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2015发展议程”与中国的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议程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00年9月的联合国千年首脑峰会上，与会各国领导人签署了《联合国千年宣言》，承诺使人类摆脱极端贫困、饥饿、文盲和疾病，并根据宣言的精神，制定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М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该目标是“当今国际社会在发展领域最为全面、权威、明确的目标体系，是衡量发展水平、指导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指标”。①随着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最后截止期的到来，面对诸多全球性挑战，后2015全球发展目标该如何制定，新型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Global Р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该如何构建，已经成为当前全球发展领域最重要的政策议题。近年来，中国等新兴大国在国际发展领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对“后2015发展议程”的态度和立场成为国际社会重要的关注点。对中国而言，如何参与全球发展目标的制定，如何定位自己在全球发展议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迫在眉睫。 一、千年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全球发展目标的演进 “后2015发展议程”及其目标设定理应建立在现有的全球发展目标基础之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联合国先后制定了1992年《21世纪议程》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议程和2000年《千年宣言》确定的千年发展议程。议程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继承性，标志着全球发展目标由定性到定量、由专注单一指标到强调多指标协调发展的转变。 (一)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目标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份纲领性文件，②以提高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深度和广度，强调将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重要性。其中，《21世纪议程》标志着联合国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由思想理论付诸行动计划，③因而也成为全人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原则和行动纲领。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21世纪议程》以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制定了近40项总目标，下设很多子目标，并阐明了相应的行动依据、行动内容和实施手段，涵盖了可持续发展的所有领域。但是，由于《21世纪议程》试图囊括所有的发展目标和方面，难免导致其目标过多，也过于分散，从而无法集中有限的人力和财力解决关键和重点问题。而且，该议程对目标设定存在极大的弹性，除了疾病控制设定了具体的量化指标外，其他目标都只是模糊的定性表述。这固然有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选择合适的目标，却不利于后期的监督和审查，容易因为缺乏约束力而导致有些国家逃避责任、故意拖延甚至采取短视的发展策略。因此，虽然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一个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的发展蓝图，但其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全球的环境危机没有得到扭转，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官方发展援助不断减少。④国际社会认识到，可持续发展议程实际上只是一个宏伟的长期愿景，要达成这个愿景需要具体的阶段性执行计划，由此2000年联合国推出了千年发展目标。⑤ (二)千年发展议程与千年发展目标 与全面、定性的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不同，千年发展目标仅制定了八项总目标，但是，一方面，这八项指标包括了经济、社会、环境和国际合作四个方面，基本上完全继承了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内容。⑥千年发展目标明确指出，其以削减贫困为核心，旨在将全球贫困水平在2015年之前降低一半，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分散化的问题。另一方面，该八项总目标下设21项具体指标，大部分指标都进行了量化并设定了最后截止时间(2015年)。此外，千年发展目标还设定了60个进展监测指标以监督和评估各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执行情况。自千年发展目标推出之后，联合国每年均通过《千年发展目标报告》和《千年发展目标进度表》发布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2013年的报告及进度表显示，多年来，各国积极推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在减贫、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饮用水和居住环境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千年发展目标的落实情况很不平衡，各目标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进展存在很大差距。首先，千年发展目标的总体进展并不乐观，在144个监测样本中，⑦63个样本“已经实现或预期将在2015年实现”，仅占样本总数的43.75%；71个样本“如保持现有趋势将无法在2015年或2015年之前实现”，占比高达49.3%。7个样本没有进展或有所恶化，占比约为4.9%。此外，还有3个样本因缺少数据无法做出评估；⑧其次，千年发展目标各具体目标之间进展很不平衡，社会可持续性，特别是减贫取得了较大程度的进展，经济可持续性进展缓慢。⑨千年发展目标1即减贫目标是8个目标中进步最大的一个，已经提前(2010年)完成了将全球贫困水平在2015年之前降低一半的目标，而千年发展目标2—8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却几乎都无法按期完成目标，特别是环境可持续性目标(MDG7)和全球合作目标(MDG8)中的部分指标甚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恶化。例如，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提高了46%，森林破坏程度和物种灭绝率也呈上升态势；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2012年净双边援助支付额减少了4%，贸易保护主义也重新抬头。最后，千年发展目标在地区之间的进展也很不平衡，除东亚地区有望于2015年实现全部目标外，其他地区均无法完全实现，⑩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几乎无法实现任何目标。换言之，全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预计均无法如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三)“后2015发展议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千年发展目标是引导各国制定国内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战略的重要依据。但是，如上文所述，千年发展目标的成果远未达到其预期目标，这一方面源于其自身设计存在的缺陷，另一方面则与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和各国迥然不同的发展能力有关。随着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最后截止期的临近，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制定一套以千年发展目标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的后2015全球发展议程被提上日程。(11) 目前，国际社会就“后2015发展议程”具体应该包括哪些目标和指标尚未达成最后共识，但毫无疑问，新的全球发展议程既要参照以往的全球发展议程的指标设定和机制设计，也要结合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已然存在和未来将会发生的变化。(12)唯有如此，设定的新发展目标才能更好地弥补以往发展议程的缺陷，才更具有适用性、全面性和可操作性。 第一，指标适用性方面。1992年推出的可持续发展议程本身并未对指标进行量化，且强调各国可根据本国国情酌情实施相关目标，这给予各国极大的自主权，却无法明确各国的责任和义务，因而也无法评判指标的适用性。千年发展目标给所有国家制定了完全相同的目标和衡量标准，有利于目标进展的监测和评估，但完全相同的标准既缺乏对发达国家的激励，也忽略了对最不发达国家发展能力的考虑，因而其相当一部分是不切实际且有失偏颇的。未来的“后2015发展议程”应真正具有全球性和适用性。一方面，在目标指标设计上应达成全球性的最低共识；另一方面，应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细化出不同的等级和浮动区间，使各国能够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并根据本国的需要和愿望确定自己的发展目标。(13) 第二，指标全面性方面。1992年的可持续发展议程几乎囊括了可持续发展的所有方面，为“后2015发展议程”的指标选取提供了参考，但存在目标分散化的缺陷；千年发展目标高度重视减贫，却难免忽略对其他经济、社会、环境指标的关注及各目标之间的衔接。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千年发展目标都无法反映当前国际社会的新问题，如全球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不断加剧的发展不平衡和两极分化问题，等等。(14)因此，“后2015发展议程”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尽可能顾及现有的经济、社会、环境等发展问题，而且要同时惠及当代及后代。(15) 第三，指标可操作性方面。“后2015发展议程”应改变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千年发展目标那种自上而下的目标制定和推进方式，充分考虑那些直接受影响的弱势群体和被边缘化的群体的利益和参与，并据此制定具体的执行方法和路径，使其更易于操作和监测。(16) 综上所述，全球发展议程是一脉相承的，其主导议题经历了由环境保护到消减贫困再到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调整，核心目标也需经过从可持续发展目标到千年发展目标再到后2015发展目标的转变，最终体现“环境保护是前提，经济发展是根本，社会进步是保障”的理念。 二、国际发展合作的现状与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 对于任何全球发展议程的推进、全球发展目标的实现而言，国际合作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机制，凸显了“国际合作是支撑”的理念。目前的国际发展合作模式起源于1969年的《皮尔逊报告》，(17)它建议发达国家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技术转移、贸易优惠等，以实现全球共同发展。《千年宣言》正式将“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本身作为第八个目标，并以此推动其他七个目标的实现。此后，国际社会一直将促进国际发展合作、建立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作为努力方向之一。千年发展目标8包括16个具体指标，涵盖五个领域：官方发展援助、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贸易市场准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家获得基本医药的程度、发展中国家采用新技术的进展。十多年来，这些领域大多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某些方面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 (一)官方发展援助取得一定进展，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千年发展目标8本身并未对官方发展援助进行量化，是2002年的《蒙特雷共识》重申了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应达到其国民总收入(GNI)0.7%的目标。21世纪以来，一方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的官方发展援助的确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援助的绝对量来看，2000-2013年其官方发展援助增加了约一倍。从援助的相对量来看，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由2000年的约0.2%增加到了2013年的0.3%，(18)对低收入国家的援助由20世纪90年代末的0.05%上升到了2010年的0.11%。(19)从援助分配来看，社会部门和非洲地区获得的援助逐年增加，这与千年发展目标的减贫要求相一致。(20)从援助效果来看，从2005年《巴黎宣言》到2008年阿克拉会议，“援助有效性”理念推出、施行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2011年釜山会议上，“援助有效性”理念开始向“发展有效性”理念转化，并积极倡导构筑新的涵盖援助国和受援国、新兴市场国家、民间社会团体和私人部门等主体的全面的全球伙伴关系，(21)援助各方对援助效果问题的认识更加全面；另一方面，当前的官方发展援助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从援助的绝对量来看，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仍然存在约500亿美元的巨额援助资金缺口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资金不升反降，在2011年和2012年连续下跌，其中，双边官方发展援助下降4%，多边官方发展援助下降7%，“促贸援助”(Aid for Trade，AfT)则下跌了14%；(22)从援助的相对量来看，2013年，仅丹麦、英国、挪威、瑞典和卢森堡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的比率达到了0.7%的标准，其他援助大国如美国、日本、法国等距离该目标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平均仅为0.3%；(23)从发达国家倡导的“援助有效性”原则来看，在2013年对《巴黎宣言》的12个评估援助有效性指标的测度中，只有指标4(24)达到了预期标准，虽然发展援助委员会援助国86%的官方发展援助是不附加条件的，(25)但仍有高达60%的资金是拨付给本国企业的，这种隐性条件同样影响了援助效果。(26)援助领域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说明该领域的国际合作有待进一步推进和深化，而发达国家尽快履行其相应的国际承诺无疑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准入仍存在诸多障碍 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特别是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程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国际发展合作的状况。2000年至今，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环境大为改善，关税壁垒大为降低。2000年，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出口的商品中有70%左右是免税的，2011年这一比例上升为80%；(27)经合组织国家非免税商品(除农产品)的进口关税也持续缓慢下降，2011年均已降至4%以下。(28)然而，经合组织国家农产品进口关税并未出现显著下降，2011年的平均关税仍高达约50%，而且，2011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农业补贴为4070亿美元，是其援助额的三倍。(29)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的出口面临着高关税和高补贴，另外还面临更为严重的非关税壁垒，特别是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30)近年来，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普遍下滑，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启动(2000年)14年后仍陷于僵局，(31)这意味着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极大倒退。 (三)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得到缓解，但风险仍存 自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先后采取了债务减免和债务重组等措施，力求解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重债穷国的债务问题，降低其债务负担，推动债务可持续性进程。自重债穷国动议(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 Initiative，HIPC)和多边减债倡议(Multilateral Debt Relief Initiative，MDRI)实施以来，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的债务率(总外债/国民总收入)由2000年的69%降到了2012年的27%，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偿债率(外债偿付/当年出口)也由2000年的12.6%降为2012年的4%。(32)尽管如此，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并未取得应有的效果。一方面，一些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负担仍然过重。援助国在开展债务减免计划时往往会附加诸如“华盛顿共识”之类的限制条件，而这些限制条件被证明只会使债务国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债务问题也随之加剧。(33)另一方面，有学者担忧援助国会以债务减免来替代援助的增加，无益于实现债务可持续性，(34)另外，有研究表明，接受债务减免的国家在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并没有比其他国家取得更大进展。(35) (四)基本药物和信息与通信技术的使用率有所上升，但部分差距还在扩大 历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都没有评估药物方面的进展。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2000-2013年，全球婴儿麻疹疫苗的接种率由73%上升到了84%，非洲的覆盖率从53%上升到了74%。(36)但是，由于公共投入不足、私人主导的药物市场的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平均价格等原因，导致目前发展中国家大量人群仍然无法获得一些基本药物。(37)在信息和通信技术使用方面，发展中国家每百人拥有的电话数从2000年的4个增加到了2013年的89个，互联网使用率从1.5%上升到了31%；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依然存在且呈扩大趋势。仅从数量上而言，2001年发达国家固定宽带使用者/每百人为2.5，发展中国家为0，两者差距为2.5；而2013年前者为27，后者仅为6，两者之间的差距扩大为21。两者移动宽带之间的差距则更大，分别为75和20，相差55。况且，即使数量相同，发展中国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质量也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38) 总体而言，自2000年以来，国际发展合作的确取得了一些进展，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也在曲折中向前推进。一方面，近两年发达国家援助国官方发展援助的削减，“多哈回合”谈判仍陷于僵局及其他领域存在的问题，均显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出现减弱甚至倒退；另一方面，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一些新的援助主体开始涌现，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民间社会团体和私人部门也日益成为重要的融资来源和发展动力。鉴于此，为了支撑和推进后2015全球发展议程，构建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迫在眉睫。 三、“后2015发展议程”展望 自2000年千年发展目标提出以来，新兴国家的崛起使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必然会对国际发展合作产生影响。在“后2015发展议程”的讨论中，核心争论主要集中在其目标设定和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构建方面。由于不同的发展目标及不同的权责分担对南北双方有着非对称的影响，其所对应的损益状况在不同国家也相去甚远，因此引发了各方在诸多方面的争论甚至对立。 (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2000年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2000-2013年，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5.5%，发达国家则仅为1.4%。2013年，发展中国家的总产出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59%，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跃升至42%左右。2000-2012年，南南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约19%，与前一个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南南贸易额占全球总贸易额的比重由13%上升为25%，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占全球总贸易额的比重则从50%下降为34%。2000-2013年，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比重由12%上升到了32%；发达国家占比则从88%下降到61%左右。(39)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所持有的外汇储备也大幅增加，其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重增加到70%，它们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40) 目前，尽管发达国家仍然主导着全球治理框架，但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地位的上升必然导致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愿不断提升，并逐渐从全球治理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主要全球治理机构在改革进程中开始尊重并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例如，在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中，金砖国家(除了南非)的份额均有所上升，发展中国家所占份额升至42.3%，发达国家份额整体降至57.7%，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整体转移份额2.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还尝试建立新的全球治理模式，《清迈协议》及其多边化、金砖银行的倡议等都是对现有全球治理框架缺陷的应对和尝试。在全球发展合作领域，近年来发达国家援助国的援助额在国际援助总额中的占比出现下降态势，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下降得更为明显，非发展援助委员会援助国尤其是新兴援助国的援助占比则持续上升。更重要的是，新兴援助国遵循“发展有效性”理念，坚持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开展国际援助，这对坚持“援助有效性”理念的发达国家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二)“后2015发展议程”的目标设定和指标体系的构建 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必然会使世界各国对全球发展目标产生新的认识。后2015发展目标的设定，首先是其与千年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后2015发展目标是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继承、改进还是替代？换言之，“后2015发展议程”的核心目标应是什么？应该如何处理其与千年发展目标的关系？它是否会超越甚至背离千年发展目标的减贫目标？其次是后2015发展目标的内涵和侧重点问题。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认为，后2015发展目标应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但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包括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三个维度，后2015发展目标应该以哪个维度为核心？如何协调不同维度目标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显然持不同的立场和看法。2014年联合国大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Opening Working Group，OWG)向联合国各成员国提交了一个包含16个目标140个子目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2014年5月2日，开放工作组公布了该目标体系的倡议国家清单，(41)在每个子目标下详细列出了赞同该目标的国家名单，明确显示了不同地区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对后2015发展目标的立场和态度。仔细分析该目标体系及倡议国家清单，可以发现各国对后2015发展目标的分歧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关于消除贫困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权衡。彻底根除贫困是对千年发展目标减贫目标的继承和进一步推进，也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共同承担的全球责任。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经就“截至2030年根除极端贫困”这一目标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11个发达国家和20多个发展中国家与国家团体(如77国集团、最不发达国家)倡议了该目标。但是，对于如何协调消除贫困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侧重点有所不同。 在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之间，发达国家往往更侧重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强调超越千年发展目标的减贫目标。欧盟三大发展研究智库——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德国发展研究所和荷兰欧洲发展政策管理中心联合发布《后2015：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未来的全球行动》，称“后2015发展议程”的构建必须吸取千年发展目标的实施经验和“里约峰会”的精神，消除贫困仍然是后2015议程的核心目标，但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也应成为新的全球发展议程的核心。新的发展目标应“超越”千年发展目标，将重点扩大到其他发展目标和全球性挑战，制定更为广泛和全面的目标。(42)“后2015发展议程”高级别名人小组(High-Level Panel Of Eminent Persons)(43)提交给联合国秘书处的报告指出，“后2015发展议程”需要进一步吸取和推进千年发展目标的优点。但是，由于千年发展目标忽略了很多问题，尤其是没有较好地整合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所以“后2015发展议程”必须超越千年发展目标，以消除贫困为指导，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44)欧洲委员会的观点相对折衷，认为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是全球面临的最迫切的两大挑战，两者只有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共同处理才能顺利实现。因此，“后2015发展议程”必须以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核心。(45)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大部分国家仍不能按期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继续实施千年发展目标特别是其减贫目标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因此，发展中国家特别强调消除贫困在“后2015发展议程”中的优先地位。中国和“77国集团”强调，任何可持续发展目标均应给予减贫优先权。(46)印度也在声明中指出，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消除贫困作为首要目标。(47)非洲国家集体声明称，它们不反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但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能成为绕开和忽视千年发展目标的借口。(48)2014年1月31日，非盟峰会一致通过《后2015发展议程非洲共同立场》，认为虽然“后2015发展议程”应同时以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但非洲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定应当汲取千年发展目标的实施经验。(49)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是国际舞台上一支特殊的力量。一方面，近年来它们的经济实力不断上升，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很多方面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框架构成了挑战；而另一方面，它们本质上又是发展中国家，国内面临着发展水平低、收入差距、公平、腐败、环境污染等问题，国际上面临着话语权不够、能力不足等挑战，短期内尚无法协调追求国际高标准与自身能力有限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在全球发展目标的设定方面，它们大多已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减贫目标，却又没有能力和发达国家一样充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因此，它们一方面坚持消减贫困在“后2015发展议程”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虽然肯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对于是否应将可持续发展特别是环境可持续发展纳入“后2015发展议程”的核心目标却持模糊态度。2013年9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布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表示，应基于千年发展目标的落实情况来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作为“后2015发展议程”的核心，全面协调地推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巴西是新兴经济体中可持续发展目标最积极的推动者，但在具体指标上也没有做出实质性的承诺。据巴西部际工作组第三次会议透露，巴西最强调的是文化和生存技能、减贫和消除不平等的重要性，其次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社会参与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重要性，最后是继续完成千年发展目标未实现的目标。(50)2014年7月15日，金砖国家共同发布的《福塔莱萨宣言》也指出，应建立以减贫为核心的综合性发展议程，统筹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并考虑各国实际情况和发展水平，尊重各国的国家政策和优先事项。(51)可见，金砖国家除了坚持减贫的核心地位外，还有意向可持续发展目标演进，但限于自身实力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又持保留态度。 2.关于可持续发展三个维度的侧重点。目前，在消除贫困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可持续发展理念也被各国所认可，但双方对待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的侧重点问题分歧很大。这种分歧深刻反映在双方对待“绿色经济”的态度上。总体来讲，对于“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绿色经济”，发达国家更为关注环境保护，而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则是经济发展。(52)对发达国家而言，“绿色经济”仅仅是原有工业设施和技术的绿色化改造问题，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则要同时完成工业化和绿色化，这对于尚未解决贫困和温饱问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是一个两难选择。(53)因此，发达国家强调各国应该制定向“绿色经济”转轨的时间表，尽早确立绿色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绿色化的工业化就是走发达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工业化老路。然而，如果没有经济可持续发展，环境和社会发展也难以持续。因此，“后2015发展议程”应该将经济可持续发展置于优先位置，确保三者之间的均衡发展。(54)《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也指出，中国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是“……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发展能力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推进经济绿色发展，社会和谐进步”。(55)“里约+20”发布的《我们憧憬的未来》(The Future We Want)指出，在制定“绿色经济”框架时，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尊重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发展条件和优先事宜，不同国家可以根据本国国情建立不同的绿色发展战略。(56) 3.关于和平与安全问题。名人小组的报告明确指出，冲突会阻碍发展，应该被密切关注甚至纳入统一的议程中，必须确保社会的和平、稳定，杜绝引发冲突的外部原因。(57)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第68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阿什2014年4月24日也曾提到，和平与稳定是促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制定后2015年全球发展议程时应考虑如何解决动荡、冲突、暴力的问题。(58)《非洲共同立场》也曾将和平与安全确立为非盟致力推动的六个支柱之一，认为和平与安全必须成为非洲地区“后2015发展议程”的目标之一。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倡议的目标体系中，“减少犯罪与暴力”这一子目标得到四个发达国家(希腊、澳大利亚、荷兰、英国)、两个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尼)和一个其他发展中国家(哈萨克斯坦)的支持。至于“减少有组织的犯罪”子目标，有八个发达国家、两个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尼)及其他九个发展中国家予以支持。 总之，为了尽可能地获取国家层面的政治支持，“后2015发展议程”不可能完全脱离千年发展目标设定，而必须考虑千年发展目标的目标设定和实施经验，并结合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及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Rio+20”会议)所强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两者的基础上兼顾各地区、各国的发展能力和特殊发展问题，进而形成综合性的指标框架。从以上分析来看，世界各国均意识到原有的千年发展目标存在诸多不足，必须予以改进。但是，各国尚未就一个统一的、新的发展目标达成共识。整体来讲，发达国家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坚定推动者，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以消除贫困为己任，新兴经济体则介于两者之间，这种分歧实际上反映了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不同利益诉求。 (三)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 后2015全球发展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而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实质是各国在实现新的发展目标、协调国际发展合作中的权责分配问题。这其中需要明确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问题，以及新兴市场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定位和角色等问题。 在传统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中，发达国家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这种不对等的发展合作关系导致发展中国家囿于资源和技术缺乏被迫接受不适宜的发展政策和限制条件，严重影响了发展合作的效果。在“后2015发展议程”中，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构建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将是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因素之一。“后2015发展议程”高级别名人小组提交的报告，倡导建立平等互利，囊括国际组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民间社会团体、私人部门等主体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在联合国开放工作组提出的后2015发展目标体系中，从各国倡议的目标清单中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注点明显不同，是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主要矛盾。 首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将长期存在。发展中国家均期待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而发达国家则一再回避这些责任。具体来说，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涉及贸易、技术转让与研发、援助和债务可持续性等方面。在贸易方面，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倡导建立开放、平等、无歧视的多边贸易和金融体系，仅有六个发达国家对此表示支持，而对于多哈会谈关于农产品贸易方面的规定，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表态；在技术转让与研发方面，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积极倡议发达国家应该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保技术，加强双方的技术合作，但几乎没有发达国家支持这些倡议。在援助和债务可持续性方面，对于“发达国家应依据既定的时间表全面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确保债务可持续和债务减免”这些目标，部分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为主)极力倡导，但是所有发达国家均未表态。 其次，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仍存在不同的理解。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的实力整体走强，发达国家则陷于经济社会发展困境，“南升北降”的趋势日益明显。(59)于是，发达国家开始以各种借口极力削弱甚至企图篡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一方面极力弱化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承诺，另一方面要求新兴发展中大国承担更多、更大的责任，提出所谓“新兴经济体”的责任和义务问题。(60)发达国家近年来经济增长虽然有所放缓，但其长期以来累积的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资金技术方面比较优势，尤其是“绿色经济”方面的技术优势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发达国家有能力也有义务在全球发展合作中承担主要责任。新兴市场国家虽然整体经济实力有所上升，但其人均经济地位及科技水平等方面仍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绿色经济”的发展仅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在重申政治承诺、可持续发展目标、“绿色经济”等诸多领域均坚持明确写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调这是南北合作的根本基础，并督促发达国家尽快履行其在援助、技术转移等方面的国际承诺。 再次，虽然发展中国家整体在重大问题上立场一致，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及国家集团也存在分歧，这种内部分歧也是构建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阻碍因素之一。实际上，处于不同地区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又可分为“77国集团”加中国、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小岛国集团、“基础四国”、拉美集团及其内部的子集团等，不同国家集团关注的重点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从开放工作组的倡议目标体系可以得知，中国及“77国集团”更加关注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及建立平等的贸易和金融体系。最不发达国家(前文出现的LDCs，即最不发达国家，是欠发达国家里最贫穷的一些国家，是世行的分类)和非洲联盟主要关注就业、医疗、住房、饮水等生活必需条件、基础设施及发达国家在援助、市场准入、技术转移等方面的国际承诺的履行，特别是其对基础设施条件的强调明显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集团。小岛国集团因其地理位置，非常支持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方面的倡议目标；拉美集团支持的目标较多(约40个)，相对分散，但对饮水、性别平等、医疗和能源的关注略微集中，尤其是对能源使用效率方面的支持更为明显。“基础四国”相似的倡议指标一致地强调了道路等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鉴于此，建立平等互利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仍存在诸多困难，“后2015发展议程”最终很可能是强调共识、淡化相关争论的妥协或折中形式。(61) 四、中国对“后2015发展议程”的立场及应对 2000年-2014年，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及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上，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政治上，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二十国集团重要成员国，也是金砖国家成员国；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中国近年的对外援助逐渐增加，中国倡导的“南南合作”的援助方式也开始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因此，中国关于“后2015发展议程”的态度和立场对该议程的制定和实施将具有重大影响。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大国，中国具有特殊的双重身份。在国际社会，中国既要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表明立场，又要以新兴大国的心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2013年9月，中国外交部发布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就中国对“后2015发展议程”的原则和内容等表明了看法和立场。在联合国开放工作组设定的后2015目标体系中，中国所倡议的31项发展目标也进一步表明了其对后2015发展目标体系构建的设想。 (一)中国目前对“后2015发展议程”的基本立场 千年发展目标实行至今，一方面，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法如期完成千年发展目标，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完成了千年发展目标中15个量化指标中的7个，但与千年发展目标相比还是存在较大差距，个别指标的如期实现也存在一定难度，特别是在目标7“确保环境可持续性”方面。(62)基于千年发展目标在全球及中国的执行情况，同时结合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和责任，以促进本国经济社会环境等全面、健康发展及尽可能地争取有利的全球发展环境为宗旨，《中方立场文件》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强调“必须坚持将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作为后2015全球发展议程的核心”，同时认为，2015年后的新型全球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63) 1.关于全球发展目标。(64)中方认为，新的全球发展目标应是彻底摆脱贫穷和饥饿的威胁，实现均衡、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后2015发展议程”应重点关注解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注重解决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缩小发展差距。 首先，中国坚持将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作为“后2015发展议程”的核心，强调连贯性和前瞻性原则。连贯性意味着新的发展目标应建立在千年发展目标基础之上，一些尚未实现的千年发展目标应继续作为2015年后的发展目标。前瞻性意味着新的发展目标应坚持与时俱进，体现新的全球性挑战。中国虽然也认为，后2015发展目标应坚持统筹平衡发展原则，全面协调推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除了消除贫困和饥饿，还应将全面推进社会进步并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作为重点领域和优先方向，但在立场文件的内容上主要强调了节约、环保和生态意识。在开放工作组提出的目标体系中，中国所倡议的31项子目标清单，一项指标是“降低低于国家贫困线(national poverty lines)的人口比例”，还有约七项指标涉及产业和经济发展；同时，中国还倡议了16项社会指标，如就业、医疗、教育、住房、饮水等等，四项环境和能源方面的指标，以及三项国际合作方面的指标。在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化及海洋资源保护”这两个重点领域中，中国没有倡议任何具体指标。 其次，应坚持发展模式多样化原则。中国认为，各国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和具体国情各不相同，因此要尊重各国确定本国发展目标和战略的自主权，由各国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新的发展目标应在自愿的基础上适用于全球各国，作为各国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参照和未来国际发展合作的指导；同时应具有灵活性，充分考虑到各国不同的发展阶段、国情和能力，尊重其国家发展战略和优先目标。 最后，坚持协商一致的原则，充分发挥联合国的核心领导和组织协调作用。中方强调，“后2015发展议程”的有关磋商进程应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应强化联合国的政策指导和统筹协调职能，本着公正、民主和透明的原则协商一致，指导各有关机构、多边机制和条约机制，注意听取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建设性意见，推进国际发展合作。 2.关于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后2015发展阶段，实现可持续发展将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和使命，国际合作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为了进一步推进国际合作的广泛和深入发展，确保全球发展目标顺利实现，中方强调，“国际社会应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基本原则，新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核心仍应是南北合作，南南合作是南北合作的有益补充”。(65) (1)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1992年，《里约宣言》第一次确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该原则也是“后2015发展议程”中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倡导的最重要的原则。中方认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国际社会在发展领域的重要共识，是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基石。后2015全球发展议程不仅要考虑全球性的共同挑战，所有国家共同承担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责任；同时应体现特殊性和多样性原则，正视各国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不同的客观事实，“有区别”地分担责任。“发达国家应该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将尽力而为、量力而行。”(66) (2)以南北合作为核心，敦促发达国家尽快履行国际承诺。中方强调，发达国家必须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承担主要责任。在官方发展援助方面，发达国家应尽快兑现其承诺，切实提供和增加发展援助，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地区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支持力度；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准入方面，发达国家应摒弃贸易保护主义原则和做法，尽快消除各种贸易壁垒，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程度，切实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在债务可持续方面，发达国家应加快推进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减免进程，尤其要避免附加条件的债务减免；在推进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方面，发达国家应建立健全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发展技术的机制，推动并支持满足发展中国家实际需求的科技研发、传播和转让，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机构能力建设。 (二)抓住机遇，变被动为主动，通过全球发展议程促成核心利益的实现 从《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就中国对“后2015发展议程”的原则和立场，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设定的后2015目标体系中中国所倡议的31项发展目标来看，结合中国政府、研究机构、社会团体等对“后2015发展议程”的认知度和关注度，可以看出，一方面，从2013年9月外交部发布的《中方立场文件》可以看出，中国对“后2015发展议程”的设想和建议整体上是趋于保守的，主要是在重申其在以往的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原则和立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表态和承诺。另一方面，对联合国开展的一系列关于“后2015发展议程”的咨询和讨论，中国都不够积极、主动。首先，除了个别政府部门和少数几个专家参与讨论之外，国内的其他政府部门、私人机构和社会团体几乎都没有涉及，这与巴西的情形截然不同。巴西始终积极参与联合国有关发展议程的协商。2013年6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巴西政府合作成立了可持续发展世界中心，除巴西联邦政府外，巴西诸多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学术机构、私人部门均成为该中心的伙伴。在该中心的建议下，巴西于2014年3月31日成立了“后2015发展议程”部际工作组，包括外交部、环境部、财政部、总统府秘书处等多个部门，负责协调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共同参与联合国“后2015发展议程”政府间谈判工作。2014年5月23日，巴西政府召集来自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私人部门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大规模会议，讨论“后2015发展议程”。(67)其次，我国对国际讨论的跟踪报道也不够充分，对“后2015发展议程”目标设定的演变警惕性不足。在后2015发展目标设定的过程中，发达国家起主导作用，提出的发展目标越来越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因此，要提高警惕性。最后，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界，关于“后2015发展议程”的研究都非常少。相关主题的研讨会大多是在西方相关机构的推动或合作下进行的。 后2015全球发展议程目前正在联合国框架下由各国讨论并协商。其谈判过程并不仅仅是发展目标的设定问题，更多的是各国争夺全球发展主导权、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博弈过程。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群体(77国集团加中国)中的一员，同时还是近年来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新兴大国和金砖国家成员。这样多重的身份不仅意味着中国国际责任的增加，更意味着中国应该且能够在“后2015发展议程”的制定过程中转变现在对“后2015发展议程”的怀疑和谨慎态度，变被动为主动，变谨慎参与到积极开放，增加对国际发展合作的投入，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发展规则的制定中。 1.尽快制定适合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以国际发展目标促国内改革调整。从1992年参加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到2000年参与千年发展目标的制定，再到之后千年发展目标的具体实施过程，可以发现，中国的发展战略与全球发展议程是高度吻合的，全球发展议程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发展理念和战略，中国的发展战略渐趋科学、完善。 20世纪90年代初，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飞速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农村贫困人口不断减少。然而，截至1992年底，中国中西部和偏远山区的广大农村，仍有8000多万贫困人口；自然资源短缺日益严重，废弃物、废水等主要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继续增加，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仍在继续，并开始向农村蔓延。 1992年，中国参与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此次会议强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给中国的发展理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明确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倡导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断改善发展的质量。1996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环境保护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68)1997年，中国向联合国递交了《中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进一步声明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立场，即消除贫困和发展经济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经济发展是保护和改善环境的物质保证，因此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2000年联合国成员国一致通过了《千年宣言》和千年发展目标。之后，千年发展目标便成为中国制定国内减贫和发展战略的重要参考。特别是2002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战略后，中国政府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努力有机融入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进入21世纪，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都在9%以上，成为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2003年)。然而不可否认，我国因循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老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温室气体排放迅猛攀升，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境况不断加剧；同时，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社会问题日益增加。目前中国尚未实现的千年发展目标指标几乎都是环境和社会方面的。 因此，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发展转型和升级，促进可持续发展是中国今后中长期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参与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符合中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我国有必要基于自身国情制定出一套合适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发展的总规划，以此作为“后2015发展议程”谈判的标尺，最终决定哪些指标是自愿性的，哪些指标是可以有条件接受和做出承诺的，哪些指标是义务性的。关键点在于，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要在不影响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之下，经济可持续发展应该是我们的底线。与此同时，特别要鼓励企业转变生产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2.争取更多话语权，逐步承担国际责任。(1)团结发展中国家，共同争取更多话语权。随着新兴经济体实力的上升，原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明显对立开始逐渐转变为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两两之间的对立。部分发展中国家开始质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不论是气候谈判还是“后2015发展议程”的讨论，首先应该明确的是，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立场仍然是一致的。在全球气候谈判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中国一直和“77国集团”合作，协调立场、筹备会议，共同应对发达国家的不合理提案。在“后2015发展议程”的谈判中，中国应加大对本国基本国情的宣传，坚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使发展中国家充分认识到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分歧本质上是有别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立场的。中国要尽可能地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努力维系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团结；尽力保持在“后2015发展议程”谈判中“南北阵营”的基本态势，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统一的谈判联盟，推动形成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机制。 其次，加强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团结互助，共谋发展。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更多地来自于“南南合作”和多边合作及自身发展经验的传播。中国应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基础四国”的合作，以应对发达国家意图借“新兴经济体的责任与义务”问题给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施压。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基础四国”虽然国情各有差别，但不会有根本利益冲突，总的来说是共同点大于差异点。在全球气候谈判的第三阶段，中国越来越多地通过四国之间的合作来应对发达国家的责难，如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四国就结成统一战线拒绝了发达国家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减排草案。在后2015发展目标倡议清单中，中国倡议的31项指标中有10项与巴西(倡议33项)相同，一项与印度(倡议五项)相同，南非仅倡议一项，且与巴西相同。在“后2015发展议程”谈判过程中，“基础四国”仍可继续采取“抱团”策略，以合作应对共同的挑战，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2)逐步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展望未来，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及相关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而中国要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世界的支持。在未来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中国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发展中国家的根本立场，承担与我国发展能力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采取积极务实的态度，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适度参与国际可持续发展进程。(69)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上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的利益攸关者，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也不断高涨。鉴于此，中国应逐渐由过去侧重强调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向既坚持“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又重视“共同的责任和义务”转变，积极主动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中国在气候谈判中，已经承诺了具体的减排目标。在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方面，中国不仅可以判断自身能力和国际合作的现实，据此核算出符合自身能力与国际预期的量化承诺标准，增加对国际发展合作的投入，在分享发展经验的同时也增加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而且，中国应加强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机制与能力建设。在机制建设方面，中国可以“南南合作”为基础，进一步建立和加强与国际组织、发达国家之间的三方合作，逐步提高“南南合作”的国际地位，同时吸引私人部门、社会团体等非政府部门共同参与国际发展合作；在能力建设方面，中国需要理顺国际发展援助参与部门，加强部门间的协调，同时提高机构能力和人员素质，推进援助资金计划、拨付、使用、监管的规范化、法制化，进一步提高国际援助的效果。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审读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当然，文中的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作者负责。 ①中国外交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China's Рosition Рaper on the Development Agenda beyond 2015)，2013年9月22日，http://www.fmprc.gov.cn/eng/wjdt/2649/t1078984.shtml。 ②United Nations,"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Rio de Janeiro,3-14 June,1992,Vol.Ⅰ-Ⅲ. ③United Nations,"Report of the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ohannesburg,South Africa,26 August-4 September,2002,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S-19/33&Lang=E. ④United Nations,"Resolutions and Decisions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during Its Nineteenth Special Session:Рrogram for the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Agenda 21," 19th Special Session Supplement No.2(A/S-19/33),New York,23—28日,June,1997. ⑤United Nations,"Report of the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tatement by Nitin Desai,Secretary-General of the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ohannesburg,South Africa,26 August-4 September,2002,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S-19/33&Lang=E. ⑥千年发展目标的8项目标是：消除极端贫穷和饥饿，普及初等教育，促进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利，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做斗争，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合作促进发展。MDG1(世界银行网站上单独列出每个目标时用的是MDG1，MDG2等)体现了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MDG2—6体现了社会可持续发展，MDG7为环境可持续发展，MDG8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⑦评估将全球的发展中国家划分为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大洋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高加索和中亚九个地区，分别考察16项千年发展目标指标，因此共生成9×16=144个样本。 ⑧United Nations,"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2013 Progress Chart," June,2013,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pdf/report-2013/2013_progress_english.pdf. ⑨笔者根据联合国2013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得出结论。UN，"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13," New York,2013,pp.4-5. ⑩在考察的16个具体目标中，仅东亚地区表现良好。截至2015年，预计不能实现的目标数为两个；北非、东南亚、高加索和中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表现一般，预计不能实现目标数均为6或7个；南亚表现较差，预计不能实现的目标数为9个；西亚、大洋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一数字均超过10个，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更是高达14。 (11)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Sixty-sixth session Agenda item 19),"The Future We Want," 11 September,2012,pp.46-48,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66/288&Lang=E,15January,2013-01-15. (12)UN,"Beyond 2015," 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beyond2015.shtml,15 January,2013. (13)黄承伟等编：《国际减贫理论与前沿问题2012：迈向2015年后的发展模式》，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版。 (14)Nicole Bates-Eamer,et al.,"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Goals,Targets and Indicators,"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CIGI),2012,p.4,http://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775cigi.pdf,2014-02-05. (15)Jeffrey D.Sachs,"From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e Lancet,Vol.379,2012,pp.2206-2211. (16)笔者根据黄承伟等编著的《国际减贫理论与前沿问题2012：迈向2015年后的发展模式》总结而得。 (17)Lester B.Pearson,"The Pearson Report:A New Strategy for Global Development," UNESCO,1969。该报告提出发达国家应该每年将它们0.7%的国民总收入作为官方发展援助，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 (18)来自经合组织官网发布的一份报告，8 April,2014,http://www.oecd.org/dac/stats/documentupload/ODA%202013%20Tables%20and%20Charts%20En.pdf,2014-08-20。 (19)United Nations,"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12," 2012，p.59. (20)根据OECD/DAC的Creditor Reporting System(CRS)数据库计算可知。 (21)OECD,"The Busan Partnership for Effectiv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the Fourth High Level Forum on Aid Effectiveness,2012. (22)United Nations,"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13," New York,2013,p.52. (23)根据OECD/DAC的CRS数据库计算可得。 (24)指标4是指通过援助合作增强受援国的能力建设，要求与受援国实施技术合作的比例达到50%，2010年的实际完成值为57%，成为《巴黎宣言》唯一完成的指标。 (25)根据OECD/DAC的CRS数据库计算可得。 (26)Charlea Kenny,"Th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A Review of MDG 8 and Proposals for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High Level Panel on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2013,p.7. (27)United Nations,"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13," p.54。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免税比例是80%，最不发达国家的免税比例为83%。 (28)瑞士除外，瑞士2012年的非农产品关税上升了，达6%左右。D.Roodman,"Commitment to Development Index 2012,"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Washington,D.C.,2012,http://www.cgdev.org/files/1426572_file_CGD_CDI_web.pdf,11 March,2013-03-11. (29)MDG Gap Task Force,"Th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Making Rhetoric a Reality," United Nations,New York,2012. (30)J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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