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以后：张闻天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成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庐山论文,中国论文,社会主义道路论文,成果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3)02-0156-05
张闻天1959年7月21日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总结，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提出了不少卓越的见解。同时，这篇发言又是用科学理性精神和无私无畏的革命气概反对个人崇拜、争取党内民主的篇章。张闻天以这篇发言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提供了有关党内民主的颠扑不破的理论，树立了为争取党内民主而奋斗的榜样。
可是，在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却因为这篇发言而遭到无情的打击。他被指责为同彭德怀“武文合璧”进行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庐山回到北京以后，接踵而来的是外事系统的批判斗争。主题完全离开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追逼交代根本不存在的“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9月中旬，张闻天被解除了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职务。虽然还保留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名义，但实际工作已经完全停止了。
可贵的是，张闻天并没有就此消极遁世，他再三要求做一点工作。1960年11月，张闻天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当一名没有任何职权的“特约研究员”。他十分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依然竭忠尽智，克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继续他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张闻天到经济研究所时，正是“反右倾、鼓干劲”招致失败，不得不进行一系列调整的时期。张闻天在1961年至1962年间，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研究了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同时还把目光投到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市场物价问题上。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在香山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孙冶方主编)审稿会，写了大量“读书笔记”和以“读书笔记”为名的论文，并到苏、沪、浙、湘三省一市作两个月调查，写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深化和发展了庐山发言的思想。
针对当时思想、理论上的种种错误观点和糊涂认识，张闻天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精辟见解。他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有独立经济形态的阶段，不能跳跃；它必然是比较长期的、需要艰苦奋斗的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社会主义本身也有自己的不同的小的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断发展的生产与不断提高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统一”，把它说成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首要任务，当前的任务是利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充分发展生产力，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看做僵化不变的东西，看做可以任意调整的东西，都是不对的；按劳分配是自觉劳动的分配原则，它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和平均主义的有力武器；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是“先公后私，公私两利”的；马克思再生产理论适用于社会主义生产，没有剩余产品和产值，没有盈利，没有积累，就不可能有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等等。①这些观点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张闻天强调人们认识客观规律包括价值规律的极端重要性。他在一篇笔记中提出：“现在应该研究在社会主义下价值的表现形态及其作用。”针对我国经济学界对价值规律的种种误解、曲解，张闻天指出：“关于价值规律的防止、限制和提高警惕等说法，表示人们还不能掌握这个规律，运用这个规律，因而在这个规律的自然作用前面表示恐惧。”并说：“当一个规律(价值规律在内)被认识以后，它就不但不能起破坏作用，而且可以很好的为人们所利用，造福于人类。”针对当时我国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只要完成任务，就不计一切，不计代价”、“价值观念非常薄弱”的状况，张闻天提出，社会主义必须利用价值规律，要算“经济账”，“不能靠唯心主义、主观主义，或单纯的政治考虑”。[1]张闻天由此进一步指出经济学界对马克思《资本论》经济范畴的使用“有一种恐惧，怕在使用中犯修正主义错误”，“同时使用时却又照搬原来的意义，而不去指明旧形式下的新内容”。他毫不含糊地指明：“只要说明《资本论》的范畴在社会主义起了根本的质的变化之后，这些范畴的充分运用不但无害，而且有利。”因为这些范畴虽然表现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但也表现一切社会化社会生产的共同性；再者，马克思的经济范畴，不只是表现生产关系，而且也表现生产力，是从两者统一中来表现的。张闻天还从方法论上指出种种机械的、片面的观点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原因：“人们由于强调阶级性、特殊性，因而忘记了共性、一般性，忘记了继承与发展。”应该看到：“社会有不同的特殊阶段，但它是从低级到高级的统一的运动。它们不是绝对隔离着的，而是密切联系着的。”他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要“学而不套”，深刻学习、充分利用而不硬套；另一方面要系统研究党的政策，掌握材料，全面理解；再一方面要以中国为背景，吸收他国经验。②张闻天的这些卓越见解，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是深远的。
1962年7月上报中共中央的关于集市贸易的调研报告[2]554-563，是张闻天对流通问题的理论同具体经济政策的研究相结合的产物。他主张在市场和物价问题上突破人为的限制和障碍，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调节作用。他建议对集市贸易放宽政策，扩大范围，允许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小贩的合法的买卖活动；允许集市贸易超出本地区范围同其他有关地区发生物资交流关系；允许农民有在完成交售任务后按市场价格出卖其农副产品(包括粮油棉)的权利，国家的工业品除配给者外，也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售。张闻天还谈到了集市贸易发展的方向问题，认为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积极活动，加上国家其他经济措施的影响，“自由市场”、“自由价格”就会“逐渐向有领导和有调节的市场和价格过渡”。这里重要之点是“掌握好工农业产品价格的适当比例”。国家在集市上的价格政策要尽量灵活，尽量主动，不要僵化和被动，要善于根据市场的行情变化，及时调整。可惜的是，这份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巩固工农联盟的报告没有得到重视，后来还被诬蔑为“复辟修正主义的黑纲领”而遭到批判。
在1962年7月至8月的北戴河会议和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张闻天进一步受到打击，被专案审查，取消参加中央一切会议、阅读一切党内文件的权利。张闻天同党的政治生活完全隔绝，过着孤寂的生活。然而，他没有就此中止他的探索，还是认真进行学习与研究。他写了好几本“读书笔记”。每隔两个月左右，他总要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报告自己的学习、生活和思想。不时还要给他们寄去研究国内、国际问题的文稿，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这类文稿，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共有11篇，计30万字。但都像一箭之入大海，没有一点回音。
在这些文稿中，最富有理论创见的一篇，是写成于1963年4月10日的《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③。此文抓住生产关系这一关联着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理论范畴，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从理论渊源上深刻批判了上世纪60年代前期占统治地位的“左”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张闻天指出：“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具有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方面和所有关系方面。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是指人与人在生产中分工和协作关系，它直接反映出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和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所有关系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方面。它具有暂时性和相对稳定性两个特点。这种暂时性和相对稳定性，正好和生产关系一般的永久性和易变性相对立，表现出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生产关系的这种内在矛盾实际上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具体表现。”他又进而申述：“生产关系内这两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这种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两重性。”[3]
张闻天关于生产关系两重性的论述，为破除“左”的错误思想提供了理论根据。按照张闻天的观点，生产关系本身包含着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力方面，不是片面起决定作用，而是最后起决定作用”。这就必然导致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高度重视，从而得出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结论。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借口生产关系如何如何重要而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和反对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理论根据。同时，既然所有关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那就足以说明，脱离生产力，脱离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孤立地、不断追求所有制“升级”，搞“穷过渡”是极其错误的。
张闻天的读书笔记，也有许多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深刻见解。他在一则哲学笔记中指出：“‘一分为二’的说法有缺点。”④他写道：“现在一些文件上，把对立统一规律通俗地称为‘一分为二’的规律。这种说法有缺点。因为‘一’本来是对立统一的一，而不是无矛盾的一；‘二’本来是统一的发展，而不是无矛盾的‘一’的分裂为‘二’。”对矛盾发展的趋势，张闻天在另一些文稿和笔记中也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矛盾的解决，要经过斗争，但不一定发展为分裂。矛盾发展到分裂，要有一定的条件。在另一种条件下，矛盾可以不发展到分裂。”张闻天认为：“飞跃，‘渐进的中断’，质变，可以是革命的结果，也可能是改良的、完善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内，属于后一种。”[2]566他又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客观上，矛盾不能转化为对立”，“但如果主观上犯错误，矛盾就有发展为对立的可能性。改正了错误，对立性的矛盾又会缓和下来。”“如果说社会主义社会各部分人民中间矛盾是基本的，斗争是基本的，那就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了。”[2]527-528
在1964年秋的社教运动中，张闻天就被指责同孙冶方结成“反党联盟”搞利别尔曼那一套修正主义经济理论。“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无数次地被揪斗、被审问。不论怎样辱骂、恫吓，不论怎样诱、套、哄、逼，他总是实事求是回答，决不乱说，从不诿过于人。在所谓“61人案”的巨大压力面前，张闻天毫不含糊地证明，当年刘少奇请示过，是时任总书记的他代表中央批准的。他独自承担全部责任，保护了刘少奇和61人。
在那些所谓“交代”、“检讨”中，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问题，张闻天总是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在1967年8月28日交给造反派的一份所谓“认罪书”中，张闻天概括庐山会议前后自己的基本思想是：“认为我国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因而以后的任务，就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只是社会主义建设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因此，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解决这个矛盾，即发展生产，满足需要。”他还说明，自己在这种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有以下六条主张：1、强调发展生产力，即把“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2、强调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生活水平上，进行“和平竞赛”。3、强调利用物质刺激，即利用工资等级、奖金制等，来刺激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生产积极性。4、强调价值规律及其他经济规律的作用，强调一切生产计划都应服从于经济规律，而不是使经济规律服从于生产计划；强调用经济方法去领导经济；以及强调经济核算、利润指标，等等。5、在生产管理上，强调厂长、工程师、专家等集中管理，反对在生产中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不断破坏“旧制度、旧规章”；从而也强调要向资产阶级管理生产的经验学习，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6、主张“平衡论”、“按比例论”、“生产渐进论”，反对“冒进”，反对“大跃进”。张闻天的这些理论观点，坚持了中共八大的正确路线，其真理性已经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明。
张闻天夫妇在被武装监护、隔离审查近一年半后，于1969年10月20日，才因当时战备紧张需紧急疏散而被解除监护，遣送到广东肇庆。他们被安置在市郊牛岗军分区宿舍半山坡的一座平房里。因不准用本名，张闻天只好化名张普。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规定：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离开宿舍区要经批准，军分区机关放电影也要经同意后才能观看。军分区保卫科每月向上汇报其思想、言行。
这时，张闻天因高度近视并患白内障，视力只有0.2，高血压等疾病又折磨着他，但他的心没有衰老。他依然忧国忧民，思索着党和国家的命运，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折戟沉沙。张闻天从这一事件中洞察到“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从10月中旬起，他即动笔写论述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文稿。到1974年5月，写了《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四篇文稿，近十万字，被称为“肇庆文稿”⑤。
在这些文稿中，张闻天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深刻总结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错误理论，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联系和区别、社会主义社会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阶级关系、党和国家的关系、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和公私关系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阶段、任务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肇庆文稿”中有许多精辟的议论，记录了张闻天对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深刻理解，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坚定和勇敢。
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愈演愈烈，原因之一是在理论上没有认清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和阶段性。张闻天在肇庆文稿中深刻地阐明，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过去革命阶段的长期性，同这个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性比较起来，简直是不足道的”。同时，他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性，在这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关系的不断完善和上层建筑的不断改造，本身必然还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的浪潮中，张闻天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其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任务，首先就是要解放生产力。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用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来反对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上来，是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以为靠很低的劳动生产率就能建成共产主义的想法，是幼稚的。
张闻天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的两条重要原则。一是“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一个社会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条件出发，从它的阶级关系出发”，将政治路线和策略“建立在对经济状况的科学认识上”；一是不能违反经济规律，而要“认识这些规律，按照这些规律办事”。他严峻地指出，政治路线“不仅不能改变经济规律的必然趋势，而且它本身的命运也要最后由经济规律来判决”。
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公私溶化”论造成的思想混乱，限制和批判按劳分配原则与物质利益原则的“左”倾错误，以及若干“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肇庆文稿论述了应该怎样全面认识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张闻天从理论上指明，“公和私(也包括集体和个人、国家和个人)是一对矛盾而又统一的范畴”，在社会主义社会内，“对大多数人民群众来说，私的、个人的利益和公的、集体的(包括国家的)利益是基本上一致的”，因此公私矛盾，“可以用自觉的调节的办法来解决”。张闻天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内公和私也不是隔绝的。社会主义社会只反对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和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那种私，却不反对个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得到的个人利益的私。社会主义社会在公的集体的利益内就包含有私的个人利益，因而是“公中有私，而不是公中无私”。这种公私关系的基本一致性，在按劳分配中表现得非常清楚。个人在按劳分配原则下应分得的份额的“私”，是每个人应有的正当权利。反对或否认这种“私”，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左”的空谈。张闻天还认为，在社会主义内“不但公中有私，而且在一定范围内，还允许公外有私”。农民的自留田、家庭副业与集市贸易就是公外的私，“这是公私结合的一种辅助的形式，在目前条件下还不能废弃。”
“肇庆文稿”还用大量篇幅论述了有关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和保证党的正确领导的一系列问题。张闻天指出，正确处理党群关系是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的关键。在党群关系方面他的基本观点是：“人民群众是主人，党是勤务员。”“领导就是服务。领导人民，就是为人民服务。”他从哲学高度深刻地阐明，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一致性，总是在两者之间的矛盾中展现的”，党同群众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这种矛盾，只有经过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加强对群众的方针政策的教育，以及帮助群众根据切身经验提高认识，才能逐步解决”，而“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对执政党来说至关重要。张闻天认为：党领导国家，但它本身不是国家。党应该通过国家来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党不能超过国家、高踞于国家之上”。那种使国家机关成为党的附属机构的想法和做法是不正确的。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十分突出。针对当时个人专断作风和狂热的个人崇拜现象，张闻天毫不隐讳地指出，“我们所要的是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专断，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上层领导“喜欢人们讲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的话，而不欢迎人们讲不同意见的话……那是不能发扬民主的”。“文化大革命”中另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是怎样看待党内矛盾的问题。张闻天不赞成“党内矛盾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的观点和“压制”、“镇压”的方法。他指出，未经严格审查、没有确凿证据，轻易怀疑、断定或诬陷持不同意见的或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为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为阶级敌人，为内奸、特务，是颠倒是非、混淆敌我，必然给党造成极大危害以至严重破坏。而“文化大革命”中“那种夸张的、武断的、主观主义的、吹毛求疵的或人身攻击的思想批判，是既没有说服力，也不能教育同志、团结同志的”。他提出应该允许党员“为自己辩护”，必要时“还可以上诉，要求翻案”。这些论述道出了动乱年代无数老革命家和广大党员的心声。
“肇庆文稿”在一系列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共产党兴衰成败的根本问题上，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它的特别可贵之处，在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毫不含糊的批判和否定。虽然文稿中难免留有当时社会思想折射的痕迹，但并不影响它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价值。它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上批判“左”倾严重错误、论述社会主义特点和规律的一部代表作，是用革命气概和科学精神构筑起来的一座理论丰碑。至今对我们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和教益意义。
本文是作者为《中共大理论家·张闻天画传》撰写的文字稿的部分内容。该书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释：
①以上概述据《张闻天选集》选收的《关于按劳分配提纲》、《当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等文。
②张闻天《香山会议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的感想》，《社会主义经济学笔记本》(5)。
③此文收入《张闻天文集》第4卷。
④这则笔记以此为题收入《张闻天选集》。
⑤《张闻天选集》从这四篇文稿中节选了《人民群众是主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等篇。下文引述这些文稿的内容均据《张闻天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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