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欲望与恐怖的梦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人论文,梦乡论文,欲望论文,恐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3年，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出版了他的乌托邦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风靡 一时。同一年，另一本关于中国的畅销书在法国出版，同样令人激动。那就是法国作家 安德烈·马尔罗的长篇小说《人的状况》，(注：有关《消失的地平线》与《人的状况 》的引文，均见“Lost horizon”(London，1933)，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人的状 况》。)希尔顿描绘了一个东方乐园香格里拉，马尔罗描述一个地狱般的东方城市—— 上海。值得思考的不是西方人想象这个世界中的天堂与地狱，而是他们把想象中的天堂 与地狱都设在中国。
对香格里拉的描述是一种典型的“东方主义”话语的重复。在西方人的传记中，未知 的东方意味着灵性的美与宁静超然的神秘，那是雍容富贵与优雅的生活方式，那是法术 达到的超越时间的生命永恒。《消失的地平线》赞叹香格里拉，除了东方的宁静外，还 有可口的饮食、迷魂药、身心和谐，所有人都富于宽容的精神与优雅的举止，与世无争 的生活态度和所有人的青春不老。这部书写几位西方人在一次偶然事故中来到一个与世 隔绝的东方乐园——香格里拉。小说无论在技法上还是在主题上，都不存在什么新颖之 处。它的传世之处在于：书中“香格里拉”——那是位于中国西部、喜马拉雅山麓的山 谷，一个幻想中的人间天堂——引起了人们无穷的兴趣。
以前莫尔写《乌托邦》，康柏内拉写《太阳城》，培根写《新大西岛》，莫里斯写《 乌有乡之消息》，手法都与这本书类似。乌托邦如果不是虚构的就没有现实意义，虚构 如果不显得像真实一样，又无法实现其超越现实的价值。《消失的地平线》与其说是描 写了一个乐园，不如说是写了一个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那个神秘的香拉里拉，就是西 方人乌托邦传统对中国的再次认同。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就在想象、传说极北之地或 赛里斯国的丝人儿的长生不老，高度的文明与富饶。基督教神话通过亚历山大传奇的暗 示把天堂也置于世界的东方。“神在东方的伊甸设了一个乐园给人安居。”西方人永远 也忘不了这段启示，它是幸福回忆，也是永恒的许诺。马可·波罗的游记、耶稣会士的 书简、启蒙时代思想家的渲染，使那些经常想“生活在别处”的西方人，在梦中做客时 总来到中国。香格里拉，与其说是中国的，不如说是西方人纯粹幻想出来的。香格里拉 的美恰在于它的神秘。一是自然的神秘，一是人文的神秘。
“香格里拉”是一个美梦，乐园出现在东方未知的国土上，因为西方人已知的世界里 ，容不下一处幸福。然而，当他们需要为自己的恶梦构筑一个背景时，幻想的各种可怕 场景就发生了，同样是中国，在远东的上海，天堂在东方，地狱也在东方。
1933年马尔罗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人的状况》，这本书描写了地狱般的“人的状况 ”，地点就在远东的上海。谋杀、镇压、贫困、肮脏、混乱、疯狂、仇恨、令人毛骨悚 然的屠杀，已经把中国这座城市涂抹成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对于没有去过远东的西方 读者来说，地狱般的上海既是一个现实的城市，又是一种想象的场景。那里除了黑夜， 一无所有。春天是雾水季节，浸在潮湿中的黑夜，一切都在腐烂。1927年4月是“最残 忍的一个月”，天空低垂，拥挤着奇形怪状的乌云。仅有的几颗星星，像几盏即将熄灭 的灯，透过阴冷的云缝，绝望地燃烧着。混浊的河水喘息着流淌。在这座乱七八糟的城 市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时辰，都在滋长着罪恶。小说一开头，就写了一个陈姓的中 国人正在进行的谋杀。而此时此刻，远不止这一桩谋杀案在发生，整个雾蒙蒙的空气中 都渗着血腥味。
地狱是上海的本质。天空总是阴云密布，城市肮脏、混乱，恐怖的夜晚用寂静掩盖着 谋杀，等到黎明，凄厉的号声中刽子手走过旧城，一只只乌黑的笼里装着砍下来的头颅 ，头发上还滴着雨水。很多人说马尔罗去过他笔下的这个城市——上海。马尔罗没有承 认，但也没有否认。他是个艺术家，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中，生活在充满恐惧与欲望的梦 幻中。他不想跟那些好奇而追求刺激的读者、无聊和饶舌的人多说什么，就像那些街头 的市民指着但丁蹒跚的背景说：那就是去过地狱的人。就是但丁也并没有回过头来承认 或否认。
马尔罗想像的地狱是一座坟场，人们在死亡中体验生命的意义，因为在所谓“人的状 况”中，只有死亡是惟一的意义。马尔罗是个主观的作家，《人的状况》在关于中国城 市的描写中，除了一点他生活过的西贡堤岸市华人区的影子外，其余都是他纯粹的想像 。他根本不需要再现什么现实，在他用语言操纵的那一小块世界里，他享受绝对的自由 。他把一座中国城市描绘成地狱，那是因为他需要一个地狱的背景，把脚踏在血泊与污 水中，感觉与思考“人的状况”。
但是，他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个地方。为什么是中国?是什么原因使他在如醉如痴的激 情中将中国描绘成一个只有黑夜的地方?
“荒凉的夜幕笼罩着遍布水田和沼泽的中国……”用马尔罗的话说，大概从菩萨的年 代开始就是这样。他找不出更多的词汇描述这个国家，甚至以为但丁以后西方语言中描 绘地狱的词汇就再没有被丰富过。恐惧、荒凉、残酷、迷雾、狂乱，在那个永远黑暗的 国度里，重重叠叠挣扎着的人都陷入同样的绝望中，饥饿、贫穷、虚弱、愚昧无知，萎 靡不振，混浊的河流像地狱中的血，从那里流向生活。
《人的状况》描写死亡，书中到处都是杀戮与死亡。革命者在准备起义，街头的战斗 残酷得令人绝望，最后失败，革命者被鞭苔后投入燃烧的火车头的煤炉中。生命已经在 最残酷的形式中得到检验。烈火是黑夜中惟一的光明，在死亡面前，“死可以变成为一 种激昂的行动，成为人生最高表现，这种死完全可以与生相媲美……”
《失去的地平线》与《人的状况》的背景都是作家主观中臆想的中国，这两本书同一 年出版，但是呈现的背景反差却如此之大，形成最令人吃惊的对比。一个(香格里拉)是 走向永生的光明，另一个(夜幕下的上海)却是死亡的黑暗。
不仅如此，《人的状况》在许多方面都与《失去的地平线》构成最鲜明的对比，不论 是事件，还是人物，那地狱般的城市里的生灵，“活像深浊的泥水中的一条条鱼那样丑 怪难看”。他们忍受着极度的屈辱、饥饿、肮脏与混乱，在无边无际的黑夜中绝望地死 去，只有鲜血中才滞凝着一丝冷光。而香格里拉的男女却是那样优雅漂亮，他们和平幸 福地生活在阳光中，即使夜晚，星星或月亮也是明亮的。总之，没有什么比香格里拉更 像天堂的了，也没有什么比《人的状况》中所描写的两座城市——上海与武汉——更像 地狱的了。天堂遥远，地狱同样遥远，都可以安排在中国。
马尔罗笔下的中国城市，是一座地狱。他在写地狱中“人的状况”。只是在选择表现 人的地狱般的生存状况的背景城市时，他把笔落在中国的上海与武汉，因为这是他所能 想到的这个世界上的地狱。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中国并不是一个实在的国家，而是一个神话，一个隐藏了西方人 欲望与恐怖的梦乡。天堂遥远，地狱同样遥远，遥远到中国，一个在西方几千年的历史 上只存在于传奇中的地方。
亚历山大“征服世界”的足迹实际上根本没有越过兴都库什山，大山以东的地方如果 不是海洋，就可能是天堂或地狱。基督徒们毫不犹豫地在T-O的地图上把耶路撒冷画为 世界的中心，天堂与地狱都向东去，远在世界边限之外。而世界的东方在他们的传说中 是丝人之国，那里的人民幸福而长寿。马可·波罗的游记使西方人进一步相信中国是富 饶的人间天堂。哥伦布航海最初的动机就是向东去发现这个天堂的，而这位海军上将也 确实坚信发现了世界的东方尽头的人间天堂——“大汗的国土”。同一种传说中，可以 把中国想象为天堂，也可以把中国想象为地狱，东方曾是靼鞑人的天下，那个叫鞑靼的 地方(Tartar)，与地狱是同义词，拉丁语中地狱即是Tartare。一种可怕的文字游戏。 所有的魔鬼都是从东方驱赶出来的，那里是撒旦的帮凶哥革和马各(注：见《圣经·启 示录》。)居住的地方，有西方人的恶梦。
所有关于天堂与地狱的描述，都与西方人心理传统中的中国情结等原型有关。他们不 是在写中国，而是在写他们自己的梦的体验。文学毕竟是文化的梦幻，疯狂的幻想有可 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深刻的真实。对这种梦幻的分析，可以使我们了解这种文化潜在的意 识结构。香格里拉或“人的状况”中的上海，只能代表西方人的某些中国形象，是由西 方文化心理生产出来的梦幻形式，是西方人自身存在的影子，是他们下意识心理关于绝 望与恐怖的形象表达。
一位西方作家关于中国的描述，与其用来说明中国，不如用来说明作家本人和他所代 表的某种文化心理；与其用来说明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知识，不如用来说明关于中国的想 象和这种想象所意味的他们自身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自足结构。在希尔顿的笔下的东方 乐园香格里拉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是西方人。这些角色我们在历史上也都曾见过。世界 主义空想家、传教士、军人、政客、商人、海盗、流浪汉、冒险家……香格里拉的想象 是奇妙的：它一方面把乐园置于中国未知的大山深处，另一方面又幻想这个乐园是西方 人介入、建立并管理的殖民地。
《失去的地平线》中平庸的想象是对18世纪以前欧洲的中国传奇的一次回忆与纪念。 那时候他们对中国所知极少，少数的冒险家、传教士、商人去过那里带回来许多离奇的 传说，夸张是旅行家的爱好，他们所有投资的利润都体现在这里。马可·波罗、曼德维 尔爵士等中世纪的旅行家，描述过中国动人的财富与秩序。这种叙述传统后来被耶稣会 士继承了。它曾令欧洲第一流的头脑为之神往，莱布尼茨或伏尔泰，都是讲叙这种中国 神话的欧洲先知。西方在自己的文化视野中不断构造“中国形象”，启蒙运动前这一形 象的主导价值是肯定的，西方对中国情感主要是敬慕中的欲望与恐惧；启蒙运动以后， 西方的中国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否定性形象占主导。中国不再令人仰慕而是令人鄙 视，中国不再是欲望之地而是惩戒之地。西方将许多可怕的异域景象安排在中国。尤其 是20世纪革命爆发之后，动摇、混乱的中国又为西方的地狱想象提供了许多素材。西方 的中国形象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富饶变成贫困，开明变成专制、古老变成停滞，道德堕 落、民风靡烂、无商不奸、无官不贪，中国文明是邪恶的文明，中国人属于劣等民族， 怯懦、懒惰、愚昧、狡诈、残暴……西方的中国形象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革命 前的中国是一个没落的“停滞的帝国”。革命后的中国又是一个残暴的、“动荡的帝国 ”。西方的中国形象，并不完全是中国的真实。它的根源在于日渐强大的西方需要一个 “他者”，一个否定的对象。历史上的中国形象一直处于西方文化的对立面，西方自我 批判自我改造时中国形象就展示为肯定面(天堂)，而西方自我认同自我扩张时，中国形 象就表现为其否定面(地狱)。一个肯定的前提就是要假设一个否定，西方的中国形象于 是就不断地扮演着天堂与地狱的角色，一会儿是天使，一会儿是恶魔。
18世纪以来，世界被“现代化”的同时也被“西方化”。西方人忙忙碌碌，得意非凡 。世界正在变成西方人统治的家园，除了西方那个老家之外没有什么地方值得羡慕。他 们既在自己家努力工作，也努力到其他人的家去抢掠。他们迫不及待地盼望着火车或炮 舰能把他们那些漂亮的兄弟姐妹送到乐园门前修剪得很好的草坪上。期望中的20世纪大 概是离天堂最近的一个世纪。谁知灾难何时降临?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搭错了车还是 走错了路，一步之遥，天堂已经远得无法想象。失望或绝望的人又想起乌托邦，又想起 关于中国的古老神话，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但人的关怀中又不可缺少的地方。这种愿望 很强烈，《西方的没落》暗示着一个理性的起点，《失去的地平线》则是多种幻想建设 中最通俗、最成功的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建设是对所有西方化的中国传奇的复述。西方 传说中那些关于中国的传说：富足、悠闲、博学、宽容、和平甚至长寿与法术的神秘等 等，都被编织到小说中。
西方人需要中国，就像他们需要一个自我超越的地方，需要一个天堂或一个地狱一样 。在这种传统中的中国形象，表现西方精神生活的真实，并不是关于中国的现实。关于 异邦的想象是本土文化的“他者”，其中虚构往往多于真实。文化交流如同贸易，总是 在有/无的对立范畴内进行。中国并不是一个实在的国家，而是一个神话，一个隐藏了 西方人欲望与恐怖的梦乡。
天堂的故事之外，必是一个地狱的故事。想象当然是不真实的，可是想象背后所蕴含 的心理基因却是真实的，它既是历史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天堂里住着的都是出色的文 明的西方人，而在地狱的泥泞与烈火中挣扎的，却是些丑类。他们在大革命的血腥中昼 伏夜出，面目狰狞。
天堂与地狱差别如此之大，但其中却存在着共同点：它们都是西方人的世界。1927年 上海武装暴动的领导是俄国人卡托夫，小说主人公乔是法国教授与日本女人的混血种， 革命中惟一的女性与继承人梅是德国人，蒋介石的警察头子库尼格，密探施比留夫斯基 ，掮客葛拉比克，革命者赫麦利奇、伏洛金、帕索兹，金融巨头密拉尔都是西方人。所 有的作为背景的模糊的中国人都是这些西方革命者的背景。主要人物中惟一一个中国人 陈达二，也是一个由外国教育培养起来的无父无母的孤儿。他的教父——法国教授吉佐 尔心里想：“除开性欲，也许陈就不是中国人了。”也就是说，除开他身上最原始、最 本能的一部分外，“中国孤儿”在思想与行为方式上都不是中国人。
多么奇妙的想象，西方人幸福地生活在中国的乐园，西方人痛苦地挣扎在中国的地狱 。那么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同一个中国，为什么有天堂与地狱的差别，如此描述，究竟 什么是属于中国的呢?中国成为西方的幻想之地，就是关于西方精神生活的主观表现。 它与其说是说明中国的，不如说是说明西方的，是说明西方对自身文化的某种反思与超 越的他者形象或空间，在文化结构二元对立原则下与西方截然相反。
任何幻想都是在超现实中、在幻想中包含着人性中最自由的成分，与最受压抑的内容 。苦难与脆弱的时代是幻想活跃的时代。人被束缚于绝望的现实中，从人性深处点燃的 幻想是某种解放的力量。幻想需要一个非现实的地方，将虚构置于未知之间。在历史上 绝大多数时间，西方人关于遥远的中国的叙事，都是幻想多于知识。他们无法想象戈壁 与大山以东那块最先看到太阳升起的土地是怎样的，究竟有多少现实性，这就为他们构 筑“异己空间”提供了最大的可能。
中国并不是一个实在的国家，而是一个隐藏了西方人欲望与恐怖的梦乡。在卡尔维诺 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中，马可·波罗用手势与语言反复向疲倦的忽必烈大汗讲述他 治下无数的城市时，他似乎就在说明这个道理：城市是一个梦，源自人的内心，是塑造 与表达欲望与恐惧的地方。在西方人眼里，飘浮在现状与神秘之间的遥远的中国，与其 说是一个实在的地方，不如说是一个梦境；与其说是现实中的中国，不如说是表达西方 人无意识中的恐怖与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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