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的选择对于经济转型的约束效应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政策论文,效应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8—0094—04
一、经济增长方式对于经济转型的约束
经济转型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运行轨迹的改变，实质是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的重新安排，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经济主体行为的变化。经济体制在发生转轨的过程中，必然影响到产业结构的方方面面。
经济转型的实质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又是内生于产业结构中的。所谓的产业结构优化，无非是指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而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又是经济效率提高的最基本的内容。因此，产业结构的优化，正是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向内涵转变的症结所在。在现代经济中，资源配置不外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以市场作为稀缺资源的基础性的配置者，通过自由市场上能够灵活地反映各种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进行配置；另一种是由政府充当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通过他们的行政命令进行配置。我国目前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尚未完成，在各级政府还保留着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利的条件下，其领导者往往把结构调整理解为他们按照提高政绩的方向进行配置，把产业结构优化理解为把资本和其他资源有限投向产值大、利润收入高的简单加工装备工业或重化工业，这样走新兴工业化道路就被诠释成了走重化工业道路、重型化道路或以制造业为核心的重化工业道路。近年来国家统计资料显示：从1999～2005年，中国工业发展出现转折性变化，在产值、投资、利润增长比重上，重工业都超过了轻工业，出现了重新重工业化的趋势，2003年重工业增长速度超过轻工业4个百分点。重工业的比重从1997年53.8％上升到2003年64.3％、2004年67.6％、2005年69％，而重工业优先发展时期的最高记录是1960年66.6％。中国目前已达到重工业化的最高记录，正进入以重工业化为主导的工业化阶段。
造成各级政府过分追求资源配置权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财政体制的缺陷[1] 和要素价格的扭曲。要素价格的扭曲一方面鼓励高投入、经济效率低的项目扩张；另一方面又人为地压低了外延增长实际付出的成本，鼓励紧缺资源的浪费以及实际效益很差的产业的扩张。根据国际能源机构N·迈尔斯（N.Myers）和J·肯特（J.Kent）的研究，由于能源价格不能反映其真实成本和稀缺程度，我国的能源消耗至少增加了9％。[2] 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奇怪现象，一方面经济的年增长速度很高，改革开放以来平均增长速度高达8.9％；但是与此同时是经济质量比较差，高度依赖能源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另一方面民生的福利改善比较缓慢，更为严重的是收入差距逐年拉大，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8上升到1999年的0.45。[3] 这种收入差距潜藏着大的社会危机，出现了所谓的“增长悖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是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由外延型转向内涵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可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转型的内涵。只有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了成功的转变，经济转型才可能取得成功。
二、内生于经济增长方式中的产业结构
产业政策在西方国家被看作是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总量控制政策的补充，产业组织政策和产业结构政策是产业政策的核心。政府利用产业政策通过对资源在各产业间配置过程的干预，弥补和修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从而通过使资源配置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我国早期没有明确的产业政策概念，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政策体系，但是国民经济计划中交织着产业政策，缺乏全面性、系统性的产业政策。我国有意识地利用产业政策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确定以后，产业政策被赋予更加重要的意义。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从整体上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水平，表现为配置效率的提高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改善。但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非均衡的，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展开，必须通过非均衡的方式实现。这里所谓的非均衡就是通过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首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然后通过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带动其他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决于适宜的产业政策，为此必须拥有合理的产业结构。而合理的产业结构必须依据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本原则，在不断调整中形成合理的梯级结构。因为，产业结构升级是通过将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来提高社会平均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在各部门间的边际收益相等达到效率最优，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资源的再配置效应。由产业经济学理论可知，生产率提高较快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会趋于上升，而生产率提高较慢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会趋于下降。在索洛增长模型中，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显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本质要求，由此可以获得经济学上所谓的“集约增长效应”。除了资源的再配置效应外，在总的全要素生产率中还有一个组成部分就是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与部门产出比重的加总。说到底，产业结构升级只是一种类似于“扩散效应”的作用过程，没有这种升级，就不会有生产率的普遍提高，也可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4] 影响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决定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需求结构变动的作用；二是技术进步的作用。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我国需要尽快完成产业结构升级。这种升级由于是利用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技术，成本较低、不确定性较小，从而容易形成“聚点均衡”，即企业都挤向某个或某些升级的产业，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产生冲突，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此起彼伏，出现产业升级的“潮涌现象”。[5] 可见，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或者说产业结构是内生于经济增长方式中的。结构调整和升级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产业依托。
三、产业结构的选择对于区域经济政策的约束
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依托于其区域产业政策，区域产业政策主要包括区域产业结构政策和主导产业发展政策。区域的产业结构是靠主导产业来带动的，因此，一个区域实行什么样的主导产业政策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是至关重要的。同时，由于区域和国家层面的目标函数不同，因此同样是主导部门，处于国家层面的主导部门与处于区域层面的主导部门之间不仅存在着“量”的差异，更表现为“质”的不同。国家主导产业选择要考虑产业结构体系完整，而区域主导产业选择更注重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区域主导产业选择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面面俱到、无所不包，不同区域在确立主导产业的选择基准时，不能抽象掉产业的区域性。另外，区域差异因素也必须重视。由于东部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决定了东部同中西部地区处于工业化的不同阶段，这又使得不同地区选择的主导产业也不应该相同。对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必须从区域的角度、区域专门化生产的角度来认识，否则就有可能出现各地主导产业趋同的悖论。
主导产业的新旧更替受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支配。因为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投资收益达到顶点，接着就出现边际收益递减倾向，这就动摇了主导产业存在的基础。所以，任何一个地区的主导产业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政府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主导产业的确立创造良好的软、硬环境。罗斯托关于非平衡增长的观点，是与其主导产业的理论相联系的。他认为，近代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一个部门发展的过程。[7] 经济增长就是领头羊的主导产业部门首先获得增长，再通过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和前瞻效应，对其他产业部门施以诱发作用，最终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至于主导产业选择的是哪些部门与哪些产业，关键是要采取一定的政策与措施培育这些部门与产业的发展，使他们真正成为主导产业，发挥主导产业的作用。任何政策起作用的程度和方向都是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区域产业政策也不例外，如果前提条件不具备或不完善，不仅其政策的效能难以发挥，甚至还可能产生消极的作用。因此设法创造出这些条件，对于制定和实施区域产业政策来说无疑是重要的。
区域产业结构转换的关键是实现主导产业的更新换代，其目的在于合理地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如何调整区域的产业结构，有一个导向的问题。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导向选择的基本依据是：（1）地区的自然资源状况和自然环境条件及其基本特点；（2）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发展总水平，包括产业结构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3）国际及全国地域分工的要求。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是由其主导产业所决定的，因此，产业结构的演变也是由其主导产业的有序转化引起的。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国民经济各个产业及整个产业结构随主导产业的更替而发生的质的变化，主导产业发展通过产业转移来实现。[8] 根据产业转移的方向将产业转移分为两种方式，一种转移是在主导产业进入了衰退期，集群内大规模的企业外移出去；另一种是某一区域外的产业（企业）转移进入已经形成了的产业集群所在地，从而不断强化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强化又将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后一种产业转移方式改变了传统的所谓地域梯级产业转移的模型。产业转移的最终结果是使各区域的产业类型和水平与自身的经济要素禀赋、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相适应。在现实中，往往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不一定是按照梯度转移，甚至可能出现逆梯度转移现象。产业集群形成的竞争优势导致的这种产业转移，将促进主导产业发展。
主导产业的选择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影响主导产业选择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相互影响。主导产业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作用的程度也是不同的，正是主导产业部门的不断更替，带动了工业部门的结构变动，并引致其他相关部门的发展，达到结构优化、资本积累、规模经济等效果，最终实现工业化目标。而产业结构转换和升级的主要标志，就是主导产业群的不断更替。具体考察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我们就会发现，由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拥有的资源禀赋不同，主导产业的演进虽然与工业化的进程相一致，但是具体主导产业群的选择会呈现较大的差别。
区域经济政策对于整个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由于中央与地方的效用函数不一致，中央政府是出于全国一盘棋的视角出发制定相关政策的，但是各个地区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地区和部门优先的地区和部门主义的狭隘偏见。因此，导致了中央和地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产业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同时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存在着博弈行为，加之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参与其中的博弈行为，使得在具体执行国家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存在着比较大的偏差。因此，区域产业政策的制定切不可一刀切，要因地制宜，但同时又要符合国家整体的产业政策规划。
四、区域经济政策对于经济转型的约束
经济转型的成功又受制于区域经济政策。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内生于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和总体水平。不同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从根本上来说，最后受制于国家总体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本地的要素禀赋水平。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似乎又陷入了环境决定论的循环论证之中。如何摆脱这个逻辑怪圈，只能通过政府。政府的行为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政府的作为可以为经济发展改善初始条件，只要初始条件改善了，经济的发展才可以摆脱路径依赖的窠臼，避免陷入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中。各个区域的初始条件不同，发展路径不同，发展重点不同。一般来说为了实现经济的趋同，必须要选择适合本地区的主导产业。但是主导产业的选择必须依托于区域产业政策，而区域产业政策的制定又必须与国家的整体转型的制度协调，也必须符合我国劳动力资源富集的中国特色。
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合理的区域产业政策，只有各个地区按照自己的特点和现状制定和执行了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产业政策，区域经济的发展才可能走上符合自己资源禀赋的发展道路。因为，一个国家的整体的经济转型能否取得成功依赖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只有各个地区具有良好绩效的经济发展绩效，整个国家才会有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才可能实现平稳转型。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改革开放30年，我国从过去所有制结构单一的平衡发展走向现在多种所有制结构下的不平衡发展，区域经济严重分化，当然这种结果伴随着民众的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经济进步过程中的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如果这种差距不能消除的话，对于中国经济的整体转型会产生严重的滞后影响。在实现经济奇迹的同时，我们也遭受到批评，认为我们抛弃了传统的社会主义保障，向着糟糕的资本主义模式靠拢。中国的转型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经济的转型，只有经济转型取得成功，才会为其他的转型奠定坚实的基础平台。对于经济的整体转型来说，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区域转型意义重大，而区域的转型又依赖于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必须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第一，承认区域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从区域发展的角度衡量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性；第二，从国家宏观层次，协调区域间的利益与地域分工关系，从追求国民经济整体最大利益角度衡量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性。[9] 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借助于区域主导产业的升级换代。罗斯托首先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理论”。他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成长阶段的更替表现为主导部门的系列的变化，现代经济增长实质上是部门的成长过程。对地区的整体经济起引导作用和推动作用的是地区的先导性产业。任何地区的主导产业都是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在区内外多方面条件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地区主导产业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能够在一定的时期内，起到带动整个地区产业发展的功能和作用。地区主导产业的形成和确立一般受到需求和供给双重作用的影响和制约。产业政策的精髓就是从推动产业结构的演变中求得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10] 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要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和较好的经济发展，关键的一环就是要具有适宜的产业结构转换能力。而这种转换能力，一方面取决于自然资源的禀赋和现有的经济条件的适宜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适宜的产业政策。
中国经济的转型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有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有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不同的地区拥有各自不同的主导产业。因此，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就是主导产业的选择过程。区域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也就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的整体发展与主导产业的存在与发展有很大的相关性。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在一个没有主导产业、各个产业平行推进的区域里，区域经济不可能取得快速健康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说，只有确立了主导产业，才能形成良好的、具有自生能力的区域产业结构，而区域的经济发展才可能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路径。经济的转型才可以建立在坚实的基础平台上。
五、结束语
从产业政策的角度来看，经济转型的成功受制于多种因素。经济转型的实质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依托于产业政策，而产业政策的核心是产业结构调整或者说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经济转型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工程，其成功也有赖于其组成部分的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绩效。区域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区域的主导产业的选择，而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既是区域产业结构演化的结果，又是其形成的原因，二者互为因果。因此，经济转型的成功与否无论是从内容上来看，还是从形式上来看，都是取决于产业结构选择的合理与否。从内容上来看，经济转型的实质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依托于产业结构。从形式上来看，经济转型必须通过其区域内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转型来实现，整体的经济转型通过部分的经济实体的转型来完成和实现。同时，无论从质的方面看，还是从量的方面来看，经济转型的成功也是取决于产业结构的合理与否。从质的方面来看，产业结构的转变就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体现；从量的方面来看，局部的区域经济发展会影响到全局的整体的经济转型。由此可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是经济转型的核心。它一方面通过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进而从内部影响经济转型；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影响区域经济政策进而从外部影响经济转型。我们把这一逻辑机理用图形表述如下：
由此导出的结论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经济转型的立足点。只有形成合理和适宜的产业结构，才能够使得整个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落到实处；也只有建立在合理与适宜的产业结构基础之上的区域经济政策，才能够真正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协调。如果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彻底完成了，区域经济政策也真正发挥作用了，那么我国经济的整体转型也就可以画上圆满的句号了。而且，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既不属于纯粹市场型的产业结构，也不完全属于计划控制型的产业结构模型，更不同于垄断和市场结合型的产业结构模式。如前所言，产业结构的选择既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依托，又是区域经济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从逻辑上来分析产业政策的选择对于经济转型的约束作用，为历届经济转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当然，像我国这样的大国，由于拥有很多其他市场化国家所不具有的特色，因此，经济转型自然会带有自有的特色。当然，经济转型的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文中提到的几个问题，还会受制于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本文只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作了分析和透视，至于其他因素的影响不在本文分析视野之内，但并不意味着其他因素对于经济转型的不重要。
收稿日期：2007—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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