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中国古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论文,史研究论文,李大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大钊是近代著名的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他对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嬗变，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不仅体现在他创立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中国史学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体系，还在于他首先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历史研究，为后人作了示范。对于后者，一些论著虽然提及，但论述尚欠充分。笔者认为，仅就李大钊对中国古史的研究而言，至少有三方面：即对远古为“黄金时代”说的批判，对古代社会经济生活的探讨，和对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问题的论述等等，为与其同时代的史家所不及，对创立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对此略陈管见，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对“黄金时代”说的批判
中国传统史学认为，传说中的古代帝王，从盘古到三皇五帝，都是客观存在的。他们发明了各种生产、生活用具，教人民从事渔猎耕稼畜牧等各种生产活动。他们的时代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注：《礼记·礼运》。）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尧舜以降，道统虽经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不坠，但已不能恢复三代以前的盛况，孔子以后更是每况愈下。这种观点完全把神话传说等同于信史，不仅有悖于历史真实，而且反映了一种退化的历史观。它自汉代形成后，流传两千余年，影响深远。其间也有一些学者、史家或思想家从不同角度对之提出质疑，但都未从根本上动摇其统治地位。到了近代，随着西方进化论思想传入，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等对“黄金时代”说，甚至对有关历史记载本身的真实性都表示了怀疑。康有为认为，“上古茫昧无稽”，（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1。 ）孔子时已感叹夏殷的文献不足征，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梁启超呼吁从信古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摧陷千古之迷梦”。（注：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两大家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3》，第1页。 ）夏曾佑在《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将周初以前称为“传疑时期”，认为三皇五帝之说“不可授为考实”。这些言论的流布，动摇了“黄金时代”说所代表的信古、崇古思想，直接启发了二十年代的疑古辨伪思潮。但他们既未从史观角度揭示“黄金时代”说的历史根源，也未从史料角度提出古人作伪的充分证据，还不足以推翻信古思想在史学界的统治地位。民国初年历史文化领域里的复古思潮，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李大钊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曾经以进化论思想为武器，对复古思潮进行过批判。五四运动后，李大钊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为依据，对“黄金时代”说及其所反映的历史退化观作了更加深刻的批判。其论述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
第一，揭示了“黄金时代”说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思想根源。他认为，“黄金时代”说源起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托古之说。“孔孟之徒，言必称尧舜；老庄之徒，言必称黄帝；墨翟之徒，言必称大禹；许行之徒，言必称神农。此风既倡，后世逸民高歌，诗人梦想，大抵概念黄、农、虞、夏、无怀、葛天的黄金时代，以重寄其怀古的幽情。”（注：李大钊：《史观》，《李大钊史学论集》，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由信古到崇古、怀古似乎是一种必然的心路历程。这种怀古思想何以能如此长久地占据人们心灵呢？李大钊在1922 年1月所作的一次演讲中，对此有详尽的分析：一是因为人们“厌倦现在，认为现在都是黑暗的，没有光明的”；二是“受时间距离太远的影响，因而在心理上发生一种暗示，这种暗示可以把古人变成过于实在的伟大，如同拿显微镜看物一样”；三是由于历史发展常常出现曲折反复，“世运每由昌明时代，转为衰落时代，甚而至于澌灭。因而许多人以为今不如昔，就发生怀古的思想”；四是由于崇拜祖先的风俗，“随着家族制度，发生崇祀祖先的思想，也可以引起崇拜古人的观念”；五是因为“现在也有不如古来的，如艺术。艺术乃是有创造天才的人所造成的，艺术不分新旧，反有历时愈久，而愈见其好者，因此也可以使人发生怀古的观念。”“中国科学不发达，古人遗留下的多是艺术的……故中国人崇古的思想，格外的发达，中国人对于古人格外仰慕，对于古人的艺术格外爱恋。”（注：李大钊：《今与古（二）》，《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72—174页。）这些论述，从人们的历史意识、社会心理到历史过程本身的丰富多样性、曲折复杂性，层层剥笋，鞭辟入里，对崇古、怀古思想的根源作了富于辩证哲理的揭示，对我们颇有启发作用。
第二，阐释了“黄金时代”说不能成立的根据。他指出，古代史书关于“黄金时代”的记载有许多不可置信的成分。他举例说，“从前的史书，都认火的发见，农业及农器的发明，衣服的制作，为半神的圣人，如燧人氏、神农氏等的功德”；（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03页。）是由这些“半神的圣人， 给我们在一个相距不远的时代一齐造出来的。”（注：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90页。）这些记载并不可靠。 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衣服最初是由树叶制成的。“人类渐渐的站起来用足走路以后，腹部因蔽体的毛稀薄，感畏风寒，乃渐取树叶遮盖；后来旁的地方怕受风寒，也会想法去遮盖了。这就是衣服的起源，由树叶到衣服的进步更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月！”（注：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91页。）其他发明也是如此。“火同农业的发明，是社会的进化，并不是所谓神农燧人一二人的功德。”（注：李大钊：《今与古（二）》，《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72页。 ）这些发明及其应用，改良都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实为人类生活一点一点的进步的结果；在原人时代，不知几经世纪，几经社会上的多数人有意无意中积累的发见与应用的结果，始能获享用此文明利器。”（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03页。 ）从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角度看，人类社会的进化更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由茹毛饮血的生活而渐进于游牧的生活，由游牧的生活而进于畜牧生活，而进于农业生活，手工业的生活，机器工业的生活，这里边有很悠久的历史，并不会一时得到的。”（注：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91页。）他进一步说明， 几千年来人们称羡不已的所谓“黄金时代”，其实“只是些草昧未开、洪荒未调的景象”，（注：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86页。 ）即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度低下，人们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和艰苦的“原人社会”。它根本不是什么理想的乐园，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低级的一个阶段。因此，“黄金时代说是错误的”，是“伪造的”，（注：李大钊：《今与古（二）》，《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74—175页。）是对远古时代历史真相的歪曲。这些论述虽然基本上是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立论，但对于“黄金时代”说的批评是切中其要害的。
第三，主张打破“伪造的黄金时代说”，创造将来真正的黄金时代。他深刻地阐述了历史观与人生观之间的密切联系，指出在无始无终、奔驰前涌的历史长流中，如不通过考察探明其趋向，人生将如同大海中的一叶孤舟一样无所归依，“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注：李大钊：《史观》，《李大钊史学论集》，第68页。）“黄金时代”说所反映的是退化的历史观，由于这种“伪造的黄金时代说”盛行，“退落的历史观，遂以隐中于人心”，“一部整个的中国史，迄兹以前，遂全为是等史观所支配。”这种史观不仅支配着中国传统史学，而且造成了消极保守的人生观。人们不是通过自身努力去改善处境，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命运或“天亶天纵”的英雄人物身上，“衰乱行吟，则呼昊天；生逢不辰，遭时多故，则思王者，思英雄。”（注：李大钊：《史观》，《李大钊史学论集》，第72页。）这种状况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只有“把中国伪造的黄金时代说打破，才能创造将来，力图进步。”（注：李大钊：《今与古（二）》，《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74页。 ）李大钊认为，人类历史从总体上讲是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黄金时代不是在我们背后的，是在前面迎着我们的。”（注：李大钊：《演化与进步》，《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87页。）打破伪造的“黄金时代”说， 目的不仅是否定一种错误的历史观点，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且要使我们通过对历史真相的了解“得到乐天迈进的人生观”，增强信心和勇气，“于现在于将来努力去创造黄金时代”。（注：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86页。）这样， 李大钊就将对于一种错误史观的分析评判与创造未来历史的重大使命结合起来，在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把史学的社会功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需要指出的是，李大钊批判崇古、信古思想，否定退化史观，但也不造成对古代历史遗产持虚无主义态度。他认为，“古代自有古代相当之价值”，古人创造的东西，如艺术作品，“固有我们不能及的地方”。（注：李大钊：《今与古（二）》，《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75 页。）对于其一再批评的怀古思想，他也没有一概否定，认为其中含有的不满现状的因素可以加以利用，向创造将来的方向引导。（注：李大钊：《今与古（二）》，《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72页。 ）他对今古关系有相当辩证的看法，认为今与古是相对而言的，“我们看古是旧，将来看今也是古”；今古关系同时又是包含和继承的关系，“古人所创造的东西，都在今人生活之中包藏着”。（注：李大钊：《今与古（二）》，《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75页。）因此， 对古代历史遗迹顶礼膜拜和不加辨别地一概贬斥同样不妥，”我们固然不能轻于盲拜古人，然亦不可轻于嘲笑古人”。（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03页。）正确的态度只能是批判地继承。
李大钊的上述分析和评论，主要是在历史观的层面上讲的，与稍晚出现的“古史辨”派专门从历史文献辨伪角度“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注：顾颉刚：《签列胡两先生书》，《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册，第101页。）可谓殊途而同归。作为“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位主要活动家，李大钊没有也不可能象“古史辨”派学人那样，通过系统的文献整理证明“黄金时代”说之虚妄，但其对“黄金时代”说的批判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却非“古史辨”派及同时代其他学者所能及。“黄金时代”说作为一种历史观念，仅从史料辨伪角度对其进行批驳，并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所在。只有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对远古时代作准确的历史定位，才能从根本上驳倒这种荒谬的历史观。李大钊侧重于史观角度的阐述，不仅较“古史辨”派更为深刻，而且提供了正确对待古代历史遗产的范例，而后者对于创立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是不可或缺的。
二、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生活的探讨
对“黄金时代”说的批判，集中地体现了李大钊的疑古精神。然而，疑古只是探索古史真相的一个必要前提，而并非古史研究的全部。李大钊并未停留于疑古，而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历史文献和地下出土材料，对中国古代社会作了一定的考察，从而使其古史研究具有科学研究的内涵。
李大钊的古史研究有一个与以往史家明显不同的特点，即注重对古代经济生活的研究。中国古代传统史学主要记载“帝王爵贵的起居，一家一姓的谱系”，（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00页。）“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 （注：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47页。 ）对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反映相对较少。近代新史学扩大了研究领域，但仍侧重于政治史、文化史，而对经济史未给予足够重视。李大钊着重研究经济史，不仅是要纠正以往史学的弊病，而且也基于唯物史观对历史的认识。他援引马克思的论述指出，“文化是以经济作基础”，“有了这样的经济关系，才会产生这样的政治、宗教、伦理、美术等等的生活”。（注：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89页。 ）因此，他研究经济史，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即寻求历史发展的真实基础。
李大钊对中国远古至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作了初步的考察。（1）他根据地下发掘材料和古代文字的演变， 以及有关伏羲、神农、黄帝的传说，肯定中国远古时期有渔猎、畜牧、农业等不同经济时代的存在，被中国人尊奉为祖先的黄帝，“是农业经济时代的反映”，“农业之民，土地为重，故崇地之黄色为正色。其首长亦取地的光色尚黄，其民即尊之为黄帝”。（注：李大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同上书，第252—253页。）（2 ）他将经济发展与君主制的产生联系起来，认为君主的产生与火的发现有关，“火为人类生活史上第一个大发明，故那时日人们对于精于用火者，即奉为君主。”（注：李大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同上书，第253页。）这较夏曾佑仅仅将君主制的产生归结于宗法制， （注：严复译：《社会通诠·夏曾佑序》，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无疑是一个进步。（3）他考察了远古时期的商品交换情况， 根据古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认为“在中国石器时代以贝壳为主要的货币”，龟甲、家畜、兵器、农具、布帛等物品也都曾充当货币。（注：李大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53—257页。）这实际上说明，当时的商品交换是原始的以货易货的物物交换方式。（4）他根据当时所见殷墟出土物中没有金属器物， 能辨读的甲骨文字中无金字或从金的字，以及《尚书》、《诗经》等有关文献记载，判定殷商时期“尚为石器时代”，周朝才进入铜器时代。（注：李大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 《李大钊史学论集》， 第255页。）这个判断并不符合史实， 考古学家后来不仅从殷墟中发掘出青铜器，而且将铜石并用时代向前推进到公元前三千年初期，（注：苏秉琦：《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3期。 ）即仰韶文化晚期。然而，李大钊有意识地利用出土材料与已有文献相印证、以探索古史真相的研究方法，应当予以肯定。当时，中国的考古学、人类学尚未产生，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尚未开始，对远古时期即史前史的研究受到材料的很大限制，有某些牵强附会的解释甚至错误的判断，是难免的。李大钊作为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之一，留给后人的主要不是符合今天认识水平的多少具体结论，而是研究方法上的许多有益启示。
李大钊对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土地是农业经济时代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制度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主要组成部分。研究土地所有制状况，对了解和认识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是必不可少的。在1925年底至1926年初发表的长篇论文《土地与农民》第一部分中，李大钊论述了中国土地制度的起源，认为春秋以前“有一个土地共有的阶段”，“直至春秋战国时，土地私有制才渐次确定”。（注：李大钊：《土地与农民》，《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22页。 ）他概述了从西汉到清朝的历代土地制度及其主要内容，包括汉武帝时的限田制主张，王莽的王田制，西晋的占田制，北魏的均田制，唐代的班田法，宋代的限田主张，金元时期统治集团对汉族人民土地的掠夺，明代的庄田，清代的旗地等等，比较完整地勾勒出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演变的轨迹。对于一些在历史上曾发生过重大影响的田制，他作了重点分析。他认为，井田制在先秦是否实行过，有不少争论，但其意义在于它成为战国以后“谈政者一种理想的土地制度”，其特点“是一种比较完满的土地国有，平均的授与农民耕种使用的制度”。（注：李大钊：《土地与农民》，《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22页。）这样就揭示了井田制被历代政治家、思想家谈论不休、并屡次被改革家借用的根源。对于在历史上受到颇多赞誉的北魏和唐代田制，李大钊指出，北魏均田法是在“大乱以后，人民离散，土地荒芜，豪强跋扈，税制紊乱，乃谋所以安插游民，奖励稼穑，以荒闲的土地给与贫民，以图增加税源的方策，而非根本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唐代班田法也是如此，“其目的，并不在没收富者的田地以给贫民，而在整理租税”。（注：李大钊：《土地与农民》，《李大钊文集》（下），第823页。）这些社会背景和主观意图方面的说明， 有助于人们在对北魏和唐代田制作出必要的历史肯定的同时，不致于偏向一端。对明代庄田和清代旗地，李大钊一针见血地指出，“明代庄田滥设，引起富强兼并土地的事实”，“富农多献地于王公，借庄田之名，以避赋役，管庄官及庄头，假威以雪民”；清代旗地“不过为一部分征服民族，立一种保障特权的土地制度”。（注：李大钊：《土地与农民》，《李大钊文集》（下），第824页。 ）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与政治特权相结合、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相一致的特点。《土地与农民》第一部分是一篇较完整的土地制度史纲，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意义。
李大钊在古史研究中，还运用了中外比较的方法以分析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特点。他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诸国，由于自然条件比较优越，“故以农业为本位”，过定居生活，进而形成大家族制度（家族主义）和重男轻女、一夫多妻的风俗，以及“与自然调和，与同类调和”的精神；西洋诸国情况恰好相反，是“以工商为本位”，经常迁徙，进而形成小家族制度（个人主义）和尊重妇女、一夫一妻的习惯，以及“与自然竞争，与同类竞争”的精神。（注：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史学论集》，第59页。）这种差异还体现在东西方经济思想的不同上。西方人的经济思想，对人的欲望“惟尽力以求其满足”而不择手段，“其要点在于应欲与从欲，在于适用与足用”；东方（包括中国）人的经济思想，则只满足人们“于一定的限度内认为必要的欲望”，对不合理的欲望则加以约束，而且强调手段的正当性，“其要点在于无欲与寡欲，在于节用与俭用”。（注：李大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78 页。）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他归结为“受了自然环境的影响”。（注：李大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李大钊史学论集》，第 278页。）这些论点无疑有不确切之处，而且把东西差异的原因仅仅归结为自然环境也是不够的，但它们同时也包含着相当大的合理成分。李大钊还列举了老子、儒家、管子、荀子、墨子、韩非等先秦诸子的经济思想的主要论点，但留下的材料（讲义）不全，我们无法得知他对上述诸家经济学说有何评论。李大钊已注意到中国古代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对造纸术由中国传播到欧洲的途径，他引用英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是在公元751年中国与阿拉伯人的一场战争（即怛逻斯战役）后， 由被俘的中国人传给阿拉伯人的，以后又由阿拉伯人传给欧洲人。（注：李大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58页。）这已为现代史学界所公认。他还明确指出， “中世末期欧洲得了两种新发明，一是造纸术，一是印刷术，遂以召起文艺复兴的大运动”。（注：李大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59页。 ）这大概是中国史学界第一次对中国古代的两项伟大发明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间的关系作出正确的说明。对中西古代文明的比较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不仅反映了李大钊史学方法的高超，而且体现了其史学意识的开阔。
三、对中国古史中规律问题的认识
历史发展有没有规律可寻，或者说有没有必然的历史法则？这是中外史学界长期聚讼不休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史学能否成为科学的关键之所在。中国古代进步的史学家，如司马迁，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对历史发展作出带有规律性的说明，（注：参阅吴怀祺先生：《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章，第2、3节。 ）但古代史学家不可能从总体上对历史发展规律作出科学的阐释。近代史学家多数否认历史发展规律的存在。梁启超说，历史“绝无必然的法则以为之支配”。（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第117页。）与李大钊同时在北京大学执教、 讲授历史研究法课程的何炳松也说，历史“不能有所谓定律”。（注：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7年初版。）他们都以社会历史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只具有一定性，不具有重复性为由，否认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存在。更多的史家则对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闭口不提。
李大钊肯定社会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寻。指出“世界一切现象，无能逃于理法的支配者，人事界的现象，亦不能无特种的理法”。（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11页。 ）所谓“理法”，就是历史发展规律。他认为，社会历史现象比起自然现象来，确实更加错综复杂，“其理性不易寻测”，但不能因此否认“理法”的存在；人类社会的“理法”与自然界的“理法”表现形式不同，“非谓于个个特殊事例，常以同一普遍的形态反复表现”，“此理法常反被认为一定的倾向。此一定的倾向，有时而为反对的势力所消阻”。（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11页。 ）这样既回答了历史规律的否定论者，又与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划清了界限，显示了李大钊历史认识的过人之处。
李大钊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问题进行了探索。他在批判古代史学的“黄金时代”说明，阐述了自己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精辟见解。他指出，历史发展不是直线上升的过程，“历史的演进，常是一盛一衰，一治一乱，一起一落”；“一盛之后，有一衰，一衰之后，尚可复盛，一起之后，有一落，一落之后，尚可复起”。这就是说，历史是盛衰、治乱、起落不断变化更替的过程；但每一次变化更替又不是回到原来的起点上，“一盛一衰，一起一落之中，已经含着进步，如螺旋式的循环”。“衰落之后，还有将来的昌明”。（注：李大钊：《今与古（二）》，同上书，第173页。 ）他用“螺旋式的循环”深刻地阐明历史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不仅至今看来仍具有真理性，而且为划分历史阶段提供了科学依据。从历史过程的角度看，历史规律体现于历史分期上，体现于不同社会形态及每一社会形态内不同阶段之变化更替上。因而，科学地划分历史阶段，阐明各阶段的特点及相互联系，是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的重要体现。
在李大钊之前，梁启超、夏曾佑等人依据进化论观点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梁启超把中国历史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个时期，并按照西方考古学方法将史前期分为石刀期、铜刀期、铁刀斯三个具体发展阶段，（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 》，第10页。）体现了其史学见识。夏曾佑则进一步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大期和传疑、化成、极盛、中衰、复盛、退化、更化七小期。（注：夏普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6年版。）这些分期突破了古代史学以皇朝划分历史阶段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变化更迭及其因果联系。但是，他们以政治制度或思想文化的演变为划分标准，分期并不科学，也不可能真正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中，即引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经典论述：“综其大体而论，吾人得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及现代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为社会经济的组织的进步和阶段。”（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3页。）李大钊在其论著中屡次使用诸如“原始社会”、“古代社会”、“资本主义”等概念术语，而未加以解释，说明他赞成马克思的有关论述，而且相信这些论述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因而他未对中国历史分期提出自己的系统见解。不过，他注意到远古时期中国历史的阶段性问题。他肯定远古时期的渔猎、畜牧、农业等不同经济阶段和石器时代、铜器时代的存在，并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从渔猎经济到畜牧经济再到农业经济的演变，从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的演变，这些在前面已有论述。难能可贵的是，李大钊重视考察历史阶段的更替与社会经济关系的演变之间的联系。他认为，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化，与社会经济形式的变化有关，“女权的衰落，大约起于畜牧时代。而男性的优越，实大成于农业经济时代。”由于男女社会分工发生变化。男女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到了农业经济时代，男子便专从事于农作，在经济上占优越的地位，女子遂退处于家庭以内，作些洒扫的琐事。”（注：李大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61页。）这样的解释，更接近于历史实际， 也有益于探索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
李大钊还根据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分析了中国古代的经济关系与政治、文化、思想意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集血缘关系和经济关系于一体，而以经济关系为主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孔子学说所代表的纲常名教、礼义道德，其特点无一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正是以大家族制度为特征的农业经济的产物。孔子的学说之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达两千余年，是“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态的原故”。随着农业经济为工业经济所取代，大家族制度瓦解，孔子学说的统治地位“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注：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史学论集》，第59—65页。）李大钊以孔子学说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地位变化为例，深刻地阐述了经济基础对社会生活其他方面，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是终动力是经济即物质生产的发展。这样，李大钊的古史研究就具有了完全的科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上三方面看，李大钊并未对中国古史作整体性的系统研究，但却抓住了创立科学的中国古史研究体系所必须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李大钊在研究中也有不足之处，某些提法不一定合适，某些具体结论不一定正确；但我们很少见到他犯有简单化、公式化、片面性的弊病。他在史学研究方法上，从王国维那里汲取了营养，而又有所创新。尽管李大钊在中国古史研究领域只是做了一些尝试性的工作，却在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上留给后人不少宝贵的启示，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开了一个好头，其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应当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