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成本的区域分担失衡与东北经济发展滞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发展论文,成本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个显著特征是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地快于其他地区，因此造成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局面。在这种不平衡中，比较突出的是东部经济发展出现了较大的异常。东北三省曾经是共和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国有大中型企业非常集中，重化工业的比重十分突出。而且因此聚集的人力资源也相当丰富。就是这样一个有着良好经济基础的地区，在改革开放后不仅不能继续保持领先的经济地位，而且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地位大大地下降了。改革开放之前，东北三省的经济规模各自都处于全国的领先水平，但截止2004年，三省的GDP总额为15134万亿元，而广东省的GDP总额为16039万亿元，也就是说，东北三省的GDP总额相当于广东省的94％。这种不平衡引发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东北地区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会严重的滞后？在可以检索的众多解释中，具有代表性观点有：（1）重工业发展战略假说[1]。这种假说认为中国的地区差距问题与各地区推行的不同发展战略有关。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实行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东部地区的发展战略接近于按照比较优势制定，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战略则是违背了比较优势的战略。正是由于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更明显）推行的错误的工业发展模式，导致了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2）市场化假说[2]。该假说认为，各地区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差异性，强化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其直接后果是拉大了地区间经济差距。我国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制度演进上的差异，即东部地区市场化进程较快，而落后地区在投融资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制度变革的进程要缓慢的多。东北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严重滞后无疑是造成东北经济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3）产业结构假说[3]。这种假说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产业结构所做的重大调整是以消费品工业为主导的加工工业在东部地区迅速集中并发展起来，这种调整给东部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东北地区由于重工业比例太高，经济效益却很低，结果使得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较东部地区慢了许多。这是造成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4）所有制结构假说[4]。该假说认为，所有制结构调整，特别是国有经济在不同地区调整的速度不同，造成了地区间的差距。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的富有活力的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东北地区的国有经济始终保持着绝对主导的地位，时至今日，工业产值中的80％以上属于国有经济。正是由于东北地区发展私营经济的滞后造成东北地区整体经济的滞后。如果愿意对有关的文献做进一步检索，还可以列举更多的观点或假说，如外商直接投资假说，优惠政策和投资倾斜假说，知识和科技进步假说，等等。然而，问题关键并不在于列举的观点是否全面，而更重要的是想要说明的问题是什么。就以上提到的不同假说来看，每一种假说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但每一种假说又不能全面地解释东北地区经济为什么发展滞后。我想说明的是，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滞后是否仅仅是自身发展中出现的失误造成的？或者说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滞后是否是由于一些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宜的客观因素造成的？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我们会发现，东北地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滞后有来自改革本身的原因，具体的就是改革成本在不同地区分担的不平衡，使得东北地区负担了过多的改革成本，从而造成了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
东北地区或者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共和国建设初期重点发展的地区，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建成了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工业体系。这里曾是共和国的骄傲，也曾担起过共和国建设的重任。但是，改革开放之后，东北地区无论在改革方面，还是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都相当地缓慢。有人因此认为，这是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其实，这仅仅是一种相关关系，而更直接的原因是由此导致东北地区承担了过多的改革成本。本文就是要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进一步地想说明，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贡献或牺牲。
二、东北地区承担的改革成本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要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必然涉及到对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一部分人会因为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而丧失一定的经济利益，另一部分人则在计划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改革首先要付出的是一种摩擦成本。这种摩擦成本指的是因利益关系的改变，不同利益获得者对改革有着不同态度，从而形成对改革的阻力以及由此引起的损失。由改革阻力而引起的损失可以有多种形式。最基本的形式在于，改革中受损的人群为了不使自己的利益受损，千方百计阻挡改革的进程，对改革设置重重障碍，迫使社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去进行关于要不要改革的争论，因此延误了改革的有利时机。不能及时地建设新的体制，不仅经济效率不能提高，而且造成资源的浪费。进一步地，为了克服改革的阻力而采取的措施是需要支出一定费用的。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不断地增加市场因素，也就是建设并完善构成市场经济体制的各种要素，由此决定了改革还要付出一种实施成本。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决不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完成这种过渡是需要人为力量来推动的。这就不能不付出一些成本或者是代价。实施成本包括改革过程开始之后一切由体制决定的“信息不完全”、“知识不完全”、制度预期不稳定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实施成本受改革推进的时间和改革推进的难易影响。改革进行的时间越长，需要付出实施成本越高，而改革进行的时间越短，需要付出的实施成本越低；改革推进的越困难，必需付出的实施成本越高，而改革推进的越容易，必需付出的实施成本越低。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有一种成本是必须考虑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与独联体及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向不同。独联体及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思路进行的，因而是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则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了使改革不脱离这个方向，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必须把保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这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惯性下，要保证这项任务能够顺利实现，也是要支付一些成本的。特别是在渐进改革的路径下，对“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认识不断地变化，表现在公有制主体的比重逐步地向下调整，当公有制从较高的比重向相对较低的比重调整之前，为了维持公有制的这一比重，是需要花费一些成本的。如在坚持公有制绝对比重的情况下，一些需要深化改革的公有制部分可能因为这种约束而不能进行，这自然会造成部分损失。
以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本可以从整体来分析，这也是过去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所采取的一种主要的角度。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角度被我们忽略了，即各地区在承担经济体制改革成本上是不平衡的。而我之所以提出这个角度目的在于以此来分析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出现的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虽然这绝不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全部原因，但一定是这其中的一个原因，而且分析这个原因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一些地区的经济落后不完全是自己造成的，有时也可能是为了全局做出的一种牺牲。研究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缓慢这一问题，采取这个角度是很有必要的。
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改革开放后承担了更多的改革成本。这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首先，东北老工业基地为降低摩擦成本承担了很大的责任。如上所述，我国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传统的利益平衡关系，从而造成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平衡，一部分人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而另一部分人或相对地获得较少的利益，或成为改革的受损者，这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摩擦。我国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实施的是一种渐进改革的方案，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要降低这种摩擦成本。为了降低摩擦成本，我们采取增量改革的方案，即在保证原体制暂时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来改变原经济体制的性质。就中国原有的经济结构来看，在地区间表现为不同经济成分的不平衡分布。虽然都是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但是各地区的公有制性质以及公有制的产业性质相差很大。一些地区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占有绝对的主体地位，而另一些地区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比重较大，即使都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占主导，但有的地区是建立在重工业之上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而有的地区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中在轻工业领域。这种经济结构的地区特征，决定了在实施增量改革的过程中，那些全民所有制集中且全民所有制集中在重工业领域的地区，很自然地成为增量改革不变的部分，从而也就承担起降低摩擦成本的重任。东北老工业基地就是最符合这个条件的地区，因此在不断推进的改革过程中，充当了“殿后”的角色，实际上起到了降低改革摩擦成本的作用。
其次，东北老工业基地还承担了相对更大的实施成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方式，这虽然为许多人所认同，但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人就认为中国的改革并不能简单地概括为渐进式，因为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改革推进的很迅速，而支持这种说法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一些地区进行的改革非常彻底且十分迅速。不管这种说法能否成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国有经济比重很大，重工业比例很高的东北地区是以最慢的节奏推进改革的进程。现实中人们普遍地感到，在改革的进程方面，东北地区总是比东部沿海地区慢几拍。这种缓慢推进的改革是需要支付高额实施成本的。因为改革的实施成本是与改革的时间和改革的难易高度相关的。东北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缓慢的改革进程，使得该地区的改革实施成本非常的高，而东北地区改革的许多方面都具有攻坚性，因此使得该地区的改革实施成本变的更高。由此引起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让东北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步伐？这与东北地区必须要支付的另外一种成本有关。
最后，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保证我国实行的市场经济具有社会主义特征承担了一些必须支付的成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构建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就是要保证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控制力的作用，并且使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以及混合经济中的公有制成份在国民经济总体中取得优势地位。但是，在保持公有制主体的过程中，不同地区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而这也不是中央的战略部署，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在各地的分布不平衡，以及国有经济控制的国民经济重要部门和产业在各地的比重不相同。那些国有经济分布集中的地区，很自然会成为保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主要承担者，因此又成为改革进程最慢的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就是这样的一个地区。国有经济在这个地区占有绝对优势，重化工业和基础工业又是这个地区的主要产业，因此，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保证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一支重要力量。当然，这里一定有一个问题会被人们提出来，难道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意味着落后吗？这实际上是一个概念混淆的问题。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地区都要保证公有制占有主体地位，如果要这样的话，那不又回到了计划经济的年代了吗？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同地区是有先有后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是需要有些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做出牺牲的，作为一种成本也是整体改革成功需要支付的。
东北地区的改革成本负担与改革成本的一般理论分析有着较大的出入。在已有的一些理论分析中，改革的摩擦成本与实施成本应该是此消彼长的，但在东北地区，这两项成本则同时增长，且都高于全国的其他地区，再加上为保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付出的机会成本，东北地区实际上是在高额负重的情况下推进改革的。如果忽视了这一点，任何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分析都有缺憾。如前面谈到的人们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分析，无论是市场化进程缓慢，还是公有制比重太高，虽然都可以找到它们之间相关的关系，但由于忽视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承担的上述改革成本，这些解释是很难让对东北真正了解的人们信服。为此，我就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来，重新思考振兴东北地区经济的思路。
三、基于改革成本调整的振兴东北经济之路
根据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原因的不同解释，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思路。加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等，这些措施不仅凝结了人们的智慧，而且给人一种有针对性的感觉。我不否认这些工作需要去做，甚至是我们工作中的重点，但是，从东北地区在改革过程中承担的成本来看，振兴东北地区经济的道路还应从以下一些方向开辟。
首先，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步伐，释放为降低改革的摩擦成本而积累的压力。东北地区为降低中国改革发生的摩擦成本承担了很大的责任。具体地表现在，东北地区比重很高的国有经济，积淀了大量的冗员。在改革前期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冗员不仅没有从国有企业剥离，而且国有企业还承担了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责任，这进一步地加剧了冗员的积累。东北地区国有企业为降低改革的摩擦成本所做出的这项贡献，对中国改革的稳定推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因此放慢了速度，在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里，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长速度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外，东北地区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办社会的负担非常重。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因此给国有企业的经营带来巨大的压力。可以说，东北地区经济振兴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国有经济搞活，而不解决这些冗员的负担和企业办社会的压力，搞活国有经济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国有企业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尽快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不可避免的一些困难，如资金的缺口、人员的培训，是需要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来出面帮助解决。事实上，最先在东北地区开展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但这还不够，东北地区长期的欠账以及所做出的贡献要求中央在调整改革和发展战略时给予更多的考虑，提供更多的帮助。当然，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并不意味着是在推卸责任，东北地区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必须要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但自身也必须意识到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把这项任务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其次，加快政府职能转换的步伐，降低为推进改革所支付的巨大的实施成本。东北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缓慢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引起很大的实施成本。这种成本在改革前期是必须要付出的，因为渐进式改革需要这种不平衡的地区改革的支持。但是，当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或者说改革进入后期，那些过多地支付改革实施成本的地区必须调整改革的思路，以达到降低实施成本的目的。而达到这个目的的关键是转变政府的职能，这其中包含的一个道理是，政府可能因长期充当改革的设计者和推进者，容易形成一种思维和行为惯性，这会导致改革的实施成本不能顺利地降下来，从而阻碍着改革的深化，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转变这些地区政府的职能就被迫切地提上日程上来。转变政府职能，这是一个长期以来都受到人们十分关切的问题。把转变政府职能与降低改革的实施成本联系起来，这可以为转变政府职能提供一条新的探索之路。为了降低改革的实施成本，东北地区政府必须要做的是两件事：一件是减少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干预。这与一直以来的一种看法相矛盾，即有很多人相信，东北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离不开地方政府推动。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东北地区相对顽强的计划经济体制惯性决定了微观的经济主体是没有力量推动改革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包揽改革的全过程。当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具体地讲，在改革过程中培育的市场主体不仅有改革的强烈愿望，而且有一定的能力来推动改革的时候，政府更多的参与只能是增加改革的实施成本。另一件是减少政府利益对改革的影响。政府利益体现在改革中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现象，但当改革需要政府发挥更多作用的时候，政府推动改革取得的成果要大于政府因此而获得的利益，这种情况下，社会还是可以容忍政府利益的一定程度的实现。然而，在政府推动改革的作用递减而越来越小时，政府若不能改变利益要求的惯性，那么直接的结果就是会加大改革的实施成本。现实中，无论是不负责任地贱卖国有企业资产，还是不让该进行改革的国有企业转变经营机制，这些都是增加改革实施成本的表现。东北地区在这方面的严重性尤为突出，因此需要政府减少自己利益左右改革的努力也相应地十分迫切。
最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获取国有经济比例不断减少而可能产生的新的增长动力。之所以这样讲的一个理由是，现代市场经济绝不是完全的私有化，国有经济所具有的作用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东北地区承担了为保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更多责任之后，随着正在加快的国有企业改革，国有经济的比重也在东北地区持续地下降，这带给东北地区的一个机会是，国有经济因减少而凸显的优势会成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转变一种认识，改革国有企业的出发点无疑是因为国有企业自身存在着一些弊端，但因此而得出不要国有企业的结论就十分荒谬了。随着国有经济比例的不断降低，国有企业迟早会转变自身的发展态势，而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动力。因此，东北地区在改革国有企业的过程中，一定不要只顾减少国有企业，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而应该选择一些国有企业，探索它们在市场化改革到一定阶段后发挥作用的方式，以改变东北地区发展的态势。我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东北地区若完全按照东部发达地区发展的思路克隆自己的发展道路，很难达到预想的结果。倒是在认清自己特征基础上，挖掘国有经济可能适应新的发展阶段的功能，一定会给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开拓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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