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公路”及其文学想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路论文,滇缅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人屡屡以“苦难深重”来指称现代中国的现实，但一个同样屡屡被谈及的背谬现象是：这种苦难深重的现实并未在世人内心投射下足够深挚的烙印；或者说，它留下了深挚烙印，但同时却又容易被“胜利”等等宏大的历史目标所冲淡。反映在文学表现中，基本症候即是：深挚的悲剧作品与悲剧精神明显不足，苦难现实与个体实存境遇之间缺乏足够深挚的对应，个体之实存感受往往让位于更为宏大的历史叙事。近读《血路》及相关文学想象，又一次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血路》是作为“旧版书系”（2002）出版的。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修筑滇缅公路纪实》（以下简称《纪实》），作者为曾出任滇缅公路工程管理局局长的谭伯英先生①。下篇为当时有关记述及亲历者后来的回忆文字。当时记述包括在工地广为传唱的“筑路谣”《公路是血路》（王锡光），“民众力量真魁伟，前方流血后方汗。不是公路是血路，百万雄工中外赞。”很显然，《血路》书名由来于此。其他的有诗歌《滇缅公路》（杜运燮，1942），通讯《血肉筑成的滇缅路》（萧乾，1939）等等。亲历者的文字，有的出自本人之手，也有三两篇是通过口述、后人笔录而成的。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大陆东南沿线与国际间的交流骤然切断。为了打通中国大后方与国际间的连接通道，为战争输送必要的物质资源，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开始修筑滇缅公路，次年8月底全线基本修通。但由于条件简陋，施工仓促，许多工程不合标准，不能满足大量运输的要求，对公路做进一步改善成为必要，谭伯英即负责改善与重修任务。公路由云南昆明到缅甸腊戍，实长1153公里，中国人负责修筑地理和地质上最复杂、最艰难的部分，从昆明到中缅边境小镇畹町，全长964.4公里。其余不足200公里的路段由英国人负责。
《纪实》写到，尽管已有先期基础，但仍有“无数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归源于各类条件严重不足，包括技术人员、劳动力、机械设备、资金、医务人员、驾驶员等等；而自然条件之恶劣又往往超出了肉体生命所能承受的范围，因此，筑路本身成为了一个“人类实验室”。也因此，尽管作者写作初意在于纪实，但叙述中往往多有游移工作场景之外的细节，其语调也往往夹杂有低沉的因子——一本纪实性的书，同时也是一本回忆性的书，作者既是紧张繁琐工程的指挥者、参与者，更是一场“人类实验”的观察者。
这样一次实验——一次奔向现代化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打上了非常原始的烙印：现代机械设施极为有限，原始性手工劳动及原始的劳动方法占据极大比重。搬运石头的场景可视为整个修筑行动的一个缩影：“铺设路面需要很多石头，大的小的都要。但是，有些地段，特别是在泥泞山区的傣族地区，石头是很难寻找的，有时要从遥远的河床一块一块运来。那时几乎每个人都参加到搬运石头的工作中来。无论是女人、老人和孩子，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来搬运……在绵延数公里甚至数十公里的山间小道上，一条长长的搬运石头的人流，好像是许多蚂蚁在搬运食物或是它们的卵，运动的路线就像是一条无限长的锁链，这样的活动在中国已经延续了好几个世纪了，建筑神庙和古老的城墙时都是这样”（54页）。
将工人视为“蚂蚁”并非贬称，而正是对于“原始”的强烈感知。在《纪实》里，但凡涉及到筑路工作场景时，蚂蚁的比喻多次被使用，另一处所写为堤坝上的抽水作业：“看着堤坝上的这种抽水作业总有一种这样奇怪的感觉：工人就像一群蚂蚁，忙碌地建造蚁丘。建造围堰就地取材，无论用哪种材料都漏水，而且漏水的速度几乎和抽水的速度一样快。所以抽水工作日夜不停。没有现代照明工具，就点菜油，菜油发出的光亮和烟头差不多，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但工程仍在继续，整个工地都淹没在黑暗中，人们就凭着感觉干活，工地的喧闹声也都淹没在江水的咆哮声中。”（107页）
“原始”的境遇还因为自然界施与肉身的、难以承负的巨大困难。在傣族地区的一块石碑上写着：“在雨季，即使鸟也不能飞过傣族地区”（72页）。在雨季，比酷热和潮湿更恶劣的是无处不在的疟疾：初期没有很好的医药和设备，大多数被疟蚊叮过的人都死亡了；后来即使条件改善，疟疾患者的死亡率仍然高得可怕，8000名患病者中仅有500人能从死亡中幸免于难，“在不长的时间内，差不多一半的人在疾病骤然到来的情况下死去。那时，对于还活着的人，最难熬最痛苦的，是在寂静的黑夜，他们一个个默默地呆在自己的小屋里和那看不见的恐怖魔影抗争”（76～77页）。
在付出巨大牺牲之后，工程终于完成，个中情形，恰如付出巨大代价终于攻陷某个军事目标，无数无名者的牺牲最终换作红旗摇曳与胜利欢呼。不过任务并没有结束，由于筑好的公路有效地成为了中国与国际间运输战争物质的通道，日军频频派出飞机进行轰炸，路面、桥梁多有损坏。抢修路面、桥梁成为一件和筑路同样重要、同样艰辛的工作，令人唏嘘不已的现实也生发而出：“滇缅公路重新开通，第一辆卡车通过这座大桥时，人们看到运载的不是战争物质，而是装着可以获得暴利的货物，这是一辆属于战争投机商的私人卡车。付出数不尽的钱财和心血后看到这种情形，负责维护桥梁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内心非常痛苦，工人的士气受到打击”（112～113页）。
更令人心碎的还在于，由于缅甸战场上中英联合抗日部队一度全面溃败，日军试图从滇缅公路上的怒江大桥长驱直入，直接进攻中国。破坏怒江东岸30多公里公路成为了新的命令。抢修是为了战争的胜利，毁坏也是为了保全国土，就这样，工人们回到了那些因为日军持续大轰炸，几年前、几个月前还鲜活但此刻已成“死城”的城市，比如保山，在那里重新建立办公室，重新招募人员——大家“流着泪”进入保山，“举目看不到任何生物，到处是废墟和死一般的寂静，我们的脚步声在石头铺设的街道上发出空荡荡的回响使人毛骨悚然，而且到处都散发着令人难忘的气味”（171页）。
毁路工作更为悲怆，其间始终伴随着死亡的阴影：“白天和夜晚我们往返于小村庄的总部和前线之间，在这两端，都处于战争和死亡之中。我们总部楼下是所医院，总是挤满了得霍乱而垂死挣扎的人……有位老工人的一条腿被敌人的炸弹炸伤了，当医生试图截肢时，发现他已经死了。其实，除了死亡，医生很难为他再做些什么。”及到“毁路任务终于完成”，“办公室里云集着数以千计的卡车司机、工人、工程技术人员，除了身上的衣服外，他们已一无所有。一夜之间什么都失去了，工作没有了，并受到疾病、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但没有发生任何混乱和歇斯底里。”（173页）
“我非常尊敬他们”，作者以七个字归结了这段令人心碎的场景。
如上详尽介绍了60年前一位指挥者眼里的筑路与毁路过程，主要意图在于提供一种参照，一幅或可称之为“人间的伟大戏剧”② 的历史图景，而并非引诱读者去感慨修筑之艰辛——站在一个后续时间点上省察前事，我并不希望引发读者对于苦难的廉价喟叹。纵观现代中国，其他时段与其他地域，类似的苦难事件屡屡发生，比如持续不断的战争（军阀混战、解放战争，内战等等），屡屡将个体、民族推向了苦难深重的境地，单纯的喟叹只能是廉价的，也无益于真相的进一步窥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这些苦难深重的个体对于自身所遭受的苦难有着怎样的体验——作为表现形式，有着怎样的文学想象？这里仍从滇缅公路切入，将关于它的叙事与想象视为一座重要的精神标尺。
滇缅边境，向来被认作是神秘区域，新路辟成，不仅导引人们深入探究自然之神秘；更通向了一个残酷而惨烈的战场，1941年底缅甸战场战事爆发之后，为数巨众的中国远征军战士，包括并不算少的年轻学子，即踏着滇缅公路走上战场。由此，这条新路也劈开了一条通向新的（神秘、新鲜、残酷）文学空间的路径，为文学表现提供了新的主题和场所。西南联大曾昭抡教授的《缅边日记》（1941）即是实地考察记录，文字很平实。次年，联大外文系学生诗人杜运燮写下了诗歌《滇缅公路》，其间多有文学想象。再往后，杜运燮曾任美国空军和陆军的翻译，在“血路”上奔走过，也有了更多的文字③。
这里想先详细考量一番与“血路”直接关联的《滇缅公路》。前述《纪实》叙述的筑路工人原始的生存境况在诗歌中也有呈现，而且，其良好的艺术修养往往在词汇使用与场景绘写方面显示出来，如第1节中有“每天不让太阳占先，从匆促搭盖的/土穴草窠里出来，挥动起原始的/锹铲”；第5节中有“在粗糙的寒夜里”；第6节中有“修路工人在草露上打欠伸”，这些诗句对应着《纪实》里关于男性筑路工人休憩境况的描述：由于休憩场所匮乏，“到了晚上，只好临时找个让她们和孩子遮身的掩蔽地，而男人们却在公路边自己挖掘的土坑里过夜”。很多人穷得全家只有一条被子，它要留给女性和孩子用，男性只能在地上睡觉而“往往不盖任何东西”（44～45页）。诗人没有将这种境况表象化，也没有发出“多么艰苦”一类嘘叹，而是以一种形象且精确的方式说出：“在草露上打欠伸”，“草露”成为了工人夜里栖息之床——栖息在“草露”之上，暗喻生命不过是一个既卑微又易逝的东西。“不让太阳占先”说的是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工人们就已经开始干活。这样，“原始”，并不仅仅指工具，也指原始性的劳动状况；而“粗糙”也暗喻了筑路工人生命的“粗糙”——季节之寒冷进一步恶化了生存环境，“粗糙的寒夜”成为了生命境遇的表征。这样的筑路工人，“带着沉重的枷锁而任人播弄”，他们所有的不过是“无知而勇敢的牺牲”（第2节），诗人以奥登式笔法对其生命境遇做出了主观讽喻——这同时也是对于现实的讽喻：“时代是怎样无情”，“永在阴谋剥削而支持享受的一群”。
诗歌对于现实的处理却到此为止——整首诗中，这一层面的指涉所占比重并不大，也即，它很可能并非作者所要刻意表现的，在第4节里，现实场景即被描摹为一幅轻松的、“懒散”的乡村牧歌：“村落里/安息前欢愉的匆促，轻烟的朦胧中，/洋溢着亲密的呼唤，家庭的温暖，/然后懒散地，沿着水流缓缓走向城市。”懒散是闲适的表现，现实中那些艰辛而苦涩的因子被稀释、被篡写。
在更主要的层面上，诗歌在反复表达关于胜利和未来的许诺，洋溢着一种乐观的、兴奋的语调。其中，有对于“历史记忆”的相信：“我们都记得无知而勇敢的牺牲”（第2节）；有对于“不朽”的指认：“看，那就是，那就是他们不朽的化身：/穿过高寿的森林，经过万千年风霜/与期待的山岭，蛮横如野兽的激流，/以及神秘如地狱的疟蚊大本营……”（第3节）更有“为胜利尽忠而骄傲”——“在粗糙的寒夜里”，“载重卡车”仍驱驰于滇缅公路：“载重卡车的亮眼满山搜索，/搜索着跑向人民的渴望；/沉重的胶皮轮不绝滚动着/人民兴奋的脉搏，每一块石头/一样觉得为胜利尽忠而骄傲。”（第5节）
在这里，“骄傲”的“石头”成为了“人”的代称，人被视为一颗颗甘愿为历史做出牺牲的“石头”——在《纪实》里，指代人的是“蚂蚁”，“蚂蚁”所有的是原始的沉默，原始的负重与死亡，无从“骄傲”。可见，艰辛乃至惨烈的情境并没有在内心激起大的波澜——相反，它们被许诺为“不朽”的，那些“原始”而“粗糙”的因子也最终湮没于“兴奋”的声音当中：
你看，黎明的红色消息已写在
每一片云彩上，攒涌着多少兴奋的头颅
（第6节）
一切在飞奔，不准许任何人停留，
远方的星球被转下地平线，
拥挤着房屋的城市已到面前，
可是它，不能停，还要走，还要走，
整个民族在等待，需要它的负载。
（第7节，全诗末5行）
我猜测，作者在写作时其实陷入了某种矛盾当中：一方面，那些沾着露水的身体，声音，那些原始的、卑微的生命境况，那些巨大的牺牲，就在他的眼前，笔端，它们会不断地跳出来，促使他写下；另一方面，“歌颂中国筑路工人的业绩”④ 的理念，或者说对于新生的中国的过于强炽的向往，又敦促他不断张扬“胜利”、“光荣”一类想象；与之相应，不断压低乃至剔除这种声音——一首从艰辛的背景之上生发的诗歌，最终滑向了一个虚幻的想象世界，或如“俨然在飞机座舱里，发现新的世界”（第4节）所喻，真实的现实世界被一个超验理念的“机舱”隔离开来。
作者后来对于诗歌的修改也不妨视为歌颂思路的延续，其中第1节中“你们该起来歌颂，就是他们”改为“这是不平凡的路，更不平凡的人”；第4节“这是重要的日子，幸福就在手头”改为“这是重要的时刻，胜利就在前方”；第6节前引诗句中“你看”改为“大家都看见”，“头颅”改为“面庞”；第7节中“辛勤的农夫”改为“农民”；“不能停，还要走，还要走”改为“不许停，这是光荣的时代”⑤。总体上说来，修改之后的版本，用词更为文雅，“头颅”改为“面庞”，“农夫”改为“农民”，即抹去了一种原始的气息；“集体意识”与“光荣”的意识更为强炽，“你看”改为“大家都看见”即凸显了这一点，以现代诗歌经验来看，“大家”、“我们”一类复数人称往往带有虚拟意味，即以一种虚拟的群体意识来代替个体的声音。而“这是光荣的时代”更是表明作者念兹在心的乃是一种“光荣”的历史意识，他最终着意张扬了那种悬浮在时代上空的超验的精神，被压低、被放逐的则是沉伏于大地之上的生命现实，以及那种直面现实的可贵的自我意识。
稍早，诗人徐迟发出了“抒情的放逐”的号令（1939）：“鉴赏并卖弄着抒情主义”“是我们这国家所不需要的”；“还抱住了抒情小唱不肯放手，这个诗人又是近代诗的罪人”⑥。因着对“兴奋”和“胜利”的反复渲染，杜运燮笔下“不准许任何人停留”也接上了时代的接力棒而成为别一种号令：“光荣”的时代在驱赶着每一个人啊，不允许停留下来，更不用说沉潜下来，去诚挚地观察、体验时代的现实，去诚挚地展现自我之视域，抒发自我之情感——个人的“抒情主义”应被“放逐”，允许乃至必须去做的，是朝一个虚拟的、集体化的观念世界“飞奔”。
我必须坦白，如上评述曾令我有所犹豫，杜运燮是一位艺术修养良好的诗人，放置到整个新诗发展进程看，他同期的较多诗歌，有着卓绝的察物方式与切入方式，有着反讽与幽默夹杂的语调，很好地摹写了那个时代的现实，具有充沛的诗学品质，足可以使他成为超于时代之上的优秀诗人——即便是《滇缅公路》，自我声音与诗学品格虽被大幅压低却也并未全然剥裂，在高调与低调之间，在“光荣的未来”与“粗糙”、“无知”的现实之间，虽然前者最终占据了上风，诗歌本身却多少具有了一种矛盾而复杂的语调⑦。但我最终说服了自己：平庸不足以道，越是优秀的诗人，越需要用更高、更严厉的准则来衡量，所谓苛责。
因此，这里摈弃杜运燮诗歌的优长不论，而宁愿顺着上述思路重提其中的某种重要欠缺。“重提”是因为我曾将《给永远留在野人山的战士》和《森林之魅》进行过对照。1942年初，穆旦弃教从军，踏着滇缅公路走上战场；之后经历了惨绝人寰的“野人山战役”及战败之后的大撤退。“野人山”地区的自然环境较之前述傣族地区有了加倍的恶劣（包括令人谈虎色变的、长达数月的雨季，异常活跃的食人蚂蟥，各种致命的森林疾病，漫长的饥饿，为数巨众的死亡）。结果，穆旦写下了“一个在死亡线上穿行的生命，一个被窒息、饥饿、毒、黑暗、枯萎、痛楚、死亡等等自然强力紧紧逼压着的生命”；杜诗却仍在延续《滇缅公路》的理念，仍然标举“英勇”、“正义”、“凯旋”，个体之死亡“让位于更为崇高、更为本质的‘胜利’目标”。可见，同是从滇缅公路延伸开去的写作，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区别⑧。
进一步说，以《森林之魅》的写作来衡量，惨烈经历在穆旦的内心深处沉积了三年，其写作可谓“心中有物，良心所迫，不得不写”⑨。而如“不准许任何人停留”所隐喻：时代所需要的集体式的快速写作，或称之为“即时写作”，慢性写作变得不合时宜。结果，轻率肤浅的写作，特别是标语口号式的写作大量出现，这些写作虽取得了一时之效，却在更长的时间跨度里深深地伤害了这个民族的文学品质。
再进一步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滇缅公路”所扩展的文学想象与文学空间一直困宥于一种“诗与建国”或“新诗现代化”的视角当中。这一视角由资深评论家朱自清先生提出。诗歌本身是一种想象，评论则是既定想象之上的再想象。朱自清对诗本身少有阐释，而是较多引用了原诗（尚未修改的版本），其核心观点则在引述之前就已表明：
建国的成绩似乎还没能够吸引诗人的注意，虽然他们也会相信“建国必成”。但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迫切的需要建国的歌手。我们需要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诗。有了歌咏现代化的诗，便表示我们一般生活也在现代化，那么，现代化才是一个谐和，才可加速的进展。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中国诗的现代化，新诗的现代化，这将使新诗更富厚些。
在朱自清看来，战时修筑了许多工程艰巨的公路，“滇缅公路的工程和贡献更大”。公路之外，“都市建设”也“都是有计划的”，“这些制度，这些群体，正是我们现代的英雄。我们可以想到，抗战胜利后，我们这种群体的英雄会更多，也更伟大，这些英雄值得诗人歌咏”⑩。基于这一理念，旨在“歌颂业绩”的杜运燮成为了他视野之中的“建国的歌手”——“建国的成绩”，一种悬浮在时代上空的“光荣”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带有原始兴味的现实与生命形态，成为了两人的契合点。而且，一如杜运燮写下“不准许任何人停留”的时代律令，朱自清也着意强调了“歌颂”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这么说的时候，别有一种时代律令从他的视野里浮现而出：“英雄”题材、主题的迫切性与优先性，他甚至希望藉此而达到“新诗更富厚些”的目标——以“英雄”为题材的文学后来显然并没有变得多么“富厚”，相反，随着“歌颂”力度不断加剧，思维模式不断僵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一文学形态反倒走上了一条越来越狭窄的恶性发展的道路，最终则引致了一场几乎耗尽了整个民族的艺术创造力的文学灾难。
没有人将灾难归咎于学养丰厚的朱自清——追问却是必须的：放眼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朱自清、杜运燮等人不过是其中某个小小的因子，对于所谓“英雄”题材的写作而言，他们也是次一类的因子；而其良好的学养修为又往往导引学界对其做出正面的评介。但是，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这些被称道的作品与观念并不及前述“纪实性”文字那么值得“尊敬”——它们缺乏足够深挚的悲剧精神，远远没有写出那些令人“非常尊敬”的生命事实与生存境况，没有写出那个时代复杂的面貌（11）；相反地，经由如上梳理，我倾向于认为正是这些细微的环节暗合（无意）甚至呼应（有意）了此前此后的集体化文学思潮，成为了这一思潮的“同谋”。至于朱自清在《滇缅公路》的基础之上引申出的关于新诗现代化及国家现代化的叙述，某些方面只是既成理念与文学事实之间的简单对应，其中未必不包含着将文学工具化（所谓“反映论”）的危险（12）。
从文学想象的角度来审视，还可追究的是《血路》这一在后续时间里辑录的集子本身。略加考察即可发现下篇所选内容的旨趣基本同一：对于英勇和胜利的强调，与之对应，对于日寇的血腥与残忍的痛陈——“历史”被简化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内涵。一如杜运燮对于“光荣的时代”的强调，修筑、维护滇缅公路过程中诸多负面因素，那些有损“光荣”的历史形象的内容，比如，“管理人员配枪严厉监督”（以防止工作人员玩忽失职或消极怠工）一类场景被剔除掉了；那些“夜宿野外、露水披身”的筑路工人卑微的生存境况也被剔除——民众再一次成为了“历史”的牺牲品：战争结束之后，“死亡和伤残民工未获分文抚恤、补偿”（许多民工因伤残或无力偿还高利贷，弄得家破人亡）（13）。由此，得到关注的仍然是正面的、光荣的东西——经由叙述内容的有意筛选，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与其说是一幅文学场景（14），倒不如说是一段革命史叙述。
据说，2003年年底，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连续几晚播出了一个叫做《滇缅公路》的节目。其中有“当时高空摄影拍下的滇缅公路工地的照片，大山中，公路的盘旋曲折像锯齿一样，而修路者以原始的工具在荒野中拼命”；“电视上展现了当年轧路的石磙，展现了上百人拉动石磙的样子。但是没有纪录下在下坡时，石磙轧死人的场面。现在的资料片也无法表现出人们的饥饿，更无法表现出下层人民的赤诚的报国心”。对此，观者发出了历史已无法真正还原的慨叹（15），我没有亲见，却想进一步说明一点，“当年轧路的石磙”已是历史遗物，站在后续时间点上审视前事，以往附加其上的种种凝固之物需要层层剥落：它可能会自行脱落，也更可能因为年代久远，需要用更强的力量方能剥落——那些复杂的历史因子。
经由对与“滇缅公路”有关的文本与文学想象的分析，大致上可以说，这样一曲“人间的伟大戏剧”并没有找到最充盈而切实的呈现形式；最为致命的障因也有所透现，即写作者在处理苦难题材上的某种倾向：个体写作良心的不断磨炼让位于即时的集体观念与话语的快速制造；艰涩的生命境遇与深挚的苦难叙述让位于高扬的时代主旋律与强势的历史逻辑——写到这里，我想提一提《纪实》中那些带有低沉语调的内容，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作者将生命事实置于工程事实之上。比如，写到勘察公路时，他会花较多篇幅去写寡妇们的坟墓和贞节牌坊背后的故事；而关于“蝴蝶和啼叫的小鸟”的想象，则表达了对于古已有之的愁绪的理解（104～105页）。作者还写到，有一年圣诞节，他和朋友们在美国纽约遇上大雪，当时，“25辆柴油推土机和许多许多翻斗运雪卡车。工人们边说笑边干活，我注意到他们全部穿着外出工作服：厚外套、羊毛衫和厚皮手套。我估计一个工人的一套服装至少价值50美元，最少可以装备30多个中国工人”。那时，“我才有机会意识到我们的人民那时所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样的困难”，那是一个喜庆的日子，他却“满脸泪水”（93～94页）。
这种难以自抑的泪水是为他所经历的那些原始的、卑微的、令他“非常尊敬”的生命而流的——同样是站在后续时间点上，杜运燮、朱自清等等艺术修为良好的写作者迫切（热切）地写下了“颂歌”，并被后来的历史逻辑一再称颂；一个工程专业出身的管理者用朴素的纪实性文字见证了苦难的过程，在本土知识界却一直默默无闻（16）。两者的境遇差别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历史讽喻。
注释：
①谭伯英等：《血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纪实》完成于抗战胜利前三个月，从行文看，是针对外国读者而写，中文版由戈叔亚译出。文中页码均出自该书，不另说明。
②语出美国版《滇缅公路修筑纪实》的《书前介绍》，转引邢克全：《书前》，《血路》，第3页。
③这些诗歌多收入《诗四十首》，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版。
④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自序》，《海城路上的求索》，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页。
⑤《滇缅公路》初刊《文聚》1卷1期（1942/2）。杜运燮具体修改时间不详，现行杜运燮诗歌集如《海城路上的求索》以及经由他审定的选本，如《西南联大现代诗钞》（中国文学，1997），均为修改过的版本。
⑥徐迟：《抒情的放逐》，载《顶点》第1卷第1期，1939年7月。
⑦杜运燮晚年（1988）曾回忆，当年联大有极少数学生过着“商人式暴发户的生活。一学期除开学头几天和期末考试，多半时间都在找挣钱的门路或跑滇缅公路，做投机倒把生意。但绝大多数学生不羡慕，安于简朴的生活，不受影响，只把他们当作讽刺的对象”。这一回忆可勾连起《纪实》里的记载，但它并没有见诸杜运燮当时的诗歌，也没有改变他对于“光荣”的判断。见杜运燮：《幸运的岁月》，《海城路上的求索》，第258页。
⑧参见易彬：《从“野人山”到“森林之魅”——穆旦精神历程（1942～1945）考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第229～245页。
⑨穆旦：《致唐振湘》（1944/11/16），李方编选：《穆旦诗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
⑩朱自清：《新诗杂话·诗与建国》，《朱自清全集》（2），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1～354页。
（11）1980年代以来，有一些以“纪实”之名刊行的关于滇缅公路的书，也较为生动地复现了历史的复杂情境，如白山：《血线》，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2006年第2版。
（12）在《文艺与“现代化”》里，徐迟写到：“反映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文艺，已经跟‘四个现代化’本身一样提到了日程上来，是新课题……文艺家是能够为‘四个现代化’，为科学家技术人员服务的，为科技所武装了的工农兵服务的”。其内在逻辑和朱自清可谓一脉相传，见《文艺报》1978年第3期，第37～40页。《新诗与现代化》也包含类似观点，见《诗刊》1979年第3期，第26～30页。
（13）王丽明、董筠：《修筑滇缅公路拾遗》，载《云南档案》1999年第1期，第40页。作者来自保山地区档案馆。
（14）“旧版书系”各书封面有按语：“历史无情，它淘汰了数不清的文学作品；历史又有情，它保存了许多经过时间老人检验的优秀之作。只有经过时间经验的作品才能确保它的价值”。这可视为出版者对该套书的文学定位。
（15）李国涛：《一部被现代文学史遗忘的书——谈〈修筑滇缅公路纪实〉》，载《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1月8日。
（16）即便是专门涉及滇缅公路的相关研究也少及谭伯英这个人，如贾国雄：《抗战时期滇缅公路的修建及运输述论》，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100～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