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与答：人文精神#183;文化基因#183;文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基因论文,人文精神论文,问与答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近时，不少刊物参与了“人文精神”的讨论，许多理论家自愿卷入这个话题。可是，在另一方面，人们对于这个概念的使用似乎准备不足，一种概念的内涵尚未得到确认就先行成为公共话题。或许，这些现象后面包含了某些更为深刻的原因？
答：的确有着较为复杂的原因。不消说，“人文精神”这个话题富有学术意义：这个概念的初始涵义和首倡者，它的演变史，它为宗教史、思想史或者哲学史所带来的转折，它在今天的语境之中几种定义，如此等等。可是，对于目前的中国文化说来，这一概念的流通并不是学科逻辑的必然结果。在学术范围内，宗教史、思想史或者哲学史的现状并未使这一概念重新成为聚焦点。在我看来，这一概念的频繁露面更像是一批知识分子对于自身处境的应答。这一概念的某些内涵——包括字面联想——使他们深为触动，他们觉得可以借用这一概念作为核心，表述心中的许多想法，找到谈论问题的共同层面。所以，尽管人们还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人文精神”辞条，但这一概念已经按照人们的基本领会而得到反复使用。这一概念所能展开的思想基础比它的确切定义还重要。
哲学、文学、艺术、宗教、史学等这些人文学科表明，“人文精神”的涵义肯定包含了人的精神丰富性、信仰、自由思想、审美这些内容，包含了承传这些内容的文化传统。目前，一批知识分子察觉到，精神的价值正在周围急剧下跌。这一方面体现为民族文化的贫瘠——体现为文学、艺术、哲学、史学乏善可陈；另一方面，这还体现为人文精神研究机构的困难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菲薄待遇。这个时候，一批知识分子亮出了“人文精神”的旗帜。他们通过这个旗帜为自己定位，激励和鞭策自己，并且使之成为抗拒市侩哲学的盾牌。所以我才说，目前这一概念的功能意义超出了它的学术意义。
问：那么由你看来，“人文精神”的提出指向了什么样的文化背景？
答：由我看来，“人文精神”很大程度地指向了附属于商业社会的价值准则。它是用人的精神解放、自由、丰富来抗拒物欲的奴役和金钱的盘剥。毫无疑问，商业的引进对于中国文化——我暂时不想谈论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意义。商业社会为个人创造了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活动范围。退一步说，如果可能拒绝金钱，退出市场和主雇的交易原则，人们就赎得了自由身。这在封建时代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人们不能不从另一方面看到，商业社会同样会产生巨大的奴役乃至专制。拒绝金钱谈何容易。金钱的奴役未必都带有暴力，更多时候，它的俘虏形式是快乐的，而且还伴随着自由的表象。
“人文精神”企图围绕着人的价值提出一套选择的依据。精神，主体，个性，人性，自由，思想，激情，这些都成了与金钱迥不相同的另一些尺度。按照我的想法，“人文精神”的提出不必也不可能取消或者淹没商业的价值准则，它只是意味着给出另一种文化纬度，指明另一层生存空间。“人文精神”的存在将和商业的存在构成必要的平衡。它将有效地防止人沦为纯粹经济动物，沿着金钱和物欲的坡道越滚越快。可以说，商业社会愈是发达，这种平衡的需求愈强烈。两者之间的摆幅将标示出人们精神空间的宽度。
不难看出，中国的商业社会还远未完善，可是，“人文精神”所代表的一套尺度却以极快的速度崩溃。这种状况并不意外。我在其他地方说过，长时期的政治崇拜已经成功地阉割了“人文精神”，因此，当商品和金钱解禁之后进入主位的时候，“人文精神”仍然缺席——那些人不过将崇拜对象从当年的政治改为股票、别墅或者卡迪拉克轿车而己。
此外，“人文精神”另一个潜在的针对是技术。技术正在无往而不利地改造人类世界。技术为人类带来了舒适和快乐，然而，技术的统治乃至专制同时也在形成。法兰克福学派的众多理论家已经对此作出了犀利的分析。什么是技术的解毒剂？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文精神”在这方面的意义可能愈来愈明显。
当前，我所注意的另一个理论话题是后现代。后现代显然是商业和技术的共同作品。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很难一言蔽之，但是，个体精神的平面化或者无深度几乎已经是一个共识，不少理论家同样从中国的文化现状之中察觉到某些后现代化迹象，例如“后新时期”的提出。然而，除了描述后现代的来临，理论家是否还应该显出自己的立场？他们是欣喜地欢呼后现代，从中体验解除深度的快意呢，还是顽强地反抗压扁精神的巨大碾盘——哪怕是无望的反抗？对于第二种立场说来，“人文精神”同样还可能成为一种精神砥柱。
问：自食其力通常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可是，许多人文学科恰恰在这一点上为人所诟病。幻觉已经打破：许多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无法在市场上出售，从而换取维持这一学科存在的资金。多数人文学科知识分子对此一筹莫展。甚至他们也觉得自己“迂”或者“呆”。因此，不少人难免反诘说，你们那些深刻的思想又有什么用——是呀，有什么用呢？
答：深刻的思想即是一种文化财富，它们将作为文化高度的记录铭刻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之上。并不是所有的财富都以货币来计量。很难说庄子或者维特根斯坦带来了什么利润，但是，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物，两个民族的文化又将留下多大的空白呢？人们甚至不妨将那些难以实践的思想看作文化创造力的表演。体育通常被视为一个民族体魄与志气的象征——人们并未要求举重冠军去打铁或者长跑冠军充当通讯员，那么，人们为什么不能赞美地欣赏文化创造力的表演呢？即使不结果实，智慧之花不是也足以让人赏心悦目了吗？
尤其是在人文学科那里，许多研究成果不可能用现金结算。它们无法立即使某个企业扭亏为盈，或者促成某个项目的投资拍板。这些成果只能在本学科内部加以衡量。许多时候，人文知识分子的种种思想无法逸出学科范围而进入社会实践；它们只能在学科内部相互撞击、修正、承传，通过学科逻辑引申出另一种思想。然而，不知道在哪一天，其中的某一种思想可能突然遇到一个成熟的时机。它将迅猛地卷入社会革命，提供难以估计的能量。表面上，这仅仅是一种思想的幸运，可是，如果没有学科内部绵延不断的链条，这种思想就不可能诞生。人们可以将康德、黑格尔的深奥学说看作学院里面的思辩游戏，可是，没有这条思想线索，马克思的学说至少无法如此地深刻。
这样，我想可以说，许多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是非应用性的；它们只能如同种种文化基因存在于漫长的文化传统之中，只有当某一个时代需要的时候，特定的思想才可能在某一天一跃而出，成为锐不可挡的社会武器。反之，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单调贫乏，这个民族的活力肯定有限。
目前许多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悲壮感，仿佛他们坚持在某一个即将被社会淘汰的角落里。人们是不是应该让眼光超越当下的短暂功利，想一想这一批人与一个民族质量之间的关系？
问：你曾经说到“人文精神”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我联想到文学批评的科学主义倾向。科学主义是一些学院式批评家的号召。我们的文章流露出越来越浓重的技术色彩，例如一套一套精确的术语，追求文学公式的设定，甚至配有图表，等等。这与你前面所说的“人文精神”背道而驰吗？
答：对于中国文学批评说来，科学主义是一次必要的洗礼。由于长时期印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传统，科学与理性的缺乏已经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刺目缺陷。不了解科学主义批评的现状和基本语汇，中国的文学批评甚至无法和国际学术界对话。
可是，我在这里想说的另一点是，同样不能将科学主义当作偶像。科学主义仅仅是一个类型的阐释代码，一套知识体系，它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万能的。没有必要将科学主义想象成一种神秘武器，好像有了这一套阐释代码就必定能手握真理。科学主义本身恰是反神秘的。
目前，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均可视为科学主义的示范，现代心理学和现代语言学是它们的主要基础。此外，还有少量人尝试系统论、信息论乃至定量研究。事实上，批评家对于科学主义方法的掌握和使用有着不同的层次。最为初级的只能袭用一些术语，搬弄一些大师的名字和辞句，甚至以讹传讹，东挪西凑，将不同学派的理论术语胡乱组装在一起。不用讳言，人们可以在刊物杂志上见到不少这样的文章。比这种状况好一些，那就进入了解应用题的阶段——这时批评家使用某种批评方法犹如中学生用某种公式解应用题一样。批评家得到一部文本，并且被指定用某种方法解读；这时，批评家的基本工作就是按图索骥。相比之下，更高的一个层次差不多就进入了融汇之境。批评阐释代码已经变成他们眼光和能力的一部分。他们能因此发现周围的特殊问题。这些阐释代码背后的逻辑联结并不会成为限制他们智慧的框架，他们的思想将在这些框架上面卷舒自如——这种情况可以在许多大师的著作中发现。在这里，并不是阐释代码驭制思想，而是思想驯服了阐释代码。
在最后这种情况中，我仍然看到了“人文精神”。精神仍然高踞于技术之上。其实，不仅文学批评家如此，许多杰出的自然科学家亦是如此。即使在严格的运算后面，仍然可以感觉到他们活跃而又富有弹性的精神状态。没有这种活跃，许多科学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意义上我想说，一个批评家的精神量级十分重要；精神量级不仅仅是一套娴熟的技术，背熟一套术语不等于思想能力的提高。精神量级还包括襟怀、气魄、信念、思想等等——而这恰恰是“人文精神”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