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与语言关系理论思考的重要开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端论文,理论论文,语言论文,关系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五四”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新文化运动发起的语言革命，改变了文学的走向。随着语言的改变，文学进入到以白话为主的写作时代。在这一过程中，文白之争是语言革命的焦点，也是目前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因而对此进行了全方位且具有深度的思考。学者们或从社会角度、政治变化、意识形态的发展等方面入手解释文言与白话的关系，为文言到白话的转变寻找根据；或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具体的语法、语音、词汇、句法结构，探讨现代语言形成的内部因素。这种内外结合或宏观或微观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语言的变化，积累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为研究文学与语言的关系，在理论上开始了艰难而有益的探索。
在文言到白话的转变中，语言和文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值得深思。作为“五四”文化变革的中心问题之一——文学与语言，两者关系如何定位，首先还应从历史的流变中寻找分析的起点。
历史的流变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对文学和语言关系的理论思考历史上早就存在，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留下了独特的历史成果。然而，将文学语言纳入文学研究的范围，其历史并不长，主要起于20世纪西方的语言学转向，文学语言方成为文学研究的更为自觉的重要领域。
西方的文学语言研究以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修辞学》为开端，贺拉斯的《诗艺》也主要关注了文学语言的修辞问题。真正推动文学语言研究的，是现代西方哲学家，如罗素、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以及现代的德里达等人，特别是语言学家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现为文学语言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后，西方文学理论中诸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以文学语言为核心问题的种种理论与方法相继出现，为文学语言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在中国，涉及文学语言的讨论自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开始，孔子的“文质彬彬”，老子的“希言自然”以及庄子的“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皆是最早涉及文学语言问题的代表性思想。在早期的文学理论著作中，对文学语言的阐释是与文体的分类联系在一起的，如曹丕《典论·论文》，从文章体裁上要求语言风格有所不同，即“盖奏议宜雅，书议宜理……”等。随后陆机在《文赋》中，将文体划分为十类，并一一概括其语言风格特征，如“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以浏亮”，并进一步指出不同作家语言风格应有所不同。《文心雕龙》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著作，对语言的讨论十分深入细致，从《声律》到《练字》共七篇，专门讨论了语言的声律、分章造句、文辞对偶、比兴、夸张、典故、字词锤炼等问题。后来的文论家们，对文学语言的讨论更为细致具体。隋唐以后形成了“小学”，包括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个方面，标志着语言学的建立。这些研究形成了丰富的中华民族语言文化，为我们认识理解文学与语言的关系，把握文学语言的内在规律，提供了可贵的历史与思想资料。
从语言与文学的关系中，历史上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工具论。“文以载道”是中国传统对语言和文学的基本定位，而语言相对文学来说，只是作为文学的载体存在，是从属关系。无论是儒家的“尽善尽美”，还是道家的“得意忘言”，魏晋玄学中对意、象、言的讨论，都是将语言作为工具、载体、媒介而看待的，语言是文学的工具。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 80年代。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语言的态度一直是以工具论为主的。
本体论。主要是西方的理论。20世纪最著名的“语言学的转向”，便是西方语言学、哲学所探索的语言本体问题的重要思想成果。罗素在《人类知识》开篇不久就指出：“科学知识越是积累和发展，它就越远离了常识性的知识。前者是公共的，因为要满足科学群体交流客观知识的需要；后者是更加私人的，因为常识所要传达的是关于生活的智慧。假如一个年轻人从纯粹的科学环境里习得语言，那么，他将无法表达诸如爱情这类的私人情感，他将完全是公共的，从而丧失他的‘自我’。”于是，“语言是精神的家园”，语言是存在本身，把语言真正提升到了本体的高度，海德格尔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西方文学界将这一成果，引入到文学研究中，便出现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理论等。语言和文学的关系是，语言即文学的存在，语言是文学和人类的精神家园。这一观点持续到后现代主义的出现。
牢笼论。后现代派的杰姆逊提出了“语言牢笼”的观点，以及现代派的波佩尔告诉我们“凡不能表达的，都是不被意识到的”①。因为语言太贫乏，语言的限制无法避免。这是当代对于语言的最新研究成果。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是，语言是文学的牢笼，所想无法表达，局限其中，语言限制了文学的发展，最终成为文学的牢笼。
从语言作为文学的工具，到语言是文学的存在，到语言对文学发展的限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作为语言观的主导思想存在，创造了不同的语言和文学现象。工具论、本体论、牢笼论是语言与文学关系的几种存在状态，为我们讨论“五四”有关文学与语言关系的思想提供了新的认识角度。
理论的内容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沿着两条战线展开的，一条是思想战线，一条是文学战线。两条战线交织进行，因而它既是一场思想革命，又是一场文学革命。作为思想革命，它倡导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作为文学革命，它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废文言而兴现代白话就是文学革命的主要成果。中国的语言体系，进入到现代汉语白话时代，中国的文学体系，进入到白话文的新文学时代。
对这一文学语言变革如何看待，角度可有所不同，本文从文学语言学的角度，以语言和文学的关系为出发点，考察这一语言革命的主要理论内容。
确立语言的本体性地位。在肯定语言本体的基础上，建构新的文学语言系统，是此时期理论思考与探索的核心目标。无论文学革命还是思想革命，都无法离开语言的革命。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意义表达和实现的载体，指称命名事物的符号，但语言绝非仅有这些功能。作为整体，语言实质上是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精神及其思维的存在和实现的根本基础，甚至就是这一切本身。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思想家洪堡特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一书中这样说道：“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成的结合极为密切，只要有一个方面存在，另一个方面必定能完全从中推演出来。这是因为，智力和语言只允许和要求有相互适应的形式。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这一思想与以后西哲提出的语言即存在、语言是人的精神家园的思想是一脉相传的，把语言真正提升到了人类世界的本体地位。因此，“五四”先贤们以语言革命为推动并实现思想革命文学文化革命的突破口，本质上就是推动并实现民族精神文化价值的革命。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不管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肯定或否定，还是对新文学的呼唤与提倡，都与语言问题紧密相关，其提出的“三大主义”具有鲜明的语言革命的基本倾向，所指出的中国古代文学语言存在不良影响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的关系，已具有视语言为精神本体的认识。胡适的文学改良的“八事”之说，其中“五事”是文学的语言问题。过去有许多人对胡适文学改良的思想以形式主义为理由给予了简单粗暴的否定，这既是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偏见，也是对语言的重要性认识的严重不足所致。傅斯年在理论上的认识更明确也更具思想理论的深度，他在《怎样做白话文》中就明确指出：“文学的精神，全仗着语言的质素。语言里所不能有的质素，用在文章上，便成就了不正道的文章。中国的‘古文’，所以弄得愈趋愈坏，只因为把语言里不能有的质素，当做文章的主质”，因此， “我们在这里制造白话文，同时负了长进国语的责任，更负了借思想改造语言，借语言改造思想的责任。”显然，他们的变革语言的思想，既是为文学的现代化自身寻求革命的基础，更是要为民族精神、思想文化的转型探索并确立可靠有效的语言这一本体性的基础。所以，完全可以说，“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本质上是话语权和谁为本体性语言之争，是中国人两种不同存在形态与精神、文化价值选择之争。只有现代白话成为语言本体，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才能普及生根，现代意义的文学才有可能发生和发展，平民大众掌握表达自我意志的理想才有可能实现，现代性为基础的文化价值系统才有可能建立。相应地，专制思想及其制度、贵族文学存在的基础——文言这一语言本体，才会被解构或被颠覆。这就是“五四”语言革命的真正意义与目的所在。语言本体论的思想的出现和提倡，为现代白话成为语言本体确立了理论与实践的合法性基础。
白话文系统的尝试与建立大致从三个方面完成：其一，欧化语。翻译作品的进入，让欧化语成为白话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上的“欧化”起源于近代翻译文学的兴起，很多翻译家从西方作品中，取其语法句法规律，用白话文写出，成为白话文的一大影响源。并且根据西方语言情况，将语音系统变换为字母，同时也引进了语法思想，傅斯年是其主要代表。他在《文言合一草议》中指出：“代名词全用白话……介词位词全用白话……感叹词宜全取白话……助词全取白话……一切名静动状，以白话达之，质量未减，亦未增加，即用白话……文词所独具，白话所未有，文词能分别，白话所混含者，即不能曲绚白话，不采文言。白话之不足用，在于名词……至于动静疏状，亦复有然。不足，斯以文词益之，无待踌躇也……在白话用一字，而文词用二字者，从文词。在文词用一字，而白话用二字者，从白话。但引用成语，不在此例。凡直肖物情之俗语，宜尽量收容。文繁话简，而量无殊者，即用白话……”其二，古代白话。从中国古代白话文中借鉴经验，建立新白话体系。中国白话文两大源头：一是魏晋文章，章太炎、刘师培对此有鲜明的提倡和阐述，这一观点对鲁迅，周作人影响较大，最后成为20世纪中国散文的一大流派。二是俗小说。起源于唐代，发展在宋元，全盛于明清。这些优秀的白话作品成为建立现代白话系统的又一重要资源。胡适是提倡和推动这种借鉴的代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中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认为，白话写作应“尽量采用《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其三，口语。建立白话体系要在口语中获取资源。周作人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主张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使文学的语言平易，通俗，更平民化。通过理论的提倡与作家的努力实践，以白话文为基础的以现代汉语为本体的语言体系最终建立，文学也终于获得实现现代化的语言形态。
工具论的提倡。在语言与文学的革命过程中，在明确语言本体地位的基础上，思想者依然重视语言和文学的工具功能。在他们看来，语言既是本体，也是工具，事实来讲，也是如此。近代以来，民族解放与独立的思想，观念价值的现代性诉求，制度的更新意识，成为主流。因此，启蒙便成为主要的历史任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新国，科学与民主，思想文化文学革命等思想的传播和接受，依赖固有的文言作为载体和工具是很难实现的。基于这样的理由，才兴起了史无前例的语言大革命，因为只有经过语言的革命，才能为启蒙找到合适的工具和思想表达传播的形式。因此，语言的工具功能在此时期得到了强化和重视。在启蒙的任务面前，似乎一切都具有工具性，语言是，文学亦是，而语言对文学来讲，又是文学的工具。他们为什么对白话如此推崇，就是为了用白话的工具到达载启蒙现代思想之道的目的。写于1920年10月《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是梁启超对文学和语言进行的工具性定位：“文学是一种技术，语言文字是一种工具。要善用这工具，才能有精良的技术；要有精良的技术，才能将高尚的情感和理想传达出来”。②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说得更明确：由于文言表达系统不分段落，没有标点符号，单音节词为主，语尾不能变化调转不灵活，“要把这种极简单的文字，应付今后的科学世界之种种实用，已觉左支右绌，万分为难”，故必须建立与此相适应的汉语文法系统，使之成为表达传播新思想接受现代事物的有效工具。在这个问题上，傅斯年更激进贡献也大，他极力主张学习引进西洋文法系统，就是要寻找确立能更好表达、传播、接受、创造新事物的语言工具。在《怎样做白话文》中，他这样说道：“仔细观察我们的语言，实在有点不长进；有的事物没有名字，有的意思说不出来；太简单，太质直；曲折少，层次少。”因此，他极力主张文法欧化的目的就是使我们的语言适应现代思想、科学表现与发展的需求，“精密的思想，非这样复杂的文句组织，不能表现；决不是一个主词，一个谓词，连接上很少的‘用言’，能够圆满传达的”，而中国人要在文学、科学、艺术方面有自己的位置，更应这样。在他们的大力主张和推动以及身体力行下，现代白话真正成为新思想新事物接受传播和创造的工具，现代文学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发生、发展并形成了独立的形态，在启蒙的大合唱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一种合理有效的思想、观念接受传播创造的工具。
冲破语言牢笼的先行者。牢笼论是西方后现代才出现的理论，而“五四”从历史时间上与此尤其是语言主要成为权力者相距甚远，当时的先驱是在非自觉的生命的直接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前面已经提及，我们的祖先很早也意识到了。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语言的必然限制。但是，当人类根据某种需要或处于某些目的，选择了某种语言后，一方面，语言成为必须；另一方面，又必然成为一种限制。语言只能相对满足人的需要和表达指称事物，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意愿的表达和应对一切物事。尤其是语言主要成为权力者掌握的垄断性工具，形成对非权力者的一种暴力时，语言对非权力者而言，就成了牢笼。此外，当新的思想新的事物不断出现而语言不能变革去适应时，原有的语言也会成为接受、理解、传播的牢笼。“五四”思想者就是在这样的生命经验中，感受到文言对现代人的牢笼性。
文言作为中国古代书面语言表达系统，其意义和价值都是巨大的。但是，在历史的演化中，逐渐变成统治者、贵族、士人的工具又是不争的事实；另外，由于文言在文法、词汇、句子结构等方面的特征，在思想的清晰与富有逻辑的表达、在指称命名事物的精确性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此，当我们不得不面对现代社会时，不得不随着历史或主动或被动进入现代时空时，文言的局限甚至是牢笼的问题就突显出来了。现代和传统的差别是明显而巨大的：不仅表现在民主与专制、平民和贵族、理性与经验、独立与盲从等制度观念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社会各个存在、发展的深度广度等方面。当“五四”革命者们义无返顾地选择了要将中国和中国人领入现代的道路后，就必定会认识到文言的不适应性甚至是现代人与社会的牢笼。于是，要实现科学民主、自由独立，要建立平民社会和平民文学，就必须冲决文言的限制打破文言的牢笼论，使人人都通过语言的掌握使用，自由独立地接受传播新的思想和事物，表达自我的意志情感，创造性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在理论上，他们的贡献并不多，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初步认识，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中国现代正是在现代白话系统建立的基础上，获得了全面的变化，而现代文学也正是在现代白话的基础上，获得了独立的文学品格并发挥了巨大的历史社会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现代汉语的建立与运用，也并不能彻底解决语言的现在和牢笼的问题，相对文言而言，只不过更能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人而已。对于现代汉语在思维、表达以及在文学创造中的限制甚至牢笼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领域，当然，这不是本文的任务也不是笔者能力所及的。
结语
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严肃的实践问题。“五四”先贤在民族新生的历史任务和全面革命的目标引导下，发起了语言和文学革命运动，并对语言和文学的关系做了有价值的思考和探索。在充分认识肯定语言本体意义的前提下，揭示了语言与文学的种种复杂关系。文学离不开语言，语言是文学存在的本体性基础，文学的变革必须依赖于语言的变革；而语言本体地位的确立以及新的语言系统的普及推广与成熟，也需要文学的实践。另一方面，语言又构成文学的限制甚至成为牢笼，古代文学的文言本体，对现代文学的建设来说，自然成了限制和牢笼。所以，在“五四”革命者的思想中，就形成了鲜明的思想逻辑：要进行文化与社会的革命，首先是思想的革命，而思想革命的最好途径是文学的革命，但文学的革命又必须依靠语言的革命，这就确定了语言是文学之本体。但是，在他们看来，语言自身并不是思想革命本身，必须通过文学革命才能与思想革命发生联系，就此而说，语言又是文学革命的工具。再深入分析，文学革命从属于思想革命，是思想革命实现的一种途径，因而文学也是工具，思想革命的工具。所以，语言与文学都是工具。这样，我们从他们的理论思考与探索中，发现了这样的特点：语言的本体观念并非完全的理论自觉，有很强的生命体验性无意识性，而对语言还是文学的认识，工具观念倒是真正的理论自觉。这一看法，就是我们对“五四”先驱者在理论上思考语言与文学关系的基本结论。
注释：
①恩斯特·波佩尔著，李百涵等译：《意识的限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7章。
②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5册卷四十三，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70-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