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世纪世界整体化进程的新探索——评《20世纪世界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论文,世界史论文,进程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李植枬教授主编、高明振教授任副主编、17位学者共同编撰的《20世纪世界史》上、下卷已于1998年9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套约100多万字的、 作为国家社科规划基金“八五”重点项目的著作。按照李植枬教授的说法，撰写这样一套大部头的著作，其初衷就是要进一步探索20世纪世界整体化的历史进程。我沿着这一思路阅读了全书，深为作者们在这方面所作的锲而不舍的努力所感动，并为所取得的可喜成就而欣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套书的出版，在我国世界现代史学界对20世纪世界整体化进程的探索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一
目前我国史学界几近一致的看法是，世界现代史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初以来的世界历史。但是，这是怎样的一部历史？它的根本特征是什么？人们的认识在起初却有很大差别，只是在一些学者的不断推动下，在研究工作逐步深入的基础上，人们的看法才渐趋一致。在这一努力中就包括了李植枬教授、高明振教授等一批学者的巨大辛劳。
应当说，自1980年以来，一些学者已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但是，首先从历史观上把问题提到应有高度并以最明确语言表述出来的当推吴于廑教授。吴教授于1984年在我国第一次提出了应把研究世界史的注意力引向历史怎样“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注：吴于廑：《研究世界历史要重视横向发展》， 《光明日报》1984 年11月21日。）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强调从整体上研究近现代世界历史的重要性，后来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李植枬教授等编纂了《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现代、当代部分）并于1990和1991年分别出版。《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现代、当代部分）是对20世纪世界史作整体研究的一次尝试。吴于廑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指出，“要编写这样一部世界史教材，作为编者，还必须在每一篇章的编写中目注全局，充分运用具体研究的成果，在观点和资料上互为呼应，力避割裂之弊。这才能为初学历史的读者提供一幅比较完整的人类历史行程的图景，加深他们对当前世界广阔背景的理解，从而开拓他们观察世界问题的视野，有助于对他们的思想素质的培养。本书的编者为此作出了努力。”吴教授既对该书作了充分的肯定，又提出了殷切的希望。接着，由吴教授与齐世荣教授共同主编的《世界史·现代史编》于1994年出版。齐世荣教授在该书前言中特别针对西方一些学者，如《新编剑桥近代史》主编所说的，“今天几乎没有历史学家……认为我们还能写出世界通史或终结性的世界史”这一片面认识，谈了一段鞭辟入里的看法。他说，“终结性的世界史，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任何一代人，无论晚到什么时候，都不能穷竭真理。但是，世界通史，包括断代性的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都是完全能够写出来的，而且能够写的越来越接近客观真实。”他还说，“作者要想把充满矛盾运动的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和概貌勾画出一幅清晰的图象，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难道我们因此就可以止步不前，满足于把一批又一批的专题论文和国别史或国别史的汇集堆在读者面前吗？如果只是这样做，他们关于现代史的局部的、具体的知识虽然会增加很多，但将永远不会知道‘世界’现代史是个什么样子。人类发展到20世纪，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发达的科学技术可以极大地造福人类，但也达到了可以毁灭人类的地步。世界现代史学家有责任用清醒的、深刻的历史认识去启发人们，使人们变得更加理智、更有远见。但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只有微观的历史研究，而无宏观的历史研究。‘细节’固然需要知道，但在一定意义上‘总画面’更需要让人们清楚。研究世界现代史的学者应当不怕困难，勇敢地承担起贯通、综合、概括的工作。”（注：齐世荣：《关于开展世界现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问题》1986年第2期，第9页。）
应该说，李植枬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不畏艰难，群策群力，历时五载而共同完成的《20世纪世界史》这部著作，是在上述认识基础和前一段研究成功的基础上，在这一探索道路上作出的又一次新的巨大的努力，在不少方面取得了新进展，获得了新成果。
二
大凡一部科学的富有创新精神的历史著作，都有其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在这方面，《20世纪世界史》是有其明显特色的。
《20世纪世界史》以阐明20世纪世界史整体发展为主题， 把“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视为“世界历史过程中两个基本方面，也是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两条途径和两条主线”，认为“它们共同的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量是物质生产的进步。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是决定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使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之中”（注：李植枬等主编：《20世纪世界史》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根据这一总的认识，作者们把20世纪世界整体发展的内涵概括为五个方面：（一）“世界整体制约、规定各国的存在和发展”；（二）“世界交往普遍发展与横向发展的加强”；（三）“各国相互依赖与各种矛盾相互转移”；（四）“经济国际化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五）“经济合作和政治分裂”。在这里，作者还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关于两种规律的思想，即“要按照经济规律和阶级斗争的规律，来开展国际上的经济合作和政治斗争，不能因为要扩大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而忽视国际间的阶级斗争”（注：李植枬等主编：《20世纪世界史》上卷，第25—33页。）。这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特别是前些年，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有人公开主张不要再谈国际阶级斗争，或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一点，而单纯强调合作与吸取。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不仅强调要注意国际阶级斗争，而且把它与经济规律并列，提出两种规律的思想，不仅具有了新的视野，而且表现了学术上的勇气。
关于研究方法，作者着重提出了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行整体研究应注意的若干方面，指出：“国际范围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20世纪世界历史演变的经济根源”；“两种社会制度对立和各国政治经济根本利益冲突是贯穿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两条线索”；“世界各种力量的消长和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决定世界格局的演变”；“各国在世界的地位和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决定于各国自身的实力（综合国力）和对外政策”；“从世界全局出发，对关系世界全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及其相互联系进行深入研究和综合考察”（注：李植枬等主编：《20世纪世界史》上卷，第35—38页。）。
应当说，所有上述思想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在深入研究20世纪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做出的清晰的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在国内同类著作中，这样一种认真细致的探索尚不多见。而这种整体观和研究方法的运用，又渗透到全书的布局和对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的分析上。
首先是高度重视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在20世纪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坚持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发展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的观点，是科学地认识世界历史的一把钥匙”；“在生产力的发展中，科学技术起着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而科技革命对生产力发展更是突破性地推进。因此，要着重研究几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巨大作用”（注：李植枬等主编：《20世纪世界史》上卷，第16—17页。）。综观全书，在上卷导论和九个部分中，直接涉及科技、经济及国际经济关系的内容就包含在（一）“世界整体的形成”、（二）“资本主义世界性危机”、（五）“世界各种关系的调整”、（七）“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反响”等约一半的篇章之中。在下卷的十个部分和结束语中更有一半以上篇章与科技经济及国际经济关系紧密相联。这就使读者得以通过丰富的史实，更深入地理解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在影响20世纪世界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其次是在坚持以经济、政治史为主的前提下，大大拓宽研究的视野，把论述的内容推进到实际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看到，书中除保有经济、政治、军事、战争、外交、国际关系等在传统上认为必须加以论述的内容外，增加了包括交通运输、都市发展、劳动条件、妇女地位、日常生活乃至休闲方式等多方面的内容。至于各种社会思潮及意识形态变化等更在重点叙述之列。而所有这些内容又比较自然地被融为一炉。读完全书，不仅觉得内容丰满，也对世界整体运动有了一个立体的印象。这与十多年前同类著作相比，的确又前进了一大步。举例来说，该书上卷在论及“历史转折关头的各种政治思潮”时指出，两次大战之间的各种思潮，“无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潮，或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潮，还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政治思潮，都无不随着转折时期整体世界的发展而变化”。同时，由于“世界整体发展的环境所致”，“政治思想本身也出现了各种不同思潮、派别的相互交流、渗透和补充的现象。如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出现，主要是传统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相互交流补充的产物，福利主义又几乎成了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共同奉行的政策”。“当20世纪初世界进入统一的经济、政治体系后，西方国家的基本任务，都是千方百计地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所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任何一种政治势力、政治思潮都无法独立解决的，他（它）们只有通过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通过各种政治思潮的相互交流和渗透，以期共同去对付各种问题和危机。这种兼收并蓄的发展趋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更加明显”（注：李植枬等主编：《20世纪世界史》上卷，第150、 163 —164页。）。 这种以世界一体化眼光对两次大战之间世界各种政治思潮所作出的分析，大大推进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具有相当说服力的。
又譬如，作者从整体化角度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指出，新中国建立后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毛泽东就力图摆脱照抄照搬斯大林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独立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和道路。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突破苏联模式的局限，“妨碍了对全人类最优秀成果的借鉴与吸收”。后来当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封闭的圈子里为探索发展道路而走弯路时，资本主义世界通过大调整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对社会主义世界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但作者又进一步指出，“7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改革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突破教条、走出封闭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通过改革，中国加快了走向世界的进程，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既灵活务实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新形象，极大地发挥了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注：李植枬等主编：《20世纪世界史》下卷，第579页。 ）这种把中国的发展置于整体发展中进行的观察，加深了人们对问题的认识，进而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三
在对20世纪世界史进行整体考察时，一个重要问题是要着力抓住历史发展的本质趋向，并作出有深度的科学结论。舍此就失去了整体研究的方向。关于这一点，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的观点显然是正确的。他说，“我们不可忘记，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降生是正在缩小的同一世界之中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但我们着重关注的当是在旧世界阴影下逐渐成长起来的新时代。”（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在这方面，《20世纪世界史》的作者们也有着比较明确的思想。
人类现代历史发展的前途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制度的斗争与竞赛及其结局所决定的。在世界现代史的研究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史及其相互关系不能不处于各种问题的中心位置。正因为如此，《20世纪世界史》以大量的笔墨从整体的矛盾运动中着重研究这一中心课题。
一方面，作者用了相当大的篇幅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研究它在20世纪的经济变化、它的危机、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它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问题。但是，作者又更加关注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尽管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卫道士已急不可耐地断言，“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并且已经抛出“论述共产主义的最后危机的书”——《大失败》。我们一些同志面对目前社会主义中的某些问题也困惑、彷徨，谈起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总觉理不直，气不壮。有的甚至以轻蔑的口吻嘲笑社会主义本来就不行，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和可能。面对这种形势，作者不仅没有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反而对这一问题倾注着极大的热情，以冷静的深入的分析作出自己的结论。作者首先引用了列宁的重要论断：“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并认真考察了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的全过程。在充分肯定了苏联革命与建设的正面经验和历史功绩的同时，作者又从整体化的角度总结了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特别指出，“由于斯大林在战后提出的两个平行市场理论，使越来越不适应世界历史潮流的苏联经济体制不能及时加以改革，并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脱离本国国情照搬苏联模式。这些使社会主义国家在战后很长时间实行了脱离世界关门建设的方针，严重限制了生产力发展和世界交往，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作者由此而指出，“历史的深刻教训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要在世界的整体发展进程中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又要对外开放，在坚持社会主义中对外开放，通过对外开放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成果。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在封闭中日趋落后，停滞不前。二是在开放中放弃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注：李植枬等主编：《20世纪世界史》上卷，第52页。）但是，作者又满怀信心地指出，一旦社会主义国家解决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和如何结合本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社会主义必定会焕发出青春的活力。中国的发展就是证明。这种对社会主义国家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此外，该书对于将在21世纪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第三世界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该书指出，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今日第三世界各国选择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这“是在与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发展的”，而它们在联合国中日益增强的作用，它们对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改造，以及在推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改变国际政治总格局，推动世界人民新觉醒上的作用，都说明第三世界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主力军。
四
《20世纪世界史》的另一个优点是，在对一系列具体问题的分析上都做得相当认真并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这是进行宏观整体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因为，我们强调宏观整体研究绝不意味着否认或轻视中观乃至微观实证研究。如果这种研究并不脱离正确理论指导，不脱离宏观整体的认识，就只会丰富加深对世界整体的认识。反之，如果没有对具体问题深入细致的研究，所谓宏观整体研究就可能成为概念化的主观构建的框架。因为“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和特殊的事物，逐步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注：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310页。）。
以下几个例子，或许可以作为本书做得比较成功的佐证。
例一，对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介绍和分析。过去一些著作对此的介绍与评价都比较简单。而《20世纪世界史》首先引用了毛泽东同志对该报告一分为二的评价：“他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既破除了迷信，又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该书还专门全文引了毛泽东同志的四点重要分析，诸如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又空前艰巨的事业；在这斗争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斗争；对斯大林要一分为二；以及要用自己头脑思考，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读来亲切而深受教益。
例二，在谈到社会主义改革时，作者引用恩格斯的话指出，“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接着作者详细论述了从50年代到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掀起的三次大的社会主义改革浪潮，并介绍了改革大体上具有四种类型，对不同类型的改革作出了认真的比较和中肯的评价。这对读者宏观把握社会主义改革很有帮助。
例三，在分析二战后“美国国际化拓展与其世界地位的削弱”一节时，特别强调了美国在二战后“努力建立一种世界经济的新秩序，实行门户开放、自由贸易、自由企业、自由投资和自由竞争原则”，并引用保罗·肯尼迪的话说，“自由放任制度不可避免地对有高度竞争能力的国家有利（未受损害的、超生产能力的美国就属于此类），而对于那些竞争能力较差的国家不利。”显然，这是抓住了美国向外扩张的一个重要特点。据此，作者还专门就“美援”作为全球扩张重要手段而详加论述，分析其不同阶段的不同重点和特点，揭示其造成的后果。这样就使读者从历史的具体进程中更好地理解美国对外扩张这一重要问题。
总之，在具体地分析重要的历史问题上，《20世纪世界史》比《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以及一些同类著作，又前进了一大步。
五
前已说明，《20世纪世界史》是在世界整体化进程的探索道路上迈出的坚实的一步。既然是探索，而且是一种艰难的探索，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不成熟甚至失误。对于该书，我们也不能回避其存在的某些弱点。当然，作为读者，我自己对这些问题也在学习与探索之中。因之，客观地说，这种意见带有极大的商榷性质。
其一，是在理论指导方面。该书主要在于客观地探索20世纪世界整体化的历史进程，用世界一体化的眼光去揭示其中各种问题的实质，这无疑是对的。在本书的论述中也坚持了这一观点。但是在有些地方却作了一种不适当的引伸，似乎是否有利于整体化进程本身成了衡量历史是否进步的基本尺度，从而在有些地方把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简单化了。例如，在谈到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所形成的战后世界货币和贸易体系时，因为认为它们有利于经济全球化，作者就基本上只作了肯定的评价，而未予以应有的批判。其实，这些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多边协定同时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维护美国霸权，对付社会主义体系的工具。又如，在论述二次大战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时，虽然也谈到“这一时期的世界整体发展是以少数发达国家为中心，以广大落后国家为边缘的整体发展”，也承认它既有进步性又有局限性，但又泛泛地不着边际地提出，“能否把世界整体形成阶段出现的对立性转变成为‘全球一致性’，是关系到世界整体化进程能否健康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这里，作者把原来的以世界整体化眼光研究20世纪世界史这一正确命题几乎转到了一个以是否有利于世界整体化进程作为衡量标准的错误道路上去了。我们切不可忘记，20世纪整体化过程毕竟是以资本主义，特别是以资本主义大国为主导的，9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更是如此。这种试图以是否有利于整体化作为衡量标准的倾向虽未成为全书的一个问题，却是指导思想上一定程度的偏离。
其二，存在一个如何进一步加强中观和微观研究的问题。前已说明，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本书的研究是很有成就的，但仍有某些明显不足。突出例证之一是在对中国问题的叙述上。从全书看，作者显然对中国革命进程与建设给予了极大关注，但或许是为了适应整体化叙述的需要，在论述到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后的世界形势时，提到了“世界人民掀起反战反法西斯运动”，却没有记载30年代中期中国红军长征这一影响深远的事件。而在论述二战史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中国抗日战争在“名符其实的全球战争”一节中，只寥寥数语带过，整个亚洲太平洋战场基本上写的只是美日两军的交战。中国抗日战争被放在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一节中，与其它亚非国家人民进行的反法西斯斗争一道叙述。这是很不妥当的。因为历史事实是，在亚非两大洲，除中国的抗战外，毕竟不是二战的主战场。把中国战场置于一般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之中，就大大降低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处理方法显然是由于对当时中国革命和抗战研究不够引起的。
其三，导论的基本思路很好，也有理论深度，但论史结合不够，因而显得不够丰满与生动。这也多少有点令人觉得美中不足。
尽管《20世纪世界史》尚有不够成熟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一部严肃的成功之作，其在我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中的地位和贡献，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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