷諫對象說到極致，其荒謬也顯示出來了，起到了諷諫的作用。

       反語對賦的產生有極大影響。“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就是把事物稱說到“競於使人不能加也”，這纔“歸之於正”。(54)雖然被批評爲“勸而不止”，但卻是賦的表現手法。

       人們視詩、賦的“不斥言”、不直言，但又是“修辭立其誠”，是從讀者的角度着筆的。“修辭立其誠”而又“不斥言”、不直言，就要“飾”，所謂“飾小說以干縣令”。不“飾”，“小說”就是小的道理；“飾”，“小說”就有可能成爲文學。

       其二，不實言、不斥言、不直言的寓言之類。

       莊子對語言之類有所論證，論證作者如此確是“修辭立其誠”。《莊子·秋水》稱：“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莊子·天道》稱：“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有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懷疑“修辭”是否能敘說真實，對語言是否能夠真實地表達有所懷疑。莊子又以“輪扁斫輪”的故事來進一步說明之：輪扁稱，“聖人之言”不能表“意”，是“糟粕”，其原因就是“聖人已死”，即“意有所隨者”不存在，故其“意”或不能表達出來，或表達出來就是“糟粕”；然後，輪扁又倒過來論證，輪扁斫輪的技巧“有數存焉於其間”，這就是“意”，是一種真實的存在，但由於“斫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的技巧，即所謂的“意之所隨者”、“口不能言”，故斫輪之“數”，“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55)通過語言是不能表達這種真實的，而且，這種真實通過語言也接受不了。《莊子·寓言》稱，普通的語言不能表達“意有所隨”，不能表達實際存在的真實。那麽，什麽東西能表達“意有所隨”、表達實際存在的真實呢?這就是所稱寓言、重言、卮言。寓言，郭象註曰：“寄之他人。”成玄英疏曰：“寓，寄也。世人愚迷，妄爲猜忌，聞道己說，則起嫌疑，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信九矣。(56)《莊子·天下》：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

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57)

       爲什麽不能直說呢?莊子論“天下爲沈濁”是“不可與莊語”，這樣的世界應該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來解釋，所謂“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也就是“不斥言”、不直言之義。那麽，就不是通常意義的“修辭立其誠”的話語，但這些話語又“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這是一種概括與典型的“實”，撥開表面的“實”而可以揭示真相的的“實”。司馬遷稱“寓言”的作用時就是這樣說的：

       (莊子)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百也。作《漁父》、《盜跖》、《胠箧》，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58)

       而對於作者來說，這是“

與天地精神往來”的話語，這當然是更高層次的“修辭立其誠”。所以，曹丕《典論·論文》云：“文以氣爲主。”惠洪《冷齋夜話》云：“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從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意超邁如此，吾是知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故老杜謂之‘詩史’者，其大過人在誠實耳。”(59)此即論文章之“修辭”則“氣以誠爲主”。

       綜上所述，“修辭立其誠”是在禮崩樂壞的挑戰中，獲得了對“實”的另一重意義的把握。於是，當“修辭立其誠”既依照事實又依照“義”、“法”時，意味着中國古代歷史學的成熟；當“修辭立其誠”以不實言、不斥言、不直言的面貌出現時，意味着中國古代文學某些文體的生成。(60)至於劉師培所言：“惟東漢以來，贊頌銘諫之文，漸事虛辭，頗背立誠之旨”(61)，則屬於另外一個問題，容當後述。

       注释：

       ①⑥“周易正義”，《十三經註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5、87頁。

       ②王齊洲：“‘修辭立其誠’本義探微”，《文史哲》6(2009)：72-81。

       ③《周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朱熹註，第3頁。

       ④[唐]李鼎祚：“集解”引“九家易”，《周易集解》(北京：中國書店，1984)卷15。周易正義，《十三經註疏》孔穎達疏：“結繩者，鄭康成註云：‘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義或然也。”

       ⑤(清]段玉裁：《說文解字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753頁下。

       ⑦[唐]李鼎祚：“集解”引“九家易”，《周易集解》卷15。

       ⑧[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1057頁。

       ⑨章太炎：《國故論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52-55頁。

       ⑩(13)(16)“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註疏》，第2128、2043-2044、2092頁。

       (11)[清]章學誠：“原道”(下)，《文史通義》(長沙：嶽麓書社，1993)，第41頁。

       (12)[清]章學誠：“詩教”(上)，《文史通義》，第20頁。

       (14)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第62頁。

       (15)[唐]歐陽詢：《藝文類聚》，第1057頁。

       (17)(18)(19)(21)“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註疏》，第1749-1750、1827、2092-2093、1767頁。

       (20)[明]吳訥、徐師曾：《文章辨體序說 文章明辨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第54頁。

       (22)馬非百：《鹽鐵論簡註》(北京：中華書局，1984)，第233頁。

       (23)芮執簡：《易林註譯》(蘭州：敦煌出版社，2001)，第73頁。

       (24)錢存訓：《書於竹帛》(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第5頁。

       (25)(27)“周禮註疏”，《十三經註疏》，第805、817頁。

       (26)(28)(29)(30)(31)“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註疏》，第1948、1996、1983-1984、2148、2080頁。

       (32)(34)“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註疏》，第2170，1947頁。

       (33)“毛詩正義”，《十三經註疏》，第454頁。

       (35)[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2483頁。

       (36)(37)詹鍈：《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380-384、354頁。

       (38)[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第3297頁。

       (39)(40)(42)(44)(45)(46)“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註疏》，第2068、2070、1938、1824、1867、1982頁。

       (41)楊樹達：《春秋大義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杜，2007)，第36頁。

       (43)“春秋公羊傳註疏”，《十三經註疏》，第2302頁。

       (47)“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註疏》，第2151頁。

       (48)(50)“毛詩正義”《十三經註疏》，第271、262頁。

       (49)《孔子家語·辨政》(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載：“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一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風諫。”“譎諫”與“風諫”還是有所區別的。

       (51)[漢]司馬遷：《史記》，第3200頁。

       (52)陳濤：《晏子春秋譯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第56頁。

       (53)[漢]司馬遷：《史記》，第3202頁。

       (54)[漢]班固：《漢書·揚雄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第3575頁。

       (55)(56)(57)[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第488-491、947、1098-1099頁。

       (58)[漢]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第2143-2144頁。

       (59)[宋]歐陽修、惠洪：《六一詩話 冷齋夜話》(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第52頁。

       (60)當然，促進古代文學某些文體生成的因素是多樣化的，此處所說“修辭立其誠”的雙重意味只是其一而已。

       (61)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 論文雜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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