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经济启动政策的有效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有效性论文,政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667（2000）03—0057—05
一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人们在理解宏观经济问题和设计宏观经济政策时，更多地倾向于依据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按照这一理论，货币政策是通过利率传导的。当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量时，货币市场中供给方之间的竞争将使得利率降低，而利率下降意味着厂商的投资成本下降和现期消费的机会成本的降低，于是厂商的投资支出和消费者的消费支出都将增加，投资和消费的增加通过乘数过程导致均衡国民收入的成倍增加，从而导致就业的上升和失业的下降。
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下，货币政策对启动经济是否有效，需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考虑：一是货币供给的增加果真能导致利率的下降吗？在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利率是通过市场机制形成的，货币需求状况决定了货币供给的增加能否导致利率的下降。如果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将是无效的，即货币供给的增加不会导致利率的下降。换言之，流动性陷阱的最终结果是利率无法降低，而不管中央银行使货币供应量增加多少。由于这种流动性陷阱的存在是货币市场调整的结果，而我国的利率目前总体上是由中央银行通过行政手段直接设定和调控的，根本无需货币市场的传导。所以对于我国来说，无论经济是否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只要中央银行认为有必要，利率都是可以降低的。也就是说，我国的利率形成方式能够避开货币市场，因而货币需求状况对利率的影响可以淡化，是否陷入流动性陷阱的讨论也没太大的实际意义。二是投资和消费需求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虽然流动性陷阱在我国对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不构成什么大的障碍，但这并不表明货币政策就一定有效。只有实践显示投资和消费需求随利率的降低而出现了应有的增加，货币政策才是真的有效。那么现实是怎样的呢？首先看消费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如果消费对利率是敏感的，利率下降时居民的储蓄倾向应该下降，消费倾向应该增加。 然而资料显示的情况刚好相反：从1995 到1998年，我国的消费与储蓄增长率之比分别为1.41、1.48、1.98和2.51；1999年第一季度居民储蓄增加4446 亿元， 比1998年同期多增加1551亿元，相当于1998年全年新增额的58.4%，也就是说，居民的储蓄意愿非但没有随此前的六次利率降低而下降，反而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其次看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 新加坡经济学家俞乔根据我国1979 —1994年的数据分析了货币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得出的结论竟是，货币政策对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没有影响。1995年以来的情况也没有大的变化。在继续降息的背景下，我国非国有企业1998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仅为7180亿元，比1997年又减少了。而非国有企业被认为是我国企业中对利率最为敏感的。非国有企业尚且如此，我国企业整体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就可想而知了。需补充说明的是，由于消费和投资对利率均不敏感，所以即使我国经济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好不到哪去。三是“需求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比较。“需求效应”和“替代效应”是指利率降低对就业增加或减少的两种不同影响而言的。需求效应是指利率的降低可能增加总需求，从而增加就业；替代效应则是指，由于利率是资本的价格，利率的降低意味着资本与劳动价格的相对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选择要素投入组合时，有可能增加资本的投入，降低劳动的投入，从而减少就业。降低利率最终是增加还是减少就业，取决于这两个效应孰大孰小。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既然消费和投资对利率不敏感，也就不存在利率变动对就业的需求效应。因而替代效应一定大于需求效应，降低利率对就业不利。
综合上述的分析，可以说低利率政策短期无益长期有害。由于投资和消费对利率不敏感，因此降低利率短期内起不到扩大需求的作用。而长期的话，则由于扭曲了要素价格，最终将导致资源的无效利用和产业结构的扭曲，同时对就业将起到抑制作用。当然，对货币政策的认识我们也应采取一分为二的客观态度，否则对国家的第七次降息就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理性地说，虽然从现实来看降息对投资额的大小约束力不强，但其对扩大政府投资，并以此带动民间投资的积极作用，是不能全盘否定的。从降息对投资的正面效应来看，首先是降低国债发行成本，从而扩大政府投资。我国国债利率略高于银行存款利率，并随银行利率一起升降。银行存款降息，必然带动国债利率下降；同时，由于国债利率略高于银行存款利率，必然提高居民购买国债的积极性。这不仅有利于国债的发行，而且还能减少国债发行成本，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由于政府增加投资的资金来源相当一部分依靠发行国债，所以银行较大幅度的降息为政府扩大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是有利于扩大社会总投资。投资者无论是从银行借款还是在资本市场上发债筹资，需要支付的利息都会随着利率的下降而减少，从而降低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收益。当投资者用自有资金投资时，由于利率下降，投资的机会成本也相应下降，进行证券投资或实业投资的收益即使与以往一样，相对收益也会提高。这就是为什么一到投资不振、需要刺激的时候，各国中央银行都要下调利率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证券市场总视降息为利好的原因。事实上，我国投资在 1998 年所以会取得较快增长，三次降息功不可没。从我国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来看，国家财政投资占8.8%， 金融机构贷款占24.6%，均比1997年有所上升，降低贷款利率、尤其是较大幅度地降低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利率，对扩大政府投资和贷款投放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另外，降息的正面效应还表现在对经济均衡发展的贡献方面：从我国经济的地区分布来看，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东部沿海地区前些年发展迅速，现阶段投资机会和投资的回报率相对有所降低；西部地区以往经济发展较慢，国家已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和扶助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这使其投资机会增加。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降息，无疑有利于增加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提高对西部地区投资的收益率，从而带动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统计资料表明，1998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1997年增长19.5%，而西部地区增长31.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1.7个百分点，高于东部地区15.1个百分点，高于中部地区16.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西部地区地方项目投资的增长（40.9%）也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7%）。第七次降息对进一步扩大西部投资，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从而促进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的积极影响是不能否认的。
二
新一轮经济启动第二阶段所采取的，以中央财政的基础设施投资为重点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没有起到预先设想的对于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带动效应，对此可从如下视角进行分析：一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其中微观基础和金融体制的变化是两大重要方面。表现在企业和商业银行都在转变经营机制，逐步成为独立的决策主体，其生产投资和贷款决策已受市场制约。这两大变化对于抑制旧体制下的投资饥渴和盲目的扩张冲动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也应看到，企业和商业银行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环境，在树立了防范风险意识的同时建立起相应的激励机制，尚需一个过程。因而，这两大变化在短期内对我国总需求的扩大，以及整个经济增长的回升，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二是我国市场大环境已由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买方市场形成的积极意义虽然应充分肯定，但从居民收入的动向看，买方市场是在执行紧缩方向的宏观调控政策下，居民现期收入和预期收入的增长均呈下降状态的情况下出现的。从居民支出的动向看，买方市场是在居民虽有大量储蓄，但主要将用于住房、社会保险、文化教育等支出的情况下出现的；同时，是在居民现有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上，一般消费品市场趋于阶段性饱和的情况下出现的，也就是说，在居民现有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制约下，以及体制和其他诸多客观物质条件的制约下，原有的经济增长点难以继续发挥作用，而新的经济增长点又一下子成长不起来，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对整个经济增长起了制约作用。三是社会总产品最终使用结构失衡。国内生产总值中最终消费与资本形成的比例关系失衡，表现在最终消费率已经降到建国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这种失衡的社会总产品最终使用结构，使得近几年来消费需求和消费市场疲软。在这种疲软的市场导向下，社会投资和结构调整也就失去了空间、失去了方向。从而使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滑，并使中央政府投资启动的乘数效应减弱。四是近几年来外需的扩张受到限制，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大下降了。
1998年中期的政府投资拉动增长的办法的局限性，使得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单纯依靠这种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复苏，但很难保证有效率的长期稳定增长。现在我们面对的情况是：一方面预算的债务依存度已经很大，靠财政赤字进行的投资力度不可能再有大的增加，而且即使政府有这样的财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长期建立在靠政府投资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所以，继续把政府大规模投资作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政府投资的效率难于提高是我国的一个客观现实，而且政府投资有可能产生某种“挤出效应”，减少民间的有效投资（与之相反的观点认为，在目前的市场约束下，即使中央不拿钱去投资，民间也没有去投资的意愿，因为没有什么好项目可投。所以从理论上讲似乎有“挤出效应”，但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不能说中央投资排挤了民间投资。民间投资刺激不起来，并不是由于“挤出效应”，而主要是因为市场需求的约束使得民间投资发挥不了作用，同时，也存在进一步搞活资金供给渠道、培育和扩展资本市场问题），为了弥补增大的财政开支而加税，还会抑制民间扩大投资的积极性。
三
由于既不能片面地依靠财政来扩大总需求，也不能再走信贷扩张、加剧金融风险的老路。所以，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扩大需求的关键是要鼓励和调动全社会来扩大投资。
分析现在社会投资积极性低下、增长速度滑坡的原因，一是物价负增长、税负增加和社会统筹扩大等，使企业利润前景暗淡，所以企业也就没有投资的积极性；二是我国以往以国有经济为主、集体经济占较大比重的所有制结构，已被多元化的企业资产结构所替代，国有和集体经济的投资欲望与能力都大大下降了。而现行的制度仍不是鼓励甚至可以说是限制社会投资的一种体制。从体制上看，总需求不足、特别是投资需求萎缩，是国有和集体经济在调整，而非国有和非公有经济投资又不能相应扩张的结果。深入分析民间投资不振的原因，它是由于预期投资收益率低下造成的。而预期收益率之所以低下，除了买方市场条件下市场需求不足的因素以外，还有如下原因：一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歧视性投资体制限制民间投资的投资范围，使得非国有经济难以进入具有较高预期投资收益的领域。即便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民间投资的投资范围也是很有限的。尽管某些行业并没有明文规定不许非国有企业投资，但一来注册准入的资本金要求太高（动辄十几万或几十万），二来非国有企业无论在项目审批还是在一系列配套条件上，办事都比国有企业难得多甚至办不成。结果是，大量企业只能挤在少数行业内相互效法，恶性竞争。二是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造成非国有企业筹资困难、投资成本过高。尽管近年来国家开始重视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问题，各大银行都成立了中小企业贷款部（委员会），但从实施情况看收效甚微。目前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有效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受自身商业利益所限，政府要求大银行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做法往往难以得到响应。三是政策导向转换迟缓。有关部门对如何刺激投资活动缺少心理准备，以致未能根据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使一些具有抑制投资效应的政策仍在延续。例如现行税制中采用的生产型增值税，对原材料、半成品中所含的增值税允许抵扣，而对投资品所含增值税则不允许抵扣。其结果自然是抑制投资活动，不利于企业技术改造。
根据上述分析，要切实提高预期收益率从而启动民间投资，可考虑采取如下政策措施：一是税收方面。简化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减少和降低投资于证券的税费率；对于存款实行实名制度，存款作为遗产应当征收高额的遗产税；但存款用于投资的，可不追究以往存款的来源，可免征遗产税，收入用于投资的，可免征或者减征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取消固定资产投资税等。至于因调整征税办法，减轻企业税收压力而产生的税收不足部分，可以考虑采用适度增发国债的办法解决。根据有关研究，与市场经济国家已存在的赤字和债务规模相比较，我们在运用国债这一政策工具方面还有一定余地。二是放宽投资限制方面。结合对国有资产进行战略重组，可以考虑分步骤对非国有经济进行产业开放，通过国有资产的退出为非国有经济提供新的投资空间。具体方式可以是：其一，从门槛低的行业开始，选择数个一般竞争行业如商业和旅游业，对非国有经济出让国有股份。由于通过股市退出的难度比较大，可以通过私募或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产权转换；其二，采用TOT 方式吸引民间资金（包括外资），这种以转让未来一定期限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收回投资资金的做法，可以有效地加快投资进程，提高投资效益；其三，在财政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吸收非国有资本，采用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联合投资的方式建设。除此之外，还需要改革和放宽对企业准入的限制，取消中小企业注册的资本金制度，放宽中小企业的经营范围等。三是金融配合方面。进一步降低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的利率，加大金融机构的经营压力。第六次降息以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的利率降低为3.24%。这一水平看起来低于一年期储蓄存款3.78%的利率水平，但由于储蓄存款的综合利率一般均低一年期利率，加上企业存款（大多为低利率的活期存款）因素后，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综合利率将更低。若根据过去的经验数字测算，第七次降息前吸收存款的平均利率水平在2.6%左右，明显低于准备金利率。这意味着金融机构左手获得存款，右手上存中央银行即可获得稳定的利差收入。在贷款风险较大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当然会选择上存的做法，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也就居高不下。为了增加其改善经营的压力，也为了推动商业银行努力去为资金寻找出路，第七次降息时将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的准备金存款利率由3.24%降到了2.07%。但考虑到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也已由3.78%降为2.25%，综合起来看，2.07%的存款准备金利率还是不低。因此，应在适当的时候，进一步降低存款准备金利率，或者对超额存款准备金不再支付利息。这样使金融机构经营压力加大的改革，从另一方面看就是增加了非国有经济尤其是非国有中小企业获得信贷支持的机会。当然，中小企业主要依靠银行融资的风险比较大，绝大部分中小企业到沪深股市上市的可能性也较小，融资困难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有的学者指出，国家应该网开一面，在严格监督管理之下，发展地区性的一级半资本市场，并发展一些专门给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使中小企业的发展有个相对固定的融资渠道。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和未来解决我国就业问题并保持社会稳定的根本出路在于中小企业的成长，无疑投资扩大需求也在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但上述措施有的只是解决一时之需的应急对策，若供给大于需求已经成为常态，那么刺激民间投资（中小企业是民间投资的主体）将成为一个长期的政策中介目标，需要政府从观念、政策和体制等方面入手，通盘考虑刺激民间投资的对策问题。
[收稿日期]1999—10—17 [修回日期]200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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