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格局及主导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格局论文,主导论文,近代中国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分类号：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1)02-0048-08
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的各个成员对本民族的一种体认，或者说是个人对民族国家表示高度忠诚的心理状态。民族主义的类型非常多，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也呈现多元化。学界已注意到民族主义的类型区分问题，在论及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类型时，已有学者对其中的某种类型进行界定与阐明，如郑师渠先生论及的“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金观涛先生论及的“华夏中心主义”与张连国先生论及的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也有学者注意从某一角度区分民族主义的型态，如姜义华先生区分了族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注：参见姜新程：《民族主义的几种类型》，载《二十一世纪》（香港），1993年4月号；姜义华：《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载《复旦学报》1993年第3期；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金观涛：《百年来民族主义的结构演变》，载《二十一世纪》（香港），1993年2月号；张连国：《论理性民族主义》，载《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本文借鉴了以上研究成果，拟从不同角度区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几组类型并从不同类型演变、消长的结构中归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主流的价值取向。
一
我们不妨从以下角度入手区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模式：
（一）从民族主义的文化渊源与时代特征入手，可以区分为传统民族主义与近（现）代民族主义。传统民族主义渊源于本国传统文化，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思想，宋以后中原王朝屡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故夷夏之防的思想愈益发达。鸦片战争以后，国人依据传统夷夏观，将中国文化和制度视为最优，而鄙视西人为非我族类无文化的野蛮人，鄙视他邦为“未闻礼义之风、仁者教化”的禽兽之国。这种从传统夷夏观中延续下来的民族主义意识，也被称为华夏中心主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产生于欧洲，尤以法国大革命为其形成的最主要的标志。它是“资产阶级对于民族的看法及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运动中，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运动中，民族主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1](P885)。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思潮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二）从民族主义作为对本民族的忠诚心理所体认的范围入手，可以区分为以汉族为体认单位的种族主义尤其是“排满思潮”，和以中华民族这一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命运共同体为体认单位的反帝思想两种类型。这里，不妨借用梁启超的说法，称之为“小民族主义”与“大民族主义”。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提到：“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2](P75-76)。梁氏所谓小民族主义是指“排满”思潮，所谓大民族主义是指国内各民族联合抵御外侮、争取中华民族独立的主张与要求。
（三）从民族主义所强调的不同侧重点或民族认同情结所采纳的不同符号入手，可以区分为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族类民族主义以种族为认同符号，强调从血统或种族上区分民族，如邹容在《革命军》中要求“厘清族族”即属此类。政治民族主义以国家政权、政治主权为认同符号，强调政府唯一的合法形态是民族自我统治的政府，基本目标是建立民族主权国家。经济民族主义以倡导经济独立、发展本国经济、提高本国综合国力为主要内容。“实业救国”是近代中国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旗帜。华夏中心主义解体后，文化民族主义以传统文化中仍被认为优异的部分即所谓“国粹”为认同符号，“反映了一种认为本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精神高于优于别人的居高临下的态度”[3](P117)。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承认中国物质文明落后于西方，但对民族文化传统却有强烈的自豪感。不过，这种自豪感背后掩盖着的往往是一种自卑，即由于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无法与西方国家进行比较，只能以一种文化方面的“优越感”来保持或恢复民族自尊心。
（四）从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其他政治、文化思潮的关系入手，或依其对传统、对现代的不同取向和排拒情绪的不同强度，可以区分为革命性的民族主义（激进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性民族主义）、保守型民族主义与复古型民族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虽为近现代思想史上三个鼎立的、互相抗衡的价值系统，但其同时并存的真实说明它们在许多共同观念的架构里运作，其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三种思潮均受民族主义倾向的支配。因此，有与之相适应的三种类型：革命性的民族主义（激进民族主义）与急进的民主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孙中山谈到“我们推倒满州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到五四运动中“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再到中共“二大”制定反帝反封建纲领，均表明激进主义始终把民族主义的大旗握在手中；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是“最难”的民族主义，既要坚持个人本位、个人自由的理念，又不能忘怀民族至上、拯救危亡的救国关怀，其思路是“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争个人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显得曲高和寡；保守型民族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与激进主义激烈反传统、自由主义力主全盘西化形成鲜明的区别，保守主义主张敬重、发扬传统，以此启发人们捍卫民族自尊的意识，故将民族复兴归结为民族文化的复兴。除以上三种类型外还有全盘拒绝外来政教的复古型民族主义。
对近代民族主义类型的区分还有其他方式。如还可区分为排外的民族主义与开放的民族主义、乡土的民族主义与中上层的民族主义等。兹不再展开。
二
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前流行的还是传统的民族主义。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的传统民族思想主要是以下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族类民族思想，视满州为异类，欲彻底消灭之，以恢复汉民族的自尊自主地位；一种是深信中国制度文化优于西方的华夏中心主义。这种旧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包括顽固派全盘拒绝外来科技、制度及价值观念的复古型民族思想，与洋务论者只吸收引进外来科技但拒绝外来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制度的保守型民族思想。洋务论者虽已放弃西洋各国是无文化的蛮族的看法，承认夷人亦有信义，但仍排拒外来政教尤其是非本土的价值系统，仍坚信中国作为世界道德教化最优的位置。洋务论者与顽固派均相信华夏文化最优，远高于世界各国，均属华夏中心主义者。
在1894～1895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中国被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打败，使士大夫心目中中国制度文化优于西方的信念发生动摇，华夏中心主义心态解体。甲午战争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包括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大量输入，为中国近代民族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学理依据。从此，近代民族主义取代了传统民族主义，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以下依据本文提出的几组类型，对20世纪上半叶民族主义结构的演变作些提示性的分析：
第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排满”思潮即小民族主义高涨。但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了国内各民族联合反帝的需要，而“排满”思潮的偏颇、局限也日益暴露。于是，“合族”反帝的大民族主义取代“排满”反清的小民族主义成为主潮。民族主义完成了由“满汉对立及排满”之“辛亥型”到“全民性外抗强权”的“五四型”的转型[4](P840-857)。
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排满”思潮已不同于往昔的“反满兴汉”、“讨胡诛妖”的传统族类民族思想，而是与争民权、求改革、求革命的思想结合起来，已属于“近代民族主义”的范畴。“排满维新”、“排满革命”相继成为民族主义的基本口号。鼓吹“排满”最力的是章大炎。他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宣称，今日为民族主义之时代，种族之界必不可破；在《訄书·原人》中要求“秩乎民兽，辨乎部族……一切以种族为断”，认为满族“其族类不足民，其酋豪不足君”。就在章太炎等人高举“排满革命”的旗帜的时候，立宪派严复、梁启超等人树起了“满汉一家”、“合族救国”的大旗。梁启超提出“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国外之诸族”的大民族主义，希望“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提全球人类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足蹠于五大陆之上”[3](P96-97)。康有为也强调“只有所谓小国，无所谓满汉”，并建议将这一共同体命名为“中华”，他说：中国虽用朝号，“若其对外交邻，自古皆称中国。今东西称我，皆曰支那……支那盖即诸夏之言，或即中华之转也……今定国号，因于外称，顺乎文史，莫若用中华二字”[5](P342)。“中华民族”这一包括中国国内各族在内的共同体概念形成了。
革命派在批判改良派的同时，认同了“合族”反帝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由“驱除鞑虏”，到“反满”，再到只反对少数“害汉人的满州人”，并进而提出“五族共和”、“民族同化”的主张，希望“仿效美利坚民族底规模，把汉、满、蒙、藏、回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组成一个民族底国家”。希望汉族“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6](P474、P187)。除从强调满汉之辨到强调民族融合这一层外，孙中山强调了民族主义的另一层含义即号召中国人民起来反抗外国的民族压迫。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后来毛泽东宣布：完全赞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解释。国内各民族联合共同抵御外侮的主张成了人们的共识。
第二，上世纪初近代民族主义刚形成时，其特征是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特别发达而经济民族主义则相对薄弱。实现“驱除鞑虏”、“五族共和”后，族类民族主义趋于退潮，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则一直高涨。
政治民族主义是近代民族主义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种。近代民族主义在最初形成时就将建立民族国家视为中心内容。革命派、改良派都表达了这一思想。1902年6月《政艺通报》第7期刊出邓实《民族主义》一文，将民族主义概括为“合一群，同道德，同法律，同风俗，同文学美术，而组织一完全无故之国家者也”。1903年《游学译编》10期刊出的《民族主义之教育》提出：“今欲存支那者不可不集合支那民族以自相提携、自相固著。集合皇汉民族以自相提携、自相固著，不或不言民族建国主义。”同年《浙江潮》第1、2、5期所刊余一《民族主义论》一文所下定义是：“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在孙中山提出三大主义之一的民族主义后，汪精卫在《民报》第一号刊出的《民族的国民》中强调民族主义的核心是组成民族国家：“凡民族必被同一之感，蒙具同一之知觉，既相亲比以谋生活矣，其生活之最大者为政治上之生活，故富于政治能力之民族莫不守形造民族的国家主义。此之主义名民族主义。”孙中山后来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民国成立后，政治民族主义继续高涨，由于反满主题的退隐，反对帝国主义凸现为中心课题。20世纪初政治民族主义的第一次高潮较多地与反清、与解决内政问题联系在一起，而民国时期出现的政治民族主义第二次高潮、第三波高潮则主要是与反帝、与抗击外国殖民侵略结合起来。
20世纪初，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趋于衰落，但一些人基于“西方物质——中国精神”的模式，把认同符号落实于仍被认为最优的精神文化上，形成了现代形态的文化民族主义。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注意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中国开始出现的这一文化现象，他指出，中国人“对自身文化或‘文化素养’的世代相传的自豪感已经激起了一股新的‘文化民族主义’，这在将来很可能会胜过那发生在欧洲的单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7](P4)。戊戌时期，近代文化民族主义初步形成，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出了“保教”的口号，并试图创立孔教与基督教抗衡；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邓实、黄节等提出“存学”的口号，兴起国粹主义，以保存国学，提倡气节，恢复中国本身所具有的民族精神为宗旨；五四时期，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等提出了“东方化”的口号，倡言以中国文化拯救陷于物质疲惫的西方的东方文明救西论，预言全世界将走上中国的路向；30年代以后，新儒学作为一个流派开始形成，并成为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主流。还有非主流的国民党官方的文化民族主义。最能代表国民党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是1935年1月10日由官力授意十教授所发表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该宣言要求以“中国本位”即此时此地的需要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实际上是变相的“中体西用”论。
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相对薄弱，但也有一定的声势。郑观应等人在甲午战争前已提出“商战”的口号，即以经济抵制的方法，来抗拒列强的经济榨取。甲午战后，列强在华设厂制造，对华经济侵略日急，有识之士提出“设厂自救”，并兴办文业。20世纪初，各省绅商纷纷成立路矿公司，发起收回利权运动、保路运动，标志着经济民族主义形成。1924年，孙中山发表《民族主义》演讲，着重指出，列强不仅用政治力征服我们，还用经济力压迫我们，“我们晓得政治压迫的厉害，还要晓得经济压迫更厉害”。不过，当时难以将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经济民族主义只能从属于政治民族主义，因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8](P1080)。
第三，近代民族主义结构演变的又一特点是，激进民族主义与保守型民族主义最为发达，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处境尴尬发展艰难，复古型民族主义已成余音但未绝响。
激进民族主义首先表现为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即主张以武力为手段进行“种族革命”、民族运动，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救亡压倒一切，人们必然倾注全力进行政治斗争，乃至采取战争这一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这一情势使得能够表达政治救亡的激进要求、激昂情绪的激进民族主义成为最炽热、最高昂、最持久的一种类型。同时表现为文化上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激进主义者对民族文化所采取的激烈批判的立场，仍然是基于民族主义的，正如鲁迅所言：“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9]。以反叛民族文化作为实现民族富强的手段是一种痛苦而无奈的选择。清末激进主义主要由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组成，两者均主张“革命排满”的激进的族类民族主义。民国初年有急进民主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它是作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思想武器而出现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这一理论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思想是确认帝国主义已将世界各民族分为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两大类，号召被压迫民族为取得国家独立而开展民族革命运动。这一理论对民族主义思潮产生了巨大影响。稍后，国共两党都把中国的不幸归罪于西方列强入侵，并响亮地表达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愿望。
保守型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几乎是同义语。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相伴而生，民族矛盾愈尖锐，保守主义情绪愈炽热；民族危机愈发展，卫护本土价值系统的愿望愈强烈。保守主义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一直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
在激进民族主义与保守型民族主义双峰并峙的格局下，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的处境显得极为尴尬。“无论是以反帝为号召的激进主义者还是以宏扬传统价值观念为职志的保守主义者，都不约而同地把自由主义置于与民族主义轩轾对立的境地以其为帝国主义代言人和民族虚无主义的代表”[10]。严复、胡适等自由主义者不承认帝国主义为中国的祸源，而认为中国的困境主要是因为自身的衰败和虚弱。胡适在1929年写的《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把中国问题的症结归结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帝国主义不在此列，“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吗？”[11](P353)他们认为应该把中国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在民族的自救上，空喊反帝口号是无济于事的，民族主义也不足以救国。严复说：“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12](P926)胡适说：“帝国主义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强盗’也不是几千万人的喊声咒得死的。”[11](P629)在救国关怀与个人本位的两难选择中，他们努力地卫护着个人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这种立场在反帝意识激荡的近代中国，自然要处处碰壁、它似乎与民族主义格格不入，但如果沿着自由主义者的思路向内追寻，就会发现其中也蕴涵着民族主义的情思。实际上自由主义者只是更倾向于通过自强与诚恳地向西方学习实现民族的独立与振兴，并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排外主义。他们推崇个人自由，是将其作为民族国家达到自由与富强的一种手段。胡适曾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救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11](P630)这是自由主义者一厢情愿的设计。在面临民族危机的情况下，片面地强调个人本位，只能导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趋向边缘化的历史命运。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发展到了极限，自由主义者难以再坚守在象牙塔中，改变了以往片面凸现个人理念的作法，而将关注焦点转向民族主义。胡适也放弃了不谈政治的承诺，为救亡奔走呼号，在驻美大使任上获得了“属于最有见识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美誉[13](P310)。
复古型民族主义随着现代化的展开已变得背时、变态，但一直到五四时期，这种类型也未绝迹。鲁迅所批评的“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的国粹主义指的就是这种变态的、反动的、貌为爱国实则误国的民族主义。这种类型在甲午战争后影响越来越小了。
三
在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消长的现象背后，我们再追寻一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主导的价值取向。我们认为，可以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价值界定为“坚持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及自尊的、现代的、开放的、理性的民族主义”。以下稍作诠释。
坚持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及自尊的民族主义。民族意识的核心是国家的独立自主，在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方面，“应该信赖民族自决的力量”[14](P112)，不依赖、不仰仗他国，如指望“以夷制夷”，指望国联干涉之类，不被动地受人欺凌、侵犯，而且，在文化上要有主体意识。这种尊严是中华民族整体的尊严，为中华民族各个民族共同维护、享有。在“排满兴汉的小民族主义”与“合族反帝的大民族主义”两种类型中主流是后一种，即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汉族的民族主义，也不是少数民族的地方民族主义。从改良派主张“只有所谓中国，无所谓满汉”，到孙中山倡导“努力于文化及精神的调洽，建设一大中华民族”[15](P29)，到毛泽东提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16](P623)，各种政治力量都体认这一价值。其实，中华一体、国家一统的观念已深深植根于各民族心理与历史意识之中。民族主义的倡导者们强调以中华一体、国家一统为体认基础，效法斯拉夫、德意志、意大利，使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团结在民族救亡的大旗下共同奋斗，挣脱列强对中国的欺凌与奴役，洗刷近代以来的民族耻辱，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尊严。
现代的民族主义。国家独立、自主及自尊是民族主义追求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境界，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是其基本途径。民族主义的重要内涵之一是维护本民族优良的传统，使其不至于因无谓的丧失而失去文化上的自信与自尊。现代的民族主义应该是联系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历程的中介。一方面，要尊重、珍爱民族文化传统，现代化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并成为一种有意义的力量必须与民族传统产生共鸣；另一方面，又要认清民族尊严主要来源于国家实力，或者说是建立在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上。落后必被欺凌，自强才有自尊。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在国力落后的情况下，指望以文化方面的“优越感”保持自尊，只能是一种虚骄，一种自欺欺人。在无情的现实面前，“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所维持的自尊自然不可能维持多久，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的衰落是无可挽回的。现代民族主义形成后，尽管有多种形态、多元取向，除残存的复古型民族主义，均程度不同地接纳、认同现代化。对民族文化传统认同多于批判的保守型民族主义也肯定西文物质文明和民主、科学。正是从接纳现代化——包括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现代工业经济、发展民主、建构多元的现代价值体系的意义上，我们确认“现代”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主导的价值取向之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加快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才能应对球籍问题的严峻考验。
开放的民族主义。近代中国无论是上层还是民间都存在妄自尊大、盲目排外、坚夷夏之防、排斥外来文化的民族意识，但它不能构成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主流，并不断受到有识之士的批判。主导的价值取向是开放的民族主义。甲午战争前，一些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率先摒弃了华夷之辨的传统华夏中心主义，确立了各国平等相处与学习外国长处的新观念，如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批评华夷观念。甲午战后，随着华夏中心主义的衰落，一方面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另一方面是大同思想、世界主义兴起，因此，开放的民族主义更逞强势。康有为一面号召保国、保种、保教，一面又设计和宣传破除九界、“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文化。陈天华在《猛回头》中提出“越恨它，越要学它；越学它，越能报它，不学断不能报”。孙中山既反对帝国主义的欺凌压迫又反对盲目排外。早在1897年，他就明确声明：“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17](P86)后来，他又解释，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但“我们所反对的，不是外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15](P530)。他一直致力于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五四”知识分子一面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一面激烈地反传统，表示对于学术文化“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古不古；只当论其粹不粹，不当论其国不国”。主张对外国文化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在新时期，一种具有更加开放态势的民族主义正在中国崛起。
理性的民族主义。有见识的民族主义者主张理性地认识中国，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妄自尊大，坚持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制定对策、处理问题，避免情绪化、非理性的行动和空泛、迂腐的言词，摒弃“面子必得，实利可捐”的陈腐观念。“爱国的自大”语多天朝、天恩、国威、国脉、“说不”之类，颇为慷慨激越，似能逞一时之快，但这种毫无实在价值的虚骄心，不利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误国的民族主义。近代以来有不少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理性地思考与处理问题的例子。如林则徐把反对侵略与虚心了解外国情况和维护各国人民正常往来相结合。理性的民族主义珍视和平的价值与理念。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的演讲中就讲到“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根据这种和平的理念，理性的民族主义对内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互相尊重，共促祖国的繁荣，共享祖国的尊严；对外主张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和平共处共谋发展，致力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中国人民酷爱和平，近代的反侵略战争是在外国列强仗势欺人、挟枪来犯的情况下被迫作出的一种反应。中国恢复了民族的独立，不应、不能也不会走西方帝国主义恃强凌弱的老路，中国越强大，世界和平越有保障。当时在国际上有人煽动“黄祸论”，类似于当今的“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大，对世界是一种威胁。许多人士对“黄祸论”进行了批驳。孙中山针对“黄祸论”指出，“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7](P253)。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主张抵御外国侵略，却极少主张对外扩张。法西斯型的非理性民族主义虽一度在中国出现应和者，但其影响很小。
总之，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最具有凝聚力、动员力的一种思潮，但某些类型又有破坏力、负面性。我们要加以总结、吸取，以历史的智慧引导民族主义朝着建设性的方向发展。
收稿日期：2000-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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