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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是完成“九五”计划、全面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最后一年。从明年开始，我们将跨入第十个五年计划。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开始实施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关系到21世纪初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可见预见，今后5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对于我国的改革与发展，都是相当重要的时期。
深化改革，加快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步伐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已发生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形成，市场在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中开始起基础性作用，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正在向公司制转轨。但是，改革的任务远未完成，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还到处可见。随着近期我国将加入WTO，建立开放的适应WTO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期只有三五年。因此，面向新世纪，应该着重在体制创新上实现新的突破，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强大的动力。
首先，国有企业改革仍然是深化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问题多，难度大。国企改革不只是一个个国有企业的改革和转换经营机制，更重要的或首要的是要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和对国有企业结构进行战略性改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谈到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时，明确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有四个，即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这就意味着，在其他行业和领域，国有经济要逐步收缩或退出，国家也不宜在这些行业和领域投资或上新项目。随着国有经济在一些行业和领域逐步退出或缩减，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将进一步降低，比如从目前占40%左右降到2010年30%左右。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只要国有经济真正能控制上述四大行业和领域，就能在国民经济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根据世界银行材料，当前世界上发达国家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只有5%左右，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也只有10%左右。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占的比重大一些是无可非议的，只是占的比重不能过大，过大会带来效率损失。同时国有经济比重的降低要逐步进行，不能搞急进的一下子大幅度下降的办法。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年均下降约0.8个百分点，按此速度下去，到2020年，国有经济比重仍将占20%以上。由于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部门，那时国有经济仍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主导国民经济的发展。
对面广量大的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也很重要。到90年代末，我国国有工商等企业仍有24万个，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把放开搞活的范围从原来的国有小型企业扩大到国有中型企业。这必将大大放开搞活国有中小型企业。要让地方从本地实际出发，积极推进，大胆实践，勇于探索，而不要求全责备，过多指责。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是国企脱胎换骨的改造，是真正的改革攻坚战。现代公司能较好的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体现现代企业制度内在的特征。国有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既要做到投资主体多元化，又要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建立权责明确、协调运转和有效制衡的关系，还要建立企业优胜劣汰、经营者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技术不断创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等新的机制。所有这些，都是需要经过几年的努力，才能奏效的。
建立国有资本管理的有效形式，是今后改革的重要任务。现在看来，国有资本不仅要分级管理，还要分级所有。不仅要政企分开，还要政资分开。通过建立国有控股公司，专司国有资本的经营，不仅实现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职能的分离，而且实现国有资本管理监督职能同国有资本经营职能的分离，因而是一项有益的探索。迄今为止，国有企业很难做到自我约束，一些企业自己的纪检、监察人员（他们都是企业的雇员）往往同管理人员共谋侵吞国有资本。看来，必须有外派监事，健全以外派监事为主的监事会，才能有效监督国有资本。总之，今后需进一步总结各地各部门经验，找到国有资本有效的管理、营运和监督的具体形式。
其次，继续提高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环节。要重点发展生产要素市场，实现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继续打破地方封锁、部门分割，反对不正当竞争，即使是自然垄断行业，也要尽可能引入市场机制提高效率。如电力行业，要搞统一电网，但发电可以市场竞争，谁的电价低就用谁的。前两年流行一时的“行业自律价格”，是有害市场竞争的，终于名存实亡。这个教训值得记取。当前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垄断部门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搞高价高收费为本部门谋利益。也有一些行政部门直接出面，用行政命令抑制市场竞争，如民航管理局不许航空公司票价打折等。这些都是属于需要改革的内容。
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发展和规范资本市场，对深化市场化改革十分重要。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国有企业资产重组和债务重组，建立和健全信息披露制度，改进公司治理结构，都要求加快发展资本市场。要使资本市场健康运行，就要尽量减少行政干预，取消各种行政审批，包括上市公司的审批。政府主要是制订法规，严格执法，维护资本市场的良好秩序。上市公司只能生、不能死的离奇现象不能再靠行政手段长久维护下去了。
重视流通体制改革，是提高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方面。我国20多万个国有企业中，大部分是流通企业，它们的改革和脱困问题很突出，如国有商业部门连续几年全行业亏损，现在是提到议事日程逐步解决的时候了。
1994年财税改革迈大步后，并不意味着改革已经完成。财税改革需要完善的方面还很多。比如，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税费改革；逐步将预算外收入纳入财政预算；适时开征新的税种和全理调整相关的税率；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进行预算制度改革，包括按部门编制预算，增强预算的透明度和约束力；严格依法理财和治税；等等。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银行改革，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组织体系、市场体系、监管体系和调控体系。推进各类金融机构转变经营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创造条件将目前几家国有独资的商业银行改革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利率市场化要逐步推进，先是货币市场利率市场化和外汇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然后可考虑实行贷款利率市场化，再实行存款利率市场化。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以防止和化解金融风险。逐步创造条件实现人民币的可兑换。
按照加入WTO的要求深化改革外贸管理体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加积极的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走向世界。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支持那些实力雄厚的企业跨国经营闯自己的牌子。扩大开放领域，改善投资环境，继续吸引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改善投资结构。
再次，加快城市化步伐，逐步摆脱“二元结构”的状态，也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就要走出“二元结构”状态，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由于农村人口多，占的比例大，农村剩余劳动力数以亿计，因此城市化任务特别繁重。根据中国国情，要加快推进城市化，更有效的是走多种多样的城市化道路。既要发展大城市和城市群，充实提高区域性中心城市，充分发挥城市的聚集效应，发挥城市带动、幅射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又要大力发展小城镇，使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改变乡镇企业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落后状态。发展小城镇要力求壮大规模（目前全国1.7万个小城镇平均每个小城镇不到1万人，规模太小），完善功能，繁荣经济，集聚人口，使之成为农产品加工基地和集散中心，农业信息和技术服务中心。我国目前城市化水平只有30%左右，同工业化的进程很不协调，还有约3亿农村劳动力要转移到非农产业。据估计，我国城市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可转移农村劳动力1200万人。提高城市化程度，要因地制宜，走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多样化的城市化道路，适度发展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加快小城镇建设，引导城市群发展。这中间，农村小城镇建设很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发展乡镇企业过程中，曾提出过“离土不离乡”的口号。现在看来，这样做已不适合今后小城镇的建设。农民从事非农产业，乡镇企业应逐渐向小城镇集中，以发挥城市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也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一个县建设三五个有三几万人的小城镇，就可以使十几万人从农村转向城市。我国农民占总人口的比重特别大，至今仍有9亿人口在农村。在城市化过程中，有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要转移到城市，其中大部分要靠发展小城镇来吸收。因此，将中国的城市化称为城镇化也是可以的。为了加快各类城市（镇）建设，应当改革城乡分割的体制，通过体制创新和政策调整，逐步推进农村人口向城市（镇）转移，包括改革原来的户籍制度，取消使农民实际成为“二等公民”的种种不平等的规定和措施。
除此之外，还要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速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法规体系，严格司法执法等等。
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较快增长
改革开放21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一般商品从普遍短缺转变为供大于求，人民生活迅速改善。进入新千年、新世纪后，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实现较快增长，这是各个方面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中国经济今后有必要继续快速增长，这是很好理解的。中国经济虽然经过21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总体上还比较落后，1999年人均GDP按当年汇率计算才800美元左右；经济的二元结构还很明显，农村还有数以亿计的劳动力要向城镇转移，就业压力特别大；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至今没有一个制造业企业跻身世界500强；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包括农村至今仍有3000万贫困人口的脱困问题等，也要靠快速发展经济来解决。中国经济即使能实现较快增长，还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能达到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
中国经济有没有可能实现较快增长呢？中国经济在初步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市场已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经济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数量扩张后已出现许多产品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经济发展已从供给约束为主转向需求约束为主。那么，从社会需求方面看，能否支撑我国经济今后实现快速增长呢？回答是肯定的。
社会需求主要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我国消费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强劲。即使是出现通货紧缩现象的1999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比上年实际增长10.1%。这个增长率是很高的。保持这样的增长率，能有力地支撑经济的较快增长，年均达到7%～8%的水平。
我国投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增长也较快。“八五”计划期间和“八五”以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很快，“九五”期间增速相对低一点，1997年为8.8%，1999年为5.2%。我国的储蓄率一直很高，投资率也一直很高（多年来一直在30%以上），随着改革的深化，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将逐步灵活顺畅，今后使投资增长率维持在12%～15%的水平，并不太难。而一般估计，投资增长率如能达到12%，就能支持经济增长率达到7%。
在出口需求方面，随着亚洲经济的复苏，整个世界经济前景看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估计进入新世纪前十年世界经济将保持一个平稳的发展速度，年均增长率达到3%～3.8%，这样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预计在“十五”期间，我国出口增长率仍能略高于经济增长率，从而推动经济的较快增长。
为了使经济较快增长的可能变为现实，使某些潜在的社会需求变为现实的社会需求，除了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扫除一些阻碍经济较快增长的体制性障碍以外，还要改善生产力的组织，在今后五到十年内，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并以此为中心，实施比较有效的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区域经济政策等，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表现在：短线产品“瓶颈”制约基本消除，有效供给能力大大提高，基础设施基本上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发生较大的变化。20多年来，农轻重比例由25:32:43:调整为17:41:42；三次产业比例由28:48:24调整为18:49:33。技术装备水平明显上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提高，一些高新技术产业迅速成长。等等。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目前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比较突出，成为影响经济快速增长和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表现在：
其一，产业结构不够协调。农业就业比重过高，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近一半(49.8%)，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中国1998年经济总量中第三产业占的比重为32.9%，而世界上低收入国家第三产业平均占42%，中等收入国家占56%。一般加工生产能力过剩，而高质量产品和高技术装备依赖进口。
其二，技术创新能力不强，技术进步慢。企业的研究开发投入少。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1998年平均用于研究开发的经费仅占销售收入的1.28%，而世界500强企业一般占5%～10%，电信、医药等行业达到20%到30%。由于研究和开发投入不足，产业素质低，产品市场竞争力弱，国际竞争能力低。
其三，企业组织结构落后，经济效益低。生产的集中度不高，规模效益差。大的不强，小的不专。1998年，我国520户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销售收入共25853亿元，相当于3115亿美元，只及世界500强前两名（通用汽车公司和戴姆斯-克莱斯勒公司）年销售额的98%。企业经济效益不高。1998年，我国全部工业资产利润率仅为1.29%，销售利润率只有3.26%。其中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只有1.26%和2.76%。全部工业流动资金全年周转1.19次，其中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0.98次。
其四，城乡和地区经济布局失衡。中国的一个突出矛盾是城市化大大慢于工业化，至今仍有70%多的居民住在农村。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大。地区经济自成体系，结构趋同，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严重。东部同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有拉大趋势。如此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今后五到十年，为保持经济的较快发展，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即将加入世贸组织，更广泛的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需要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提高我国企业、产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对我国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主要内容包括：
1.要继续调整所有制结构。按照建立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继续加快发展非公有经济，特别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发展民营经济可以更加放开些，对非公有经济的市场准入、融资、外贸经营权等应同公有经济一视同仁。目前，非公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占的比重大概为1/4，仍然有发展空间。今后，非公有经济完全可以在能发挥自己优势的一般竞争性部门和市场化程度高的领域继续扩张，以便更好地支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一般估计，到2010年，非公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占的比重有可能提高到30%甚至更高一点。
2.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传统产业包括轻纺工业、冶金石化工业、机器装备制造业等（其中有一些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是我国具有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行业。我国主要靠发展它们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出口。因此，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应成为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重点。在调整过程中，要以市场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提高规模效益。与此同时，一些产品无市场、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劣、长期亏损和扭亏无望、浪费资源和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应予淘汰。政府不要勉强去挽救那些本来就救不活的企业。
3.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当今世界技术进步突飞猛进，发展经济，提高企业、产业和产品竞争力，越来越靠技术进步和采用先进技术。要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根据国内外经验，当前要集中力量实现国民经济信息化，使工业化和信息化很好结合起来。通过国民经济信息化使我国经济逐步赶上世界“新经济”潮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既要靠政府的参与、推动和引导，更要靠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自主选择。
4.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包括水利、能源、交通、生态保护、环境污染治理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基础设施不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议题。与发展其他产业不同，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要靠政府规划和投资，许多国家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要占财政支出的20%左右。随着我国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政府将不再对一般竞争性行业进行投资，而将集中财力加强基础设施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投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二产业的高速发展，已告别商品短缺，目前已有条件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范围很广，除了传统的商业、餐饮业等要继续发展外，有些是我国经济的新的生长点，还能提供大批就业岗位，如住宅、旅游、社区服务、教育、非基本医疗服务和保健、连锁配送、文化设施等，应鼓励其快速发展。有些是现代服务业，有利于提高整个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如金融、保险服务、广告、法律、会计、咨询、技术推广等中介服务等。第三产业发展的余地很大，今后要努力使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不仅快于第一产业，还要尽可能快于第二产业。
6.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特别突出。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绝不意味着可以削弱农业。恰恰相反，为保障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护农业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粮食的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这是全国人民安居乐业的最根本条件。农业结构也要调整和优化，提高农产品加工能力，以利于农民增加收入。
7.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重点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国家要集中更多的财力，用于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实施鼓励政策，支持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开发与建设。中西部地区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讲求实效，形成各具特色的经济区，不再是结构趋同。特别是要从可持续发展出发，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改善环境，不能再走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发展经济的路子。东部地区也要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有条件的地区，要争取率先实现现代化，并尽可能的支持和援助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前1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时期。搞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实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21世纪头十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的任务，我们就能为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打下良好的、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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