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批评文体的嬗变规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体论文,规律论文,批评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06-0094-05
一、体制嬗变
文体体制是指文体外在的形态与构架，即文本的格式、结构等方面的成规或惯例。
1.种类相嬗和体征相续
中国文论史上，几乎每个重要的时代都会产生一种或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文体，强烈彰显着这个时代的理论成就。这些批评文体以独特的个性卓然挺立于它生根发芽的时代土壤上，推动文论史向前发展。新的批评文体不断出现并取代旧的文体，成为批评的主流样式，文论史上批评文体相禅相代的现象层出不穷。此为“变”。
先秦文论，如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庄子的“言不尽意”、十五国风的“心之忧矣，我歌且谣”等，均以一种“语录”或“要言”的形式，寄生于文化典籍的诸种文体之中。先秦时代的批评文体是寄生式语录体①。汉代批评文体最具代表性的是序跋体和书信体。《毛诗序》、《太史公自序》、《两都赋序》、《楚辞章句序》等的出现，标志着批评文体“序”的出现。司马迁阐述“发愤著书说”的《报任少卿书》是书信体的典范，之后文论家多用书信体来言说文论，经典之作如曹丕《与吴质书》、白居易《与元九书》等。魏晋唐之批评文体最具时代特征的是诗文体和选本体。宋代出现一种崭新的批评文体——诗话。它一出现，便成了中国古代文论最常见的批评文体，并带动了词话、文话、曲话、赋话等系列“话体”的出现。评点这种批评文体在明清时期非常流行，小说戏曲评点之作蔚为大观，名家名作迭见。
一旦某种批评文体诞生，此体必然表现出不同于他体的独特的体制特征。而这种体制特征作为该体的标志会世代相袭，文体因这种沿袭而体现出某种稳定性，此为“有常”。正是文章体制表现出的“常态”及其历史继承性，才保证了文学稳定而连续地向前发展。如语录体采取问答式和条目型文本样式，每个条目(段落)一个主题，文字看上去很清晰。“序”一般写在书籍或文章前面，“跋”则列在后面，用来表明书写作的原因、背景、体例等，序跋和原书(文)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诗文体则是用诗歌、骈文、赋等纯文学文体进行批评，这是古代文论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它们的体制特征和文学文体相同。诗话则由一条条内容互不相干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评点体的特征从总体上说就是文本加评点，书(文)前有总评，书(文)后有评语，书(文)中还加圈加点。
2.“变”与“常”的悖立整合
文体的体制是最具客观性的，因此往往被拿来作辨体的标尺。后代的人在进行文体分类时，首先就是从文章的体制结构特征去辨别和把握，然后将之归类。但是，新的批评文体和旧的批评文体之间，并不完全没有瓜葛，新的文体形式在生成过程中，总是在不断地师承和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从中汲取营养，得到启迪。很多新文体就是在原有文体的基础上，通过或组合或分离或微变的方式创造出来的。因此，相禅的新旧文体亦存在相续的因素，禅中有续，续中有禅。批评文体的体制嬗变就这样体现为“变”与“常”的悖立与整合。
诗话是一种独特的论诗形式，它和语录体属于截然不同的两种文体，但其兴起却与语录体密切相关。徐中玉指出：“佛家语录之特点，为文字之平易通俗。理学家之语录，大体亦尚能保持此种特点。窃以为语录给予诗话之影响，主要亦即在此种特点。”②语录体对诗话影响有二：首先，语录体的口语化对诗话语言的通俗化产生影响；其次，语录体体制对诗话有影响。宋诗话产生之初，是由一条条内容互不相关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和语录体条目式体制完全一样；宋诗话中多有问答之语，录载了当时文人学士说诗论诗的实况。在名称上，两者有时重合，明为诗话，而名之语录，如《唐子西语录》、《三山老人语录》、《漫斋语录》。不仅如此，凡涉于论诗内容的语录，皆可以视为诗话。东坡、朱熹本无诗话之著，但后人或弟子却辑其论诗之语为《东坡诗话》、《晦庵诗话》。语录体对诗话影响之大，诗话和语录体关系之密切，由此可以概见。随诗话而起的又有词话、曲话、文话、四六话、赋话，还有剧话、小说话、画话、书话、棋话、琴话之类，几乎每一种文学艺术门类都有自己的“话”。这些由诗话而产生的系列话体，都继承了诗话的条目式体制。清代词话，以其体式而论，有语录体，由一条一则内容不相关的论词条目连缀成篇；有评点体式，由评点词集之语辑录而成。
就诗话本身而言，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北宋滥觞时期的诗话是“以资闲谈”，由一条条内容互不相关的论诗条目或诗歌故事连缀而成，格调轻松悠闲，到了南宋，最初闲谈式的记事逐渐转向严肃的诗学理论，诗话理论色彩逐渐加重，结构上也发生了变化，变得较为完整系统，不再是由若干个毫不相干的句段组成，篇幅明显加长，逻辑性也大大增强，此时，诗话吸收了论体的元素，和论体逐渐接轨。
评点与选本、诗话、序跋等批评文体之间也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评点体从体制到方式，实际上熔选本、序跋、诗话等文学批评形式为一炉，从而成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学批评样式。尤其是后起的小说戏曲评点，它一般前有总评(或总序)，后有各章回(折)之分评，这颇似各类选本批评中的大小序；它有即兴而作的眉批、侧批、夹批、读法、述语、发凡等，这又与随笔式的诗话相仿；它附有具体的文学作品，这和选本批评极为相似，总之，后起之评点体是前代诸种批评文体的综合呈现。
二、语体嬗变
语体指文体的语言系统，即某种体制所惯用的语言方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特色，如词语的选择、修辞技巧的运用等。
1.散韵相递
有韵之文，较多华饰；无韵之文，单行直叙。韵与散是文章语言的重要特征，也是文章是否富有文采的标志。批评文体在语体特征上有韵散相递的嬗变轨迹。
先秦语录体著作几乎无韵。文论寄生的文化典籍中，除一部《诗经》是用韵之作外，其他均是散文，《论语》、《孟子》无韵，《墨子》、《荀子》亦无韵。后世语录率皆如此，如扬雄的《法言》，宋代程朱语录，明代王阳明的《传习录》，清人颜元、李光地等的语录，都排斥文饰，尽量贴近口语，拒绝使用韵语。难得《庄子》中大量对话语言韵散结合，但没有成篇的韵文。两汉的历史著作描述事实，记录人物谈话，都采用散语，不用韵语。以史传体面目出现的文论都不是韵文。韵文很少用于叙事，从先秦开始就是如此，后世亦同，这是一条明显的分界。于是，汉代出现的以“记叙”、“说明”为核要的序跋文论就不可避免地弃韵从散，以散文来写作了。郭绍虞、王文生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选两汉文论9篇，《毛诗序》、《楚辞章句序》等序文，《史记·太史公自序》等史传文，《法言·吾子》、《论衡》等子书，无不用散文写就，几乎不用韵。
魏晋南北朝时期，声律说流行，文学创作极讲究辞采形式，影响所至，文论创作也呈现出华美倾向，批评文体“韵味”大增。文论家用诗文等韵文体式创作文论作品，批评文体的语言变散为韵，极大地增强了文论的文学性，于是文论成为美文。因此，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以及唐代杜甫的《戏为六绝句》等，成为了文论史上的名篇。魏晋时代也成为文学批评史的一个高峰期。
诗话在宋代出现，由欧阳修创格。其诗话“以资闲谈”，语言近乎口语。“语录之影响，虽不能使诗话全用白话文撰述，但至少已使诗话能不再以韵文著作，而改用一种比较更接近于白话之通俗文言”③，诗话带动一系列诸如词话、曲话、赋话等“话体”的出现，它们天生地和韵文绝缘，均以散体示人。
评点融评论文字与圈点符号为一体，语言上或长或短，用散体写就，无不通俗风趣、幽默诙谐，而唯有这样的语言才能引起读者广泛的阅读兴趣。晚清小说理论家邱炜爰在《金圣叹批小说说》一文中说：“小说之有批评，诚起于明季之年，……是天地间一种诙谐至趣文字，虽曰小道，不可废也，特圣叹集其大成耳。”④有时读到高明的批语真是一种享受，如戚本《石头记》之57回后批：“写宝钗、岫烟相叙一段，真有英雄失路之悲，真有知己相逢之乐。读书至此，掩卷出户，见星月依稀，寒风微起，默立阶除良久。”言语若诗，但仍为散文耳。
文体的语言格调不尽相同，但文体为了与批评对象契合，在语言的选择上具有相对的固定性，用散还是用韵相当明显。批评文体语言伴随时代演变、审美驱动，经历了散韵交替的发展过程。当然，就一种文体言，它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散韵交替的现象，如序跋体，在汉代用散体，但发展到魏晋时代，骈风大炽，在“声律说”的影响下，序跋不可避免地使用韵语创作了。
2.秀隐同体
“隐”作为“体”，首先是一种语言表现手法，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手法，再由于旁通、伏采手法的使用，令文章呈现出一种委婉含蓄的风格。“秀”是指篇中的秀出之句，即作品中的精警之处，相当于文章画龙点睛的“佳句”、“文眼”。在文论篇章中，隐是比兴、隐喻，秀是间起的绝妙议论、叙事和抒情，它们一晦一显，相得益彰，共同对文论说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先秦文论中，“隐”与“秀”两种方法已被广泛使用。先说“秀”。《论语》中孔子教育弟子，畅谈为政、为人、为学之道，“尽善尽美”、“思无邪”等文学批评言论奇峰间起，令人耳目一新；《孟子》中，孟子引《诗》论政，力宣“知言养气”，继而“以意逆志”的文学批评观念出矣。再谈“隐”。庄子的“言不尽意”、“形神”、“虚静”等文论思想并不是一目了然的，而是隐藏在寓言的背后，让人思而得之。先秦“批评”以句子或寓言的形式存在于文化著作(经、史、子、集)之中，在成为文化著作一部分的同时，成为了文学批评的思想基础和审美理想。先秦时代大文化背景下出现的文学批评，完全从属于政治、伦理、哲学和历史，于是哲学批评家们用“隐”与“秀”的方法来表现文论思想。这样独特的文论修辞方法对后世文学批评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论家在进行理论概括和作品批评之时，执意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最高境界，希冀于言语之外延续自己的理论之意和感叹之情。如此，“深文隐蔚，余味曲包”(刘勰《文心雕龙·隐秀》)、“情在词外”(张戒《岁寒堂诗话》)的观念追求，便逐渐形成含蓄蕴藉的中国传统诗学最高原则。文论家运用隐喻，或融情入景，或托物述志，或借比论事，传达难以言表之意，达到婉转意义、曲传情韵的艺术效果，逐渐形成隐喻思维习惯。
隐喻以形象为“喻”来启发和引导读者，是文论家表达自己难以言喻的抽象理论的积极选择，在各种批评文体中，每段如诗如画的文字中的意象都有着深层的理论内涵，读起来令人赏心悦目。如晋代陆机《文赋》论构思，通过构筑鲜明的意象来隐喻批评意旨，所有意象联结起来就是对文学创作构思过程的隐喻性描绘。
唐代论诗诗也大量使用“隐喻”。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中，“龙文虎脊皆君驭”、“未掣鲸鱼碧海中”等，皆以形象的比喻评说诗人才力和诗作风格。晚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更是使用隐喻方式形成诗性批评的典型文本。唐代诗文理论的象喻之法，至此蔚为大观。
宋代出现的诗话也大量使用隐喻。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等，藉禅的意象来隐喻诗境的灵动之美、虚实交合之美。王国维《人间词话》以“境界”论诗。“境界”是“好诗”的一种隐喻性说法，“它兼具理论的系统性和感人的暗示性”⑤。清代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也大量使用隐喻。古典批评中的隐喻，在文体中是一种语言修辞手段，其理论效果正如《文心雕龙·比兴》所云：“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构成隐喻的两个部分(喻体与本体)看似毫不相干，通过融汇互动则可以缀为一体，并形成一个全新的概念，从而极好地发挥隐喻体的语词张力，激发读者丰富的联想，为读者进入批评对象开拓多重路径。
隐喻在文论中的使用，令句意深藏，但这种方法却极为彰明，让人极易捕捉。与隐喻相反，“秀”之方法令文句突出，但该法却容易被忽略和淹没，往往不显。其实，各类批评文体在使用隐喻方法的同时，“秀”之方法亦存于其中。比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借和壶遂的一段谈话，追述自己的生平际遇，在叙述了历史上众多文人的著述经历之后由衷感叹：“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清代魏源《诗比兴笺序》在叙述孔夫子离鲁望山而歌、沧浪濯缨之后，接着议论道：“是则鱼跃鸢飞，天地间形形色色，莫非诗也。”⑥秀句突起，令人注目。这些“秀句”使整篇大放光辉，极大提升了文章的意义和价值。
三、体貌嬗变
“体貌”一词原用来形容士大夫在面貌、风度、品格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特点，后被引进文论，来说明文体的审美风格，即在运用某种体制、选择某种语体时所表现出的个性化审美特征。从整体上看，批评文体的体貌嬗变经历了质文代变、俗雅相嬗的发展规律。
1.质文代变
文与质是中国文论重要的理论范畴，这对矛盾的概念，后引入文论中，用来评论文学作品的文华与质朴，王充《论衡·齐世篇》云：“文质之法，古今所共，一质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独今也。”⑦
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由质朴到华丽、由简单到复杂、由粗糙到完善，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萧统《文选序》云：“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以详悉。”古代文论的发展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随着文学批评意识的觉醒和独立，文论内容逐渐由简单到复杂、由粗糙到完善，而文论内容的载体——批评文体，由于时代风尚、批评家的审美理想以及文体本身的发展规律等因素的影响，在语言形式上更加注重完善和修饰，文体之体貌于是呈现出质文代变的发展规律。
孔子曾言“辞达而已”，在实践上注重文质的结合，以质为主，这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庄子持“为艺术而艺术”观，但《庄子》风格仍显质朴，其关涉文论的语言缺乏后世常用的比兴、押韵、用典等表现手段，言辞缺乏色泽声韵之美。至于墨子文论思想的表达更是质朴有余，文华不足。《诗经》虽用了比兴手法，但其寥寥几句文论句子，只是老老实实地议论，没有什么文采。总之，在时代尚质的审美观念统照下，先秦文论均体现出质朴的体貌。
汉代董仲舒以一代大儒的身份在《春秋繁露》中发表对文质的看法，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文质观：“志为质，物为文；文著于质。”“抑文尚质”，昭示了汉代文学批评的尚质倾向。批评文体序跋以记叙和议论为主，在语言风格上极为质朴。《史记》、《汉书》等史书中的传记篇章，同样相当质朴，没有形式美感可言，故《文选》在“综缉辞采”、“错比文华”审美观念指导下，抛弃了毫无美感的史书的人物传记，可见史传这种批评文体在汉代表现出质朴风貌。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魏晋南北朝时期处在一个声律论兴起，创作趋于华美、艳丽的时代，曹丕、陆机、刘勰等文论家虽然强调符合文体本质要求的文章美，但对作品艺术性的偏重则是不言自明的。特别是陆机、刘勰，他们的文学理论明显流露出对形式美的推崇。陆机文论专篇《文赋》用华美的赋写就，对仗、押韵、比兴、双声叠韵等方法令文章语言极富形态之美。刘勰《文心雕龙》就其语言风格而言，可谓一部华美的著作，其语言的韵律、节奏都相当优美。当然，赋与骈文等诗文体本身就是文学文体，其语言文采与生俱来，成为批评文体之后，被用来阐述理论问题，但内容的更新并不影响其语言之美带来的华美体貌。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的集大成者，他提倡文风朴实平易，反对晚唐五代以来的浮靡文风。其《六一诗话》，开创了“诗话”这一新的体裁，促进了诗歌理论的发展。与朴实平易的诗文理论和文风相适应，诗话在诞生之初就带着“以资闲谈”的自然质朴化烙印。
明清时代，通俗文学兴起，小说、戏曲之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评点体应运而生，那是一种以讲解、辅导、普及通俗文学为目的的文体，语言上注重口语化，呈现出质朴之体貌。
2.俗雅相嬗
雅俗是颇具文化底蕴的一组价值范畴。雅俗风格的形成和雅俗观念的演进同步，也与中国文化的发展同步。中国文学史上，雅正思想深刻影响着文学家的审美取向，许多名家好“雅”，极力主张文学含蓄蕴藉、耐人寻味，如晚唐诗论家司空图认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南宋严羽则曰：“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文论史上，清代沈德潜、王士禛、翁方纲提出的“格调说”、“神韵说”和“肌理说”，貌似表现出对格律、词采等形式方面的要求，其实体现为对旨趣淡远的“雅”体的向往。雅俗观念造成的体貌差异也深刻体现在承载批评理论的文体上。受时代观念和文化发展的影响，古代批评文体多姿的体貌整体上呈现出由雅到俗的嬗变轨迹。
先秦诸子展现出独立的主体精神、追求理想的气魄和非凡的学术文化创造力，他们积极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之后又办学授徒，著书立说，在思想文化的传播方面具有绝对的优越感。这些圣贤为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和政治情感，创造出论、说、记、传以及辞、赋等各种文体，以承载他们的高雅文化。何以称之为雅？因为他们的著作揭示和阐述了深刻的社会和人生问题，表现出高层次艺术意趣和境界的自觉，具有文辞、内容和意趣之雅。
雅正观念肇自儒家。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曰：“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即要求典雅的作品必须以经书为范本，以儒家为正宗。汉代是儒家经学的全盛时代，汉代文论自然受其影响。注疏经典着眼的是儒家典籍的字义解释，通过阐释儒家经典的思想内涵，用以指导人们的思想和实践。序跋则重视义理的阐发，虽然义理的阐发也是从政治和道德伦理角度来进行，但无论如何，对儒家经典进行说明、注释就意味着对作品的评论和批评。作者在阐释经典之时，非常注重语言的雅正和风格的含蓄蕴藉，序跋等批评文体于是具有明显的雅化倾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艺术审美特征来品评区分文章的雅俗成为时尚。《典论·论文》认为“奏议宜雅”；《文心雕龙》对160多位作家及其作品的评论，均以“雅丽”作为文章审美标准；钟嵘《诗品》说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亦将“雅”作为一种被肯定的文体风格来评价。在文论家高度崇雅的审美价值取向下，批评文体的崇雅抑俗成为必然。隋唐五代，诗歌近体的定型与繁荣使文人雅士的审美趣味愈发得到充分释放。因此，魏晋唐是赋、骈文和诗歌等文体畅行于文论殿堂之时，诗文体本身作为文学文体就以含蓄典丽为人称道，当转而作为批评文体时，其雅之品位依旧鲜明。
中唐兴起的新乐府运动和韩愈、柳宗元提倡的古文运动，导引了文章由雅趋俗的时代潮流。从晚唐五代到宋元明清，曲子词、俗讲变文逐渐具有民间审美趣味，而话本、杂剧、传奇、弹词、诸宫调、通俗小说、民歌民谣等通俗文学的出现与盛行，则标志着文体语言及风格的转变。虽然文人学者在文化人格上都尚雅忌俗，但通俗文学的审美趣味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他们的审美意识，他们在文学艺术上主张“以俗为雅”或雅俗融通。如苏轼曾说：“诗须要有为而作，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黄庭坚继承了苏轼的思想：“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文学的通俗化与娱乐性，促使文学文体大规模的俗化，促使文体语言及风格从典丽淳朴、精致得体之“雅”向浅切直露、夸张怪诞之“俗”转变。
通俗文学的审美趣味对批评文体的体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宋代出现的诗话在产生之初具有一个轻松随意的文体基调，并且诗话之作是“人尽可能”、“惟意所欲”⑧。在轻松自由的氛围下，随事生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各则条目之间的排列并没有固定和必然的逻辑联系，语言通俗质朴。小说戏曲评点体制灵活，形式自由，随言短长，应变作制，不是严肃正经的崇论宏议，而是亲切随意的杂谈随笔。这种“谐于里耳”，便于阅读，可以最大程度上适应市井百姓的美感心理和审美要求，契合欣赏对象的广泛群众性。与贵族式的文学批评相反，小说评点与诗话一样，是平民式的文学理论批评，深具浅近通俗、感性生动之体貌。
注释：
①李建中：《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②③徐中玉：《诗话之起源及其发达》，《中山学报》第1卷第1期，1941年11月。
④参见黄霖主编《中国古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4页。
⑤蒋原伦、潘凯雄：《历史描述与逻辑演绎——文学批评文体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⑥参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5页。
⑦王充：《论衡》下册，大东书局1934年版，第21页。
⑧章学诚著，叶英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