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史上的先秦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史上论文,小说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少学者认为，虽然中国小说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远古的神话、传说，但其形成期却晚至魏晋南北朝。先秦高度发达的史传文学和诸子散文，不过是从远古神话传说到小说正式形成之间，对小说“有直接启发和影响”、（注：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第一册第2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为小说“提供了一定经验”的中间环节。（注：马积高.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一册第539页 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换而言之，即先秦时期仅仅是中国小说的孕育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成型的小说。然而，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既有权威观点，从事实材料出发，对先秦文学作一番审慎的考察，则会发现，先秦的许多作品，即便是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也可以当之无愧地称其为小说。
“小说”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庄子所说的小说，与后世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小说概念，固然不同，但也有相通之处。庄子说的是，游说之士假托琐屑的言谈，以博取高名美誉，是不可能达于至道的。其实，虽然庄子在这里把“小说”与“大达”对立起来，含有鄙视的意思，但包括他在内的先秦诸子，都是很善于“饰小说”的。游说之士，为了达到既定目的，在言谈中往往不是直陈己见，而是假托说故事、谈家常等方式，这就不免虚构情节、捏造人物，而且说得娓娓动听，以打动对方。因而，实际上也就具备了我们现代所理解的小说的某些要素，即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较为生动的人物形象，以及艺术上的想象和虚构。如《孟子·离娄下》中的《齐人有一妻一妾》章，通过齐人乞食坟地而骄于妻妾的故事，揭露了齐人寡廉鲜耻、虚伪卑鄙的丑恶灵魂，不仅人物形象比较鲜明，妻妾的对话也很有个性，对人物行为、表情的描写也相当具体，且能抓住其典型特征予以刻划。故事和人物，显然是作者虚构的，旨在讽刺当时社会上的某些人，为了寻求富贵利达，竟然不择手段，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即使是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让它立足于小说之林也不为牵强。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最具小说特色的，应当是《庄子》。《庄子·杂篇》中载有《说剑》一文，因其思想完全与庄周及庄周一派不合，古今学者多疑为伪作。赵逵夫先生在《屈原与他的时代》一书中作了详细考校，推断该篇出自楚人庄辛，而非后人伪作。（注：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第4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从情节上看，《说剑》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故事。赵惠文王喜剑，剑士日夜相斗，死伤颇多，以致国力衰竭，诸侯谋赵。赵太子深感忧虑，重金招募能说赵王止剑者，左右荐举庄子（庄辛），这是故事的起因。太子使千金以奉庄子，庄子不受，往见太子，谋划见赵王，是故事的发展。太子引庄子见赵王，赵王大悦，将设剑戏请庄子比剑，故事进一步发展。赵王设剑戏请庄子，庄子以“三剑”之说讽谕赵王，是故事的高潮。赵王被说服，止剑士，是故事的结局。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行文叙事，曲折动人，情节安排，波澜峰立，请看开头：
昔赵惠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如是三年，国衰，诸侯谋之。
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说王之意止剑士者，赐之千金。”左右曰：“庄子当能。”
第一小段交待背景，干净利落，富于夸张性。第二小段引出主要人物，很有戏剧性，同明清小说安排主要人物出场的方法极其类似。以下写庄子与太子的对话，写庄辛根据太子所说，脱去儒服，“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去见赵王的情节，颇具传奇色彩。接下来写庄辛论剑，庄辛提出了“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庶人之剑”的说法，就统治者与一般武士心胸、志向的不同，作了形象化的剖析，很自然地把赵惠文王的喜剑与他作为一个君主治理国家的大事联系起来，请读者去判断高下。这一段议论，皆由赵惠文王的发问“天子之剑何如”、“诸侯之剑何如”、“庶民之剑何如”引起，在文章层次及内容的渐进方面，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篇文章具备了人物、事件、情节、结构等小说的基本要素，及小说所要求的基本艺术技巧，如果它所写之事并非客观实录，而是带有想象虚构成份，则可以认为是一篇比较成熟的短篇小说。
那么《说剑》所写庄辛劝谏赵惠文王之事，是否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呢？从宏观上说，应当不会是向壁虚构的。但是，其中的细节，就未必真实了。尤其是庄辛那段精彩绝伦的议论，把赵惠文王的好勇无谋、盲目浮躁，以及强于外而脆于内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内容，绝不是庄辛所敢面陈赵王的。《说剑》应是庄辛回楚国后，为了讽谏楚襄王而写成的一篇带有一定虚构成份和艺术夸张的写实小说。
再如《庄子·杂篇》中的《盗跖》，描写孔子率其门徒去游说盗跖的故事，首尾完整，且跌宕起伏，富于波澜，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盗跖形象的描写，尤其是绘声绘色，形神俱现。作者先借柳下季之口，介绍盗跖狂暴而勇猛善辩的性格与才能：
且跖之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强足以距敌，辩足以饰非，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
这形象化的具体介绍，已给读者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性格也逐步明朗，形象逐渐展现出来。当盗跖得知孔子来访时，“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并用很有个性化的语言，数说了孔子之罪，斩钉截铁地告诉禀报者：要孔丘“疾走归！不然，我将以子肝益昼脯之膳！”孔子还是硬着头皮，进去拜见他。这时，“盗跖大怒，两展其足，案剑瞋目，声如乳虎，曰：‘丘来前，若所言，顺吾意则生，逆吾意则死。’”从盗跖的具有个性特征的语言和典型的动作、神态中，这个人物形象已经活现在我们的眼前，而作者又通过孔子的对话，对盗跖形象作了进一步的渲染：
今将军……身长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齿如齐贝，音中黄钟，而名曰：“盗跖”……
这种描写人物的艺术手法，乃至审美意识，在明清的长篇小说中仍可见其一脉相承的痕迹。对孔子形象的描写也颇为传神，特别是写他遭到盗跖斥逐、惶恐不安地出门上车的情景：“执辔三失，目盲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回去见柳下季时，还心有余悸地说：“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头，编虎须，几不免虎口哉！”读者读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所写之事，又非客观实录，明显地带有虚构夸饰的痕迹。这样的作品，即使同现代小说相较，也毫不逊色。
以上我们分析的不过是三个典型的例子，这类作品在先秦典籍中还有不少。台湾学者潘重规在《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注》中， 从《孟子》、《庄子》、《晏子春秋》、《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左传》、《战国策》等八部先秦典籍中选取了31篇文章，作为富有故事性的短篇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实在是极早和极优美的短篇小说”。（注：台湾先秦小说研究资料汇编.先秦小说，第46 页，天一出版社）赵逵夫先生在《屈原与他的时代》一书中也说：“先秦到底有没有小说？根据近几十年来一些学者的看法，是有的。不能认为我国先秦时代文学上只有诗歌和寓言，因而只好把史传、诸子拿来充数，……《晏子春秋》中所载的故事，相当一部分是先秦时代的民间传说，有些则是根据史书所编，故《晏子春秋》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短篇小说和传说故事集。《穆天子传》、《盛姬之死》、《太子晋》也是带有传说和传记性质的小说。……《说剑》是可以考知作者的最早的短篇小说。”（注：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第4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
“小说”概念本身的发展演变也昭示着小说始于先秦而非魏晋南北朝。庄子所谓的“小说”已如前述。东汉桓谭《新论》说：“若小说家者，合残丛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语，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这里讲的小说，是指不见经传、背于儒术的残丛小语，它取日常生活的某些事理作形象化的譬喻，创作短小的故事，其中包涵着比较深刻的道理。与庄子的小说概念相近而有所发展，特别是肯定了小说是一种书面著作，使小说一词初步具备了文体学上的意义。其后，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有了“小说家”之称，并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把民间流传的奇事异闻等看作小说，无疑又跨进了一步，比较接近后来的小说概念了。文学概念是从文学实践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在文学发展的初期，一个概念的产生往往是以比较漫长的文学实践为基础的，概念的发展，也必然是文学实践发展的结果。先秦到汉代，小说概念的产生与发展应当是小说创作的产生与发展的相应产物，也就是说没有先秦小说的存在，就没有其后在小说概念上的发展。
如上所述，先秦明明存在着相对成熟的小说，可众多学者似乎视而不见，固执地将魏晋南北朝视为中国小说的形成期，这到底是何原因呢？纵观中国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战国之后，魏晋之前，小说在文学正殿似乎销声匿迹了，产生于先秦时期的小说，在其发展历程中，失去了时间上的连续性，出现数百年的空白。这数百年空白，加上先秦小说原本就未成大器，导致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先秦小说的存在，而把小说比较发达的魏晋南北朝看作小说的形成期。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小说史上的数百年空白呢？这是由中国的理性文化所规定的。学派林立、百家争鸣、文化环境宽松自由的春秋战国和短暂的秦代之后，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宰。儒家思想以理性精神著称，它重实际而黜玄想，务实而排斥“虚妄”。就连原本想象奇诡、浪漫无拘的神话也被历史化、现实化。文学被理性主义精神，尤其是孔子的实践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间生活、伦常情感和政治观念中，以想象、虚构和夸饰为特征的小说，往往被视为“怪力乱神”或“好事者为之”的“齐东野人之语”而遭到排斥。自由无羁的想象在理性规范和现实功利原则的压抑下，人为地湮灭了它的丰采，生动感人的文学形象在面孔严肃的历史或现实人物的挤压下难以立足文坛。于是，小说渐进性发展的历史被截断，酿成了小说史上的数百年空白。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的一统天下受到冲击，文学进入自觉时代，小说才重登大雅之堂。然而，小说史上的这段空白并没有割断先秦小说与魏晋南北朝小说的联系，并不意味着先秦小说与后世小说没有了传承关系。先秦之后，小说虽然退出了正统文坛，但它在野史杂传等民间文学、甚至正统史传中继续倔强地向前发展。所谓空白，是就正统文坛而言的。就整个小说史而言，仍然保持着其发展的连续性。野史杂传虽然也有真人真事作素材，但是作者虚构的成份颇多，前人认为其中情节“多鄙诞不可信”，而这正是史家所不取、小说家所必需的。如陆贾的《楚汉春秋》、刘向的《说苑》、《列女传》、袁康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等，大量采录奇闻轶事，并杂以作者想象虚构的虚诞怪妄之事，与先秦小说一脉相承，而情节更曲折，描写更细致。正统史传虽然以“信实”为特征，但并非都是“实录”，其中有许多的细节属于“浮夸”的成份，即“艺”的成份，这种艺的成份显然出自作者的虚构，带有明显的小说意味，应当视为小说发展进程中的一条潜流。否定先秦小说的开创之功及与其相承的发展历程，魏晋南北朝小说盛况的迅速出现就显得突如其来而无从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已出现了初步繁荣，中国小说的形成期应是先秦而不是魏晋南北朝。
收稿日期 200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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