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附魅与祛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古人心目中的世界是附魅的，近代西方自然观的演变过程是一个世界祛魅的过程。祛魅的自然观支持了科技万能论和人类中心主义，其根本错误在于缺乏对宇宙奥秘之无限性和人类理性之有限性的体认。承认了宇宙奥秘的无限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便应承认宇宙的神秘性，但承认宇宙的神秘性未必要求回归神秘主义。
古代人相信世界是神秘的，即古人心目中的世界是附魅的；近代以来，自然主义倾向于彻底否认世界的神秘性，于是自然主义助长了人类中心主义。在自然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共同描绘的世界图景中，人是唯一的主体，一切非人的存在物都只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的对象（或客体）。在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之下，人类积极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得到了许多舒适与便利，也失去了许多好东西（如清洁的空气和水、天然食品的美味）。令人担忧的是，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已造成全球性生态平衡的破坏，人类对自然的盘剥和榨取可能会使地球变得不可居住。人类该检讨一下自己的自然观了，这种检讨应该内蕴对世界之神秘性的重新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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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相信存在某种超越于人类之上的力量，故对自然怀有一份深深的敬畏。例如，古代巴比伦人相信自然界具有精灵般的力量，相信人类命运受制于天上的星宿〔1〕； 古埃及人总把星座和他们神话中的神视为一体〔2〕；古希腊人认为“自然界渗透或充满着心灵（mind ）”〔3〕，认为“自然界不仅是活的而且是有理智的（intelligent）；不仅是一个自身有灵魂或生命的巨大动物，而且是一个自身有心灵的理性动物”〔4〕；古代中国人则相信“天人合一”， 并心存对天（即自然）的敬畏之情。西方中世纪人将自然秩序不可违抗的信念转化为上帝意志不可抗拒的信念，从而将对自然的敬畏转化为对上帝的敬畏，这时神学世界观居于正统地位。神学世界观已包含着人类中心主义的萌芽，即在上帝所安排的自然秩序中，人处于至高地位，人可按自己的意愿处置一切非人的存在物〔5〕，但在人之上还有一位全智全能的上帝， 人只能虔信上帝的存在，而决不可能以自己的理性去认识上帝。故在中世纪人的信念中，世界仍然是神秘的，人不敢在世界中胆大妄为。例如，中世纪农民总认为自己是在神圣的创造委托中行动；认为土地、植物和动物都是由神创造的，而生长过程是神秘的，不可知的；认为自己的一切收获物都是仁慈的上帝的礼品〔6〕。
总之，古代人认为世界是神秘的，认为存在人类理智所认识不了的奥秘从而存在非人力所能左右的力量，故他们或对自然心存敬畏，或对神心存敬畏。他们心目中的世界是附魅的世界，在实践中总是小心谨慎，生怕受到神秘力量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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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自然观的演变过程是一个世界祛魅的过程：人们逐渐排除了世界观中的神秘主义成份，日益确信：原则上没有什么人类所不可认识的奥秘，没有什么人类所不可驾驭的神秘力量；自然科学在日益开拓自己疆域的过程中逐渐趋于对自然的完全彻底的认识，而技术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中逐渐生长起可驾驭一切的力量。
西方自然观经文艺复兴而走向与古希腊自然观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的中心论点是：
不承认自然界、不承认被物理科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并且断言它既没有理智也没有生命，因而它就没有能力理性地操纵自身运动，更不可能自我运动。它所展现的以及物理学家所研究的运动是外界施与的，它们的秩序所遵循的“自然律”也是外界强加的。自然界不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架机器：一架按其字面本来意义上的机器，一个被在它之外的理智设计好放在一起，并被驱动着朝一个明确目标去的物体各部分的排列。〔7〕
这种自然观仍从属于神学，因为它相信自然就如同一座大钟，而上帝之于自然，就如同钟表匠之于钟表〔8〕，即上帝创造了自然， 并为它上好“发条”，然后它就始终如一地运转下去。人们认为，这“自然之钟”的运动所遵循的规律便是牛顿物理学所揭示的规律，即上帝设计和创造了这个世界，其隐藏的规律则交由牛顿去发现。这种世界观的问世是世界祛魅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向人们表明世界本身是毫无神秘性可言的，唯有世界的创造者才是神秘的，这样就把神性或灵性从自然事物中分离出去而完全归诸游离于自然之外的神，那么只要把神祛除了，便能彻底完成世界的祛魅。
在牛顿那儿尚未完成世界的祛魅。因为“牛顿深信，对每个人的观察都开放的某些经验事实，无条件地意味着具有一定性质和功能的一个上帝的存在”〔9〕。牛顿还有一个“清晰的、持久的信念”， 那便是，“科学的世界根本不是完整的世界”〔10〕。牛顿不自诩知道一切，也不宣称他所发现的机械力学定律可以说明一切，相反，他承认自己的发现就象一个在大海边玩耍的少年所偶尔拾得的几枚美丽贝壳；如果不承认神秘的上帝的存在，那么世界上的无数现象皆不可理解。正因为宇宙间存在大量的无法以牛顿自己的学说加以说明的“无规律性”的现象，而且在牛顿看来，“那些无规律性似乎是本质的”〔11〕，所以牛顿认为世界是神秘的，是被冥冥之中的上帝所主宰着的。
牛顿的许多后继者对牛顿的神秘主义心怀不满，他们才使世界的祛魅过程日益进展。“在伟大的拉普拉斯的工作中，把世界秩序中的上帝因素排除掉的过程达到了顶峰”〔12〕。拉普拉斯以微分学诠释了牛顿的《原理》，并且补充了许多细节。他曾把自己的书呈献给拿破仑，对此鲍尔有如下一段有趣的记述：
有人告诉拿破仑说，那本书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拿破仑收到那本书时说：“拉普拉斯先生，有人告诉我，你写了这部讨论宇宙体系的大著作，但从不提到它的创造者。”拉普拉斯……率直地答道：“我用不着那样的假设。”拿破仑……把这个回答告诉了拉格朗日，拉格朗日说道：“那是一个美妙的假设，它可以解释很多东西。”〔13〕
事实上，拉普拉斯的著作是世界祛魅的又一个里程碑。因为他终于开启了自然主义的先河，第一次为祛魅的自然观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从此之后，有一个信念日益深入人心：自然没有什么神秘性，自然界的一切皆可用物理学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宇宙间只存在着可测量的东西”！〔14〕
祛魅的世界观（自然观）支持着对科学技术的盲目乐观信念。“在整个十九世纪，多数科学家都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抱有一种常识性的见解，以为科学所揭示的物质、它的性质及其间的关系，就是终极的实在，……”〔15〕当时的科学成就使人产生一种压倒一切的感觉，觉得人类解释自然与控制自然力的力量在不断地增加。〔16〕科学家们相信：
在牛顿与拉瓦锡所奠定的基础上，物理学与化学建立起一座不断发展与和谐一致的大厦。这个成就使人们感觉总的路线已经一劳永逸地规划好了，此后不会再有什么惊人的新发现了，剩下来的工作不过是把科学的度量弄得更加精密，把几个明显的空隙加以填补罢了。〔17〕
在19世纪的公众看来，“科学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其结果纵然缓慢却是所向无敌。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的扩展似乎没有止境”〔18〕。如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所评论的，“人们都毫无理由地认为扩大控制自然能力所用的机械原理，足可以解释整个宇宙的秘奥”（着重号为引者所加）〔19〕。这种对科技发展的乐观主义态度一直鼓舞着人类。本世纪上半叶英国著名科学家秦斯（J·Jeans）曾豪迈地宣称：“我们不再相信人类命运是善或恶的精神或玩弄阴谋的恶魔的玩偶。没有什么能阻碍我们再次将地球建成天堂——除非我们自己阻碍我们自己。科学时代的黎明业已到来，我们已发现人类是他自己命运的主人，是他灵魂之舟的船长。他可以掌握自己的航向，……”〔20〕
就这样，祛魅的自然观支持了科技万能论，助长了彻底的人类中心主义：宇宙万物皆可一分为二，即主体与客体，人类是唯一的主体，非人的存在物皆为客体；客体只是主体认识、分析、解剖、控制或复制的对象，一言以蔽之，客体只是主体认识和征服的对象。人类无需对任何非人的存在心怀敬畏之情，人类可以在征服自然的征途中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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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否真的毫无神秘性可言呢？人类认识真的日益接近对宇宙奥秘的完全把握吗？能肯定回答后一个问题，才能肯定回答第一个问题，如果人类认识非但永远达不到对宇宙奥秘的完全把握，而且永远存在无限的未为人类所知的奥秘，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宇宙是神秘的。从19世纪以来，人们总倾向于认为人类之所知相对于人类之未知领域的关系可以下图表示：
即二者的关系类似于两个同心圆的关系，整个宇宙的奥秘是不变的，或就那么多（不管有多复杂），而人类知识却不断进步，从而日益趋于对宇宙奥秘的完全把握，即上图中小圆的半径会日渐增长，直至小圆与大圆完全重合。
本文将着力论证，这种对人类知识进步以及人类之所知与人类之未知的关系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人类知识诚然在不断进步，但永远不可能达到对宇宙奥秘的完全把握，人类之所知相对于人类之未知永远都是沧海一粟。若以一圆表示人类之所知，那么所有宇宙奥秘就并非仅比此圆大一点的圆，而是一个无限的平面，即人类之所知与人类之未知的关系可表示如下：
人类知识之圆无论怎么大，相对于表示宇宙奥秘的无限平面总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这是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关系，即人类知识永远是有限的，而宇宙奥秘却是无限的。本文以下将提出关于这一点的存在论和认识论的证明。
存在论的证明
首先，宇宙是无限的，不仅在时空上是无限的，而且是无限复杂的，蕴藏着无限奥秘的。为能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注意区分自然科学所认识的宇宙和形而上学的宇宙。现代宇宙学所描述的宇宙就是自然科学所认识的宇宙，许多科学家倾向于认为它是有限的，它起源于一次“大爆炸”，时间、空间与宇宙间的物质密不可分，它们都是在“大爆炸”中产生的。支持这种看法的直接理由来自与热力学第二定律密切相关的种种科学证据〔21〕。然而自然科学所认识的宇宙是有限的并不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宇宙也是有限的。科学所认识的宇宙只是形而上学的宇宙的局部。科学看重观察和实验，只对与观察证据有较密切联系的存在物有所断言，而对一切与观察证据无关的存在皆存而不论，科学正是凭这种小心谨慎和脚踏实地而取得了令人眩目的成功。然而若认为凡科学所没有述说的皆是不存在的，那便等于说凡与人类之观察没有联系的皆是不存在的，这与说凡是未为人类所见的皆是不存在的没有本质的区别。既然我们不能因为没有任何人看见地球绕太阳运转而否认地球实际上绕太阳运转，那么我们同样不能因为科学对无限宇宙无所述说就否认无限宇宙的存在。人类凭理性而知道地球绕太阳运转，也可凭理性相信无限宇宙的存在。只要承认宇宙具有时空上的无限性，并确信时空与物质是密不可分的，局部宇宙是不断进化的，那就应该承认整个宇宙是蕴含无穷奥秘的。时空与物质密不可分是现代科学的基本信念之一，现代宇宙学则表明“大爆炸”之后的宇宙是不断进化的，而且“万物都是宇宙进化的合作者（partner）——从亚原子、 生物和社会领域层次到超越我们可约摸猜测的事物的一切层次〔都是如此〕。”〔22〕可见宇宙进化的规律具有无限复杂性，或说宇宙蕴含无穷奥秘。既然科学所探究的宇宙都如此奥妙无穷，形而上学的宇宙就更是如此了。
其次，宇宙并没有传统西方哲学所设定的那种严格的统一性，或说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宇宙有那种严整的统一性。自古希腊始西方人就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宇宙秩序是统一的、合逻辑的，它甚至就是一个严整的公理体系。这种关于宇宙统一性的信念一直激励着科学家们去建立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也激励着近代以来的科学家们去建立终极真理体系。既然整个宇宙秩序像一个公理体系一样，那么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发现这个公理体系中的全部公理，一旦发现了这些公理，即可建立起囊括一切宇宙奥秘的真理大全。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哲学家们一直心怀这样的追求。囊括一切宇宙奥秘的理想是那么具有诱惑力，以致于脚踏实地的科学家们也常常为之心动，他们通常不认为任何一个人可以独立地奠定描述世界的终极真理大厦的基础，但他们相信通过一代一代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科学可以汇聚成一个终极真理体系，这在19世纪下半叶是科学家们的普遍信念。然而人类哲学探究和科学探究的历程却表明，宇宙并不具有那么严整的统一性。从亚里士多德直至20世纪的胡塞尔，试图找出宇宙的根本奥秘，为人类知识体系确立“基本公理”的尝试都无例外地失败了。19世纪末的物理学家以为他们已接近于完成对物理世界的最终描述，然而20世纪的科学历程却是原有物理学大厦坍塌和新物理学诞生的历程。只要未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人类已揭示了统一的、公理体系般的宇宙秩序，我们就没有坚实的基础相信宇宙有这种意义上的统一性。我们诚然可以建立局部描述世界的、内在一致的理论，但永远也建立不起内在一致的囊括一切宇宙奥秘的真理大全，故宇宙整体是否具有公理体系般的统一秩序，只有上帝才知道。鉴于几千年哲学探究和近代以来科学探究的思维教训，我们似乎较有理由相信加拿大科学哲学家哈金（Ian Hacking ）所描述的世界图景：上帝写了一部伯格斯①丛书，其中每一本书都尽可能简明扼要，但不同书之间却并不一致。没有哪一本书是多余的。每一本书都使我们理解自然之特定领域。这也并不意味着宇宙杂乱无章，而意味着新的世界莱布尼茨主义。莱布尼茨说上帝选择了一个现象最为多样化同时规律又最为简单的世界。不错。但使现象最为多样化又使规律最简单的最好办法，是使得规律彼此不一致，每一条规律皆可适用于此物或彼物，但没有任何一条规律可适用于一切〔23〕。
综上所述，世界是无限的，它不仅具有时空的无限性，而且蕴涵无限奥秘；世界是有秩序的，但世界秩序并没有公理体系般的统一性和简单性。
认识论的证明
认识论证明所要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既没有万无一失的发现真理的方法，也没有万无一失的检验真理的方法；人类认识只能是试探性的探索，人类相对于其他动物是聪明无比的，因为人类可以局部地认识世界，从而可以能动地、局部地改造世界，但人类不可觊觎上帝的智慧和力量，即把握一切宇宙奥秘，从而随心所欲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
到了20世纪，认识论上的独断主义逐渐失去其理论依据。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学派都倾向于在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明之间作一区分。他们都认为没有发现的逻辑，科学发现只是个“创造性直觉”的过程。这种观点在60年代以后，连同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一同受到了批判。有人指出，否认发现的逻辑是没有根据的，有人说“发现的前后关系”与“证明的前后关系”的严格区分是没有意义的。在我们看来，否认发现的逻辑固然是错的，把发现与证明当作在科学实践中彼此分离的过程也是不对的，但在认识论上作出这种区分却很有启发意义。我们至少可以在理论上把认识看作是这样一种过程：认知者面对特定问题，想方设法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假说（发现过程）；然后让新发现的假说接受实践的检验（证明过程）。
单凭演绎法肯定不足以发现新假说，而归纳法、类比法和创造性直觉又都不是绝对可靠的发现途径，可见不存在绝对可靠的发现方法，即我们没有万无一失的发现真理的方法。所以在发现过程中发现的科学假说必须接受检验。
由于我们没有万无一失的发现方法，所以在我们新发现的假说中总是真理和谬误相混杂。如果我们有万无一失的检验真理的方法，那就仍然能指望建立起纯粹真理大厦。那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办法，它使我们可以毫厘不爽地判定被检验假说的真假，即，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既不会把假的误判为真，也不会把真的误判为假？颇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检验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也承认实践标准具有不确定性，即经受住实践检验，甚至多次经受住实践检验的理论也难免包含谬误，而未经受住实践检验的理论却可能包含某些真理的颗粒。有关于此的详细论证可参见拙文《试论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和知识的可错性》（载于《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1期），在此不赘。
既然我们既没有万无一失的发现方法又没有万无一失的证明方法，那么我们就根本不能指望建立起纯粹真理大厦。人类只能逐渐探索无限宇宙中的局部真理。人们很容易误认为自己认识之所得乃是根本的宇宙秩序，甚至误认为自己已接近于对宇宙的完全认识，但人类进一步的探究总是无例外地让这类狂想化为泡影。20世纪人类被“知识爆炸”惊呆了，被科技发明的精巧惊呆了，以为人类已高明得不得了。其实今天的“知识爆炸”和科学昌明只是相对的，我们的知识丰富只是相对于前人无知的知识丰富，而不是接近于把握自然之所有奥秘这一意义上的知识丰富。有大智慧的人知之愈多愈觉得自己无知，可惜许多人缺乏这种智慧。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心中有个根深蒂固的信念：虽然一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但全人类世代继承并不断积累的知识却是无限的，至少可以相信，原则上不存在人类所把握不了的奥秘。一句话，一个人是脆弱的、知识有限的，但人类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人类是无所不知的。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错觉。人类由于结成社会而具有强大的力量，但其强大只是相对于其他动物的强大；人类由于自己独有的意识和知识的社会历史的积累而无比优越，但其优越亦只是相对于其他动物的优越。一个脆弱的人无论结成什么样的社会也无法形成完全征服自然的力量，一个个仅有有限认知能力的人的知识的汇总（包括一切科学精英们协作探究的知识的汇总），无论经过多少代的继承和积累也达不到对全部宇宙奥秘的把握。一言以蔽之，人类永远只具有相对于其它动物的强大和聪明，而不可能拥有全智全能。人类作为一个类，作为一个整体，也应该像具有大智慧的哲人一样；知之愈多，愈觉得自己无知。若能有此体认，那么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人类非但没有理由骄傲地宣称已接近对全部宇宙的把握，相反，应该由于更清楚地意识到宇宙的奥妙无穷而诚惶诚恐、小心谨慎，即在知之甚多的今天，更应意识到未知领域的无比广大，就第9页的图示来看，人类知识之圆愈大， 人类知识与未知领域的交界就愈大。可惜不思的人们把今天的“知识爆炸”误解为人类正日益穷尽对自然奥秘的探究。人们太习惯于欣赏已知的东西，而不习惯由自己之所知去反观世界之未知。自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之后，西方人就习惯于就人类（主体）之所知而谈论所知，习惯于将“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存而不论，因为从逻辑的观点看，我们只能谈论我们所知的东西，既然我们对未知的东西无所知，那么还有什么可谈的呢？然而正是这种把人类的眼光固着于所知的思维模式助长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面对当代人类的生存境遇，我们必须突破这种狭隘的视界。我们当然不能具体地谈论我们所未知的东西，但我们可在知识的边界上谈论我们所未知的对象，如我们知道艾滋病是可怕的，但不知道如何治愈艾滋病；我们知道科学所探究的宇宙产生于一个无限致密的“奇点”，但我们不知道“奇点”的内在奥秘〔24〕。更重要的是，要承认宇宙奥秘的无限性，承认人类之所知相对于客观的未为人类所知的宇宙奥秘之关系是有限与无限的关系。承认了这一点，才有利于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才能恢复对自然的敬畏。可以说把握已知的东西对于我们解决具体问题至关重要，而承认未知领域的无限性对于理解人类的命运至关重要。
至此，我们可以回答本节开始所提出的问题了：世界仍然是神秘的！然而，今天我们承认世界的神秘性，并不要求回到古代的万物有灵论，更不要求重新搬出全智全能的上帝，我们完全可以在继承自然主义的合理思想或坚持唯物主义的前提下承认世界的神秘性，也就是说承认世界的神秘性未必要求信奉神秘主义。我们完全可以用自然科学本身的历史和材料说明：世界是物质的，然而它是无限的，奥妙无穷的；人类可以不断地探究世界的奥秘，可以透过某些现象而发现某些事物的本质（就此而言本文的观点根本不同于康德的不可知论），人类认识也诚然不断进步，人类亦可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取得许多成功。然而，无论人类认识进步到何种程度，人类之所知相对人类所未知的世界奥秘都是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即对人类而言，总存在隐匿着的、无限的宇宙奥秘，正因为如此，宇宙间永远存在着人类所无法驾驭的力量，就在这一意义上，也仅在这一意义上，世界（或宇宙）是神秘的！承认了这一意义上的世界的神秘性，人类对自然就应该心存敬畏，就再没有理由妄言彻底征服自然了。
注释：
①伯格斯（Borges），阿根廷诗人，哲学小品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