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良性的规则何以可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全球化论文,规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支持者和反对者：理论述评
新自由主义学派(neoliberalism)被认为是全球化最有力的支持者。这一学派认为全球化过程中资本的无限制流动和自由贸易将导致价格下降、消费增长，使全世界趋向现代化、繁荣和自由。他们关于全球化的理论要点是：(1)近来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世界不断收缩，因而每个国家应该学会在世界经济系统中运作国内事务；(2)传统意义上中心和外围的区别已经变得没有意义、无关紧要了；(3)对外投资、贸易、发展机会正在更为广泛、更为均等地向全球扩散；(4)如果每个国家都找到自己适合的位置，各国经济将会汇聚成世界经济，而且(5)全球化在本性上是良性的，因为，每样东西都在均等分配，只要放开市场，减少政府干预，各国的经济福利将会趋同(Klak,1998)。
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全球化理论遭到了众多的批判，这里，我们选取了中心—外围论作为代表。
中心—外围论的核心观点是，在世界规模上积累资本的过程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过程，由此会不断地产生并深化世界生产的中心区与外围区结构（霍普金斯，华勒斯坦，2002）。中心区追求着高额垄断利润的产业，而外围区则从事着低利润的活动。这一关系的不平等，就成为世界体系中国家间与国家内持续政治冲突的基础。不平等关系的根源是资本在当前的世界生产体系中仍占据主导地位，资本的积累要以劳动力报酬的不平等为伴生物。华勒斯坦论证说，“如果劳动力的报酬在世界各地是一致的，那么，利润水平也就是相同的，而且将是极低的。尽管在不断扩大的商品生产链中的垄断所在地，也许有少量报酬较高的劳动力，但那里的高利润是依赖于以极低的工资支付给那里提供各种投入品的工人劳动而存在的。由此，世界的劳动力在各种商品生产链条内，构成了一种特定的等级”（霍普金斯，华勒斯坦，2002，第4至5页）。
这一理论认为，目前所见的前景并不说明在资本主义背景下中心和外围之间的差距会不断缩小：跨国公司正在利用这一差距，它们把劳动密集型工业大规模转移，使外围地区继承那些发展范围有限的工业，而中心地区则保有那些具有最大发展潜力的工业；另一方面，只要资本有需要，劳动力是随叫随到的。这使得外围地区的人才大量流向中心地区。这种不平等的经济结构把外围国的生产盈余转移到了中心国。外围国家为了应付这种转移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不得不竭力创造大量的盈余。但又不是通过掌握先进的技术来实现，而是依靠遭受劳动力的超额剥削来实现的。这就限制了国内人民在技术、文化、身心健康方面的发展。这种转移和对外围国家状况的恶化加重了不平等，并把不平等变成了世界经济中心必不可少的结构性因素。而利润的转移使资本在中心国家集聚起来，提供了实现进一步技术革新的基金。中心国家的财政力量和政治力量也随之越来越强大，也就越有能力降低外围国家在分工链中的等级。
二、孰是孰非：结合硬盘产业的案例分析
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世界各国的福利将在全球化进程中趋同，而中心—外围论认为全球化不仅造成了世界的两极而且还会进一步加深两极之间的鸿沟，可谓针尖对麦芒。为什么各学派对全球化评价不同？事实上，对任何事物，人们的背景有万态之殊，评论就有万象之别。尽管如此，学术的评论应该显示出比个人评论更大的公义，虽然任何一种学说都不可能抹平或包容所有的对立。关于全球化评论更大的公义来自于：第一，更全面的了解全球化之前各个国家的背景；第二，更深刻的理解全球化进程中新的事实：如果背景使得新的事实必然是不平等的，要考察造成这一事实的规则是不是合乎所有参与方的利益；第三，更动态的观察全球化：要回答，新的事实是不是有助于制订新的规则，在新的规则下结果是否更为平等。
我们来看一个活生生的全球化的例子。全球化的故事可能就藏在一块小小的计算机硬盘(hard disk drive)之中（如果这个计算机是1995年以后买的）。拆开计算机，我们会发现，硬盘可能就是Seagate公司生产的——Seagate是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硬盘生产商。这个硬盘有一个部件叫作脑件(head)（读写数据的设备），一般由两道工序制成，一是薄件(wafer)制作，一是称之为HGA(Head-Gimbal Assembly)和HAS(Head-Stack Assembly)的工序。薄件制作是硬盘生产中技术最尖端的工序，Seagate公司把它安排在美国和北爱尔兰；HGA是硬盘生产中最不需要技术、劳动力强度最大的工序，被安排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脑件中的印刷电路板在泰国制造，而把元件装入印刷电路板则安排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硬盘还有一个部件叫作媒质元件(media)（信息存储设备），是硬盘生产中技术较为复杂的一部分，最近从美国移到了新加坡。还有一个部件叫作马达(motors)（使媒质元件精确旋转的设备），被安排在泰国制造（也有可能从日本进口，日本的Nippon Densan公司占有75%的世界市场）。最后一道工序是硬盘组装，要求的技术比较低，安排在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
1980年以前，Seagate公司的硬盘生产线——包括研究、开发、部件生产和组装、工具生产、维修、服务、营销、管理——几乎全部在美国，但到了1995年，它的生产线很大一部分扩展到了海外，美国留下的几乎只有研究、开发和薄件制作了。不仅仅Seagate公司如此，几乎整个硬盘生产产业都是如此：1980年以前，这一产业几乎全部集中在美国，但到了1995年，这一产业的全球化进程十分明显。
从这一产业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两个事实：
第一，的确如中心—外围论所说的那样，被“全球化”的是生产价值链中的下游部分。技术要求越高的生产链价值越高。技术最尖端的工序，如脑件制作、半导体制作、工具制造、研究开发、都在美国和日本（注：尽管美国只有9%的脑件生产工人、7%的最后组装工人，但全产业50%的媒质元件生产人和32%的半导体生产人在美国。）；其他技术要求低、劳动力密集型的工序则分布在低工资国家。如，中国的工资率最低，仅为0.39美元一小时，几乎全在做脑件组装工作（如前所述，这是最不需要技术、劳动力强度最大的工序），泰国、马来西亚分别为1.61美元和1.53美元，承担了一些硬盘组装工作，而新加坡的工资为6.29美元，主要从事硬盘组装工作（注：脑件组装是劳动力强度最大的，占据了员工总数的40%，其次是最后组装人，占据了22%。）。
第二，的确如中心—外围论所说的那样，全球化是“资本流向外围，利润流向中心”。硬盘品牌85%是美国的，15%是日本的。但如果从最终组装国来看，1995年美国为5%，1998年为0。因为第一个事实，尽管美国员工只有产业人员的29%，东南亚占有产业员工的44%，但美国占据了产业总工资的40%，整个东南亚只有13%（日本有30%）(Peter Gourevitch,Roger bohn and David Mckendrick,2000)。
可以看见，尽管东南亚以及其他发展中地区在硬盘产业中拥有近70%的员工，但拿到的报酬不到产业报酬的30%，其他都被员工只有30%左右的美国和日本拿走了，中心—外围论据此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对外围国家不平等的进程。让我们重新考察这两个事实。
中心—外围论观察到全球化的结果不平等，由此判断全球化的规则是不平等，这种推理是缺乏建设性意义的。判断一个规则平不平等，首先要看参与人背景（天赋）是否相同。事实上，只要背景不同，任何可能的规则都会导致不平等的结果。可以这样来理解：不论是谁来制定全球化规则，即使这种规则安排在程序上是公正的，它仍然不可能让所有成员国家承认它的结果是平等的。任何一种规则都先验的规定了具有某种天赋和历史的国家才能获利，而具有另一种天赋和历史的国家则只能在另一种规则中才能获利。既然每种规则都先验地赞助某些优势能力而排斥另一些优势能力，那么任何规则显然都会导致不平等的结果（赵汀阳，2003）。
不过，这并不是说所有规则都是“恶”的。所有的规则都会导致参与人的结果不平等，但即便如此，规则还是可以分成三类：对所有人的利益都有害的规则；只合乎部分参与人利益的规则；合乎所有参与人的利益的规则（注：关于这一点，受到罗尔斯如下观点的启示：“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的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罗尔斯，1988,p.292）。）。前两种是恶性的，后一种是良性的。既然不平等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么我们应该重新考察导致这种结果的规则的善恶。从刚刚提到的硬盘产业的例子来看，全球化的规则是良性的（也就是说，良性的规则有一定的事实基础）：
对美国，虽然制造工人的工作流向了国外，但低级工种外移意味着工种的改善（生产力更高了）。美国企业通过生产系统的全球化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保住了创新能力。而且，如果美国比日本全球化更晚一些，那些高科技工种可能被日本占据了。再之，扩张的经济显然比收缩的经济更能吸收劳动力(McKendrick and Hicken,1997)；对于“外围”国家，美国硬盘生产线的全球化扩大了这些国家的就业：1980年以前，80%以上的硬盘都是在美国制造、组装的，美国员工占到了产业员工的80%以上；到了1995年，虽然80%以上的硬盘都是美国品牌，但在美国组装的不到5%，美国员工下降到了硬盘产业员工总数的20%，新加坡员工占12%，马来西亚员工占12%，泰国员工占13%(Peter Gourevitch,Roger bohn and David Mckendrick,2000)。
表明这些规则良性的另一个事实是，很多外围国家在积极参与这些规则的制订。中心—外围论只看到了中心区资本追逐利润的一面，没有注意到全球化进程中还有外围区公共政策与资本互动的一面，而且这种互动并不必然是“痛苦”的。的确，硬盘生产厂商无休止的追求着利润：尽管硬盘产业每年有300亿美元的收益，但价格竞争十分激烈，每年下降了40%，而且，该产业的生命周期不足18个月，因此，硬盘产业中的企业为了求得生存，它们被迫在全球寻求生产优势。很显然，在一个完全没有边界的世界，如果管理者拥有完美的信息，工人可以自由流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没有管制、文化方面的障碍，硬盘产业可以扩展到世界任何地方。反过来，在一个管制严格、文化冲突、生产要素被地理因素严重束缚的世界里，硬盘产业可能只集中在少数国家。但真实的世界要复杂得多，硬盘产业生产体系体现出了全球扩展和区域集中的特征：美国和日本成了研发和管理中心（因为那里有很多净室、机器人、测试设备以及技术人才；再之，硅谷的聚合效应还因为：通讯技术的提高虽然可能使得信息传递的距离边际成本降低，但可能增加隐性知识传递的距离边际成本。隐性知识必须通过员工和工程师的面对面交流才不至于失真）；新加坡、爱尔兰、泰国、马来西亚成了零件生产和组装中心（注：在东南亚，特别是新加坡，最终组装品达64%的世界产出。欧洲（爱尔兰、德国、匈牙利）组装有10%左右。）。这被称为聚集效应(Agglomeration effects)(Peter Gourevitch,Roger bohn and David Mckendrick,2000)。区域集中绝不仅仅是资本逐利的结果。中心—外围论往往把它解释为东南亚地区劳动力成本低的缘故。的确，劳动力有的地方便宜，有的地方贵，技术专家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稀缺，厂商倾向于把技术简单、劳动力强度大的工序安排在劳动力密集而低廉的地方，把技术难度大的工序安排在专家密集的地方。不过，不能仅仅用劳动力成本来解释硬盘产业分布。在产品组装成本中，工资只占5%。当然，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里，能够节约一点点的成本也是要予以考虑的，但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成本而言，硬盘的材料成本更高，如果出现返工、报废现象，成本将会大大提高，也就是说，该产业的成本与成品率紧密关联。硬盘的工序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很显然，基础设施、政府服务效率都会影响部件的地理转移效率和安全，从而影响到成品率。很多劳动力密集、工资很低的国家和地区没有被选作生产基地，显然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要考虑。格利维其、波恩以及迈肯底克的研究表明，区域集中是跨国公司和当地政府共同制订规则的结果(Peter Gourevitch,Roger bohn and David Mckendrick，2000)。在80年代，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特别瞄准了电子产业（包括硬盘产业）(Berger and Lester,1997)。新加坡的理念是，聚集效应能带来外溢效应（其他东南亚国家也纷纷效仿）。在欧洲，爱尔兰国家的发展局(Irish Development Agency)也制定了措施吸引硬盘厂商。吸引措施是两方面的：一是税收，一是补贴。新加坡、爱尔兰、泰国、马来西亚都给了硬盘生产商很多免税，并且在土地、建筑、劳工训练、研究开发方面给了大量补贴。税收、补贴政策都是厂商和政府共同谈判商定的。此外，这些政府还在解除贸易壁垒、放松管制、改善基础设施（交通、通讯）、优化法律环境方面做了配套努力。新加坡港口、机场、通讯快捷，政府管理效率极高，获得了很多外商的表扬。特别是，很多外商都称赞新加坡政府官员十分了解硬盘生产、了解厂家需要什么，从而愿意与新加坡政府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心—外围论中，这一事实被换了一个说法：“统治中心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和外围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必然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心国对外围国的统治只有得到当地国家内部一些从外部统治中获利的阶层的支持才能实现”（特奥托尼奥，1999）。我们看到，获利的绝不仅仅是统治阶层。在新加坡（以及泰国），Seagate公司是最大的非政府雇佣人，解决了大量草根阶层的就业。
由此可见，生产体系在全球的扩展是一种良性的进程：虽然因为背景的原因，不平等将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出现，但生产体系扩展的规则合乎各方的利益。现在我们来考察，这种不平等状况会不会因为各方利益的增进向更平等的方向发展。
规则是在动态变化的，中心—外围论忽视了这一点。中心—外围论没有注意到外围国家有可能在新的利益状况下重新制订合作条款，在现有的价值链中向上移动。当年新加坡劳工工资低的时候，硬盘生产商移入的是组装线，新加坡处于价值链下游，但经过十多年的技术外溢，新加坡的技术人才越来越多，新加坡发展局与跨国公司讨价还价的实力越来越强，开始有意识的调整政策：它一方面提高国民工资，一方面对硬盘外商实行新的优惠政策——把税收优惠转向了技术转移，把培训补贴转移给了工程师，而且增加了研发预算。一旦劳工工资上涨后，硬盘外商就把组装线移出了新加坡。但因为新的优惠，这些厂商又把高技术工序（如媒质元件制造、半导体元件制造）移了进来。因而新加坡在价值链上上升了。这说明一个重要的事实，如果把生产体系的全球扩展理解为全球化的重要方面，那么，可以说全球化进程是企业战略和政府政策交互作用的结果，双方都可以制定规则，从而改变利益分配状况。
这一点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全球化为各国制定最优公共政策提供了微观激励。企业在进行生产地选择时，它们要权衡，在备选地中，(1)哪儿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更多、基础设施更好、政府管理效率更高；(2)哪儿的税率更低。这两个要求对政府是一个压力：改善教育和基础设施需要资金，而资金来自税收，但又不能提高税率。这就促使政府为了扩大未来的税源尽可能提高供应公共物品的效率，尽可能减少税收浪费的额度。这正是公共政策的改良。
三、小结
本文确立了客观评论全球化的三个要求：第一，更全面的了解全球化之前各个国家的背景；第二，更深刻的理解全球化进程中新的事实：如果背景使得新的事实必然是不平等的，要考察造成这一事实的规则是不是合乎所有参与方的利益；第三，更动态的观察全球化：要回答，新的事实是不是有助于制定新的规则，在新的规则下结果更为平等。我们的考察发现：(1)（经济）全球化规则实质上是一系列合作条款，由各国政府和跨国企业共同制订，它在本质上可以是“良性”的：在不平等是一种必然结果时，这些条款合乎每一方的利益；(2)一系列良性条款的执行有可能改变各方讨价还价能力的对比，使得下一轮合作条款的执行有利于结果更为平等。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为政府制定最优公共政策提供了激励，另一方面促进了在制定公共政策时企业和政府的讨价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