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湖湘文化的开放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精神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论及近代湖湘文化时，有一种观点认为：湖南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内陆省份，人民刚劲质朴，吃苦耐劳。但与江浙、广东等沿海省份比，湖南人则显得比较闭塞保守，不够开放，这是湖湘文化的特点与缺点之一。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从世界历史来看，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意识发展水平同该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总是同步的。湖湘文化同样如此，从王船山开始，它就表现了一种博大宏伟、敢为天下先的开放精神与革新精神。这一特点，愈到近、现代而表现得愈加鲜明、强烈。
一
中国古代文化与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伟大的唯物主义与爱国主义思想家王船山，早在300多年前就提出了全世界最早的进化论思想。 他指出：“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全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文之不备，渐至于无文，则前无与识，后无与传，是非无恒，取舍无据，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植立之兽而已矣。”〔1〕这就极其深刻地指出了， 中国人的祖先，在轩辕黄帝以前，与少数民族“夷狄”一样，文化极不发达；在太昊之前的远古时期，则不仅没有文化，也只不过是“饥则呴呴，饱则弃余”的“植立之兽”而已。人类就是从动物界经过漫长的进化、演变而来的。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类祖先从“茹毛饮血”的动物生存方式，进化到“粒食”（种植农作物而得到的粮食）、“火食”（用火煮熟食物），并穿上衣服，“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于是而人之异于禽兽者，灿然有纪于形色之日生而不紊。”〔2〕人类终于脱离了动物界而走上自己文明的发展道路， 而且越到后来就发展得越文明，越进步，“世益降，物益备”〔3〕。 正是从这一进化论思想出发，王船山认为，人类文明决不是只有华夏一个中心，而是存在着多个发展源头，多个文化中心，只是因为古代交通不发达，其他文化中心还不为我们所知道罢了。他说：“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太昊之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月照临之下而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也。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又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4〕整个世界是如此，从中国内部来看， 文化发达地区亦不是固定不变的。“吴、楚、闽、越，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齐、晋、燕、赵，唐、隋以前之中夏也”，〔5〕现在却因异族入侵而糟塌得不像样子。由此而“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6〕这是对世界文化中心“唯一论”与“不变论”的有力驳斥，充满着历史辩证法的光辉和极目世界的博大胸怀！
正是从上述思想出发，王船山大力主张各民族的交往与融合。他对汉武帝开南越、通西域的民族开发政策给予了极高评价，对宋朝苟且偷安的闭关政策给予了猛烈抨击，指出：“武帝平瓯、闽，开南越，于今为文教之郡邑。而宋置河朔、燕、云之民，画塘水三关以绝之，使渐染夷风，于是天地文明之气日移而南，天且歆汉之功而厌宋之偷矣。”〔7〕特别是通西域，“以一时之利害言之，则病天下；通古今而计之， 则利大而圣道以弘。”〔8〕王船山不仅主张各民族的文化交流， 还提出了“天下交相灌输”的经济交流思想。他指出：“据地以拒敌，画疆以自守，闭米粟丝枲布帛盐茶于境不令外鬻者，自困之术也”。〔9〕所以，他大力提倡国与国之间，甚至敌国之间的通商贸易。 他说：“夫唯通市以无所隐，而视敌国之民犹吾民也，敌国之财皆吾财也，既得其欢心，抑济吾之匮乏，金钱内集，民给而赋税以充，耕者劝耕，织者勤织，山海薮泽之产，皆金粟也，本固邦宁，洞然以虚实示人，而奸究之径亦塞，利于国，惠于民，择术之智，仁亦存焉，善谋国者，何惮而不为也。”〔10〕王船山这些宝贵的思想，对近代湖湘文化的开放精神的形成，以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
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步入近代。帝国主义的军舰大炮击碎了“天朝上国，至善至美”的梦呓。湖湘文化以其特有的开放精神，培育了中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时代巨人。湖南邵阳人魏源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魏源早年通过邓显鹤研读过不少船山著述，深受船山“趋时更新”、“因时变法”等进步思想的影响。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受民族英雄林则徐之托，写出了《海国图志》这样划时代的经世之作，该书深刻总结了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认为中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英夷之“力强技巧”远在中国之上，因而向中国人首次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11〕的口号。该书还进一步探讨了西洋诸国富强的原因，指出“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12〕，而是在于他们以商立国和推行民主政治。这样，魏源就向中国人首次展示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新世界。该书不仅初步介绍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还介绍了美国的民选总统制。他说：美国“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而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群所治之异，此又变封建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13〕“匪惟不世及（袭），且不四载而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狥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由公举，可不谓周乎？”〔14〕表现了对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高度肯定与赞美。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魏源所介绍的西方民主制度在当时尚未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但是，他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当时却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历史作用。
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首次付诸实践的，又是湖南近代的大政治家、军事家、湘军领袖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咸丰十年（1860）十一月，曾国藩首次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15〕不久又提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16〕，并于次年秋冬，在安庆“设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由此而拉开了中国洋务运动的序幕。
湘军另一领袖人物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上，创办了规模更大的福州船政局，为创立中国近代化的海军舰队奠定了基础。左宗棠从理论上对中国学习、赶超西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他深刻指出：中国与西方“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如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17〕并提出：“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18〕左宗棠在洋务运动的实践中进一步看到：企业“官开之弊，防不胜防”〔19〕，“以官经商可暂而不可久”〔20〕。于是提出了“以官办开其先，商办承其后”〔21〕的主张，力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经营的政策。他说：“西法听商经营，官收其税，所为多成，国计亦裕。……盖商与工之为官谋，不如其自为谋。”〔22〕他认为，民族工商业发展之初，由于资本不足，困难重重，必须先由政府扶持、资助一段时期，然后由官商合办向完全的民办过渡。“官本既还，止收岁课，不必派员管厂。”〔23〕企业则实行“按股分红”，“照买卖常规”办事。〔24〕这些政策措施，大大促进了中国新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湘军核心幕僚、湘阴人郭嵩焘，是湖湘文化又一位杰出的弘扬者。他最早敏锐地认识到，“与西洋交涉已成终古不易之局”〔25〕。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位驻欧使臣，郭嵩焘在英、法等国居住生活达三年之久，并将其每天耳闻目睹的日新月异、五彩纷呈的西方生活实况写入日记，辑成《使西纪程》一书，以生动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向中国人详细地介绍了英、法、德、俄、瑞士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科学、技术、工业、农业、教育、风土民情等方面的情况及各种奇闻趣事，其范围之广几乎涉及到当时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真实准确性、生动趣味性与报道及时性，超越了前此任何一部介绍西方情况的著作。郭嵩焘的卓越之处，还在于他首先突破了当时奉行不移的“中体西用”、“中本西末”的思维框架，首次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26〕他认为西洋各国的立国之本，就在于他们所实行的民主制度。他在日记中详细介绍了西方的议会民主制与多党竞选制，指出：“西洋议院之有异党相与驳难，以求一是，用意至美。”〔27〕“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于民意，即君主之国，大政一出自议绅，民权常重于君。”〔28〕他把中国的君主独裁制与西方的议会民主制作了深刻比对，表现了对中国君主独裁制的憎恶与对西方民主法治精神的赞美。所以，中国要想富强，必须首先学习西方的民主立国之本。他说：“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其见为富强之效者，末也。本者何？纪纲法度，人心风俗是也。无其本而言富强，只益其侵耗而已。”〔29〕这把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中体西用”、“中本西末”思想正好颠倒过来，即主张以西方的民主制度为本，以商业致富及船坚炮利的科学技术为末，必须首先从根本上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与法治精神，然后才谈得上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这些思想，在当时可谓是大胆而超前的。正是这些震世骇俗的言论，郭嵩焘招致了顽固保守派的强烈忌恨与攻击。但是，郭嵩焘这种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湖湘文化的开放精神，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
三
郭嵩焘去世不久，中国就掀起了全面学习西方的维新变法运动，湖南又一次走在这次政治变革的最前列。正如毛泽东早年所指出的，“中国维新，湖南最早。丁酉戊戌之秋，湖南人生气勃发。新学术之研究，新教育之建设，谭嗣同熊希龄辈领袖其间，全国无出湖南之右。 ”〔30〕这种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精神是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当时维新派的领袖人物，湖南浏阳的谭嗣同在长沙南学会及《湘报》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演说与文章，如《论电灯之益》、《论湘粤铁路之益》、《报章文体说》、《试行印花税条说》、《论中国情形危急》、《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论全体学》等，大声疾呼中国必须变法自强，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教育制度与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他热情鼓吹发展中国的铁路事业，指出：“今日之世界，铁路之世界也；有铁路则存，无则亡；多铁路则强，寡则弱。”〔31〕主张粤汉铁路应贯穿湖南全省，认为铁路若经江西省，有六不利；经湖南则有九利，对湖南本身有十利，“十利之外，尤有无穷之利焉。干路既成，可由此广筑枝路，徧于全省，则十利可化为千百利。”〔32〕坚决驳斥了修铁路会破坏风水的迷信愚昧之说。当时还有樊锥发表了《劝湘工》一文，极力鼓吹从湖南开始推行中国的工业化。他说：“世界文明愈进，工业之权力愈放”。他主张湖南宜首先“大兴艺学，众建学堂，宏建工厂，富购机器，广选西法，多聘西师”，立即开展工业建设。〔33〕还有人根据湖南江河众多，连洞庭、通长江的特点，主张大力发展轮船水运事业，如罗棠在《论湘鄂创办小轮公司之益》一文中，极论小轮船有速度快、便商旅、争时效、安全、能抗衡洋人等五利。还有人提出大力开采湖南丰富的地下矿产；也有人提出“商战立国”的口号。当时各种各样的改革创新主张，像春潮澎湃，振奋三湘四水。对此，唐才常曾把湖南比古之燕赵，比日本之摩萨，认为振兴中国惟湖南，救中国惟湖南。杨守仁也在《新湖南》一文中提出存湖南以存中国，新湖南以新中国。在这种强大的社会改革思潮的激荡下，湖南的保守派如王先谦，叶德辉之流，也认识到中国非变不足以图存。王先谦说：“非常之变，盖非常理所能制驭；虽古圣处今日，其法不能不变也。”〔34〕又说：“西国强，原于富；富，原于商；商，原于工；工，原于学。”〔35〕因而主张发展工商业，开采矿产。叶德辉则直接将这一理论付诸行动，率先与奥国商人订约开采锑矿。这说明，对外开放已成为不可遏止的时代潮流。与曾国藩等人相比，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等物质层面的东西，而且把郭嵩焘所首倡的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主张，由理论变成实践，其激进的改革思想，已大大超出渐进改良的范围而带上明显的革命色彩，从而使湖南变成中国的“小法兰西”。在这种激进社会思潮的熏陶培养下，在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为改革而壮烈捐躯之后，湖南很快就涌现出了黄兴、蔡锷、宋教仁等一大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并以流血的武装斗争进行反清民主革命，为辛亥革命推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作出了永垂史册的伟大贡献！
四
近代湖湘文化的开放精神还表现为其领全国潮流之先的留学运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36〕这虽是就全国的情况而言的，但这在湖南表现得尤为强烈。自同治年间曾国藩首倡向西方派遣留学生，戊戌变法期间，湖南巡抚陈宝箴再次力主向外国派留学生，由于变法失败，湖南延至1902年才第一次向日本派出官费留学生12名。1903年湖南派出第二批官费留日生24名，其中有著名民主革命家陈天华、刘揆一、著名教育家杨昌济等人。到1904年， 全国留日学生已达3000多人，而湖南就有800多人，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最值得称道的是湖南还首次派出20名女子官费留学生赴日本学习速成师范，开全国之先例。这样多的青年学生留学国外，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不仅以空前的规模引进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而且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在日本的留学生，绝大多数参加了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成为民主革命的中坚力量。
在这股向西方学习的狂潮巨浪中，少数思想深邃的有识之士，开始冷静地反思和总结中国学习西方的经验教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湖南著名教育家、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他首次提出，中西方国家国情不同，学习西方必须与中国的国情实际结合起来。他说：“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国家为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装置之也，拆卸之则死矣。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用，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37〕这种精辟独到的见解，作为哲学方法论原则曾给毛泽东以极深刻的影响。杨昌济还深刻认识到，西方文化并非至善至美，中国文化也并非一无是处，必须将中西文化融会贯通，“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既益中国，亦益世界，促进全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他充满信心和自豪地指出：“吾人处此万国交通之时代，亲睹东西洋两大文明之接触，将来浑融化合，其产生之结果，盖非吾人今日所能预知。吾人处此千载难逢之机会，对于世界人类之前途，当努力为一大贡献。……吾之所望者，在吾国人能输入西洋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之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智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古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38〕这些精辟论述，为湖湘文化的开放精神增添了十分宝贵的新内容，使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单向追求，变为中西方文化互相学习，互相选择，互相补益，互相促进的双向交流，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把中国学习西方的运动推向更高的新层次。正是在杨昌济的深刻影响下，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认识到：“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个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39〕并指出：“怀中（即杨昌济——引者）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40〕从而树立起“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理想。
在1918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湖南又出现新的留学高潮，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346人，居全国第二位。其中有蔡和森、向警予、 李富春、蔡畅、李维汉、李立三、罗学瓒、张昆弟、徐特立、何长工等一大批进步青年。与以往留学生不同的是，这批留法生已开始接触到西方最先进的思想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以如饥似渴的精神来学习并接受它。例如蔡和森，“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猛看猛译”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并随时在信中与国内的毛泽东交流学习心得体会，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使中国从此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流血奋斗，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巨人般地站立在地球的东方。正是在这天翻地覆的伟大革命过程中，湖南产生了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李富春、陶铸、胡耀邦、王震……等一大批顶天立地的革命领袖和革命英雄人物。湖南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作用与历史地位，不仅为全中国，亦为全世界所瞩目。其中湖湘文化的内在涵养作用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认真发掘和深入研究的。我们只要认真回顾一下近一个半世纪先辈英烈艰苦跋涉、斩荆辟莽的思想足跡， 是不难从中得到很多宝贵启示的。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近代湖湘文化的开放与创新精神都是十分鲜明而强烈的。但为什么有相当一部分人却以“闭塞”、“保守”视之呢？这应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1、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 先进人物、先进思想都是与保守人物、保守思想相比较而存在的，否则，就无所谓先进与保守。湖南同样如此，何况湖南经济、文化本来就相对落后，在旧中国的漫长岁月里，文盲始终占其人口的最大多数，其思想先进的精英人物始终居于少数地位。所以，其先进的思想理论不可能一开始就成为全社会大多数人的共识。当时曾纪泽因用小轮船运送其父曾国藩的灵柩回长沙，都曾引起舆论大哗，“数年不息”。可见，湖南的保守习惯势力确实强大。但是，我们在分析一个时代、一个地方的文化特点时，不应以落后思想为其主要特点，而应以代表时代思想精华的先进思想和先进人物为其主要特征和标志。2、 湖南人民在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特别是反对西洋传教士文化渗透的斗争中，表现得特别英勇顽强，因而在外国人那里获“顽固守旧”之名，特别是在外国传教士眼中，湖南是“保守主义的大本营”，是“圣经”中所说的“铁门之城”伊塔，是“禁地中的禁地”。实际上这正是湖南人民爱国主义与斗争精神的强烈表现。由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不是通过和平友好的方式进行平等的交流，而是用血与火的残酷手段来推进的，这就不能不激起包括湖南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反抗。限于历史条件与认识水平，不仅当时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没有文化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就是当时文化水平很高的少数先进人物，也不可能很快地、明确地区分西方对中国有益的经济文化交流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文化侵略的界限，因而产生一种盲目排外的偏激情绪。这只有在经历了一段血与火的被迫的痛苦过程之后，才能进入一个冷静的、理智的、自觉的正常交流过程。实际上，从最初提出“师夷长技”，到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社会制度；从最先喊出口号，到率先付诸行动，湖南都起到了敢为天下先的作用。这正是湖湘文化开放精神最强烈最集中的表现。3、 湖湘文化的开放精神主要表现在政治实践领域，而不是体现在经济建设方面。这与湖南近代的政治导向、思想导向及人才流向有关。从魏源、曾国藩等人开始，湖南的精英人物都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而经商意识却十分薄弱。曾国藩就曾明确提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41〕“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42〕这种思想，自然不屑于去经商求富。曾氏的这些思想言论及其“德业事功”，对湖南的青年人才具有极大的导向作用。谭嗣同、唐才常等人虽然也积极鼓吹过“工业救国”、“科学救国”，但其主要精力却投入了政治改革运动。其后黄兴、蔡锷，直到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几代人，无不是从事变革社会的政治革命。所以，湖南近、现代大政治家、军事家层出不穷，蔚为奇观，却很少出现像张骞这样的大实业家，詹天佑这样的大发明家，及举世闻名的科学家。湖南的经济也远不及广东、江浙等沿海地区发达。这固然与地理环境等客观原因有关，亦与湖南几代人的理想追求与人才流向有关。但经济不发达并不等于思想不开放，更不等于顽固保守。湖南在中国近、现代外抗列强侵略、内求社会变革的伟大斗争中，作出过极其灿烂辉煌的历史贡献。在今天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新长征中，如何继承发扬湖湘文化的优点与精华，克服其固有的弱点与缺点，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无愧于我们先辈的新贡献，则是我们必须全力研究的新课题。
注释：
〔1〕〔4〕〔5〕〔6〕《思问录·俟解》，第72—73页。
〔2〕《诗广传》，第155页。
〔3〕〔7〕〔8〕〔9〕〔10〕《读通鉴论》卷十九，卷一，卷一，卷二十七，卷二十七。
〔11〕《海国图志叙》。
〔12〕《海国图志》卷二，《筹海三·议战》。
〔13〕《海国图志》卷六十，《外大西洋美利坚总记·中》。
〔14〕《海国图志》卷五十九，《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
〔15〕〔16〕《曾文正公奏稿》第12卷，第58页，第14卷，第10—11页。
〔17〕〔18〕〔19〕〔20〕〔21〕〔22〕〔23〕〔24〕转引自拙文《左宗棠的中西文化观》，载《文化冲突中的抉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12—128页。
〔25〕〔29〕《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96—197页，第240页。
〔26〕《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5页。
〔27〕〔28〕《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469 —470页，第506页。
〔30〕〔39〕〔40〕《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14页，第474页，第86页。
〔31〕〔32〕《谭嗣同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111页，第116页。
〔33〕见《湘报类纂》第284—287页。
〔34〕《虚受堂文集》（上），第16页。
〔35〕《虚受堂书札·复万伯任》。
〔3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2版），第1469页。
〔37〕〔38〕《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第199页，第202—203页。
〔41〕《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83页。
〔42〕《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版， 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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