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三代领导核心与党的思想建设_邓小平文选论文

论党的三代领导核心与党的思想建设_邓小平文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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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苏联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算起,距今有了82年的历史。回顾几十年来的风雨历程,共产党执政为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创造了辉煌的业绩;无可讳言,也给无数追求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留下了难以言喻的遗憾。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既有欣喜,也有哀伤。历史发展道路的曲折性,使这种经验与教训的并存,欣喜与哀伤的交织,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苏联共产党在执政72年后,丧失了对国家的领导权,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随后东欧各国执政的共产党也纷纷下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再次落入低潮。一些西方政治家叫嚷“共产主义大失败”的喧闹声甚嚣尘上,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执政的共产党中,唯有中国共产党“乱云飞渡仍从容”,依然保持着自身的活力与生机,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并且日益成熟和坚强。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核心始终注重党自身的思想建设。

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以科学的世界观作为自己的行为指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工人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就非常重视革命理论的作用。恩格斯在1859年总结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主义同盟的建设经验时说:“我们党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这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在创建和领导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同样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在1899年《我们的纲领》一文中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又说:“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242页。)

毛泽东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学说。邓小平指出:“把列宁的党建学说发展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4页。)在所有这些丰富和发展中,关于党的思想建设又是显得特别耀眼的一个领域。

1、提出思想立党的根本原则

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思想立党,特别强调党的思想建设。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又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为此,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史上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思想上入党的概念,要求每一个党员不但组织上入党而且要从思想上入党,以无产阶级思想去改造和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毛泽东看来,提出思想入党,这是工人阶级政党本质的要求。判断一个党是否具备和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本质,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看干部和党员是否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以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否具有工人阶级先锋战士的优秀品质和作风,以及在实际活动中能否起先锋模范作用。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如果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广大党员,不以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广大党员头脑,那么党就会丧失工人阶级先锋性质,不再有资格、也不会有力量来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一旦党的成员思想不纯,党也就会蜕化变质,并随之失去战斗力和领导能力。所以,早在建党初期,他就反复强调,应完全站在无产阶级观点上,坚决与党内的小资产阶级、自由、独立、散漫、思想犹豫作斗争。每个党员都必须加以党的革命理论的训练,应竭力铲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这对我们党以及每个党员来说,面临着更高的要求和新的考验。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何保持共产党员人民公仆的本色,这是一个不可回避且必须解决的新课题。毛泽东及时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形势变了,任务变了,老祖宗不能丢。为此,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最锐利的武器,全党上下要重视马列主义的教育,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全党。毛泽东说:“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既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的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06页。)并且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理论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08页。)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全党掀起了一次又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高潮。在学习中,广大党员紧密联系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际,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不但是革命的科学,同时也是建设的科学。只是到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教条化、庸俗化,把全党的思想建设引向了邪路,这个教训要永远记取。

2、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活动中,在同教条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条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从建党开始一直到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才在全党最终确立起来。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与确立是与毛泽东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毕竟处于幼年,无论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中国革命实际都知之不多,对两者的统一更是理解得不深刻。因而在这一时期,党内出现了机械地、形式主义地看待马列主义理论和共产国际指示的思想方法和认识方法,因而在政治上出现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害。毛泽东认为,不克服这种脱离中国实际的主观主义,党内就无法在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上取得全党一致的认识。为此,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批判了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的主观主义,主张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密切结合起来。毛泽东历来重视从实践中探索真理,主张尊重客观实际。他把实事求是这一源于中国古代的治学方法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思维的高度,经过他的发展和阐述,使之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哲学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发展,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并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毛泽东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首次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这一科学概念,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这是两篇哲学巨著,也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作的哲学总结,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阐述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接着,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一步作了深刻而具体的阐述。

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面临新的形势与任务,毛泽东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进一步充实和发展继续着自己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确立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纲领,顺利地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我们党执政后的第一次意义极为深远的成功实践。他在1963年写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再次阐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认识论基础,强调人的正确思想只有从社会实践中来。他指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回顾党的历史,毛泽东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确立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然而,不能不无愧憾地指出,毛泽东到了晚年,又是他背离了自己多年沤心沥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结果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党的政治路线出现严重偏离,使国家和人民蒙受其害。

3、运用整风方法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

运用整风的方法,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以解决党内矛盾,巩固党的组织,维护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举。在我们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着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致使我们党多次出现严重的错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是瞿秋白、接着是李立三、再是王明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抗日战争前期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党的历史显示,如果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起来,党内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就不可能消除,“左”倾或右倾错误就会不时出现。为了解决党内长期存在的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就有必要在全党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在这种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我们党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的情况下发动和开展起来的。为了使这次整风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和深入,毛泽东本人在各种场合作了一系列思想深刻、语言生动的报告和演讲。比如在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讲,1942年2月12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1942年5月23日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实践证明,党在自己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内,在主观和客观条件具备时,针对党内实际存在的主要错误倾向,有领导、有步骤、有目的地选学若干马列著作和党的文献,联系党的工作实际和广大党员的思想实际,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使广大党员的党性得到增强,使全党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达到统一,同时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积极地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这种整风学习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正确方法和有效形式。整风方法始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延安。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曾多次沿用,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总结历史经验,分析现实状况,提出在县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用整风精神开展一次“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集中教育,这是我们党为加强自身建设而进行的一个新的创造性探索,为我们提供了在和平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经验,充分显示了整风精神的巨大威力和长久生命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是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一个里程碑,也揭开了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崭新一页。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对党的思想建设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和关注,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其宝贵的精神遗产。

1、为党的思想建设正确定位

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基本原理,得出了这样一个涉及党的建设全局的结论:即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整个建设的基础。邓小平之所以把党的思想建设定位在党的整个建设的基础这个座标上,首先在于他对党的领导的科学内涵的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核心力量,这种领导是通过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来实现的。邓小平一贯认为,在这三者的关系中,思想领导处于支配和指导的地位。只有正确的思想领导,才可能有正确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在实践中,他深深地认识到思想僵化,条条框框就会多起来,随风倒的现象就会多起来,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会严重起来。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对党、国家和民族来说,事业就不能前进,生机就要停止,甚至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我们的党和国家才有前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强调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1页。)

其次,在于对党的历史正反经验的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十分清楚地说明,什么时候党的思想建设抓好了,思想路线对头,我们党就团结坚强,我们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党就有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相反,什么时候在这一点上出了毛病,或者不够重视,或者指导方针失误,我们党的队伍就会涣散松懈,我们党的事业就要遭到挫折和失败。历史是一面镜子。邓小平作为一个最尊重事实又高瞻远瞩的伟大革命家,总是孜孜不倦地从历史的事实和经验中吸取智慧和营养。正是基于这一点,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不仅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对拨乱反正,恢复正确的思想路线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它作为新时期解放思想的第一篇宣言书,对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再次,还在于对党在新时期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的深邃思考。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要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正确决策。这是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愿望。然而面对这样一种巨大的历史变革和转移,在一段时间里,党内的整个思想状态并不适应,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党就不可能领导人民继续前进。只有打破思想僵化、因循守旧的精神枷锁,我们党才能以一种崭新的思想境界和精神状态,去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正是在这种背景上,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党才能始终驾驭好历史的航船乘风破浪前进,到达建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彼岸。

2、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四人帮”的被粉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灾难的终结。这本来给我们党恢复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带来了希望和机遇,然而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却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完全堵塞了我们党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道路。

为了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邓小平认为,“四人帮”虽然从组织被摧垮了,但新的“左”倾教条主义枷锁仍然牢牢禁锢着全党上下以至整个民族,不打破这种思想牢笼,就不可能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于是,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率先与长期在我们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左”的思想错误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旗帜鲜明地批判“两个凡是”,响亮地提出“打破精神枷锁”的口号,坚定而明确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页。)又说:“‘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0页。)在邓小平看来,“两个凡是”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科学体系来看待。

为此,邓小平同志力挽狂澜,以革命家的伟大气魄,旗帜鲜明地支持和领导广大群众冲破“左”的理论禁区,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他认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他说,《光明日报》发表的那篇“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正是由于邓小平坚定有力的支持,这次大讨论对“左”的思想发起了一次强有力的冲击,驱散了人们思想上空的阴霾,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开辟了一条光明的大道。邓小平同志总结理论和实践的最新成果,1980年在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用最科学、最简朴的语言把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表述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8页。)随后,他更进一步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还一再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3、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指导各项工作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过去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成就,都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邓小平以明智而坚定的态度重申,尽管我们党在不同时期工作有过失误,甚至事业遭受挫折,这恰恰是违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吞下的苦果。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并且明确指出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反复告诫全党,这面旗帜不能丢,丢了就丢掉了根本。为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一再强调,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思想,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科学性。

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面对来自“左”的冲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理论上的创新。其一,他极力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和恣意歪曲。他在回顾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时说:“我们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反对他们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粉碎人‘四人帮’,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了它的科学面目,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1页。)其二,他积极指导和支持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明确指出,纠正“两个凡是”的目的就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在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2页。)又说:“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2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亲自主持制定了由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郑重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结论,正是邓小平引导全党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指导作用的结果,是邓小平对我们党和国家最伟大的历史贡献。通过斗争的实践,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科学观点和方法,是他首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概念,发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的庄严号召,明确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页。)

在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的重要历史时刻,我们国家正经历着深刻重大的社会变革,各种利益关系的新调整,各种思想文化的激荡,党内思想也空前活跃,这一切都给党的思想建设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在新的世纪里,应该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才能使中国共产党继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又怎样才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为了科学地回答这些摆在全党面前极其重大的问题,江泽民同志作为第三代领导核心,把党的思想建设更是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更加强调正确理论的指导作用,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做出了新的贡献,树立了新的丰碑。

1、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的思想

所谓旗帜问题,实质是一个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问题。举什么旗,以什么理论为指导,决定着一个政党的性质,是一个政党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关系到一个政党的发展方向和奋斗前途,同时又是一个政党内部团结的基础,关系到队伍的兴衰。正因为旗帜问题如此重要,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对旗帜问题,都从理论的高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1875年恩格斯在批判《哥达纲领》的错误时就明确提出了“党的理论就是党的旗帜”的重要观点。1899年,列宁又明确指出:“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201页。)早在我们党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注:《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第2集。)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多次强调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这是决定党的政治方向、党的政治立场的原则问题。并且他还针对当时“两个凡是”在举旗帜问题上的极大欺骗性,指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举旗帜有个“真高举、假高举”的问题。真高举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

面对跨世纪的复杂形势和众多任务,为了使我们党的整个队伍更加成为有共同理想和共同语言、步调一致的先锋队伍,为了使我们党的全部工作更加成为有明确方向和目标、协调发展的有机整体,江泽民同志1997年在十五大报告中作出了“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的重要论断,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关于旗帜问题的论述作了更加科学、更加精辟的概括和总结,对跨世纪的党的思想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从江泽民同志的论述中,我们应该认识到,不仅要懂得旗帜问题的至关重要,懂得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至关重要,更要懂得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至关重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定为十五大的灵魂,并且在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定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作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决策,是建立在我们党70多年深厚的历史实践基础上的科学决策,这也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我们全党应该响应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号召,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在当代中国,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2、发出了“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号召

重视理论建设,以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是马克思政党学说的基本原理。党的思想建设,说到底就是以什么理论武装头脑的问题,这是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的基础工程。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左”右倾机会主义理论的错误指导,使我们党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连遭挫折和失败。只是到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并成为全党的行动指南,才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尽管我们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有过不少有益的探索,然而并不成熟且没有一以贯之,反而“左”的错误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只是到了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并成为全党的行动指南,才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踏上了一条通向成功的坦途。江泽民同志基于对这一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作出了“无论对党还是对党的干部来说,理论上成熟都是政治上的成熟的基础”的科学论断。江泽民同志正是在这种理性思考的指导下,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完成新的任务,紧紧抓住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作为把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基本前提,始终强调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早在江泽民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不久后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到全党,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要学习邓小平的著作。1993年11月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出版之际,江泽民同志第一次以《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为题作了重要讲话,系统地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历史地位、科学体系和主要的理论成果。1996年6月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五周年的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号召各级党委必须把加强理论建设作为党的建设,首先是干部队伍建设的根本大计,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领导干部。提出学习邓小平理论要努力在掌握理论的科学体系上下功夫,在掌握基本原理及其精神实质上下功夫,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用以指导实践上下功夫。1998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纪念邓小平逝世一周年的专文《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中再次要求全党同志,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首先要认真地、系统地读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一定要学以致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既要坚持它的基本观点,又要通过实践使它不断丰富和发展。在同年7月的全国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

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又强调,深入学习小平理论一定要把改造主观世界摆到重要位置,同改造客观世界更好地统一起来。江泽民同志的这些论述应该成为全党同志的座右铭。我们一定要把邓小平理论作为观察世界、推动实践、改造自身的理论基础、指路航标和锐利武器。

3、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学风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学风最显著的标志是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同志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5页。)邓小平同志也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江泽民同志在新的历史阶段,要求全党把学风问题提到重大政治问题的高度来认识,指出学风端正,事业兴旺,学风不正,事业受损。江泽民同志从回顾党的七十多年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能不能把理论和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是理论上和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一个标志。”(注:《人民日报》1998年2月19日。)并且从多角度深刻地阐述了理论必须与实际结合的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观点。这些远见卓识的思想必将对我们全党马克思主义学风的进一步弘扬和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江泽民同志不但向全党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为我们在新的历史阶段如何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途径。他指出,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最根本的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严肃地批评了那些存在于党内的理论脱离实际、照本宣科、不去用或者不会用理论武器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甚至把自己不正确理解说成是邓小平理论的原意,摆样子,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甚至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等等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学马克思主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不良学风,要求全党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联系党的历史经验,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联系当前面临的形势任务,联系自己的工作思想实际,努力学习邓小平理论,科学认识邓小平理论,切实运用邓小平理论,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

收稿日期:1999.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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