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人灵心的诗性呈现——《唐代文人心态史》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导论论文,唐代论文,的诗论文,文人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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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文学史者对前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断，多愿意不厌其烦地加以称述，然进而言之，之所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根本的原因又在于“一代有一代之文人”。因为一代文学之形成，表面看来虽是一代政治、文化、风俗等诸多方面的要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事实上，文学作为文人创造的精神产品，它在诞生之前不论受到过多少外在的影响，也不论这些影响多么深刻，它们终须经受作者的情感过滤和心灵淘洗，内化为一种难以清楚言说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文化心态，而文学便是这一文化心态再度外化的直接结果之一，也是这一文化心态较为精致的表现形式之一。当然，同样可以被看做是这种表现形式的，至少还包括文人的思想认识、言论和行为方式等方面。这也就是说，文化心态或者更直接地说——文人心态，它一方面是对外在的现实和传统的种种作出反应，并将它消化、吸收，最后经高度整合而形成的一种自具体系又不乏共性的心灵状态；另一方面它又对文人的处世应物、精神创造和理性思考等诸多方面的展开方式和主导意向有着整体上的规定性和制约性。在此意义上，文人心态是极富统摄力的，它与文学的关系要比许多外在的现实和传统要素更直接、切近。这使我们从文人心态入手来研究一代文学，或从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追踪、逼近一代文人之心态，在学术的层面上有了实在的意义和价值，而不象人们惯常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把这项研究视为无根底的玄谈。
在我看来，心态研究并不玄虚，相反乾嘉学派的考证工夫在这里也同样可以大显身手，只不过“心态”本身所具有的动态性、隐秘性使这一研究不可能得出象考证某人生卒年那样确切的结论（实际上许多历史人物生卒年的考证也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或者结论远不止一个，甚至不同结论之间有时还是相互对立的）。从研究者的角度说，我们需要做的是一种逆向式的考察，即从受心态支配、制约，可见的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追寻无定形、不可见的文人心态。显然这样的研究首先得有一种综合的态度和视野，并在众多的史料背景下去体验、去推考已经逝去的心灵世界，只是我们只能逼近它，只能得其大概，而不可能使结论完全精确化。这虽然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共性，但在心态的研究中尤为突出。此外，对心理学、美学、心态史学等学科理论的吸收、融化，无疑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文人心态的研究实际上是集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理性认识与感性体验、现实生活与精神创造等多方面的内容为一体的一种综合性研究。
在文人心态研究中，文人与文人群体的文学作品无疑应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因为在显现文人心态的诸种要素中，文学作品以其独特性最直接地记录了文人心态在特定时空中的样态与变化，为我们考察文人心态提供了第一手的感性材料。这使得文人心态的研究与文学史的研究有着许多密切的关联，甚至重合之处，但二者的差别是主要的。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心态的研究对文学史的发展作出心理学的阐释，与文学无关的东西我们可以不论；而在文人心态的研究中，我们关注的只是文学作品中体现文人心态的部分。因此两者即使在涉及同一领域的同一材料时，讨论问题的立足点及得出的结论也不会完全相同。这决定了文人心态的研究必然会从另一侧面对文学史的研究提供有意义的成果。
中国古代的文人，常常又是儒者和官僚，而许多文人除能文之外，在琴、棋、书、画等多种艺术领域也多有所独擅，甚至样样精通。因此，文人心态的研究同时必然会给政治史、思想史、艺术史乃至文化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考。特别是对认识中国知识阶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民族理想人格的现代化重铸，应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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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早已成为强盛、辉煌和发达的代名词，成为中国历史上令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都深感自豪的一页，以至于直到今天海外华人仍以“唐人”名街，借以标明自己的身份。而唐三彩、唐诗等艺术精品更是让人时时感到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依然触手可及。不过，对于现代人来说，唐代毕竟只是中国历史长卷上的一个片断，她切近而遥远，令人神往却终归和我们有着整整一千多年的阻隔。因此，我们要在这里谈论唐代，谈论唐代文人，并描述他们充溢着才情与性灵的心灵世界，无异于在漫漫无边的黑夜中借助微弱的星光寻觅精神的碎片，而这些碎片又深埋于泥土之下，与瓦砾、石块混杂在一起，稍一不慎，即可能认假作真。这注定了我们这项工作的风险性比一般的学术研究要大得多。之所以这样说，还因为心态史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迄今为止尚不多见。这使得我们只能在缺乏参照的前提下去展开自己的尝试。此外，与学者们对魏晋文人精神世界的格外关注相比，对于唐代文人，我们至今还是把他们的生平和作品作为研究的重点，而对于这一代文人的整体关注，尤其是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的关注，无论是在研究的理论深度还是在研究论著的数量及质量上，都与对魏晋文人的研究有着较大的差距。如果把两种研究对象稍加比较，不难发现，这种研究兴趣和研究现状的不平衡实在不能算是正常的。在关于中古和唐代的文人和文学研究中，我们现有的最常用、最典型的术语，莫过于“魏晋风度”和“盛唐气象”，前者是对一代文人精神风貌的理论概括，后者则是对盛唐文学的审美评价，这种对两个时期文人和文学研究的不同侧重点，至迟在以鲁迅为代表的那一代学者那里就已形成，直到近年仍未见有大的改观。如果说“五四”学人是从接受西方自由思想的大前提下选择魏晋文人作为研究对象的话，后来的研究者对魏晋文人的偏爱恐怕更多地是出于对学术传统的自觉继承。当然，这里还应当充分考虑到魏晋文人的独特个性对现代学者的吸引力。正是这些外部和内部的因素使得魏晋风度的研究成了学术界的热点之一。但遗憾的是，一方面魏晋风度的研究者很少有人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去系统探讨魏晋风度对唐代文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唐代文人虽不乏独特的个性，但如魏晋文人研究得以兴盛的那种外部条件却始终未曾具备，致使自本世纪以来的几代学人大都把目光集中于唐代的作品，尤其是诗歌上，对于作品的创造者——唐代文人及其精神世界的探讨，特别是对有唐一代文人的整体性的观照反倒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间唐诗独特的魅力无疑在客观上决定着研究者兴奋点的形成，但是作品研究既不可代替文人研究，其理论的升华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有赖于后者的深入与突破。事实上，唐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不少问题也确与文人研究的不够深入密切相关。退一步讲，即使仅从唐代文学研究的深化而言，对唐代文人心态给予充分的关注也是极为必要的。
唐代是诗歌的时代，文人的思想、情感都借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诸种文学体裁中，诗又是最富抒情性、最具主观色彩的一种文学样式。更为重要的是唐代是一个思想解放、文禁松驰的时代，与封建时期的其它时代相比，文人享有更大的自由，可以尽情地倾吐内心的喜怒哀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唐代文人向我们呈露出了更为丰富、生动的内心世界。我们有什么理由对此视而不见呢？“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虽然心灵世界原本就是可感而不可见，极富虚幻、迷朦特征的，而我们面对的又是迷于诗、困于情的有唐一代文人，但是，唐诗和唐代文化的无限魅力都是以激发起我们探求它们的创造者之“诗心”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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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治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学者，往往比专事文学史研究的学者更能清楚地感觉到：唐代在思想史、哲学史上的地位远不如其它朝代，尤其是同相邻的魏晋和两宋比，更是逊色的多。自思想史和哲学史的角度而言，这自然是令人遗憾的不足，但是，从文学史和心态史研究的立场来看，唐人在思想史、哲学史方面的欠缺，与其说是他们缺乏相应的素养和思考所致，倒不如说是他们基本上就没有养成理性的思想探求和哲学思考的习惯，或者纵然有这种探求和思考，他们也往往并不把它作为思想史或哲学史的命题、以思想家和哲学家独有的方式来表达，而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它内化为一种审美感受，使哲学思考和思想探索转换为一种富含哲理的诗意美，最终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从整体上来看，唐人的思考方式、感受方式乃至表达方式都是富于诗性特征的。
在此前提下，道家自然无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人生哲学作用于李白，形成的不是老庄式的高人，而是“诗仙”；佛家任运自然、物我两忘的宗教思想深入于王维，修得的不是释迦式的“正果”，而是“诗佛”；至于儒家“国身通一”、“民胞物与”的道德精神影响于杜甫，产生的也不是孔孟式的圣人，而是“诗圣”。虽然，这三位诗人还只是唐人中的特例，其他的许多唐代文人不一定像他们这样典型，但是从他们以诗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吸纳、融汇其它文化财富，以完成自己的精神创造的基本一致的途径和方式来看，从后人对“诗仙”、“诗佛”、“诗圣”的普遍认同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在唐代，诗歌有着多么强大的渗透力，在文人心灵世界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如果再考虑到三位大诗人在唐代诗人中的代表性，以及“诗仙”、“诗佛”、“诗圣”乃唐代特有的现象，我们说唐代文人比其他朝代的文人更富于诗性智慧，或者说，相对而言他们的思维方式更接近于诗性思维，就是有充分的依据的。泰纳在《巴尔扎克论》中曾经写到：
“假如你认为感受性是最重要的部分，那你眼中便只见强烈的感情，你描写的便将是纵横的眼泪，深细的情绪，你对自然的看法，便形成你对美的看法；你对现实人性的概念，便形成你对理想人格的概念；你的哲学思想便形成你的艺术观。”以此来说明唐代文人心灵世界的整体倾向，也并无不妥。只不过这里的“感受性”应当更具体化为中国古代以“感物”为审美基础的诗的“感受性”。这本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在唐代文人身上则表现的更为突出和普遍。其最直接的原因则在于对“感受性”的重视，或者说对诗性的执著不仅仅是唐代文人精神创造活动的重要特点，也同样体现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使他们的生活也呈现出浓郁的诗意。这一点在唐代不同的时期又有各自不同的趋向，但比较而言，则以盛唐时期最为典型。这是因为盛唐时期不仅已完全消除了魏晋士人追求个性自由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与危机，持续数百年的忧患感、恐惧感均已平息；也因为新的文化道德秩序的重建还没有达到足以压抑人性、羁缚自由的地步；此外，政治上相对的清明，则使前两方面所能够带来的自由和焕发的生气都得到了极为有效的展现。如此种种，遂使盛唐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这也正是盛唐诗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之典范的深层原因。而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整个唐代在中国历史上也同样是非常独特的，那么，探讨这个独特时代富于“感受性”的文人心态，对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都无疑具有其它研究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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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时代都只能在历史的维度上被认识，任何一个时代的发展都离不开历史智慧的指引。在中国的全史中来观照唐代，我们发现，它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处在非常相似的位置。要说明这一问题，首先得从中国文化的几次大总结谈起。笔者认为中国文化发展至今已经历了三次大总结。第一次文化总结完成于传说时代直至夏、商时期，属于以巫术、宗教、神话为核心的巫文化体系，它以巫术仪式和神话传说为载体，对人类早期的精神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等等作了全面的整合，为后来文化的发展、创新奠定了基础。但从商末周初起，这一文化体系随着先秦理性精神的崛起就已开始分化，至春秋战国则全面崩溃，而诸子百家的理论创造与学术争鸣，则既是对旧的文化体系的全面突破，也成为新的文化总结的必要前提。
中国文化的另外两次大总结分别完成于西汉和两宋，形成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体系和宋代理学。从整体上看，两次文化大总结之间，文化的大分化、大转型必然催发出文化的创造与突破。第一次文化总结与第二次文化总结之间的诸子百家争鸣，第二次文化总结与第三次文化总结之间的魏晋玄学，都在打破原有文化格局的同时，为新的文化重建与总结提供了富于创造力的新资源。第四次文化大总结虽然还未出现，但是第三次文化大总结所确立的文化体系自晚明首次受到冲击以来，我们又经历了自近代开始的，在与西方文化激烈争锋、碰撞的背景下对旧有文化的重估、突破。如果以前两次的文化分化、重建过程为参照反观这第三次文化分化、重建的基本走向，我们可以发现，前两次文化分化、重建的周期均在一千年左右（第一次从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商末周初至公元前二世纪的汉武帝年间；第二次从公元二世纪的汉末至公元十一世纪的北宋）。如果这一历史周期有客观的规律而非纯粹的巧合，那么，从晚明算起，第三次文化分化与重建的进程现在正处于中途，这与从汉末开始的第二次文化分化与重建在唐代进入中途恰相仿佛。当然，如果仅有这一机械的相似，还不足以说明我们这一时代与唐代具有相似性或者说处在相似的历史位置上，我们之所以把这两个时代放在一起来审视，还因为从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看，两个时代也有许多相近的地方。
首先，两个时代都已完成了由全面否定、批判传统文化而终于能在新的历史高度上重新认识本民族文化的历史使命，这是新的文化重建的开端。也就是说，两个时代都经历了“破”的阶段，进入了“立”的阶段。
其次，两个时代都已从打破旧的文化体系所引起的种种信仰危机、心理失衡与迷惘中摆脱出来，知识阶层以及民众心理从整体上得到了有效的调整，逐渐超于平静。
再次，两个时代都具有价值多元化，思想相对开放、活跃，在国力增强的前提下，对各种文化都能客观对待、合理吸纳的特点。上述这几方面，都使我们这个时代与唐代有了某种必然的联系，换言之，唐人进行文化重建的整体思路和具体得失，对于我们今天的知识阶层而言，就有可能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意义。因为历史文化智慧可以使我们减少迷失方向的危险。虽然，现代社会与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毕竟有着太多的不同，但人类思考的许多基本问题却依然有不可忽视的一致性。在此意义上，唐代文人心态的研究就不仅仅是纯学术的话题，而是自然包含了对现实的关注与思考。当然，这种“温故而知新”的工作是需要几代人从多个领域来完成的。本书所选取的只是一向未能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的一个小小的侧面，倘能抛砖引玉，或对读者的思考有所助益，便不为妄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