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社会建构主义：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和芬伯格的技术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斯论文,海德格尔论文,伯格论文,理念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80(2002)06-0033-06
技术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又是围绕着“技术的自主性”与技术的建构性之间的矛盾展开的——技术是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而发展还是人的主体－社会性建构？沿着这条思路，本文试图评价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和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领军人物的A.芬伯格的社会建构主义技术哲学。
我们以为，如果以技术的自主性为判据，海德格尔对技术哲学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他的技术异化及其对技术异化的人本主义批评，而在于他对技术的主体－社会建构的先知先觉，但却陷入了技术的本质主义陷阱；哈贝马斯对技术哲学的贡献也不在于他对技术统治的批判，而在于他通过文化旨趣和交往范畴对技术的合理重建，但他把这种合理重建局限在意识形态的范畴之内；而芬伯格则从社会建构主义出发消解了技术的自主性预设，揭示了技术的社会建构论性质。
海德格尔：社会建构主义技术理念的先驱
马丁·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人本主义哲学家，他从人本主义出发对技术的考察成为20世纪以来最受瞩目的技术哲学。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技术哲学家Peter Kroes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晚期，技术哲学受制于对技术的形而上学分析（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和对科学技术对个人与社会生活方式的批判性思辨。”[1]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领军人物A.Feenberg也认为，“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的追问’在今天的学术界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二战以后，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占据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2]近年来亦成为我国哲学界特别是科技哲学界的学术热点。
我们认为，海德格尔技术理念的核心思想在于他开启了技术哲学的建构论思路。我们这样说是有理由的。
首先，存在主义哲学的意义就在于从“在者”追溯“在者”的根由——“存在”本身，即“在者”存在的依据。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看法是与他对哲学的看法联系在一起的，他强烈反对笛卡尔以来的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强调对技术进行存在论考察，即追问技术的存在的根由。“因缘乃是世内存在者的存在；世内存在者向来已首先向之开放。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向来就有因缘。有因缘，这是这种存在者的存在之存在论规定，而不是关于存在者的某种存在者状态上的规定。因缘的何所缘，就是效用何所用与合用的为何所何。随着效用的何所用，复又能有所缘。例如，因我们称之为锤子的那种上手的东西同锤打有缘（因之我们才称那种上手的东西为锤子）；因锤打，又同修固有缘；因修固，又同防风避雨之所有缘；这个防风避雨之所为此能避居其下之故而‘存在’，也就是说，为此在存在的某种可能性之故而‘存在’。”[3]从这段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海德格尔看来，现实存在的技术本身并不是它的依据，它的依据在于使技术成为可能的“何所缘”。这种技术的追问方式必然导致人们关注技术的生成问题。
沿着这条思路，海德格尔很清楚地看到了技术与人类有目的行为的密切关系，看到了人类的主体本性对技术的建构。“人把世界作为对象整体摆到自身面前来并把自身摆到世界面前去。人把世界摆到自己身上来并对自己制造自然。这个制造，我们必须从其广义与多样的本质来思。人在自然不足以应付人的意象之处，就订造自然。人在缺乏新东西之处，就制造新东西。人在事物搅扰他之处，就改造事物。人在事物把他从他的计划中转移开来之处，就调整事物。人在要夸东西可供购买与利用之时，就把东西摆出去。人在要把自己的本事摆出来并为自己的行业作宣传之时，就摆出来。在如此多样的制造中，世界就被带入停止状态之中。”[4]
据此，海德格尔从人与技术的关系推论出技术的本质：技术作为人类主体本性的“展现”，其实就是人对对象世界的“限定”与“强求”：“完全支配现代技术的这种展现，具有在强求意义上的限定的性质。强求是这样产生的：在自然中隐藏着能量被开发，开发出来的东西被转换，转换后的东西被储存，储存的东西被分配，分配的东西重新被转换。开发、转换、储存、分配、转换是展现的诸方式。”[5]海德格尔曾经把技术“展现的诸方式”概括为如下几个环节：“物质化”、“齐一化”、“功能化”、“主客两极化”、“谋算”、“贯彻和统治”、“生产和加工”、“耗尽和替代”。[6]冈特．绍伊博尔德把这八个环节作了这样的解释：“惟一地从技术交往中得到自己的规定性的事物，被降格为单纯的物质和材料(1)，这只是通过消灭它们的天然的和自主的本质，即通过齐一化才能被达到(2)。这样就有可能为一定的目的而把事物功能化(3)。这仅由于人的绝对性的要求，即通过世界的对象化才是可实行的(4)。这对象化是与事物和世界的纯计算的交往的前提条件(5)。纯计算的交往确保了人的有意识的贯彻和统治(6)。以这种方式，事物在纯粹的可生产性中构造自己，并成为劳动的单纯物质(7)。这样就听任耗尽和替代(8)。”[7]
既然技术的本质就是人对对象世界的“限定”与“强求”，那么技术在本质上就既不是工具性的，也不是自主性的，而是建构性的：“在这同时，田野耕种也变成了不同的耕种，这种耕种限定自然。它在强求的意义上限定自然。现代耕作是机动化的食品工业。限定空气，使之交付氮；使土地交付矿石，使矿石交付铀；使铀交付原子能，而原子能可以产生出来用于破坏或和平利用。”[8]“在现代技术中统治着的展现是一种强求，这强求向自然提出苛求，要它提供能量……”[9]。冈特．绍伊博尔德在他的《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一书中指出，“针对新时代技术的这种单纯的中介性的解释，海德格尔的解释能够首先阐明，手段决不是单纯的手段，而总是也决定了人与事物、自然和世界处在什么样的关系中。此外，海德格尔的解释能够指出现代技术的真正的新的和从未有过的东西：由于现代技术，在迄今一切对事物和自然构造来说重要的神话的、自然主义的、唯灵论的或神圣的方式的视野纷纷退出历史舞台后，事物唯一地从技术交往中被构造，以致于它们的存在只能显示为千篇一律的功能性的材料，显示为可统治的可耗尽的可预测的对象。因此，新时代技术不是单纯的手段，而是自然、世界和人的构造。工具性的解释是不够的，因为它没有注意到在新时代技术中所发生的在人和世界之间的真正的和基本的本体论的事件，而只是停留在单纯存在的机器式的装备上。（充其量描述了新时代技术的“巨大的成果”）[10]”在这里，冈特．绍伊博尔德说得很清楚，“新技术不是单纯的手段，而是自然、世界和人的构造。”
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建构论是正确的思考，然而，海德格尔并没有把这种建构论的技术理念贯彻到底，而是终止于技术的本质主义范畴。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概括：技术是被人类所建构的，而一旦技术被建构出来，技术的本质就是不可变异的。正如芬伯格所说，“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所提供的本质主义理论难以识别技术原则的非常不同的实现方式。因此，在他们的思想中，技术被严格地注定了的，在技术的界面里几乎没有可以调整的余地。”[11]冈特．绍伊博尔德也认为，“如果把海德格尔的本体论的语言转换过来，他似乎在告诉我们，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系统，这个文化系统重建整个社会世界作为一种可控制的客体。……人和社会的工具化是无法逃脱的命定。唯一的解脱希望就是唤醒一种新的理性精神，但这太抽象了，对于新的技术实践几乎不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信息。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只有上帝才能拯救我们’（海德格尔，1977b）。”[12]
根据本质主义，海德格尔得出了技术的异化理论。“为技术的统治之对象的事物愈来愈快，愈来愈无顾及，愈来愈完满地推行全球，取昔日习见的世事所俗成的一切而代之。技术的统治不仅把一切在者都立为生产过程中可制造的东西，而且通过市场把生产的产品提供出来。人的人性与物的物性都在贯彻意图的制造的范围之内分化为一个生产的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由此，人本身及其事物都面临一种日益增长的危险，就是要变成单纯的材料以及对象化的功能。”[13]
我们以为，既然技术是人的主体性的展现，是人的建构，那么技术的异化在本质上不过是人的主体的客体化或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马克思语）。沿着这条思路，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技术的本体是人及其人的社会建构，那么真正的问题就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的本体——人。“回到真正的人要求某种与朝向机器进程的进步不同的东西。回到我们已经真正找到的地方，就是这样一种道路：达到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思维的道路。”[14]
第二，既然技术是主体的建构，那么技术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双层性质：一方面，技术是主体性的“展示”，因而是人类争得解放的自主行为；另一方面，正是作为主体性的“展示”，一旦技术获得了存在身份或成为“此在”，那么技术也就成为人类进一步解放的障碍，于是出现了技术异化问题。“我们离危险越近，解救力量道路就越发光明，我们就变得更富探索心理。因为探索是思维的奉献。”[15]
第三，因此，人必须不断地建构技术，但也必须不断超越人类自己所建构的技术。反观之，人类的本性是超越性的，但人类的真正本性则在于人类对其超越性的不断超越。这或许就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内在矛盾和永恒主题。“我们这个最值得思维的时代的最值得思维的特征即是：我们迄今尚未思维。”[16]
从上述三点推论看，海德格尔看穿了技术本质的建构性，但却将这种技术的建构本质绝对化，从而陷入技术的本质主义，于是得出了技术异化的结论。
哈贝马斯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技术理念
哈贝马斯的理论贡献当然在于他的交往行动理论。
交往行动理论主要探索三个领域及其关系：“对每一个成功的言语行为来讲，都存在着下列三重关系：(1)话语与作为现存物的总体性的‘外在世界’的关系；(2)话语与作为所有被规范化调整了的人际关系（在一个给定社会中，它们被认为是合法的）之总体性的‘我们的社会世界’的关系；(3)话语与作为言说者意向经验之总体性的‘特殊的内心世界’的关系。”[17]
我们知道，为了构筑这三个世界的交往行动理论，哈贝马斯凝聚了三种思想：(1)对实证主义特别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反思与批判；(2)对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反思与批判；(3)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反思与批判。[18]但这三种思想不是简单的堆砌，而是通过一种结构化的理论将其铸成一个理论统一体，这个结构化的理论就是社会建构主义。这也正是哈贝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的理论差别：“对现代社会不仅要批判，而且还要重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否定解放作为一种前景，认为现代社会作为一种封闭的统治体系是难以变革的。而哈贝马斯则企图抛弃否定的辩证法，重建解放理论在现代社会中的可能性。”[19]
社会建构主义在哈贝马斯思想中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哈贝马斯通过皮亚杰的建构主义重建了人类的语言行为和意识形态，将其转换为社会系统和个人系统的建构论关系。“语言学上建立起来的主体通性的结构，可以以基本的语言行为为原型加以研究，这些结构对社会系统和个性系统来说，都是根本性的。我们可以把社会系统理解成为交往行为的网状系统；个性系统可以从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方面加以观察。……从这个角度看，法律和道德阐明的是相互作用的核心领域。因此，在这个领域中，人们可以看到意识结构的同一性；意识结构一方面体现在法律和道德的制度中，另一方面又表现在个人的道德判断和行为中。”[20]
其次，沿着这条思路，哈贝马斯重新思考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即用社会系统和个人系统之间的建构论关系重新整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二元结构。“在个体系统水平上，我们可以依次界定三种结构性侧度：认知、言语和相互作用，这意味着个体发展了这些结构和相应的资质，从而使下面所列成为可能：(1)思维运作、认识过程体验的运作和工具行为的运作；(2)语音和语法皆属完美的语句的创造；(3)相互作用及其对行为冲突的交感式调整，而语言中的交往……又要求上述三种结构性侧度的结构综合；……在社会系统水平上，我们可以——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为生产力和社会一体化形式确定不同的基础深层结构。生产力体现着技术和组织知识，可以根据认知结构被分析；制度框架和冲突调整机制体现着实践知识，可以根据相互作用结构和得到意识形式被分析。与此同时，世界观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形态物，它由认知、语言和意识的道德－实践形式所决定，结构的组成和相互间作用也不是一劳永逸地被固定的。”[21]
第三，根据交往行动理论的建构论实质，哈贝马斯重新思考了技术本质问题。在他看来，技术也属于交往行动范畴，因此技术必然存在于社会系统与个人系统之间的辩证关系之中，技术必然负载着人类的“旨趣”或价值。“生产力的相对提高，不再是理所当然地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和具有解放性后果的潜力；现存的统治制度的合法性在这种巨大的、解放性的潜力面前，将不堪一击。因为现在，第一位的生产力——国家掌握着的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了［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而统治的］这种新的合法性形式，显然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形式。一方面，技术统治的意识同以往的一切意识形态相比较，‘意识形态性较少’，因为它没有那种看不见的迷惑人的力量，而那种迷惑人的力量使人得到的利益只能是假的。另一方面，当今的那种占主导地位的，并把科学变成偶像，因而变得更加脆弱的隐形意识形态，比之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范围更为广泛，因为它在掩盖实践问题的同时，不仅为既定阶级的局部统治利益作辩护，并且占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损害人类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22]
我们这样说是有根据的：
第一，从意义上看，尽管哈贝马斯大大扩展了技术－生产力外延，但他依然没有改变技术本质主义的哲学立场，“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所提供的本质主义理论难以识别技术原则的丰富多彩的实现方式。因此，在他们的思想中，技术被严格地注定了的，在技术的界面里几乎没有可以调整的余地。”[23]哈贝马斯本人也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他说，“今天，［科学］研究过程是与技术上的转化和经济上的成分利用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是同工业社会劳动系统中的生产和行政管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在技术中的应用和技术进步反过来应用于科学研究，成了劳动世界的核心和实体。”[24]这种本质主义的技术理念与社会建构主义是相悖的。
第二，从结构看，尽管哈贝马斯把上层建筑划分为社会系统和个人系统，并以交往行动理论把二者整合起来，从而在社会意识层面实现了人的主体化。但是哈贝马斯在社会存在层面却依然保持了对技术的自主性假设和生产力的客观性假设，从而在经济基础问题上依然沿用了经济决定论的话语方式。这就造成了主体化的社会意识与客体化的社会存在之间的二元论格局。Gerard Delanty认为，“哈贝马斯没有解决自然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自然被看作是外在于社会的某种东西，只能在自然科学范围内才能处理的问题。哈贝马斯的基本前提是，社会科学以解放的旨趣为基础，而自然科学则是客观的实在。”[25]哈贝马斯也确实是这样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总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轴心来重复（历史的）直线型进步和用辩证的思维方式表述生产关系的发展。如果我们不仅把学习过程视为技术上可以使用的知识领域，而且也视为道德－实践的意识领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历史的）发展阶段既是生产力，也是社会一体化的形式。”[26]这就是说，哈贝马斯把技术－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一体化”的进步看作是两个平行的结构，“我建议用下面的思路回答：（人类）物种所学习的，不仅是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决定意义、技术性的有用知识，而且包括对相互作用结构具有决定意义的道德－实践意识。交往行为规则确实对工具行为和战略行为领域内的变化作出了反应、并推进了后者，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们是遵循着自己的逻辑。”[27]这也是有悖于社会建构主义。
第三，从功能看，哈贝马斯不仅继承了经济决定者关于技术－生产力的社会意义，而且还将技术－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推向至极，其程度远非以往任何经济决定论者所能比拟。“生产力的相对提高，不再是理所当然地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和具有解放性后果的潜力；现存的统治制度的合法性在这种巨大的、解放性的潜力面前，将不堪一击。因为现在，第一位的生产力——国家掌握着的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了［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28]这就意味着，技术的本质主义和技术决定论不仅没有被消解，而且还被强化。
上述分析表明，哈贝马斯将社会建构主义引进了他的社会哲学，并使社会建构主义成为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理念，但是他将社会建构主义局限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社会系统与个人系统之间的沟通与共识），然而他并没有把社会建构主义贯彻到社会存在领域，即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活动等方面。而这恰恰是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方面。这就是说，哈贝马斯是一个不完全的社会建构主义者。
芬伯格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技术理念
Andrew.Feenberg是近20年来试图扬弃技术的理论化研究和建构主义以及AN(Actor-network theory)理论的少数几个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根源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特别是马尔库塞对韦伯价值中立的‘形式理性’。[29]在他看来，“建构主义密切关注技术的三个问题：谁制造了技术，为什么制造技术，如何制造技术。我的想法是，把实体主义者(Substantivist)和建构主义者对技术本质问题的解答放在一个具有两个层次的统一的框架之中。第一个层次或多或少相当于技术本质的哲学定义，第二个层次相当于社会科学对技术本质的思考。”[30]
他最近的新著《追问技术》(1999)和《选择现代性：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技术转向》(2000)(Alternative Modernity:The Technical Turn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就是这样一些用社会建构主义进行技术批判的著述。在这些著述中，Feenberg重新解释了几个有特色的理论家，包括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利塔奥和几个与技术批判主题相关联的主要思想家。这些著述的主题是将科技理性与文化整合起来，从建构主义者的前提出发探讨重建我们的技术世界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化本身是技术与文化两个维度的偶然组合，这种组合是可变的。在可选择的现代化中，美学、伦理和文化都在科学和技术中发挥一定作用。
首先，芬伯格不满意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的技术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芬伯格并不否认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等人无疑十分看重技术现象。但他们并没有看到技术的“本质”。他们似乎认为技术活动具有统一的本性，否定技术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及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但20多年的不断进步的技术批判历史和社会学已经发现了技术的不同形式。“如果说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提出了一种准历史的解释，那么哈贝马斯则对技术本质活动提出了超历史的一般理论。正如Thomas McCarthy所说，‘哈贝马斯的观点是，科学技术的特定的历史形式取决于可变的制度安排，其基本的逻辑结构深深地植根于目的理性活动的本质之中’(Thomas McCarthy,1981:2)。”[31]芬伯格还深刻地揭示了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陷入技术的本质主义的深层原因。“本质主义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否定技术活动的社会－历史维度所致。”[32]这种技术的本质主义严重地局限了人的主体性的张扬。“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所提供的本质主义理论难以识别技术原则的非常不同的实现方式。因此，在他们的思想中，技术被严格地注定了的，在技术的界面里几乎没有可以调整的余地。”[33]
如何才能避免技术的本质主义？在芬伯格看来，“阻碍解决技术本质的主要障碍是大多数哲学家对本质所做的非历史的理解。因此我认为，为了解决技术的本质问题，应该把哲学的和社会学的维度统一起来。沿着这个思路，我认为，应建构这样一个系统化的技术本质概念，使其包含社会－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在历史的实现过程中是多样的。基于这种考虑，技术的本质不仅仅是各种技术实践所共有的少数几种共性特点，如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和Albert Borgmann所设想的那样。这些要素所决定的并不是先于历史的技术本质，而只是从技术发展过程的不同历史的具体阶段中概括出来的。”[34]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芬伯格提出了两种互补的方法论框架：“我的想法是，把实体主义者(Substantivist)和建构主义者对技术本质问题的解答放在一个具有两个层次的统一的框架之中。第一个层次或多或少相当于技术本质的哲学定义，第二个层次相当于社会科学对技术本质的思考。”[35]“从这个角度看，描述技术本质的工作不仅仅有一个方面，而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解释技术客体和技术主体的构成，我称之为‘基本的工具化’，另一个方面是‘次要的工具化’，强调技术的主客体在具体技术框架中的实现。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的思考仅仅提供了对技术的基本的工具化的理解，但技术所具有的功能却被分离于日常生活之外。基本的工具化概括了日常社会中各种技术的共性，尽管技术的应用和重要性在不同条件下是非常不同的。技术的本质确实由这些共性所构成，但这些共性却在历史进化中组合着次要工具化，其中包括技术的许多社会方面。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最显著的特点来自于这些不同维度之间的不同构成。”[36]
这种方法论框架能够比较好地克服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的技术本质主义，“我提出一个非常不同的概念框架，包括如下方面：把技术同技术系统和自然整合起来，把技术同伦理的和美学的符号安排整合起来；把技术同它与工人和使用者的生活和学习过程等整合起来；把技术同它的工作和使用的社会组织整合起来。从本质主义的角度看，本质主义者也承认技术生活的这些方面的存在，但它们属于外在的技术影响。本质主义把这些看作是技术本身之外的偶然的、外在的因素，把这些因素归结为社会学研究领域，而哲学则研究不变的本质。”[37]
在这个框架的参照下，“在对现代技术与前现代技术的区分问题上，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哈贝马斯关于技术本质的认识论，都是似是而非的论说。一种新的研究为解决技术本质难题提供了一种解答。与海德格尔相比，我从历史的而不是本体论的角度区分现代技术与前现代技术。与哈贝马斯相比，我不同意他认为把现代技术同现代社会的其他方面区别开来是不深刻的，是不能揭示技术的真理的观点。”[38]
上述分析表明，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是以社会建构主义为基础的。我们这样说是有理由的。（除了已经指出出处外，有关内容请参见芬伯格的个人网页以及他为《选择的现代性：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技术转向》一书中译本所写的序言www-rohan.edu/faculty/feenberg/talk4./html）
第一，为了支持反决定论的立场，Feenberg倚重社会建构主义者的理论，社会建构主义第一次在哲学对现代性的研究和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研究中架起一道桥梁。社会建构主义以其经验研究证实了技术发展不是被普遍的理性所决定，而是取决于各种社会角色。社会角色是社会建构主义反对决定论的重要依据。
第二，尽管Feenberg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但Feenberg认为“批判理论”必须被修正，必须超越“支持技术”与“反对技术”的僵化态度。但同时应保持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精神，采纳日本学者的新的文化多元论(multiculturalism)，以避免实证主义者的普世主义(positivist universalism)和种族相对主义(ethnical relativism)。
第三，哲学和政治传统需要在技术对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的参照下被重新研究。对技术的关注意味着回到批判的讨论中，但不是忽视现代社会中其他重要维度如社会批判理论、综合的文化解释学、技术社会学和伦理学研究等，这些重要维度在近年来开始受到了关注。
第四，“技术的结构是由‘部分’构成的系统，这些部分使技术执行它们的功能。只要技术结构有内在的因果逻辑，我们就能够从技术的社会环境中抽象出它们的本质作为科学的或经验的原则的具体体现。所有的技术的系统知识取决于这种类型的抽象。专业性的技术规则被用于解释并纯化这种类型的抽象。……本质而论，似可以这样说，技术就是它的结构。功能不过是技术的逻辑－因果实体与使用者的主体的目的之间的共建。也是技艺与社会之间的共建。”[39]
第五，技术设计是许多参与者共同协商的成果，如果认为技术设计是个别天才的神来之笔或纯粹的实验室制造，那是非理性的奢望。技术的设计过程也就是由不同的社会角色参与开发技术的过程。公司的所有者、技术人员、消费者、政界领袖、政府官员等等，都有资格成为参与技术的社会角色。他们都致力于确保在技术设计中表达自己的利益。他们通过下面的方式对技术设计施加影响，如提供或撤消资源、按自己的意愿规定技术的目的、使现有的技术安排符合自己的利益、为现存的技术手段安置新的方向等等。技术是这些社会角色的社会表达。这种观点来自于建构主义者的技术社会学。现代技术既不是人类的奴隶，也不是不可变异的铁笼，而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框架，其中充满了问题，因而是可变的。
第六，把技术和自由整合起来是可能的，但这种整合不是在现行的技术文化的框架内。传统的技术文化支持一种技术秩序的严格等级观念。不断增加的技术变化的民主化将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但公共参与技术政治通常受到指责，如担心导致非理性行为等，对于公共参与技术决策，好听的叫难缠，说不好听的就是阻碍技术进步。按照这种技术－文化观，重大的技术决策是由少数政府官员和商业精英所决定的，这个决定过程没有大多数公众的参与。
第七，技术变革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technical change)要求对那些缺乏金融资本或文化资本或政治资本的社会角色开放技术设计过程。既然技术的民主化要求这些非技术角色参与，在原则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社会角色的参与将阻碍技术变革，民主化就意味着增加这些社会角色的数量和种类，民主的技术政治的本质在于改进“被征服者的知识”(subjugated knowledge)和来自计划者和执行者的占统治地位的知识之间的沟通。所谓可选择的现代性，就是指一种不断拓宽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在技术决策过程中应包括尽可能多的社会角色。这些角色不仅包括专家和政府官员，而且还包括参与技术网络的所有人：工人、使用者、技术进步某种单面效应的受害者或受益者。总之，技术变革的民主化表达了技术内在本质的可能性。建构一个新的或更民主的过程将技术设计过程同审美的、伦理的标准和民族的统一性结合在一起绝对不是不可能的。现代性的技术不仅具有对技术界内部开放的可能性，而且还具有对技术所影响的其他世界开放的深层可能性。技术变革不仅可能促进或阻止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而且也同样作用于其他形式的民族文化。
第八，据此，芬伯格推出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现代性具有可选择性。这是因为，既然技术发展不是因其理性而是因其社会，那么技术应该像其他社会行为那样被民主化。现代技术在早期曾使日本和俄国发生了社会变革，在更早的时期曾使西方国家发生了社会变革，因而也会使中国发生社会变革，但时代不同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因而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因此中国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国将继续发展，但中国必须创新一个并不倚重于自动化的新型发展道路。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寻找一个最适于中国的发展模式。“这种变革的范围和重要意义是非常大的。技术选择确立了日常生活的准则。这些选择在我们的目的、目标、用途和显现等特定选择的范围内定义了一个‘世界’。这种选择也定义了在不同的选择中选择的主体：我们在通过技术制造世界中也制造了我们自己。这种基本的技术观的变革是自足的。问题提出了但还没有解决。我们的目的是定义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繁荣的理念，一种人性模式，但不是在现行社会－经济体制中获得更多的物品。”[40]
【收稿日期】2002-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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