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90年代俄罗斯的“契诃夫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年代论文,契诃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契诃夫，如同普希金、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一样，至今仍然是俄罗斯人十分崇敬、关注和钟爱的作家。只要一走进莫斯科林林总总的书店，便可见到契诃夫的各种版本的选集、文集和学术著作赫然屹立在书架之上。至于在剧院的上演季节，《樱桃园》、《万尼亚舅舅》、《海鸥》、《伊万诺夫》等契诃夫名剧更是许多剧院历演不衰的保留节目。老百姓喜爱契诃夫，因为契诃夫贴近读者，贴近生活。研究者关心契诃夫，因为契诃夫就象一个蕴含丰富的矿藏，开之不竭，掘之不尽。俄罗斯的“契诃夫学”所呈现的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构成了当代俄罗斯文学的一大景观。
俄罗斯80—90年代的“契诃夫学”令人瞩目的成就，首先是它的规模巨大的“基本建设”。早从1974年开始，由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主持、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工程——《契诃夫作品和书信30卷集》，到1983年已经全部完成。在这部迄今最新、最全的30卷集中，不仅收入已经发现的契诃夫的全部小说和剧本，而且还有关于具体作品的写作背景、历史文献、版本考订等方面的详细注释。如作品的写作过程、书报检查机构对作品进行审查的材料，作家本人对手稿和发表稿所作的改动，契诃夫生前的评论界对作品的评论和反响，剧本创作和上演的情况，国外翻译、介绍契诃夫作品的动向等等，为契诃夫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性资料。
除30卷集的大型工程而外，近10年来，俄罗斯的许多出版社，包括著名的国家文艺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真理出版社、同时代人出版社等，还相继推出了《契诃夫文集》、《契诃夫选集》的15卷本、12卷本、8卷本、6卷本等，作为30卷本的配套和补充，适应了不同文化层次读者的广泛需要。至于为配合高校和中等学校的文学史教学需要而出版的各种一卷本的《契诃夫作品集》，以及为满足剧院和戏剧爱好者而出版的《樱桃园》、《万尼亚舅舅》、《海鸥》等剧作的单行本为数就更多，据笔者粗略统计，版本总在20种以上。俄罗斯的学者、专家、出版家，就是在这样雄厚广阔的“基本建设”的基础上将契诃夫的研究工作一步步引向深入，推向高潮。
8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契诃夫研究，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动作”：由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契诃夫学术委员会主编、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冠之以“契诃夫学”的系列论文集。这套论文集的第一本于1990年问世，迄至1995年已出了四本。这四本《契诃夫学》论文集集中体现了近年来俄罗斯的契诃夫研究的整体水平和基本特点，而且对未来的“契诃夫学”具有指导性和前瞻性意义。四本书中除了第一本没有副题外，另外三本的副标题分别为：《20世纪文化背景上的契诃夫》（1993）、《契诃夫与法兰西》（1992）、《梅里霍沃时期的著作和生涯》（1995）。从这四本书的内容我们至少看出当今俄罗斯“契诃夫学”的几个特点：一是重视作家阶段性生平研究与作品研究的结合；二是重视超越俄罗斯国界的世界性的比较研究；三是重视文化研究。与此同时，笔者在莫斯科国立列宁图书馆查阅了近15年来俄罗斯（包括前苏联）各地出版的“契诃夫学”研究成果，据我所能看到的各种专著、编著就有108种之多。粗粗浏览之后的总体印象是：比较研究、生平研究和文化研究在这108种著作中同样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它表明了当代俄罗斯“契诃夫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比较研究的方法早在六、七十年代就在苏联学术界广泛使用，老一辈契诃夫学专家B.拉克申于1963年出版的专著《列夫·托尔斯泰与安·契诃夫》就是采用比较方法，对这两位作家的现实主义特征作了精辟的对比分析，在学术界曾引起极大的反响（此书在80年代又修订再版）。然而，比起六、七十年代的比较研究来，八、九十年代的比较研究著作显得更广泛、更丰厚。就作家之间的平行比较而言，就有B.盖杰科的《安·契诃夫与伊·布宁》（1987）、A.尼克拉耶娃的《契诃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991）、E.丘霍娃的《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1994）等等。即便是契诃夫与列夫·托尔斯泰的比较研究，自80年代以来在拉克申研究的基础上又有了深化，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在80年代先后编辑出版了《契诃夫与列夫·托尔斯泰》论文集，从不同的角度对两位作家的家庭背景、个性、创作风格和政治态度作了全方位的比较分析。
契诃夫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近几年俄罗斯学者越来越关注契诃夫对世界各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曾召开过“契诃夫与世界文学”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将契诃夫投放到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于90年代推出了《契诃夫与法兰西》、《契诃夫与德国》两部专著，检阅和展示了这一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契诃夫与法兰西》（1992）一书由俄罗斯和法国的契诃夫学者合作写成，俄罗斯著名的契诃夫学专家B.卡塔耶夫、B.拉克申、M.丘达科娃等都撰写了专题论文。卡塔耶夫的论文《契诃夫际遇中的法兰西》，通过对契诃夫作品的分析和契诃夫四次造访法国的经历，透彻地阐述了法兰西语言与文化对契诃夫创作的影响。拉克申的论文《契诃夫与莫泊桑：在列夫·托尔斯泰的法庭面前》，一方面从契诃夫对莫泊桑的接受和感悟的角度，另一方面从托尔斯泰对两位作家的评判的角度比较分析契诃夫与莫泊桑这两位短篇小说大师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分野和特性，给人以新的启发。除此而外，3.帕佩尔内的《契诃夫与莫泊桑作品里的生存意义与无意义》、Φ.戈叶的《契诃夫、莫泊桑短篇小说中意外结局的作用》、Ж.鲍纳穆尔的《契诃夫的〈海鸥〉与莫泊桑》等论文，都从不同视角对这两位作家的世界观和艺术手法作了条分缕析的比较。
《契诃夫与德国》（1996），是继《契诃夫与法兰西》之后又一部别开生面的比较文学论著。本书由俄罗斯的契诃夫学专家卡塔耶夫教授和德国的契诃夫学专家克鲁格教授联合主编，作者主要是莫斯科大学和德国蒂宾根大学的大学生、研究生。早在1994年和1995年，两国大学生聚集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围绕“契诃夫与德国”的课题进行了两次有意义的学术交流。本书就是在这两次学术交流的基础上出版的。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着重探讨契诃夫和德国的前辈作家如歌德、莱辛、霍夫曼，以及同时代作家施皮尔哈根、苏德尔曼、托马斯·曼等人的文学因缘与联系。第二部分从哲学和心理学方面，追寻契诃夫的创作思想与尼采、弗洛伊德、荣格的渊源关系。第三部分主要描述德国文学界翻译、介绍和接受契诃夫的历史，分析和评价契诃夫作品的翻译现状。由于作者都是青年学者，文笔犀利，观点鲜明，充满生气，因此本书值得一读。
80—90年代俄罗斯“契诃夫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十分重视文化研究。除了前文提到的论文集《20世纪文化背景上的契诃夫》（1993）以外，这几年还相继出版了M.艾瓦江的《契诃夫与亚美尼亚文化》（1981）、Η.福尔图纳托夫的《契诃夫与尼日戈罗德人》（1982）、A.古谢伊诺娃的《契诃夫与阿塞拜疆》（1991）以及论文集《契诃夫与苏联各民族文学》（1982）等等，均从不同角度描述了契诃夫的创作和苏联各民族的民族文化、民间文学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的历程，探讨了契诃夫独特艺术风格形成的外部原因。
在文化研究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契诃夫与医学”的研究。80年代连续出版了三本论述这一课题的专著。最早从事这项研究的是一位医学博士E.缪维，他的第一本专著《一位作家兼医生的劳动和疾病》（1959），如临床医学的角度探讨了契诃夫的疾病发生和发展的原因。他的第二本专著《安·巴·契诃夫的创作和生活中的医学》（1961），开始超越单纯探讨契诃夫的病因，而是深入到契诃夫的创作活动中，了解这位伟大的作家如何应用先进的科学方法，应用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来指导自己的创作，从而得出结论：“契诃夫的创作方法，包含着艺术的和科学的两种元素。”1989年，作者又出版了本书的修订、增补本，在新版的著作中，作者进一步阐述了医学作为一种科学文化，对契诃夫的创作思想和创作美学产生的具体影响。作者用了两章篇幅详尽分析了契诃夫的两部作品（《没意思的故事》和《萨哈林岛》）与医学的紧密联系，分析了契诃夫作为医生和作为作家对社会的双重责任感。作者花了整整30年时间，孜孜不倦地研究和探讨“契诃夫与医学”的课题，成为俄罗斯“契诃夫学”艺术园地里的一朵奇葩。
从事同一课题研究的另一本专著《医生契诃夫》（1985）的作者B.舒宾，也是一位医生和医学博士。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于1977年，1979和1982年又连续再版，1985年出的第4版是增补版。本书着重介绍契诃夫的医学活动以及围绕医学活动的其它科研与社交活动。作者从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学习、选择医生为终身职业写起，写到契诃夫一边写作、一边行医，为抢救宝贵的医学资料、建立防止霍乱病诊疗所、接待和治疗来访的病人，作出了巨大的无私的奉献。本书的末尾还附有一篇《契诃夫的生平、创作和医学活动大事记》，为读者展示了契诃夫一生从事创作和医学活动的轨迹。
第三本专著是1982年由海参崴医学院编辑出版的《安·巴·契诃夫与医学》。早在1980年，契诃夫诞辰120周年之际，由海参崴医学院主持召开了题为《契诃夫创作中的医学和医学伦理学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与会者结合契诃夫的《姚尼奇》、《迟开的花朵》、《仇敌》、《侯爵夫人》、《三姐妹》、《跳来跳去的女人》等作品，讨论了契诃夫的医学思想和医学伦理学思想。会后出版了这本论文集。本书提出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作者认为，契诃夫描写孩子的作品，如《万卡》、《瞌睡》、《卡什坦卡》、《在家中》、《逃亡者》等等，都带有儿童心理学的特征，“与其说是为孩子们写的，不如说是为医学院儿科系的大学生们写的。”这种完全用医学眼光评价契诃夫的观点，为多方位接受和观照契诃夫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对经典作家的研究，人们在着眼于文本研究的同时，普遍都比较重视作家的生平研究。因为特殊的生活经历，偶然的人际关系，可以直接影响作家创作思想、创作方法的形成和嬗变。
自从契诃夫1904年去世以来，本世纪在俄罗斯和国外所出版的有关契诃夫传记的书已不下一、二十本，这些都是契诃夫生平研究的直接成果。然而，80—90年代的“契诃夫学”已不满足于撰写《契诃夫传》之类的书，而是将契诃夫的一生分解成若干阶段，按阶段将生平研究和文本研究结合起来。而且这种研究已经形成气候，涌现了一批重要成果。例如M.捷普林斯基的《契诃夫在萨哈林》（1990）、A.康基多夫的《契诃夫在波里莫沃》（1991）、A.丘达科夫的《契诃夫在塔干罗格（文学年谱）》（1987）、多人专著《契诃夫在克里米亚》（1982）、Я.西什金的《契诃夫生命中的最后七年》（1987）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著作都是契诃夫生平的“断代史”。
在这些“断代史”中，我要特别介绍的是契诃夫在“梅里霍沃”时期的创作活动。契诃夫1892年在莫斯科郊外的梅里霍沃购得一座庄园，便从莫斯科迁居到梅里霍沃，直到1899年离开，前后在这里生活了近七年。这一时期他除了为老百姓治病、防病而外，便是潜心写作，先后出版了《第六病室》、《萨哈林岛》、《黑衣教士》、《农民》、《海鸥》、《万尼亚舅舅》等重要作品。特别是《海鸥》，经历了失败——成功的痛苦历程，耗费了他的大量心血。笔者于1996年3月访问了“梅里霍沃”庄园博物馆。茂密的树林，幽静的环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纪念契诃夫在这里度过他一生六分之一的宝贵时光，博物馆专门组织了一个业余剧团，排练契诃夫的名剧《海鸥》，并经常向游客和参观者演出。我有幸看到业余剧团的彩排和他们为演出而设计的海报。1992年5月，为纪念契诃夫迁居梅里霍沃100周年，由俄罗斯联邦文化部和俄罗斯科学院联合在梅里霍沃举办了一次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契诃夫学——梅里霍沃时期的著作和生涯》的专集。这一举措大大扩张了梅里霍沃的影响。莫斯科的旅游信息报也把梅里霍沃辟为旅游景点，招揽国内外游客前往参观游览。
除上述专集而外，围绕“梅里霍沃”还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和回忆录，例如Ю.阿弗杰耶夫的《在契诃夫的梅里霍沃庄园里》（1984）、论文集《在梅里霍沃度过的日子》（1989）、回忆录《梅里霍沃年鉴——巴·叶·契诃夫的日记》（1995）等。值得一提的是《梅里霍沃年鉴》，这本书的作者巴·叶·契诃夫是安·巴·契诃夫的父亲，在梅里霍沃生活的6年多时间里，他帮助安·巴·契诃夫料理家务，并且每天记日记，把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契诃夫的写作、医务、社交活动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记录下来，为研究契诃夫在梅里霍沃的活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此外本书还收集了许多契诃夫与家人、朋友在梅里霍沃拍摄的照片以及契诃夫的妹妹玛丽亚描绘梅里霍沃庄园景色的素描和水彩画，为这本专集增添了现实感和亲切感。本书由科学出版社用大32开本精装出版，可见对这本书重视的程度。
综观80—90年代俄罗斯的“契诃夫学”，从宏观的整体研究到多角度、多层次的微观研究，纷纭复杂，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然而，冷静思考一下，也还有缺憾之处。例如在众多的学术著作中，特别有创见、有新意的还不多。此外，契诃夫是一位伟大的戏剧家，契诃夫的戏剧对欧美现代戏剧的确立和发展影响极大。然而，在108部研究契诃夫的著作中，有关戏剧的专著只有3部：格·伊·塔马尔利的《契诃夫的戏剧诗学》（1993）、尼·伊·法捷耶娃的《契诃夫的戏剧革新》（1991）、论文集《契诃夫与剧场艺术》（1985），这种状况和俄罗斯丰富而深厚的戏剧传统很不相称。可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契诃夫的戏剧在今天的俄罗斯舞台上却显得异常活跃和得宠。据笔者在莫斯科访学期间观察，契诃夫的名剧《樱桃园》、《万尼亚舅舅》、《海鸥》至少在3—4家剧院同时上演，而且场场都是客满。导演在处理这些名剧的手法上也有很多创新，已不再拘泥于丹钦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人的传统手法。例如《伊万诺夫》一剧中的伊万诺夫开枪自杀，历来是被处理在幕后的，而我所看到的以契诃夫命名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出，已把伊万诺夫之死推上了前台。这种处理在戏剧评论界也有不同看法，然而见仁见智，在不失原作风格的基础上，各个剧院对细节的处理都不尽相同，显示了一种对契诃夫的戏剧精神的现代理解和多元阐释。这也是当代俄罗斯“契诃夫学”所呈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一个侧面吧。
苏州东吴园 1996.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